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的來龍去脈 中日全方位對比 歷史反思與警醒 強今人時代擔當全書運用歷史比較方法，全新視角，對甲午戰(zhàn)爭中、日交戰(zhàn)雙方的政治體制、經(jīng)濟、文化、教育、軍事能力、備戰(zhàn)狀況、對外交涉、戰(zhàn)爭影響等，進行全面對比，進一步論述19世紀后半期東亞格局形勢，既有西方列強在東亞的角逐，又重點闡明日本的崛起和清朝的衰�。幌鑼嵉財⑹黾孜鐟�(zhàn)爭的序幕，中、日兩國的宣戰(zhàn)，甲午重大戰(zhàn)役，以及不平等條約出臺的臺前幕后，包括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保臺運動等；細致梳理甲午戰(zhàn)爭后國際關系變化，帝國主義列強在東亞的角逐，日本自明治維新后至甲午戰(zhàn)爭期間的外擴思潮，以及中國愛國改革思潮和反日浪潮背后各種錯綜復雜的勢力；力爭還原李鴻章、丁汝昌、鄧世昌、劉步蟾、袁世凱、左寶貴等眾多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深刻剖析日本崛起和中國慘敗的歷史反思和警醒：中國雖大敗，卻喚起了國人的覺醒；日本雖戰(zhàn)勝，卻因此而野心膨脹，成為東亞的戰(zhàn)爭策源地，為它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因。全書史料翔實，角度獨特，研究深入，具有全面性、創(chuàng)新性、求是性、批判性、反思性等特點，對增強今人的時代擔當和現(xiàn)實思考，有著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中國的前途，中國外交的未來和走向，是要靠中國的新一代人去籌劃、締造的。今日之國人，不妨讀一讀這部著作。
作者簡介：
楊東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清史編纂委會傳記組專家。在中國近代政治史、晚清歷史人物、晚清軍事史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左宗棠評傳》、《中國清代軍事史》等十多部專著；發(fā)表學術文章百余篇。
目錄：
前言……………………………………………………………………………
第一章封建專制與君主立憲
——中、日政治體制之比較…………….
一、腐朽、沒落的清朝封建專制制度..........
1.慈禧植黨擅權，獨攬朝政
2.挪用軍費，大辦六旬慶典
3.吏治腐敗，貪污成風
4.機構臃腫，效率低下
5.派系朋黨勾心斗角，主戰(zhàn)主和內斗激烈
6.中央地方爭權奪利，各省督撫勢力膨脹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轉型……….
1.“藩政改革”與維新政權的建立
2.“戊辰戰(zhàn)爭”，實行武裝奪權
3.“明治維新”開始大刀闊斧改革
4.“廢藩置縣”，官制改革前 言……………………………………………………………………………第一章封建專制與君主立憲——中、日政治體制之比較…………….一、腐朽、沒落的清朝封建專制制度..........1.慈禧植黨擅權，獨攬朝政2.挪用軍費，大辦六旬慶典 3.吏治腐敗，貪污成風 4.機構臃腫，效率低下 5.派系朋黨勾心斗角，主戰(zhàn)主和內斗激烈 6.中央地方爭權奪利，各省督撫勢力膨脹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轉型……….1.“藩政改革”與維新政權的建立 2.“戊辰戰(zhàn)爭”，實行武裝奪權3.“明治維新”開始大刀闊斧改革 4.“廢藩置縣”，官制改革 5.頒布《憲法》，顯示軍國主義特征 三、中、日兩國政治體制之優(yōu)劣………1.兩國高官的一場爭論 2.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求救國救民之道 第二章走馬賞花與下馬看花——兩種不同的學習觀………………….一、“學習西方”的不同指導思想……….1.“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 2.產(chǎn)生不同學習觀的原因 二、蒲安臣使團和巖倉使團……….1.由美國人帶領的清朝使團 2.“求知識于世界”的巖倉使團 第三章 “采西學，制洋器”與“殖產(chǎn)興業(yè)”——中、日發(fā)展經(jīng)濟之比較………….一、清廷的“求強”、“求富”………1.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 2.“救時第一要務”的提出 3.從軍事領域開始辦洋務 4.由“求強”到“求富” 5.商辦近代工業(yè)的發(fā)展 二、日本的“殖產(chǎn)興業(yè)”………1.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2.大力扶持民營企業(yè) 三、兩條不同的發(fā)展經(jīng)濟之路………第四章“中體西用”與“文明開化”——中、日文化教育之比較……….一、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西學東漸”……….1.儒家文化的雙重性 2.“西學東漸”熱隨朝代更替逐步衰落 3.“西學東漸”的又一個拐點 二、日本的兼收并蓄與“文明開化”……1.“蘭學”在日本的傳播2.“文明開化”政策促進日本資產(chǎn)階級改革 三、清廷創(chuàng)辦的新式教育……….1.興辦新式學堂2.派遣留學生3.