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與人類相伴而生，城市也因為道路生機勃勃，北京作為歷史上的六朝古都和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其道路的故事也是舉不勝舉。從“北京人”的活動痕跡到元大都開始的胡同，明北京城的建城理念，到如今遍布北京的各種式樣的立交橋、過街天橋、綠化橋，這些變化的背后有些什么，北京城路越修越多，為何依舊很堵？聽當代北京道路史話給你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郭欣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供職于中國交通報社、中國交通年鑒社，先后任常務副總編輯、總編輯。出版文學、新聞、交通專著《春天的戀情》、《橙色年代》、《人海擷英》等五種；有文學作品《春歌》等列入大學、中學教材，并被譯介至美、英、日等國家。
目錄：
引言
第一章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
北京的道路比北京城擁有更悠久的歷史。經(jīng)過幾十萬年的開拓，北京成為全國道路開發(fā)最早也是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這對北京的文明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生活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北京人”是北京道路的開創(chuàng)者
二、北京自古就是南來北往的咽喉要道
三、古代帝王的北京之旅
四、元代：北京成為全國交通中心
五、明成祖改造城市道路功不可沒
六、清代的皇家御道和官馬大道
七、民國——現(xiàn)代道路的初萌
第二章北京道路迎來歷史性巨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北京道路掀開嶄新篇章。思想上的大解放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北京迎來大規(guī)模改造城市道路時期。中國道路史上的許多第一在北京誕生。引言 第一章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 北京的道路比北京城擁有更悠久的歷史。經(jīng)過幾十萬年的開拓，北京成為全國道路開發(fā)最早也是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這對北京的文明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生活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北京人”是北京道路的開創(chuàng)者 二、北京自古就是南來北往的咽喉要道 三、古代帝王的北京之旅 四、元代：北京成為全國交通中心 五、明成祖改造城市道路功不可沒 六、清代的皇家御道和官馬大道 七、民國——現(xiàn)代道路的初萌 第二章北京道路迎來歷史性巨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北京道路掀開嶄新篇章。思想上的大解放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北京迎來大規(guī)模改造城市道路時期。中國道路史上的許多第一在北京誕生。 一、確立以天安門為中心的城市發(fā)展原則 二、為經(jīng)濟建設高潮大規(guī)�！伴_路” 三、改造長安街和朝阜路 四、諸多城門為交通讓路 五、北京人不再“宅”在家里 六、北京是全國第一個擁有地鐵的城市 七、復興門立交橋：中國的第一座城市立交橋 八、公路建設的“三級跳” 第三章改革開放讓交通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改革開放讓北京道路承受著從未有的壓力，也迎來史上最難得的發(fā)展契機。五條環(huán)路、高速公路、立交橋、農(nóng)村公路成為新時期耀眼的“明星”，北京道路開始步入現(xiàn)代化的里程。一、“別擠了，我都快成相片了” 二、五條環(huán)路，北京胸前的五條金項鏈 三、棋盤式格局與蛛網(wǎng)式系統(tǒng)巧妙融合 四、京郊公路解困出城難 五、北京高速公路，當代的《神曲》 六、橋——北京道路上的美人痣 第四章在堵車中涅槃的北京道路 “談堵色變”曾是不少人對出行的恐懼心態(tài)。新世紀伊始，北京以疏堵為突破口，大膽改革道路建設的理念和模式，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奧運交通任務，也使北京道路實現(xiàn)了一次涅槃式的飛躍。 一、堵車，新世紀的下馬威 二、道路建設的“三板斧” 三、軌道交通再成“新嫁娘” 四、奧運讓北京道路建設速度加快十年 五、交通樞紐，美麗的“鳥巢” 第五章胡同——北京交通微循環(huán)的血脈 人們終于認識到：胡同不僅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也是北京道路通行不可或缺的微循環(huán)血脈；疏堵，必須從保衛(wèi)胡同開始。于是，胡同終于結束被大量拆毀的噩夢，迎來重生的希望。 一、胡同的前世與今生 二、劉秉忠的建路理念與今天驚人一致 三、胡同，永遠的財富 四、保衛(wèi)胡同 第六章以人為本，新世紀道路的關鍵詞 道路不僅僅是為行路而用的，它還與人們的健康和生存質量密切相關�！耙匀藶楸尽�，處處體現(xiàn)人文關懷，成了北京道路建設與管理的最高宗旨。北京道路也因此進入更高層次的發(fā)展軌道。 一、北京公路的新傳說 二、道路與科技迎來蜜月期 三、安全，道路的NO.1 四、“馬路天使” 五、“自行車王國”，一頂正在找回的王冠 六、告別“攤大餅”時代 第一章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一、“北京人”是北京道路的開創(chuàng)者如果說北京道路有70萬年的歷史，肯定有人會咧嘴，北京建城才3000年，怎么會是70萬年呢？