在當今許多川渝民眾的記憶中，他們祖先生活的故鄉(xiāng)，是一個名叫“湖廣省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xiāng)”的地方。早在宋元時期，四川人口就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直到明初，幾百年間湖廣地區(qū)持續(xù)向四川移民，特別是明中期以后，以麻城為代表的移民家族在四川各地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川渝兩地同湖廣地區(qū)血緣、歷史情感的百年紐帶。而湖北麻城孝感鄉(xiāng)，也成為四川重慶兩地居民關于祖籍記憶的終點。本文講述了百年前湖廣填四川這場移民潮，講述了“麻城孝感鄉(xiāng)”是如何成為川渝民眾共同的認知故鄉(xiāng)，以及這種傳承記憶背后的文化情懷。
作者簡介：
陳世松，1940年生，四川三臺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四川省有特殊貢獻優(yōu)秀專家。美國Haverfordcollege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聯(lián)合書院訪問學人。1966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yè)。1968年～1978年在成都市龍泉驛區(qū)工作。1978年10月進入四川省社科院從事歷史研究工作，曾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現(xiàn)任四川省社科院移民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學術代表作有：《余玠傳》《蒙古定蜀史稿》《宋元之際的瀘州》《宋元戰(zhàn)爭史》《宋哲元傳》《中國封建王朝史》（元朝卷）、《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天下四川人》《四川客家》《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大變遷：“湖廣填四川”影響解讀》《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故鄉(xiāng)解讀》等。榮獲國家圖書一等獎一項，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一、二、三等獎十項。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四項。
目錄：
導論001
一、選題背景001
二、概念界定003
三、學術史回顧005
四、史料支撐016
五、研究框架018
六、課題創(chuàng)新020
第一章麻城孝感鄉(xiāng)歷史鉤沉022
第一節(jié)麻城縣的地理形勢023
一、麻城縣的地貌概況023
二、麻城縣的地緣特征028
第二節(jié)孝感鄉(xiāng)沿革與方位036
一、麻城縣建置沿革036
二、孝感鄉(xiāng)歷史沿革038導論001一、選題背景001二、概念界定003三、學術史回顧005四、史料支撐016五、研究框架018六、課題創(chuàng)新020第一章麻城孝感鄉(xiāng)歷史鉤沉022第一節(jié)麻城縣的地理形勢023一、麻城縣的地貌概況023二、麻城縣的地緣特征028第二節(jié)孝感鄉(xiāng)沿革與方位036一、麻城縣建置沿革036二、孝感鄉(xiāng)歷史沿革038三、孝感鄉(xiāng)始建年代040四、孝感鄉(xiāng)地理方位043第三節(jié)《都碑記》與“孝感鄉(xiāng)都”045一、鄒知新與《都碑記》045二、《都碑記》全文046三、“孝感鄉(xiāng)都”記事048四、“孝感鄉(xiāng)都”遺址050五、“孝感鄉(xiāng)都”解讀051第四節(jié)孝感鄉(xiāng)歷史遺存考察054一、沈家莊的“孝感廳”054二、“麻邑四鄉(xiāng)壇域圖”056三、高安河碼頭遺址057第五節(jié)孝感鄉(xiāng)周邊關系辨正058一、“孝感鄉(xiāng)”與“孝感縣”058二、移民源流與“麻城過籍”062第二章元代成都“孝感鄉(xiāng)”的由來066第一節(jié)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066一、戰(zhàn)后成都平原的凋敝066二、元初政府的應對舉措069第二節(jié)成都平原屯田的興起072一、成都軍屯的創(chuàng)立經過072二、成都軍屯的基本情況075第三節(jié)成都軍屯的管理體系077一、元代四川的鎮(zhèn)戍系統(tǒng)077二、成都軍屯的設點位置079三、帶“鄉(xiāng)”的成都軍屯081第四節(jié)“孝感鄉(xiāng)”軍屯的由來及演變084一、省外來的屯田專業(yè)戶084二、元朝在淮西的屯田087三、由軍屯番號到地理單元090第三章楚人遷川潮流的興起097第一節(jié)西系紅巾軍在荊楚097一、兵起鄂東097二、移民濫觴100第二節(jié)荊楚移民遷巴蜀104一、襄漢流民聚紹熙104二、躲避戰(zhàn)火入巴蜀106第三節(jié)大夏政權據四川108一、開辟蜀中新天地108二、開創(chuàng)移民新時代110三、楚民落業(yè)的方式114第四章湖廣軍事移民的開啟118第一節(jié)明王朝對四川的軍事鎮(zhèn)撫118一、四川衛(wèi)所之設118二、從征軍士鎮(zhèn)蜀119三、楚民屯墾戍邊125第二節(jié)朱元璋對明氏舊部的處置128一、對潰卒的收集128二、對莊戶的安置129三、對渠帥的處決130四、對權臣的懲治130五、對夏主的遠徙132第三節(jié)湖廣遺民的命運與蹤跡132一、就地安置132二、舉兵反抗134第五章移湖廣實四川的奧秘137第一節(jié)明初四川社會背景狀況137一、四川經濟衰減的誘因137二、人稀地荒的凋殘之區(qū)139第二節(jié)麻城在移民實川中的地位144一、戰(zhàn)略前沿重鎮(zhèn)144二、人口輸出基地145三、《招民榜文示》解讀147第三節(jié)征發(fā)孝感遷民入四川151一、入川緣由151二、遷民構成154三、遷民征發(fā)157四、移徙路線162第四節(jié)孝感遷民在四川的安置164一、安置政策164二、安置區(qū)域166三、安置形式170四、個案剖析174第五節(jié)湖廣自發(fā)移民活動的興起180一、遷移背景180二、個案剖析181第六章湖廣移民的空間分布184第一節(jié)元明四川人口格局的變化184一、元代四川的人口狀況184二、明代四川人口的變化187第二節(jié)湖廣移民姓氏的空間分布190一、敘州府190二、直隸瀘州198三、重慶府201四、夔州府212五、順慶府216六、成都府219第三節(jié)湖廣移民空間分布的特點229一、偏向東南聚集229二、疊壓積層現(xiàn)象231第七章麻城移民家族的成長236第一節(jié)麻城籍世家大族的分布236一、川南地區(qū)236二、川東地區(qū)238三、川西地區(qū)243第二節(jié)麻城移民家族成長的原因245一、原鄉(xiāng)成長背景245二、四川客居環(huán)境248三、移民自身條件249第三節(jié)孝感鄉(xiāng)移民家族的崛起253一、孝感鄉(xiāng)家族墓志輯錄253二、孝感鄉(xiāng)家族墓志剖析256三、孝感鄉(xiāng)家族成長個案258第八章移民記憶的符號建構262第一節(jié)蜀人楚籍記憶的源頭262一、“前明僑戶多籍楚”262二、“奉詔入川”辨265三、“洪武二年”解讀268第二節(jié)移民歷史記憶的傳承272一、移民記憶傳承的形式272二、家世來源的文本書寫273第三節(jié)同鄉(xiāng)移居傳說的興起277一、同鄉(xiāng)移居傳說概念277二、移居傳說的歷史“選擇”279三、成都的“黃陂孝感人”283第四節(jié)同鄉(xiāng)移居傳說的演化288一、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體失憶288二、清初湖廣移民祖籍意識的淡漠290三、清末民國孝感鄉(xiāng)傳說的泛化292四、同鄉(xiāng)移居傳說泛化的形式293五、同鄉(xiāng)移居傳說版本的定型299第五節(jié)“孝感鄉(xiāng)”指代符號的建構304一、符號學的基本理論304二、孝感鄉(xiāng)的符號指代含義305三、“孝感鄉(xiāng)”符號的建構過程309第九章祖籍記憶認同與文化整合演變317第一節(jié)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317一、宗教信仰317二、方言習俗320三、生活習俗323第二節(jié)巴蜀地域社會的整合330一、土客界限的消融330二、省籍觀念的淡化334三、漢夷民族的融合338四、盆周民眾的交融342第三節(jié)社會角色在整合中的作用345一、地方官員的導向教化345二、鄉(xiāng)土士紳的組織宣傳346三、廣大民眾的創(chuàng)造傳播350第十章文化回歸與精神家園建設354第一節(jié)麻城尋根熱的興起354一、麻城尋根熱的特點354二、麻城尋根熱的成因361第二節(jié)同類祖源與精神家園建設368一、同類祖源的文化意義368二、移民時代的精神家園建設372三、精神家園建設的歷史借鑒375第三節(jié)當代社會中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調查377一、流傳現(xiàn)狀的一般調查377二、流傳現(xiàn)狀的問卷調查385三、問卷調查的相關分析388附錄：尋根，為那悠悠鄉(xiāng)愁407主要參考文獻412后記424前言導論