推動近代科學技術傳播 四、日本的教育改革和近代教育……….1.開啟教育改革 2.大力提倡實業(yè)教育 3.資助、選派優(yōu)秀學生出國留學 4.軍國主義教育的形成五、中、日教育改革的不同結果……….第五章 新舊參半的清軍與迅速近代化的日軍——中、日軍事力量之比較…………一、清軍的編制與裝備………1.異軍突起的“勇營”及“防軍”、“練軍” 2.中國近代海軍的建立 3.清朝軍事體制的落后性二、日軍的編制與裝備……….1.改革軍事制度 2.改革軍事機構3.重點發(fā)展海軍 三、清軍的人員素質……….四、日軍的人員素質……….第六章 和戰(zhàn)不定與處心積慮——中、日備戰(zhàn)之比較………………一、清廷戰(zhàn)略判斷失誤………1.清政府“聯(lián)日制西”幻想的破滅 /0012.日本頻頻挑釁，清政府被動應對 二、日本處心積慮，以求一逞……….1.日本將對外擴張的國策付諸行動 2.“長崎事件”成為新的推動力 三、清廷和戰(zhàn)不定，備戰(zhàn)松懈………1.對日本的戰(zhàn)略布局盲然無知 2.國民國防意識薄弱，軍隊不知為何而戰(zhàn) 四、日本精心準備，措施得力………1.全力籌措軍費，擴充軍力 2.制定周密作戰(zhàn)計劃 3.重視情報的搜集與利用 4.鼓吹“正義之戰(zhàn)” 5.在國際上發(fā)動輿論戰(zhàn) 6.以“國際法”為幌子肆意歪曲事實 第七章 “以夷制夷”與縱橫捭闔 ——中、日對外交涉之比較….........一、戰(zhàn)前外交……….1.圍繞“宗藩關系”的較量 2.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 3.對兩個“三角關系”的處理 二、戰(zhàn)時外交………1.圍繞“高升號”事件的交涉 2.平壤之役與黃海海戰(zhàn)后之外交活動 三、簽約前后之外交……….1.“威海之戰(zhàn)”對和談之影響 2.《馬關條約》的簽訂3.列強干涉與日本反干涉4.“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東亞國際關系的轉折點 第八章 沉淪中的覺醒與光環(huán)下的隱憂——戰(zhàn)爭影響之比較……………一、 對中國的影響……….1.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 2.中華民族的覺醒 3.對中國近代化的刺激二、對日本的影響……….1.加速了資本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 2.軍國主義體制的強化 3.日本成為“東洋盟主” 結束語：兩種不同的戰(zhàn)爭史觀后記附 錄：19世紀下半葉中、日大事年表（1852-1900）參考書目 前言2014年正值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120年，按照農(nóng)歷干支紀年60年為一周期計算，這一歷史事件至今已是第二個周期。
認真回顧過去的120年，正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在120年前爆發(fā)的那次中日之戰(zhàn)，震撼了東亞，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并影響著整個世界的走向。那次戰(zhàn)爭的結果，是龐大而虛弱的清帝國被東鄰島國日本打敗，戰(zhàn)爭慘敗及苛刻條約的簽訂，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于中國人來說，真是創(chuàng)深痛巨，奇恥大辱。這促使了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從而鍥而不舍地進行探索，奮不顧身地努力拼搏，斗志昂揚地在東方奮起，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侵略者一方的日本，甲午戰(zhàn)爭對其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這場戰(zhàn)爭是日本從半殖民地國家向殖民強國過渡的轉折點。日本從此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一步步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軍國主義籠罩下的日本，因不斷對外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而嘗到甜頭，其擴張野心急劇膨脹，同時它也步入了歷史歧途，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一敗涂地埋下了種子，種下了禍根。
