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大陸落后問題的秦漢根源,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海外讀曹雪芹的“文化沖突”,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史學與紅學》收錄了史家唐德剛在史學理論、研究方法和紅學方面的札記共計十七篇,論及史學與文學的關系、小說與歷史的關系、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漢字拉丁化等議題。作者認為,“文史不分”是傳統(tǒng)東、西方史學異曲同工之處,優(yōu)秀的史學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學精品,主張史以文傳,避免僵硬執(zhí)拗地治史,并強調(diào)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書中細述李宗仁回憶錄成書過程的篇章,可見其在口述史學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對《紅樓夢》里避諱問題的集中討論和“以經(jīng)讀經(jīng)”分析曹雪芹的“文化沖突”的文章也頗有創(chuàng)見。《史學與紅學》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后來跟史家唐德剛打過筆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稱其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作者簡介: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后任職于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并對口述歷史的發(fā)展貢獻良多。著有《袁氏當國》、《段祺瑞政權》、《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五十年代的塵!贰ⅰ稇(zhàn)爭與愛情》等,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shù)百篇。唐德剛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歲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做一個倔強的單干戶,單打獨斗地寫晚清、民國史,在八十歲中風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當國》、《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著作。這些書出版后大受歡迎,居然還有盜版!唐教授當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勢力”雖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無疾而終,但他所寫的史書在普通讀者“民國史閱讀書單”上,卻恐怕是排在“第一”。歷史學家必須公正,必須敢言,否則歷史學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剛教授是一位讓人敬重的歷史學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見稱。 目錄: 序(胡菊人) 自序 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在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成立會上的講辭原稿 中國前途在中國人 文學與口述歷史 小說和歷史——1988年6月7日在臺北耕莘文教院講稿 也是口述歷史——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愛情》代序 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 論中國大陸落后問題的秦漢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清季中美外交關系簡史 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桃園縣的“下中農(nóng)” 《通鑒》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鑒》說起 從“人間”副刊談到臺灣文藝 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序(胡菊人)自序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在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成立會上的講辭原稿中國前途在中國人文學與口述歷史小說和歷史——1988年6月7日在臺北耕莘文教院講稿也是口述歷史——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愛情》代序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論中國大陸落后問題的秦漢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清季中美外交關系簡史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桃園縣的“下中農(nóng)”《通鑒》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鑒》說起從“人間”副刊談到臺灣文藝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前人著史后人評——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上的發(fā)言《紅樓夢》里的避諱問題——《胡適口述自傳》譯注后按曹雪芹的“文化沖突”——“以經(jīng)解經(jīng)”讀《紅樓》之一海外讀紅樓《紅樓夢》實是我國小說走向現(xiàn)代化文學的第一部巨著。她沒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響;其格調(diào)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xiàn)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豈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樣翻新,亦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之社會逐漸向現(xiàn)代化工商業(yè)都市轉(zhuǎn)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余年后繼起之胡適、魯迅,是時代潮流沖激下之英雄也。 ——唐德剛 我同德綱兄的友情是從1939年開始的,到現(xiàn)在整整七十年。……這樣長期而且深厚的友情,不僅使我有資格說“我的朋友唐德剛”,而且的確使我受益不淺。德綱兄真是“博學多聞”、“學貫中西”。他的文采使你看了文章之后一定知道那是他寫的,因為沒有人會寫出那樣精彩的文章。他的談吐尤其內(nèi)容豐富,妙語連篇。同他談一次,勝讀十本書。 ——馬大任 《紅樓夢》實是我國小說走向現(xiàn)代化文學的第一部巨著。她沒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響;其格調(diào)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xiàn)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豈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樣翻新,亦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之社會逐漸向現(xiàn)代化工商業(yè)都市轉(zhuǎn)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余年后繼起之胡適、魯迅,是時代潮流沖激下之英雄也。——唐德剛我同德綱兄的友情是從1939年開始的,到現(xiàn)在整整七十年。……這樣長期而且深厚的友情,不僅使我有資格說“我的朋友唐德剛”,而且的確使我受益不淺。德綱兄真是“博學多聞”、“學貫中西”。他的文采使你看了文章之后一定知道那是他寫的,因為沒有人會寫出那樣精彩的文章。他的談吐尤其內(nèi)容豐富,妙語連篇。同他談一次,勝讀十本書!R大任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塵!穼懶,那時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后歷經(jīng)《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jīng)《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xiàn)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眼目擊。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源于唐先生也喜歡文學,并且也曾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塵!芬粫铩,F(xiàn)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杖颂频聞傊阅敲词芮嗖A,乃在于他的身上沒有學院派的方巾氣,那種工匠式的知識賣弄。他是一個智者,是一個有歷史感的史學家。他好發(fā)議論,好為人師,好作驚人之語,雖偶有過頭,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學倘若離開了智慧女神,豈非一張蒼白的驗尸報告?唐德剛的文字,汪洋恣肆,縱橫千里,放得開,又收得攏,形散而神不散。難怪中國文學史的權威夏志清教授評價他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史學是唐德剛的專業(yè),文學是他的愛好,與他可以匹敵的,大概只有李敖!S紀霖【胡菊人序言】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塵!穼懶,那時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后歷經(jīng)《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jīng)《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xiàn)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眼目擊。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源于唐先生也喜歡文學,并且也曾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塵!