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匯總十余年來作者關于宏觀性的史學觀察和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議論文章，寄托對于中國歷史學及其文化意義的所思所想。
作者簡介：
陳支平，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人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福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
目錄：
卷一
超越時空論“封建”
想象與現(xiàn)實的背離--清國家體制異論
史學理論探索與命題話語權的建構
唯物史觀與明清農業(yè)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悖論
從世界發(fā)展史的視野重新認識明代歷史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歷史地位
重新審視清代與世界史的關系
明清時代中國的南北分野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讀
林則徐研究的重新思考
卷二
回歸學術本體性：東南民族研究的三個省思
推展客家民系與其他民系的比較研究
民族學的“文化意識”與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族稱定位卷一
超越時空論“封建”
想象與現(xiàn)實的背離--清國家體制異論
史學理論探索與命題話語權的建構
唯物史觀與明清農業(yè)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悖論
從世界發(fā)展史的視野重新認識明代歷史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歷史地位
重新審視清代與世界史的關系
明清時代中國的南北分野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讀
林則徐研究的重新思考卷二
回歸學術本體性：東南民族研究的三個省思
推展客家民系與其他民系的比較研究
民族學的“文化意識”與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族稱定位
從歷史向文化的演進--閩臺家族溯源與中原意識
中國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的歷史觀察
國學研究的展望與思考
從國學熱的角度看中國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卷三
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治史路徑--陳支平教授訪談
史無定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理論與方法論問題
史學論著序言選錄所謂中國出現(xiàn)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實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給研究農業(yè)經濟史的學者出了一道難題。學者在論述明清兩代農業(y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時，基本上是以引進擴種粗糧品種如番薯、玉米等以便解決饑荒問題，開墾邊疆、山區(qū)的荒地以擴大耕地面積這兩項史實為主（以及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的擴種）。這就意味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運轉是以下層民眾的生活水準惡化為代價的。而當大量民眾為著溫飽而掙扎的時候，這個社會的超速進化是無法想像的，因為它的經濟基礎是十分脆弱的。
——《唯物史觀與明清農業(yè)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悖論》明代社會經濟一系列帶有轉折意義的變化，基本上是以中國南方區(qū)域為核心而展開的。以致于人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幾乎把明代江南經濟史等同于明代經濟史：論述明代賦役制度演變史，集中在江南官田重賦問題；研究明代市鎮(zhèn)的興起，有關明代江南市鎮(zhèn)的論著層出不窮；探討明代手工業(yè)的進步與經營方式的改變，也無不以江南為研究核心。更不要說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及其對于世界的影響，是中國東南地區(qū)的特有現(xiàn)象。凡此種種說明，所謂的明代中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進入到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更為符合歷史事實的表述應該是：明代中國南方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進入到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而同時期在相當多的北方區(qū)域，特別是西北區(qū)域，并沒有發(fā)生過顯著的變化。
——《明清時代中國的南北分野》對于南明歷史的研究，始終摻雜著過多的主觀意識與史實的推測。導致這一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是三百多年來史家研究這段歷史所能依據(jù)的史料記載，基本上是來自那個特定時代的人們，特別是親身經歷了當時朝廷易代并且參與了抗清活動的人們的痛苦記憶。這種痛苦記憶的歷史敘述，必然貫穿著兩種揮之不去的主觀意識，即政治立場的偏見與事后諸葛亮式的設想。以至于我們今天還會有意無意地延續(xù)著南明時期的某些政治與道德的價值判斷，并莫名其妙地為三百多年前的一些事件作出歷史設想。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讀》根據(jù)客家是正統(tǒng)中原士民后裔的文化意識，人們創(chuàng)作了客家人南遷時駐足閩西寧化石壁村的傳說。這種傳說，或者說是所謂的“歷史的集體記憶”，在早期的客家文獻中很難找到比較確切的證據(jù)。即使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首先系統(tǒng)提出客家是正統(tǒng)中原士民的后裔這一論點的羅香林先生，也對這一傳說抱著存疑的態(tài)度。但是到了20世紀末，一些客家籍的成功人士在寧化縣石壁村大興土木，修建了所謂的客家百姓大祠堂。后續(xù)許多客家祖譜也紛紛把自己祖先的遷徙路線，千方百計地到寧化石壁村轉一轉。“新”的歷史事實就這樣被創(chuàng)作了出來。
——《回歸學術主體性：東南民族研究的三個省思》許多論者都十分推崇客家民系“重文教”的傳統(tǒng)，這也是只見客家民系不見其他民系的結果�！瓝�(jù)謝重光先生的研究：“閩西的汀州，自唐開元年間建州以后，至北宋天圣年間才建立郡學，中間有近三百年沒有州、郡一級學校。所以自唐開元末建州至宣宗大中年間，歷一百多年才有一位伍愿進士及第，自大中年間至北宋太平興國中又一百多年，才有羅彧成為汀州第二位進士。此后直至《臨汀志》成書的南宋開慶年間，‘每科得人亦稀’，與同時期福建各州軍相比最為落后�！钡搅嗣鞔�，客家區(qū)與沿海各地在文教方面的差異仍然相當明顯，明代萬歷年間在福建任過官職的江南人王世懋在《閩部疏》中說：“閩西諸郡人（客家）皆食山自給，為舉子業(yè)不求甚工�！迸e沿海非客家的興化府為例，莆田一縣僅宋代就有進士近二千人，大概等于閩粵贛地區(qū)客家人舉進士人數(shù)的總和。事實上，一個地區(qū)的文風興盛與否，與這個地區(qū)的民系性格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而是與這個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清代以前，閩粵贛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明顯落后于閩粵沿海的非客家區(qū)域，客家的文教事業(yè)落后于閩粵沿海的非客家區(qū)，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推展客家民系與其他民系的比較研究》研究客家方言的學者，無不強調客家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客家的先祖以士族的身份從西晉以來經過歷次的南徙，帶來了中原的母語，故而現(xiàn)在的客家方言，保留了“較多的中原古音”。這實在是一種很難把握的結論。從南遷的歷史看，如前所述，非但客家，華南其它民系也無不經歷了這一過程。從所謂保留中原古音這點上看，現(xiàn)存的有關南方各方言的研究論著看，各自都舉出眾多的論據(jù)，證明這些方言保留了“較多的中原古音”。至于這個“較多”是怎么得出來的，那只有各說各話了，并不存在一種公認的衡量尺度或較為科學合理的評判標準。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鄧曉華先生的觀點值得注意。他說：“傳統(tǒng)學界認為的客家是中原正統(tǒng)，客話完全是中原漢語南遷后的延續(xù)，這種觀點恐與事實相悖，客家應是多源的，客話中既有代表儒家大傳統(tǒng)的漢文化的中原雅音，也有大量苗瑤語族、北侗語族的語言成份，客話是多層面長期的語言互動后形成的。使用傳統(tǒng)進化理論來解釋客話及客家的形成是不恰當�！�
——《推展客家民系與其他民系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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