今天，我們來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要溫故知新，從中總結、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了解自己的歷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歷2014年正值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120年，按照農(nóng)歷干支紀年60年為一周期計算，這一歷史事件至今已是第二個周期。認真回顧過去的120年，正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在120年前爆發(fā)的那次中日之戰(zhàn)，震撼了東亞，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并影響著整個世界的走向。那次戰(zhàn)爭的結果，是龐大而虛弱的清帝國被東鄰島國日本打敗，戰(zhàn)爭慘敗及苛刻條約的簽訂，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于中國人來說，真是創(chuàng)深痛巨，奇恥大辱。這促使了中華民族進一步覺醒，從而鍥而不舍地進行探索，奮不顧身地努力拼搏，斗志昂揚地在東方奮起，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為侵略者一方的日本，甲午戰(zhàn)爭對其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這場戰(zhàn)爭是日本從半殖民地國家向殖民強國過渡的轉折點。日本從此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一步步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軍國主義籠罩下的日本，因不斷對外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而嘗到甜頭，其擴張野心急劇膨脹，同時它也步入了歷史歧途，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一敗涂地埋下了種子，種下了禍根。今天，我們來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要溫故知新，從中總結、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了解自己的歷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歷史，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雹偬貏e是需要在當今國人中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總結豐富而深刻的經(jīng)驗教訓，勿忘國恥，矢志強國。首先是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所謂落后主要是指清朝封建統(tǒng)治的腐朽。盡管當時在經(jīng)濟總量上、軍事裝備上清政府不一定都比日本差（應該說互有優(yōu)劣），但在封建主義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中國，近代化的步伐艱難而蹣跚，最后導致洋務運動未能達到復國強兵的目的；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推行一系列經(jīng)濟改革，使國民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又通過“文明開化”政策，改造本國的封建文化，進行了一次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啟蒙。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清廷思想觀念的落后和軍事理論的陳舊。19世紀堪稱是一個海洋的世紀，制海權的掌控成為決定現(xiàn)代大國興衰的重要杠桿。但清朝統(tǒng)治者昧于天下大勢，耽于安逸，缺乏遠圖，近代海權意識淡薄，對海洋戰(zhàn)略格局的漠視，導致了國防戰(zhàn)略的嚴重失誤。當海軍建設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從1889年（光緒十五年）起，竟每年從海軍經(jīng)費中撥銀30萬兩用于供慈禧太后享樂的頤和園工程，致使北洋海軍從1888年開始就不再添置新艦，從1891年起兩年之內停購軍火。反觀日本，則把“制海權決定一個國家國運興衰”（美國海軍戰(zhàn)略家馬漢語）的思想奉為圭臬。他們于1882年制定了一個發(fā)展海軍的8年計劃，到1890年要建造大小艦船48艘；1891年，又提出一個9年計劃，擬新建鐵甲艦4艘、巡洋艦6艘。為籌措資金，又大力發(fā)行公債，明治天皇本人還率先垂范，于1887年3月從皇室公帑中，撥出30萬日元資助海軍建設，這與慈禧太后擅用海軍經(jīng)費大修頤和園的行徑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另外，在海戰(zhàn)理論上清朝也是消極、保守的。李鴻章的海軍戰(zhàn)略始終堅持“以守為戰(zhàn)”、“保艦制敵”，這不但限制了晚清海軍建設的規(guī)模和發(fā)展方向，也導致了在海戰(zhàn)中被動挨打，直至困守威海，坐以待斃。教訓之二是有備才能無患。日本針對中國的備戰(zhàn)是處心積慮的，從19世紀80年代初，即以中國為“假想敵”作了充分準備。僅以海軍為例，至1891年已建成“松島”、“橋立”、“嚴島”等3艘4000噸級的鐵甲艦。1892年又從英國購買了當時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號”。面對磨刀霍霍的侵略者，清政府卻沒有一種急迫的備戰(zhàn)心態(tài)，反而“不以倭人為意”。一旦戰(zhàn)爭迫近，作為陸海軍統(tǒng)帥的李鴻章更缺乏敵情觀念，對日本的野心認識不足，只寄希望于外交談判和列強調停，以至“坐失先機，著著落后”。有備才能無患，能戰(zhàn)方能止戈。