�。ㄒ唬┈F(xiàn)實尋根需求的感召
今天在川、渝地區(qū)普遍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要問祖籍在何方？——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庇嘘P“麻城孝感鄉(xiāng)”的口碑傳說，世代流播，承載著諸多歷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講清其來龍去脈、發(fā)展演變的學術著作,致使該問題仍是困擾巴蜀民眾的一道難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在由溫飽社會向小康社會邁進的過程中，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空前高漲。自2008年國家將“清明節(jié)”規(guī)定為法定假日以來，一個以編修新家譜、開展宗親聯(lián)誼和文化尋根為特點的熱潮正在廣大城鄉(xiāng)迅速興起。尤其是近年來，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眾，試圖按照口碑傳說以及族譜、碑刻的記述，在湖北某個地方尋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園，表現(xiàn)出了一種令人感動的執(zhí)著精神。古今中外文化發(fā)展歷史證明，重大學術研究選題的產生，往往來自于現(xiàn)實生活的感召；現(xiàn)實生活的強烈需要，催生了無數(shù)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課題。本課題組成員——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團隊，長期致力于四川移民與客家文化研究，受現(xiàn)實生活中文化尋根活動的感召啟發(fā)，在專業(yè)本能和社會責任的合力推動下，開始關注“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并由此啟動了本課題的研究計劃。
�。ǘ┮泼駳v史研究的難點導 論一、選題背景
�。ㄒ唬┈F(xiàn)實尋根需求的感召
今天在川、渝地區(qū)普遍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要問祖籍在何方？——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庇嘘P“麻城孝感鄉(xiāng)”的口碑傳說，世代流播，承載著諸多歷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講清其來龍去脈、發(fā)展演變的學術著作,致使該問題仍是困擾巴蜀民眾的一道難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在由溫飽社會向小康社會邁進的過程中，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空前高漲。自2008年國家將“清明節(jié)”規(guī)定為法定假日以來，一個以編修新家譜、開展宗親聯(lián)誼和文化尋根為特點的熱潮正在廣大城鄉(xiāng)迅速興起。尤其是近年來，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眾，試圖按照口碑傳說以及族譜、碑刻的記述，在湖北某個地方尋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園，表現(xiàn)出了一種令人感動的執(zhí)著精神。古今中外文化發(fā)展歷史證明，重大學術研究選題的產生，往往來自于現(xiàn)實生活的感召；現(xiàn)實生活的強烈需要，催生了無數(shù)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課題。本課題組成員——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團隊，長期致力于四川移民與客家文化研究，受現(xiàn)實生活中文化尋根活動的感召啟發(fā)，在專業(yè)本能和社會責任的合力推動下，開始關注“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并由此啟動了本課題的研究計劃。
�。ǘ┮泼駳v史研究的難點
在中國移民史上，在有遷徙歷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聲稱自己祖先來自同一個很小的地方,這種現(xiàn)象在全國較為普遍。日本學者將這種祖先“從同一個地方遷移過來的”的現(xiàn)象，稱之為“祖先同鄉(xiāng)傳說” 。在這些傳說中，作為某一地區(qū)祖先來源地的地名，小至一鄉(xiāng)、一村、一巷、一壩，乃至一座城門，一顆樹，往往記述得十分具體，細致入微。例如在華北以及江蘇、安徽、陜西和東北等地，廣泛流傳“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的說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人們多將“南雄珠璣巷”視為祖籍地；福建“寧化石壁村”則被客家人視為其漸次南遷的祖地；“蘇州閶門”被蘇北地區(qū)人們視為祖籍地；江西鄱陽“瓦屑壩”被安徽及鄂東地區(qū)人們視為祖籍地；山東“棗林莊”被皖西丘陵地區(qū)人們視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荊湖平原地區(qū)人們視為祖籍地；在川渝地區(qū)則稱祖籍來源于“麻城孝感鄉(xiāng)”，等等。這些移民發(fā)源地被千百萬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記在心中，絕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經歷了數(shù)不盡的歷史演變，蘊藏著一時難以說得清楚的文化奧秘。這無疑是移民史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之一。環(huán)顧國內的移民史研究領域，雖然對于各地的共同祖源現(xiàn)象有所關注，但總體上講，研究還不深不透，與廣大民眾的期盼還有不小的距離，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將“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作為移民史研究的一個難點來攻關，勢在必行。
�。ㄈ┚窦覉@建設的呼喚
本課題所研究“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就本質講，是一定地域文化認同的問題，反映了民眾文化生活中的精神歸宿。黨的十七大強調指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是一種凝聚中華兒女、華夏子孫的文化積淀和集體認同。它的構成要素是多方面的，從各個區(qū)域的歷史文化中提煉出的共同的認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1997年3月，川、渝分治前，四川人口上億，是中華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區(qū)域。存在于此區(qū)域幾百年之久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流傳范圍之廣、人數(shù)之多，堪稱罕見，至今仍迷霧重重，隱藏在其中的區(qū)域文化整合、文化認同的規(guī)律有待破解。由這一現(xiàn)象所派生出來的區(qū)域文化認同問題，與全國其他地區(qū)存在的同類祖源現(xiàn)象一樣突出，不失為研究全國共有精神家園的典型個案，值得我們花大力氣進行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區(qū)域文化
由于地理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不同，導致歷史文化背景差異，從而形成了明顯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這種文化就是區(qū)域文化。就一般意義而言，“地域”也就是區(qū)域，即按一定標準而確定的地理空間區(qū)域。它是人類生存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物質基礎與活動舞臺。盡管目前學術界關于地域文化的劃分標準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對于本課題而言，其所立足的地理空間區(qū)域——四川盆地，自秦以來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高級行政區(qū)劃，則是具體而明確的，主體部分基本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動，只是內部管轄范圍和歸屬略有調整。這一行政區(qū)劃根據古國疆域，秦漢稱之為巴蜀地區(qū)，唐代稱“三川”，宋代改為“川峽四路”，簡稱四川，歷元、明、清而至民國均為四川省。1997年3月川渝分治后，至今分屬于四川省和重慶市。