芬粫铩,F(xiàn)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在本書里,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和《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jù)唐先生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chuàng)造的阿Q為例,社會上本來并無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說:“歷史是根據(jù)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xiàn)象,小說則是根據(jù)實有的社會現(xiàn)象而創(chuàng)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碧葡壬鷦(chuàng)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愛情》,記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只是格于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從1985年6月1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唐先生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說“小說則是根據(jù)實有的社會現(xiàn)象而創(chuàng)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戰(zhàn)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實質(zhì)上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論中國大陸落后問題的秦漢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盡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極為難得。例如說:“‘階級斗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xù)。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地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唐先生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蠢钭谌驶貞涗洝抵形陌娲颉罚觥独钭谌驶貞涗洝肥鲁杉俺霭娴慕(jīng)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并樂于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唐先生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独钭谌驶貞涗洝肥俏ㄒ挥兄形母宓,其他人,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fā)奎、蔣廷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傳,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還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經(jīng)過相當?shù)闹苷,作者在文中已?jīng)詳細地說明了經(jīng)過,在此就不復述了。不過,有一點不能不敘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征不信”、“九分證據(jù)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jù)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自己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zhuǎn)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點怏怏然,但是經(jīng)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他后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象,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工夫,只有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除了對《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是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夸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zhuǎn)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后,就不再相信了”。唐先生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里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wèi)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詞便知詞義,但在拼音文字里便各個詞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唐先生認為這個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于1981年的年末,計算機之漢字化已經(jīng)實現(xiàn)。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chuàng)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xiàn)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后一點意見是主張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鑒》,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nóng)”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燥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yōu)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所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處。2003年8月25日溫哥華【唐德剛自序】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后,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貞涀约旱那嗌倌昶,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yǎng)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nèi)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tài)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chuàng)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范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箲(zhàn)期間讀大學,害了“發(fā)表欲”,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后按其性質(zhì),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的編輯采納了,并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面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里,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大學畢業(yè)后,在海內(nèi)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么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干過。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民主圣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fā)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jīng)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tǒng)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笔聦嵣险喾。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fā)“令”,對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jié)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臺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干戶。單干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疤岢裰髡?”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支筆其重無比;用這支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么又重董舊業(yè)、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這位長于辭令、善于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后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nèi)的“野史作家”了!耙笆贰痹菍懖槐M的。在紹唐兄不斷地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歷年治史心得,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fā)難收,十余年來又寫了數(shù)十萬言。這些不成系統(tǒng)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shù)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后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yún)s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shù)十年來歷經(jīng)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瑯,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了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zhàn)”,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shù)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fā)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版“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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