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憂患意識，一支軍隊如果不能居安思危，那么離挨打、失敗就不遠了。教訓之三是溫故而知新。甲午戰(zhàn)爭雖然已經(jīng)過去了120年，但對我們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時至今日，日本總有一些頑固的右翼分子還在做著當年的“甲午夢”。不久前，日本出版了一本名叫《從日清戰(zhàn)爭學習、思考尖閣諸島（即中國釣魚島——引者）領有權問題》的書，該書鼓吹要通過一場類似甲午戰(zhàn)爭的勝利來解決釣魚島問題。這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行挑釁中國政策的社會基礎，同時也證明在日本確實有些人繼續(xù)陶醉于昔日“東洋霸主”的光環(huán)中。但是，狂熱的日本右翼勢力徹底打錯了算盤，正如2013年最后一次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所說：“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國。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衛(wèi)自己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睍r下，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通過比較的方法，對于甲午戰(zhàn)爭中的中、日雙方進行對照分析，以捋清關于歷史規(guī)律的思考認識，增強我們的時代責任感。俗話講“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可見比較方法之重要。什么叫比較？比較是經(jīng)常使用的一種科學方法，它既要研究事物之間的共同點，又要分析事物之間的不同點。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法，為客觀、全面地認識事物提供了一條重要途徑�；蛘哒f，比較是鑒別事物，治療惰性思維，促進社會進步的一劑良藥。對此，毛澤東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斗爭，才能發(fā)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fā)展起來的�！雹倏傊�，通過比較，可以更好地認識客觀事物的特性和本質。用比較的方法觀察事物，就容易了解到事物的局部和整體，一般和個別，相同與相異，從而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用比較的方法觀察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就是樹立一個標桿，選擇一個參照物，通過對照進一步認清自身的生存環(huán)境、發(fā)展水平、困難障礙和前進方向。把比較這樣一種分析方法用之于歷史研究，對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進行對比，分析異同，發(fā)現(xiàn)歷史本質，探尋共同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這就是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比較研究法的問世由來已久。在我國，西漢時代的司馬遷寫《史記》，已開始運用這種方法。他寫人物“合傳”，實際就是把具有“可比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物并列進行研究、敘述。而在歐洲，19世紀中葉已形成了“比較歷史學”。到20世紀，比較研究方法已被各國許多學者廣泛運用于不同的學術研究領域。馬列主義經(jīng)典作家大多是運用歷史比較研究法的巨匠。馬克思曾說：“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雹诹袑幗�(jīng)常運用歷史比較方法分析革命形勢，比如它總結1917年“二月革命”的經(jīng)驗教訓時，就把1848年的法國革命與1917年的俄國形勢進行比較，指出異同，做出科學預見，以指導革命運動。今天，我們同樣可以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對120年前甲午戰(zhàn)爭中交戰(zhàn)雙方的政治體制、經(jīng)濟、文化、教育、軍事能力、備戰(zhàn)狀況、對外交涉、戰(zhàn)爭影響等進行全方位的對比，從中引申出深刻的經(jīng)驗教訓，以警示今人，告誡來者。 第六章 和戰(zhàn)不定與處心積慮——中日備戰(zhàn)之比較1.日本頻頻挑釁，清政府被動應對1894年5月，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在即，清政府仍不以為意。當此戰(zhàn)云密布之際，李鴻章與定安（海軍衙門另一位幫辦大臣）奉命進行第二次海軍校閱，并邀請英、法、俄、日等國官員參觀。在奏報校閱情形時，李鴻章提到“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jié)省經(jīng)費，歲添臣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xiàn)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訓練，竊慮后難為繼”，表示了一定的擔憂。