巴蜀文化就是由以今天的四川、重慶為核心的地域空間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谶@一地理環(huán)境所形成的巴蜀文化，即是本課題所指的地域文化，同時也是區(qū)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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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于一體化的過程。特別是當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fā)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文化整合的概念起初由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界提出并引起關注，后漸為地理學者重視并開始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本課題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共同祖源現(xiàn)象與地域文化的整合有著密切的關系。巴蜀文化作為凝聚一方民眾精神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其成因是多元的，通過“麻城孝感鄉(xiāng)”共同祖源現(xiàn)象建構所發(fā)揮的文化整合作用，就是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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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認同”（identity），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與他人或其他對象連接為一體的心理過程，也可以說，認同就是一種歸屬感。所謂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是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內化并產生歸屬感，從而獲得、保持與創(chuàng)新自身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文化認同包括社會價值規(guī)范認同、宗教信仰認同、風俗習慣認同、語言認同、藝術認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經濟結構更不容易改變。這種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就相當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所說的“集體意識”或“集體良知”。
（四）祖籍記憶
又稱祖先記憶，是指一個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對祖先往事共享的過程和結果。根據社會群體對象和保存、流傳“記憶”范圍的不同，記憶理論可以分為社會記憶、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三種。 作為移民群體的祖籍記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祖籍認同感；二是鄉(xiāng)土意識。所謂祖籍認同感，是指由“血緣”與“地緣”關系連帶引發(fā)的認同，指當事人及其后裔是否強烈認同于遷出地的桑梓故里。而鄉(xiāng)土意識則表現(xiàn)為他們是否與遷出地保持著一定的聯(lián)系，在移居地是否有同鄉(xiāng)之間的密切來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著遷出地的風俗習慣，以及移居地社會其他人群對這批人的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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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物理意義上供人們居住的“家”，以及社會組織意義上具有親緣關系的“家”，精神文化意義上的“家”，則是指人們心理上認可、信賴、追求的歸宿和寄托之所，這就是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指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意志、觀念、理想、目標和追求。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構成要素，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即歷史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時代文化。其中，歷史文化又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根基，是中華民族賡續(xù)與發(fā)展的生存依托和生命元素。共有精神家園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文化積淀，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它具有較強的向心凝聚力。為了守護好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根基，需要更全面地認真挖掘和提煉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價值；而從各個區(qū)域的歷史文化中提煉出的共同的認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凇奥槌切⒏朽l(xiāng)”在川渝民眾的祖籍記憶中具有普遍性，在文化歸宿中具有較高的認同度，因此本課題將其納入區(qū)域文化整合與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視野和語境中進行研究。
三、學術史回顧
（一）同類型移民祖源研究
�。�1）作為移民事件的研究
長期以來，對歷史時期人口遷移的背景、過程、分布和影響的探討，是傳統(tǒng)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其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對移民的原因、經過、路線、規(guī)模、影響等問題的探討上。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之下，國內學界對于同類祖源現(xiàn)象的研究，也大致被作為移民事件，置于移民史的范疇予以展開。
例如，在“洪洞大槐樹”移民問題上，以民國初年洪洞士紳景大啟、劉子林等創(chuàng)修遺址和編撰志書為發(fā)端,中經20世紀80年代盛世修志背景下洪洞縣志辦對移民資料的大量調查和征集,到90年代以來被學者視為“歷史之謎”加以研究。近年來的許多著作,如曹樹基的《中國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日本學者牧野巽的《中國移民傳說》等等,對洪洞大槐樹移民問題都有所涉及�？傮w來講,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在把民間流傳的“祖先是明初從山西洪洞來的”說法作為研究的一個既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移民的原因并試圖復原明初山西向外移民的時間、次數(shù)、路線等。這些內容也大致反映了傳統(tǒng)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取向。
在“南雄珠璣巷”移民問題上，陳樂素針對傳說的真實性做了很全面的論證,認為這些并非歷史事實,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陳樂素指出，此說所涉及的歷史背景是，北宋末期，金軍南下，占領中原，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隨高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帶，一部分隨隆祐太后至贛南。在這次動亂中，很多士民南渡大庾嶺，寄寓南雄，經過一段時間，又從南雄南遷，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帶。到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入侵，攻陷南雄、韶州，南雄居民再次南遷。不過，陳樂素也注意到族譜的記載，是把北宋末和南宋末兩次動亂產生的移民事件混為一談了。
在“寧化石壁村”移民問題上，羅香林早在民國年間，即針對客家族譜所載其先民來源于寧化石壁村的現(xiàn)象做了全面的考證，指出石壁移民與唐末黃巢之亂有密切關系。因為黃巢曾率眾陷江西虔、吉、饒、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東向遷避故也……是寧化與客家上世移居之關系，又不僅在唐末為然也�！�
在“江西瓦屑壩”移民問題上，曹樹基、葛劍雄根據民國《宿松縣志》有關氏族遷入的記載，結合史實推測，指出瓦屑壩與明初移民有關。鑒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譜中記載的移民史實，不僅可與《明太祖實錄》或《明成祖實錄》中記載的移民史實相對應，而且可與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對應，因此，曹樹基又將南方地區(qū)的明初移民視為中央政府精心組織與規(guī)劃的大移民，進而得出結論稱：“瓦屑壩”移民是歷史之真實，不是傳說，更不是虛構。
（2）作為移民傳說的研究
20世紀后期以來，借鑒后現(xiàn)代史學、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有學者開始擺脫傳統(tǒng)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嘗試從一些新穎的角度、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從關注“人口遷移”這個動態(tài)的客觀過程，到關注“移民”這一主體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過程。這種研究突破了“史實考證”的傳統(tǒng)取向，更多通過考察移民傳說的形成地域、形成背景、形成時間、形成過程及其傳承，將移民傳說與歷史的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結合起來進行解讀。其解釋的角度主要涉及：族群關系及認同、社會分層與國家體制、邊緣與主流和正統(tǒng)的互動等方面。
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之下，學界對于同類祖源現(xiàn)象的研究，也被作為移民傳說，置于思想史的范疇予以展開。例如，在珠璣巷傳說的解讀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解讀，認為珠璣巷傳說與民族意識有關系。梁啟超最早認為，這個傳說的特征大致就是證明了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先是為“華夏與擺夷混血，殆無疑義” 。日本學者牧野巽也從漢化這一視角來探討珠璣巷傳說，認為宋代從南雄方面而來的方言相異的若干移民，向珠江三角洲移動，定居于逐漸漢化了的傣族土人之中，以致這個傳說在周圍的土人中得到廣泛傳播，南雄傳說可以為“土人”的漢化做出某些貢獻。 第二階段的解讀，認為珠璣巷傳說與明代廣東土著有關系。如譚棣華認為珠璣巷傳說與明朝實施的里甲制有關系，在土著民族和北方移民相融合的過程中，珠璣巷傳說發(fā)揮了隱沒各姓本來身份的作用，和籍貫沒有關系�？拼笮l(wèi)認為，此說本質上是一個關于宗族肇基的傳說，它強調的是祖先定居的歷史，這個故事的結構顯示了定居的歷史與戶籍登記的關系。劉志偉認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許多本地人遷徙的歷史傳說是值得質疑的”，這些自稱是宋代經南雄“珠璣巷”南下的漢人，其實是當?shù)氐耐林用�，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們通過修筑祠堂，編纂族譜，偽造族源，將自己貼上漢人的標記，不過是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爭奪中獲得有利地位的一種策略。 第三階段的解讀，認為與南宋勤王抗元有關系。曾祥委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珠璣巷遷徙故事作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集體記憶，反映的是原廣州府勤王義民應對入元以后編戶齊民的策略，“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需要隱瞞身份，而地處交通要道，兵家必經之地的珠璣巷，每逢戰(zhàn)亂必定一掃而空的珠璣巷，正好為他們提供了無可稽查的掩護，這就是珠江三角洲廣府人來源地集體記憶的秘密�！�
在大槐樹的傳說上，以趙世瑜的論文《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趙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實的前提下，從墓碑與族譜中找到若干條證據，證明與山西洪洞“大槐樹”相關聯(lián)的移民傳說，“和移民本身是兩個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獨立部分”，并且，“傳說的文本并不是在一個時間里形成的,它們經歷了一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他還以民國《獲嘉縣志》卷八《氏族》中有關“異類逼處,華族衰微”的記述為依據,“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稱明代初年的華北，有點“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的一個族群混雜的時代”；“明朝在重新確立漢族正統(tǒng)的過程中，對蒙古等北方少數(shù)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壓制的態(tài)度”。因此，相當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種尋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樹”傳說就是這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由此推論出，大槐樹傳說是明清族群關系緊張狀態(tài)下，族群認同的一種重要工具，同時也是清末民初亡國滅種威脅下，地方知識精英建構的一個國族象征。整個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反映了華北社會從金元到民國一種重塑漢族正統(tǒng)性的民間的做法，體現(xiàn)了一種把地域社會歷史納入整個國家現(xiàn)代化浪潮的努力。
在石壁村傳說的解讀上，牧野巽認為，寧化石壁傳說及葛藤坑傳說其民間傳說故事的色彩濃于歷史記載的文本，而瀨川昌久則強調對傳說的意識進行分析，認為：“寧化石壁傳說的內容中包含著處于邊境上的人們對于自己的自我認定，以及對于自己在中華世界中存在的正統(tǒng)性的認定�！� 謝重光認為石壁傳說曲折反應了客家民系形成過程中，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斗爭和融合、同化。一元論的民族起源說和中原正統(tǒng)觀念在漢化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石壁傳說是一個有利于團結的文化符號。
�。ǘ┞槌切⒏朽l(xiāng)問題研究
（1）研究進程及觀點評述
川、渝兩地對“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關注較早，其質疑和討論多見于方志記載之中。其中以20世紀30年代的《南溪縣志》為代表，編者通過按語形式首次明確提出了對于“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關注：“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鄉(xiāng)。核其人數(shù)，即使盡鄉(xiāng)以行，亦不應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縣與蜀比鄰者盡人可移往，何獨遷孝感一鄉(xiāng)。豈偌大之川南，僅為一孝感鄉(xiāng)人殖民之地乎？！” 但真正將這一問題作為移民事件和移民傳說來進行研究的，卻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1年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建中，署名盧楊村在《成都晚報》發(fā)表題為《成都人的祖先來自何方？》的文章，最先揭開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序幕。他在文章中指出，雖然麻城孝感鄉(xiāng)是許多四川人眾口一詞的祖籍地，但“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不可能只有一個地域來源”。就算是來自于湖廣，它包括湖北、湖南兩省之地，為啥四川人的心目中偏偏只有麻城縣？就算是來自麻城，明初共有四鄉(xiāng)，但孝感鄉(xiāng)一支獨秀，而另外三鄉(xiāng)在四川的鄉(xiāng)土文獻中竟然毫無反映，這是什么道理？如果明初入蜀，麻城孝感，尚可說也；但清初戰(zhàn)亂，四川舊有土著人口大量流亡，所剩無幾，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鄉(xiāng)已于明成化八年撤銷了，其時距清代移民潮已有兩百余年，麻城孝感豈不成了“無稽之談”？