但隨即又信心滿滿地說：“此后京師東面臨海，北至遼、沈，南至青、齊，二千余里間，一氣聯(lián)絡，形勢完固。”①完全出乎李鴻章意料的是，僅僅過了幾個月，他所夸耀、贊美的艦隊、炮臺、要塞都在敵人的炮火下?lián)p傷慘重。赫德的機要秘書英國人濮蘭德在他的著作《李鴻章傳》中對這次海軍大檢閱曾這樣評論道：李鴻章每三年檢閱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帶著勝利進軍的神氣。他的畢業(yè)事業(yè)擺開在一切人面前，讓大家欣賞：他的要塞和學校，鐵路和船塢，船和炮，都粉飾油漆得煥然一新。禮炮齊嗚，龍旗招展，向他的來和去致敬。……這是李鴻章的威望的極盛時，但是烏云已經(jīng)漸漸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聲望和陽光永遠掩蓋起來了�；叵氲剿晒Φ卣褂[了他的出品，在歡呼與感激聲中回來的時候，人們不能不奇怪，這位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種程度，竟然自滿于這虛幻的偉大工程。②就在李鴻章“帶著勝利進軍的神氣”展示他的海防“杰作”時，朝鮮半島海面的隆隆炮聲卻把他那躊躇滿志的虛幻工程戳了一個大窟窿。這兩幅畫面相隔時間僅僅只有一個半月（李鴻章于6月9日完成檢閱回到天津，而7月25日即爆發(fā)了中日豐島海戰(zhàn)）。當然，有盲目樂觀情緒的人決非李鴻章一個。1894年7月27日，即戰(zhàn)爭爆發(fā)兩天后，熟悉中國情況的英國人赫德（時任總稅務司）就說過：“現(xiàn)在中國除了千分之一的極少數(shù)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垮小日本”③。清政府和李鴻章為他們的戰(zhàn)略判斷失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2.對日本的戰(zhàn)略布局盲然無知清政府及主持大局的李鴻章對日本的戰(zhàn)略意圖、謀篇布局并沒有摸準。其情報搜集既不系統(tǒng)，又不細致，情報來源主要靠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和駐日公使汪鳳藻。袁世凱作為清政府的代表駐朝前后達九年（1885～1894），但他在朝鮮“一味鋪張苛刻，視朝鮮為奴，并視日本為蟻，怨毒已深，冥然罔覺”②。他對日本有所防范，但又持輕蔑之態(tài)。1887年，日本制訂征討中國策，1890年完成軍備改革，袁世凱均懵然不覺，甚至做出“日人方亟亟自謀，斷不至敗壞和局”③的錯誤判斷。1893年春，袁世凱幾次向李鴻章報告，一再聲稱：“然揣倭時勢，決不敢與華生釁，特知華志傳和局，故為跳梁，冀售詭謀。倘華持定見，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圖”④。這種妄自尊大、麻痹輕敵的思想主要在不明日本國情所致。1894年春，日本已完成戰(zhàn)爭準備，只待時機到來。李鴻章也得悉日有出兵赴朝之意，遂急令袁世凱調查。4月8日，袁世凱復電說：“詳審在韓日人情形及近日韓、日往來各節(jié)，并日國形勢，應不至遽有兵端，調兵來韓說或未必確”①。此時，朝鮮全羅道古阜郡已爆發(fā)東學道農(nóng)民起義，5月31日，占領全羅道首府全州。朝鮮政府向清廷請求派兵“助剿”。6月1日，日駐朝使館派人面見袁世凱，慫恿道：“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又說“我政府必無他意”，誘使清廷出兵。翌日，日本內閣正式?jīng)Q定出兵朝鮮。6月5日，成立戰(zhàn)時大本營，隨即命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率海軍陸戰(zhàn)隊400人回任。時局至此，袁世凱還報告說：“大鳥不喜多事……自無動兵意”②。直到6月9日，大鳥率軍抵仁川后，袁世凱才感到形勢不妙，于18日急電李鴻章要求增兵，但為時已晚，一個月后，戰(zhàn)爭爆發(fā)了。按常理，一國的駐外使館是代表本國政府與駐在國進行溝通，加強聯(lián)系，表達意圖，了解所在國動態(tài)的重要外交機構。但清廷駐日使館遠沒有承擔起自己的任務，駐日公使汪鳳藻雖提供了一些信息，開展一些外交活動，但未能對日本準備開戰(zhàn)的計劃做出準確判斷。我們可以從汪鳳藻于1894年6月份發(fā)回的四份電文中，了解到他對時局的看法。6月5日（陰歷五月初二），汪電：“聞倭議派兵赴韓，曾否鈞處商洽，祈示�！雹�6月13日（五月初十），汪電：“遵電面詢伊藤，據(jù)稱‘韓亂亟，道遠接應難，故派兵稍多，然軍需止十艘’云。經(jīng)力阻，始允俟亂定，彼此撤兵。隨后當與鈞處妥商辦法�！雹芡豇P藻關于日本“意叵測”，“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的判斷和建議無疑是正確的，但他還沒有意識到戰(zhàn)爭已迫在眉睫，只認為日本“志在留兵，脅議善后”而已。同時，汪鳳藻對伊藤博文“允如約”的表態(tài)深信不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誤導了李鴻章和清政府。月16日（五月十三），汪電：“倭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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