此后，直到90年代中后期，對于“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討論，才出現(xiàn)在學者的文章中。如張國雄在《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一書中提出：“很多四川地方志把來自兩湖的移民都說成是來自‘麻城孝感鄉(xiāng)’，這完全是民間錯誤認識不加分析的翻版。麻城作為湖北一個山區(qū)縣根本不可能輸出影響四川人口發(fā)展那樣多的移民，從情理上地方志的這些記載就說不通�！备饎π墼凇秾じ冯s志發(fā)表文章，探尋了作為中國移民發(fā)源地之一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的地理位置，指出孝感鄉(xiāng)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鄰縣紅安縣城關鎮(zhèn)一帶；并結合移民史的普遍規(guī)律,對傳說中遷川移民何以多稱其來自孝感鄉(xiāng)的問題做了解釋。 曹樹基在《中國移民史》中指出：“在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個內涵相當豐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鄉(xiāng)人遷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鄉(xiāng)稍作停留后向四川遷移……多數(shù)湖北移民遷入四川后以麻城作為故鄉(xiāng)……總之，麻城孝感幾乎成為四川移民祖籍認同的代名詞�！�
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再次引起川、渝地區(qū)的關注，始于21世紀之初。2003年鄧經武在《四川日報》發(fā)表題為《四川土著哪里去了?》的文章，對麻城孝感鄉(xiāng)的客觀真實性提出懷疑。該文以現(xiàn)在湖北地圖上沒有“孝感鄉(xiāng)”作為依據，提出“孝感鄉(xiāng)”乃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地名。 該文一出，立即引出強烈反響，一時間這一問題又成為報刊、乃至網絡的熱點話題。2004年開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在其主辦的《四川客家通訊》（內部資料）中，開辟專欄關注這一問題，曾先后連續(xù)刊登了多篇探討文章。與此同時，在有影響的《尋根》雜志上，刊登了凌禮潮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考》，在《社會科學研究》發(fā)表了陳世松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探疑》。陳世松在文章中提出，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內涵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指麻城縣孝感鄉(xiāng)作為元末明初移民遷川中心的現(xiàn)象；二是指清初以來以湖廣籍為主的外省移民，動輒稱祖籍麻城縣孝感鄉(xiāng)的現(xiàn)象。” 2006年，譚紅主編的《巴蜀移民史》出版，該著中提出，“麻城孝感鄉(xiāng)極有可能如山西洪洞縣的大槐樹一樣，是一個移民集中的中轉站，即洪武時湖廣地區(qū)的移民必須到孝感鄉(xiāng)集中，領取派發(fā)憑證、分編隊伍由官差或衛(wèi)兵遣送至川，而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驗證麻城孝感鄉(xiāng)發(fā)的憑證即可安排入籍。因而，四川的麻城與麻城孝感鄉(xiāng)籍移民應以洪武時期最為集中，數(shù)量亦應最多�！贝撕笤诨ヂ�(lián)網上，還發(fā)表了相關主題的多篇網絡文章，其中尤以湖北的凌禮潮與四川鄧經武的爭辯文章最為糾結。他們可以說是對“麻城孝感鄉(xiāng)”進行證實和證偽的兩個代表。當凌禮潮在致力于證明孝感鄉(xiāng)的真實性及其與移民運動的關系時，鄧經武則在建構他關于孝感鄉(xiāng)如何由“子虛烏有”的地名演變?yōu)椤跋笳饕饬x”的專著。他得出的結論說，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根本與湖廣移民遷入無關，聲稱大多數(shù)四川人還是四川土著的后代，并非湖廣人的后裔。并斷言：“‘湖廣填四川’是一個被民間無限放大，又在文人學者的虛構和想象中形成的傳言。從湖北麻城大規(guī)模移民填充四川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清初從‘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填川當屬子虛烏有�！�
總之，在此階段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孝感鄉(xiāng)”是否存在和它的地理位置何在；“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的背景和類型；“麻城孝感鄉(xiāng)”人口、移民數(shù)量和路線；以及對眾多川人多稱祖籍來自“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解釋。可以說上述文章主要仍是從傳統(tǒng)歷史學，特別是移民史學的角度出發(fā)所進行的探討。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地方史志、族譜中的資料為佐證，一般都是通過對史料進行分析而得出結論。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無論是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還是從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質量來看，這一階段的研究還僅僅處在起步階段。
�。�2）新階段研究成果評述
2007年底，陳世松在署名石工發(fā)表的題為《結合“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開展“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研究》的文章中，明確提出應將中華文化中的祖先記憶、家園意識、根源觀念、鄉(xiāng)邦文化運用于移民社群的整合研究之中。 其后，“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作為研討會的主題，出現(xiàn)在川、鄂兩省的學術研討會中。2008年12月，在成都舉行的“移民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學術研討會上，征集、出版與麻城孝感鄉(xiāng)、寧化石壁村相關的論文15篇。 2011年8月，在麻城舉行的“明清移民與社會變遷”的學術研討會上，征集、發(fā)表與“江西瓦屑壩”和“麻城孝感鄉(xiāng)”相關論文10余篇。同期，梁勇在《學術月刊》發(fā)表《“麻城孝感鄉(xiāng)”：一個祖源地歷史記憶的解讀》，陳志剛在《社會科學研究》發(fā)表《清代四川雅安“麻城縣孝感鄉(xiāng)”傳說的興起與傳播》。 這些文章的發(fā)表，標志“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較之于前一階段，新階段圍繞麻城孝感鄉(xiāng)共同祖源問題開展的研究有了明顯的起色。這集中表現(xiàn)在：第一，文章數(shù)量大幅度增加。據2005年陳世松《“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探疑》統(tǒng)計，當時研究這一問題的成果不過20篇文章，而到了新的階段，發(fā)表的相關論文，據不完全統(tǒng)計起碼超過50篇。第二，史料來源進一步擴大。過去對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研究，基本史料多來自于民間族譜和地方志，本階段的研究則進一步擴大了史料來源的范圍。一些官方史料、碑刻史料，地方民間新資料，以及來自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實地調查資料，被大量發(fā)掘出來。第三，研究范圍更加廣泛。此前對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孝感鄉(xiāng)祖籍真?zhèn)螁栴}，在歷史地理、移民背景、人口數(shù)量和路線展開爭論，本階段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從歷時性講，不再局限元明，更延伸至明、清、民國乃至當今；從共時性講，探討的內容，既有移民歷史、姓氏族譜、民俗方言，也有族群歷史記憶、地域文化整合、流傳范圍、傳播路徑、文化符號建構等等。第四，成果形式更加多樣。本階段研究成果形式更加多樣，既有宏觀論述，也有個案解剖、微觀解讀；既有田野調查報告，還有問卷調查等等。第五，研究問題更加深入，思路更加廣闊，觀點見解更趨多樣。
�。ㄈ┐嬖趩栴}反思
第一，要重視移民歷史實證的研究。由于后現(xiàn)代史學的研究取向，主旨不在對其所涉及的歷史本身的真?zhèn)芜M行評說，而在于解析其“如何”真?zhèn)魏汀盀楹巍闭鎮(zhèn)�；“不在于故事本身如何，而在于這個故事本身所傳遞出的文化信息所具有的理念” 。這樣一來，既往的人口遷移很容易受到忽視。而脫離了對移民史實的關注，難免會出現(xiàn)任意過度解讀的情況，乃至將真實發(fā)生的移民歷史當做虛假的移民傳說來對待。聯(lián)系到本課題研究，史料不足仍是困擾當前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研究裹足不前、難以深入的最大障礙。由于在明代正史中缺乏相關湖廣移民四川活動的史料，而孝感鄉(xiāng)的建置又早在成化八年就已經撤銷，因此，流傳在民間的有關孝感鄉(xiāng)為川、渝民眾祖源地的記憶，如果不能發(fā)掘相關史料來支撐和鏈接，就很容易被視為“子虛烏有”。因此，在當前還存在著對孝感鄉(xiāng)移民史不斷質疑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對移民歷史真實情況的梳理、考證和坐實，對本課題研究而言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第二，要重視南北移民區(qū)的差異。中國地域遼闊，由于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加之經濟、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區(qū)域之間的歷史文化特點是相當明顯的。追求共同祖先來源的策略，是一個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不同區(qū)域的人們由于歷史文化的差異，在追求共同祖先策略的選擇上，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以民間文獻為主體的移民敘事，可以將中國分割為若干個不同原籍的移民區(qū)。而南方移民的多源性與北方移民的單一性，正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曹樹基舉例指出：“由于文化傳統(tǒng)以及其他因素，散布在江淮之間的‘瓦屑壩’移民，對于祖先記憶的清晰程度，非北方移民后代所能相比。所以，華北地區(qū)‘大槐樹’，較多假托，而不像江淮之間，存在大量的原籍粘連。大量真實原籍的存在，從制度以外的另一側面，反映了一個真實移民史，而較多假托的‘大槐樹’，則幾乎被人解構為思想史。” 在四川，繼元明之際發(fā)生湖廣移民遷入事件之后，到了清初更有“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出現(xiàn)，因此在移民分布上難免重疊，在移民記憶上難免混淆。這種現(xiàn)象則是在同類移民傳說流行的其他地區(qū)所沒有過的。因此，在研究共同祖源現(xiàn)象時，充分重視南北移民區(qū)的差異，參考借鑒但不照搬照套其他地區(qū)的解讀模式，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四、史料支撐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就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資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之新潮流”。本課題為推進麻城孝感鄉(xiāng)共同祖源問題研究的深入開展，注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開掘新的史料來源作為支撐：
第一，官方史料的運用。運用官方史料來研究移民遷徙問題，早已史學界的共識。本課題注意從此前學者較少取用的元、明實錄和官方文書中挖掘與孝感鄉(xiāng)相關的史料。其中如從元朝《經世大典》中，發(fā)現(xiàn)了早在元初成都平原就有兩處“孝感鄉(xiāng)”軍屯番號，證明早在此時即有軍事性質的移民從淮西進入四川。在明朝實錄中，雖然罕見有湖廣移民四川的直接記錄，但卻有許多間接旁證。正如臺灣學者徐泓所指出的：“《明太祖實錄》可說是現(xiàn)存明初史料中最完整、最重要的。其中的人口數(shù)字，都是官員的調查報告；明洪武年間吏治最嚴，官吏很少敢作偽，其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利用它做為主要資料，進行分析，所得的結果，雖不中，亦不遠矣。”本課題系統(tǒng)檢索了《明實錄》中有關四川社會背景、州縣機構廢置與明初政府對明氏舊部安置政策等資料，這些資料雖未直接提到移民遷徙，但卻為掌握判斷明初移民遷徙形勢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再有就是從明末四川總督朱燮元的文稿中發(fā)現(xiàn)了有關“孝感鄉(xiāng)”的記述。這些都不失為研究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有力史料佐證。
第二，金石碑刻資料的發(fā)掘。在以往的移民史研究成果中，利用金石碑刻資料的并不多見。本課題注意從地方文獻與出土文物中發(fā)掘與麻城孝感鄉(xiāng)相關的史料，其中有從嘉慶《四川通志》和明人文集中搜集的墓志銘文；有從地方志中搜集到鐫刻在寺廟鑄鐘上的銘文；還有近年來從地下出土的墓志和買地券等。這些金石碑刻均為明代作品，作品所記述的內容，與孝感鄉(xiāng)建置撤并的時代較近，具有較為真實的證史價值。通過這些金石碑刻資料，不僅可以見證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在明代的流傳狀況，而且有助于從多種史料來源研討共同祖源問題。
第三，鄉(xiāng)土志資料的運用。地方志資料對于移民史的研究和移民傳說的解讀必不可少，已成史學界的共識。而“稍異”于州縣地方志的鄉(xiāng)土志（又稱風土志），對于本課題研究的重要性則尚需說明。問世于清末民初的鄉(xiāng)土志,是近代以來各地編修的小學鄉(xiāng)土史地教材。雖然它是奉部文扎編纂，采用當時標準程式分類；但在資料來源上，卻有其獨特之處。如有采自舊縣志者，也有從縣署檔案輯入者，更有得知民間傳聞者。在當時鄉(xiāng)土志統(tǒng)一體例的規(guī)定下，“人類”、“戶口”與“氏族”被列入為書寫內容，必不可缺，此舉極大地推進了全社會對于人口來源的關注。各地在完成這些條目內容的編寫任務時，往往對本縣氏族狀況開展了實地調查，采取備錄的方式，將轄境大姓支系的來源、遷入時間、傳承世代與現(xiàn)今住地等內容逐一記錄。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完成的田野調查，繼而保存在鄉(xiāng)土志中的有關本地姓氏祖籍的文字，就為了解當時麻城縣孝感鄉(xiāng)在當?shù)亓鱾鞯姆秶完P注的程度提供翔實的資料。四川鄉(xiāng)土志資源十分豐富，其藏品數(shù)量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 本課題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從四川鄉(xiāng)土志中取用這些珍貴的資料，用以勾畫湖廣姓氏和著名家族在四川各地的分布格局，這對于加深對湖廣移民主體構成與演化過程的認識，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民間族譜資料的采用。與國內其他移民傳說的資料來源一樣，有關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祖源問題多載于譜牒之中。毫無疑問，譜牒是研究移民遷徙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然而，族譜又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文化復合體，它既存在著可靠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不可靠的一面。于是，判定其史料價值和真?zhèn)纬潭热绾�，就成為學者在使用族譜時必須做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又必須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證。對于族譜資料的真實可靠性能否得到得到驗證的問題，曹樹基在山東移民研究中，已有過利用地方志與地名志的記載與《明實錄》對勘，從而證明地方志與地名志資料的可靠性的成功先例。 最近在江西瓦屑壩移民研究中，他又用族譜與《明實錄》對勘，得出結論說：“湖南北部的情況表明，族譜中有關移民細節(jié)的記載，可與《明實錄》相對應”。本課題為研究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問題，采用了不少的族譜資料，其來源有三：一是轉引自此前出版的研究成果；二是引自圖書館、研究機構的收藏；三是來自于民間征集。本課題較多選用文本書寫時代與移民時代較近的族譜資料，并將其書寫內容與移民遷徙相關的社會背景、移民政策進行契合，盡可能客觀地復原當時的歷史事實。至于對族譜產生過程和族譜編纂者的意識結構的分析，則將其置于原語境中，從移民傳說與地域文化建構中來加以解讀。
五、研究框架
本課題的研究思路是：將流傳于川渝地區(qū)的“麻城孝感鄉(xiāng)”共同祖籍現(xiàn)象，作為區(qū)域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現(xiàn)象，置于整體史的視野中，努力將不同地區(qū)的移民史與區(qū)域社會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本課題在系統(tǒng)梳理元、明以來湖廣人口遷川的歷史脈絡的基礎上，以移民活動所帶來的人口遷入、地域分布、身份演變，以及文化認同、地域文化整合為主線，集中探尋“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形成過程與傳播機制，解析其在不同時代所蘊涵的意義。最后，還對當代社會中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與精神家園建設問題展開討論。
本課題的研究內容是：以“區(qū)域文化整合與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研究——‘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歷史解讀與認同建構”為題，其主要研究內容是：通過對川、渝兩地廣泛存在的歷時幾百年的共同祖籍——“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歷史解讀，勾畫出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廣大湖廣移民在定居地，如何運用傳承祖籍記憶、構建家園象征符號、整合區(qū)域文化，增強文化凝聚力，營造和諧共生家園的基本脈絡，以探討新時期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之路。
本課題由導言、九章和余論組成，各部分內容如下：
導 言 圍繞課題研究的背景、所涉及的學術理論概念、學術前史回顧、課題史料來源、研究思路與框架以及課題創(chuàng)新等問題進行闡述。
第一章 麻城孝感鄉(xiāng)歷史鉤沉。本章集中介紹了麻城縣的地理形勢、歷史沿革、地理方位，考察了與孝感鄉(xiāng)有關的歷史遺存及周邊關系。
第二章“孝感鄉(xiāng)”首現(xiàn)成都軍屯。本章從元朝《經世大典》和金石碑刻資料中，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麻城孝感鄉(xiāng)民入蜀屯墾的歷史奧秘。
第三章 楚人遷川潮流的興起。本章系統(tǒng)梳理了元末跨區(qū)域移民活動的過程，分析其所產生的影響，指出它為明初湖廣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礎。
第四章 湖廣軍事移民的開啟。本章圍繞明朝平夏后明王朝鎮(zhèn)撫四川的部署，對其所展開的楚籍軍事移民活動情況進行了全面考察。
第五章 移湖廣填四川的奧秘。本章分析闡述了明初從麻城移民四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尤其以“孝感遷民”為例，考察了明初強制移民的相關問題。
第六章 湖廣移民的空間分布。本章分析了湖廣移民活動給元、明四川人口數(shù)量與分布格局所帶來的變化。
第七章 麻城移民家族的成長。本章系統(tǒng)梳理了明代麻城世家大族在四川的分布，分析了湖廣移民家族在四川迅速成長的原因及其軌跡。
第八章 移民傳記憶的符號建構。本章從移民記憶入手，系統(tǒng)梳理了孝感鄉(xiāng)移民傳說的形成過程，并從社會記憶符號角度，具體解剖了“孝感鄉(xiāng)”的指代含義及其演變。
第九章 祖籍記憶認同與文化整合演變。本章勾畫了湖廣祖籍記憶趨同背景下巴蜀地域文化和地域社會整合的過程與趨勢，剖析了地方官員、鄉(xiāng)土士紳、廣大民眾各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章 文化回歸與精神家園建設。本章以當代社會中的麻城尋根熱作為切入點，從歷史與現(xiàn)實結合的角度，論述了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緊迫性和基本路徑，并通過多種調查手段，對當代社會中“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流傳狀況做了記錄和分析。
六、課題創(chuàng)新
本課題對于研究價值的創(chuàng)新之處有以下預判：
第一，本課題圍繞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主旨，將“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學術研究，與關注民生、關注現(xiàn)實、服務社會結合起來，研究成果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價值，有助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握中華文化的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加深我們對于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重大戰(zhàn)略意義的認識。
第二，本課題基于移民史與移民記憶的雙重取向，突破單純從證史和辨?zhèn)蝺蓚�方向進行研究的格局，將“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研究，置于上溯自元，下迄于明、清乃至民國的歷史時段進行考察，并分別從移民史與移民記憶兩個領域展開研究，為解剖“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搭建了一個廣闊的時空舞臺，為破解“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中的重重迷霧開辟道路。
第三，本課題系統(tǒng)梳理了元明湖廣移民活動發(fā)生發(fā)展軌跡，及其給四川人口分布、姓氏家族成長所帶來的影響，對“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傳說的形成演變與流傳進行了分析與研究，深挖了“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豐富內涵。其中如：關于麻城孝感鄉(xiāng)民遷川活動始于元初、明初軍事移民的觀點；關于“麻城孝感之民”是明初政府組織下異地安置的首批遷民，“富、榮二邑”是湖廣遷民的集中安置之區(qū)的觀點；關于洪武年間四川人口密集的東南部地區(qū)，正是湖廣姓氏的覆蓋之區(qū)的觀點；關于“麻城孝感鄉(xiāng)”移民記憶的傳說雛形出現(xiàn)于明代晚期，完善于清至民國年間的觀點；關于“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與巴蜀地域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與本質的分析；以及對當今社會中“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流傳狀況的調查與分析等等，都不乏創(chuàng)新之見。
第四，本課題運用移民史、區(qū)域史、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從文獻與田野調查、地方史料與金石碑刻資料相印證、民間族譜與正史史料相勘正中，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與考證、解釋問題，這些也都有所嘗試與探索。
當然，本課題也存在某些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由于直接記錄有關“麻城孝感鄉(xiāng)”問題的第一手史料不多，民間族譜真假難辨，課題組雖經發(fā)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做了一些族譜資料與正史的對勘工作，但仍感難度太大，難免掛一漏萬，有待進一步充實。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和族譜資料支撐，故課題在有關地域文化認同整合的理論分析上，顯得相對單薄，有待進一步加強。
在川渝地區(qū)以“麻城孝感鄉(xiāng)”為中心的同鄉(xiāng)移居傳說的世代傳承，造成了巴蜀姓氏家族祖籍記憶認同。在一個有著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的社會中，祖籍記憶認同與宗教信仰認同、方言習俗認同、生活習俗認同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連帶關系。由祖籍認同所帶來的文化整合演變，必然會對地域文化與地域社會一體化過程起到促進作用。本章以明清以來人口流動背景下文化交流作為切入點，具體勾畫了湖廣祖籍記憶（其中也包括本課題所研究的孝感鄉(xiāng)祖籍記憶）認同背景下，巴蜀地域文化、地域社會的整合過程；剖析了地方官員、鄉(xiāng)土士紳、廣大民眾各自在整合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節(jié)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
一、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認同的發(fā)展演變，必然帶來人們信仰觀念的認同。各省移民遷入巴蜀地區(qū)，帶來各自的鄉(xiāng)土神信仰，在新的地域展開了形態(tài)各異、千姿百態(tài)的以鄉(xiāng)土神祭祀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動。隨著定居日久，不同族群之間便開始了在移民地域崇祀信仰觀念的整合重構過程。
華夏民間崇奉多神信仰，不同地域各有“鄉(xiāng)神”崇祀。清初移民入川后，將各自的民間鄉(xiāng)土神祭祀信仰帶進四川，分別以大禹、慧能、許遜、媽祖、關羽等為主祀偶象。一般來說，清代移民會館多建于嘉慶朝之后。這時移民已傳世三代以上，在新鄉(xiāng)立業(yè)，站住了腳，扎下了根，與四川連接著經絡。由于填川移民中出現(xiàn)“半楚人”、“半瀟湘”的格局，因此奉祀大禹王的湖廣會館遍及城鄉(xiāng)。祭祀大禹王，一方面是湖廣移民原鄉(xiāng)祖籍記憶再宣示的形式，更是作為新家鄉(xiāng)社會生活場景的一部分展現(xiàn)。作為蜀人的大禹，早已為四川土著崇祀，“祠廟遍蜀中”。楚人以大禹楚地治水有神功，奉為“鄉(xiāng)神”，徙川接續(xù)祖地崇禹之俗，建廟祭之。于是，大禹王成楚人和土著“共祀”之神。而大禹又有“九州共祀”的神靈的身份。如墨翟所言：“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愛人也，厚禹之加于天下�！惫视硗鯇m祭典不僅為楚地移民趨赴，土著及它籍移民后裔也往往參與其間，從而成為地域盛事，各地移民共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這時，在楚地移民心目中，原鄉(xiāng)“鄉(xiāng)神”的“職能”增加，又為世代家園的新家鄉(xiāng)的“鄉(xiāng)神”。于是以“麻城孝感鄉(xiāng)”為祖籍記憶的楚地移民后裔在地域觀念上向建構“楚籍蜀人”的地域認同跨進一步。
移民社會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并非單方面作用，而是移民與土著及其它移民族群間的雙向互動。填川移民原鄉(xiāng)崇祀融入新鄉(xiāng)，成為當?shù)厣鐣幕畹囊徊糠�，新鄉(xiāng)神祗又為移民接納崇祀。具代表性的是川主信仰進入移民族群為移民接納崇祀。李冰父子建業(yè)西蜀，造福四川，為巴蜀地方神祗，川主廟遍及全川，普遍祀之。隨著楚地移民扎根傳世在地轉化，作為湖廣移民會館的禹王宮接川主入宮，合祀禹王、川主、梓橦三神。寓原鄉(xiāng)之神與新鄉(xiāng)之神于一處，同廟祭祀的動向，說明楚地移民后裔在認同原鄉(xiāng)“鄉(xiāng)神”的同時，又對客居地的新“鄉(xiāng)神”進行了認同重構。
此情在楚地移民的家廟（祠堂）也可以發(fā)現(xiàn)。辛亥革命期間任蜀軍政府都督、四川民政長，調任中華民國總統(tǒng)府顧問官的隆昌張培爵（號列五）家族為祖籍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xiāng)的入川移民。張氏先祖子恒公、子貞公于雍正十年主持重修張家廟（張氏祠堂），“塑川主、土主、藥王三神象于此�！焙我运艽ㄖ飨笥诩覐R，“張氏家傳”謂：“我輩得食茲土，端賴此川主諸神�！睆埵狭I(yè)隆邑，“家益饒，”為隆東望族。發(fā)跡之由，視川主諸神庇佑。于祖堂祀川主，旨在崇德報功，本義與川人無異。于是川主為張氏族群認同，從而顯示了潛移默化為四川人的趨勢。
除此之外，其他省籍的移民在祭祀鄉(xiāng)土神方面也經歷了由專祀到合祀的過程。如成都近郊仁和場（今成華區(qū)龍?zhí)端拢┕饩w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仁和場關帝廟記》云：“仁和場關廟自乾隆至今百余年。恩幼時隨先父入廟禮神，見關帝中座，右火神，左川主。神中有坐者，有橫坐者，有側坐者，有倒坐者，有在承塵之上而高坐者，其中所興之會各不同名……”究其緣由，蓋“我等祖宗皆自別省遷來，故吳楚與粵不妨同居一土，蕃衍與不一與神不可于一堂乎？”位于川東北的萬源縣，有《川主神農藥王三圣廟碑序》曰：“是廟也，吾鄉(xiāng)向為專祠，舊無神農、藥王二神，亦如各邦各有會館，今專祀者改為兼祀，始于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之歲，吾鄉(xiāng)人輩創(chuàng)見……祭祀也，有功于民則祀之，其在斯乎，夫祀功誠然矣，而猶未識專祀之忽為兼祀有不合而合之意也。而三人合為一人，非不相謀而實相合乎”。
�。▓D9—1：隆昌縣北關禹王宮山門“靈承楚蜀”牌坊）
以上資料揭示，隨著各省移民在巴蜀地區(qū)居住日久，在宗教心理還是實際祭祀行動中都改變了以往各祀其神到共同祭祀的轉變過程。從而使經過重構的鄉(xiāng)土神祭祀最終被各省移民所接受，這就從精神生活領域的角度奠定了巴蜀移民地域認同整合的共同信仰基礎。
二、方言習俗
附著在祖籍地認同和親緣認同之上的方言認同，其最終結果必然發(fā)展演變成為語言認同。一定地域的方言是與社會發(fā)展、政治變動、人民活動范圍、社會經濟活動往來密切相關，是一定地域民俗風情、戲曲宗教等文化形式的生動表達。有清一代，楚語遍及四川各地，成為各地移民主體語言，它之整合為通行于巴蜀城鄉(xiāng)乃至四川盆地周邊省區(qū)，有著漫長的演變過程。
據語言學者研究，“四川官話是外來帶來的。元末明初的戰(zhàn)亂和大移民，大批湖廣籍和部分河南籍、陜西籍和安徽籍的軍人和平民留居四川……他們帶來了屬于官話方言的湖北話、陜西話、河南話和安徽話。因此可以說，早在六百年前，官話方言就從東面和北面深入到四川了。到清朝前期，以湖廣地區(qū)（特別是湖北）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從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話和西南官話體系”。由于明清兩次外省移民入川，以“湖廣”居首，而在四川各地，特別是廣大農村，習慣于把四川人叫“湖廣人”，因此四川話也就叫“湖廣話”了。由于清初四川的湖廣人占優(yōu)勢，以湖廣話為基礎的四川話于是就成了四川的“普通話”。
清代填川移民初至新鄉(xiāng)，五方雜處，各俗其俗，鄉(xiāng)音各異。民國《達縣志》“方言”稱：“咸同以前，語言尚異�！贝|永川縣“五方雜處，語言互異�！鼻迥┟癯跎星胰绱耍螞r清初。徙自湖廣、陜西、廣東、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遍插川中，巴蜀各地“五方人各異鄉(xiāng)音�！边@時，四川各地語言雖然“異彩紛呈”，體現(xiàn)了移民文化的豐富多樣，然而鄉(xiāng)音連著鄉(xiāng)情，人們因此難免囿于原鄉(xiāng)情緒，阻滯著新地域心理認同的建構。至清代中期，嘉慶朝之后，時過百余年，人蕃三四世，各地移民文化呈融合之勢，風俗語言趨同日漸明顯，“各省之人，腔調漸歸一致�！鼻宕Z的趨同，先在四川局部地區(qū)展開，繼而在全川通行。甚至世代生活于盆地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也受到湖廣活的影響，吸納著湖腔湘音。如川西蘆山縣“漢夷雜處，無不夷音。楚人徙居，獨存楚語�！�
整合后的四川官話（湖廣話），成都、重慶、合川、簡陽等地的地方志記載最詳，堪稱代表。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簡陽縣志》、民國十六年刻本《廣安州新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云陽縣志》中所載“方言”條目，湖廣話詞條占半數(shù)以上。又據民國二十四年《麻城縣志方言》中共收方言詞229個，竟有158個與成都話相同。當四川官話成公共語言時，不排斥在某些“方言片”內仍然流行原鄉(xiāng)語言，形成雙語現(xiàn)象。語言的趨同，催生著新家鄉(xiāng)地域認同，四川人情結的積淀便愈深愈厚。
經過清前期的“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后，湖廣話終于在眾多移民方言中整合為四川官話。這一演變的發(fā)生絕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四川話與湖廣話，原本同屬于北方官話。語法結構基本一致，詞匯大同小異，聲母、韻母大致相同。如：民國三十一年鉛印本《西昌縣志凡例》曰：“吾縣漢族，來自南北各省。語近國音，頗不純�！闭Z近國音者，乃北方話之語音也。這是語言整合的基礎。第二，是湖廣人在四川人中，占有絕對的數(shù)量優(yōu)勢。其中，又以麻城人入川最早，也最多。其方言流行之范圍也最廣。是形成四川官話基礎方言和決定性因素�！罢Z言的整化和統(tǒng)一，必然以一個有權威的方言或語言為基礎。所謂有權威的方言或語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于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別是這個方言或語言，已經建立了豐富的文學傳統(tǒng)。整化也跟分化一樣，是一個長期的運動過程�！彼拇ü僭捳幕A，便是占四川人口絕對優(yōu)勢的湖廣人的湖廣話，尤其是湖北的麻城方言。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麻城孝感鄉(xiāng)，是“四川母語地”。崔榮昌教授所著《四川邛崍油榨方言記》一書中指出：“由于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特別是清代的‘湖廣填四川’，使得在四川居民的祖籍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廣為首的南方省籍占了十分之八。這就造成了四川境內各類方言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情況�！钡谌�、客之間的相互交流，共同的生產和生活，語言必須整合。四川幅員面積大，高山、平地、丘陵交錯，地形十分復雜，同處于一隅的各省移民，言語不通，影響溝通。為了相互交流，表情達意，逐步整合，實為必然的發(fā)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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