眾所周知，“北京人”是北京人的先祖，他們是目前已知的北京地區(qū)最早的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70萬年前就落戶房山區(qū)周口店龍骨山一帶。那里背依大山，面對華北大平原，有條條小河穿流，氣候溫潤，是古人類極佳的生存之地。為了覓食和狩獵，他們必須走出洞穴，四處游弋，披荊斬棘開辟道路。據(jù)考古學家揭示，“北京人”在北京居住了40萬年，所游走的范圍遠遠超出今人的想象，他們開道修路的偉大創(chuàng)造力也同樣令今人驚嘆。時隔數(shù)十萬年，“北京人”所開拓的道路早已被歲月的風塵掩埋，蹤跡全無。盡管歷史詭秘且幽深，但它有時不經(jīng)意間也會露出馬腳，賜給后人認識、尊崇先祖的機緣。“北京人”在30萬年前就從周口店消失了——他們到哪去了呢？遲滯的時間老人直到1974年才突然揭開謎底：考古學家在山西省陽高縣許家窯發(fā)現(xiàn)了距今10萬年的“許家窯人”，他們與“北京人”在體質上很是相似，特別是牙齒的模式極為相像，所制造的石器風格也一脈相承，只是人的體征上有種種進化�？脊艑W家們斷定，“許家窯人”就是“北京人”的后裔。從周口店到許家窯的直線距離是200公里，可以遙想，30萬年前的大遷徙一定是十分悲壯的。據(jù)考古學家考證，那次遷徙是從周口店出發(fā)，向東順永定河道抵達門頭溝三家店，然后沿河谷向西，途經(jīng)河北，再沿山西境內的桑乾河河谷西行，最終在許家窯落腳。無獨有偶，1996年北京在建設位于東單十字路口的東方廣場時，發(fā)現(xiàn)距今2.5萬年的古人類遺址和遺物，于是“王府井人”浮出水面。他們屬于舊石器時代后期的古人類。據(jù)考證，“王府井人”與“北京人”是同一脈系，也就是說，“王府井人”是從房山丘陵地帶移居到平原的，房山至北京市區(qū)的道路幾萬年前就有了。專家們還論證，北京至張家口、太原、鄭州、承德、山海關以至遼寧諸地的道路……都是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就開拓出來了，只不過都是些“蹈”而“露”的道路罷了。開拓的功臣，是舊石器時代的“北京人”、“新洞人”、“王府井人”、“山頂洞人”，新石器時代的“雪山人”、“鎮(zhèn)江營人”、“上宅人”、“東湖林人”，當然肯定還有尚未發(fā)現(xiàn)的諸多的“人”。 二、北京自古就是南來北往的咽喉要道 西漢經(jīng)典《禮記》有這樣的論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此書的編定者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認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著屬地人群的興衰，顯然這一觀點與孟老夫子“人定勝天”論相左。北京是最早發(fā)現(xiàn)古人類的地區(qū)之一，其后一直香火甚旺，這一史實恐怕更支持前者的論說。北京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面和北面被太行山余脈和燕山山脈環(huán)繞，可抵御北來的嚴寒；而中部、南部和東部是平原，面向渤海，可直接吮吸大海的潤澤。先祖能夠在這里“生根發(fā)芽”有其必然的地緣道理。北京居于蒙古高原、中原大地和東北平原的交接地帶，地處南來北往的咽喉要道，“北京人”能夠薪火世代相傳也得益于這個地緣優(yōu)勢。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讓北京與中原、山東以至華東諸地沒有阻隔。盡管遠古時期北京被湖泊和沼澤所包圍，但永定河、海河、黃河等眾多水系沖積而成的平原，為交通提供了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山海關狹長的濱海之路又為北京通往東北提供了絕佳通道。盡管西北部有眾多崇山峻嶺，但天然形成的峽谷又讓天塹變通途。據(jù)說當時燕山山脈的天然孔道就有一百多處。北京扼四方交匯的要沖，交通樞紐的地位自古天然形成。考古學家們在同居于龍骨山的“山頂洞人”的洞穴里，竟然發(fā)現(xiàn)有來自渤海沿岸的蚶子殼，來自張家口宣化一帶的赤鐵礦，以及黃淮流域以南的蚌殼。便利的交通，使1.8萬年前的北京人就坐享如此豐沛的佳肴和各類物資，實在令人難以想象，這是其他地區(qū)的人們可望不可即的。史籍記載，北京地區(qū)通往外埠的第一條道路是京鄭路。這條路的開通是由于北京的東南一隅很長時間被沼澤和湖泊包圍，有“九十九淀”之稱，從北京南下只能沿太行山東麓，經(jīng)今北京市房山區(qū)，過今河北省涿州市、保定市、石家莊市、邯鄲市，進入今河南省，最終抵達鄭州市。后來人們又從鄭州向西開發(fā)了到陜西西安的通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北京人又先后開通了抵達開封和山東的道路。當然那時的路絕非今日之省道、縣鄉(xiāng)道的模樣，能磕磕絆絆走個車馬就不錯了。 三、古代帝王的北京之旅 古代帝王出于各種原因，總會來到北京。毫無疑問，尊貴而龐大車隊的紛至沓來，加速了北京道路的發(fā)展。 1．黃帝、炎帝曾沿著鄭西路和京鄭路進京黃帝和炎帝是華夏民族最早的帝王，據(jù)說他們就到過北京。史學家們認為，黃、炎二帝雖是五千年前的傳說人物，但經(jīng)多方論證，二位先祖確有其人，探訪北京之事也絕非浮云。黃帝族發(fā)祥于如今的陜西西北部。當年，他們東渡黃河進入今山西省境內，然后沿太行山東麓向北，最后落腳于河北北部與北京交匯地區(qū)，其所走的線路被史界稱為鄭西路。炎帝則從渭水上游出發(fā)，沿渭水和黃河東進，穿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處，最終也抵達河北北部與北京市的臨界點，其線路名為京鄭路。兩個部落先是合而為一，后又爆發(fā)族系之間、被稱作開啟中華文明史的阪泉大戰(zhàn)。此戰(zhàn)中心戰(zhàn)場位于今河北省懷來縣、涿鹿縣與北京延慶縣西部的一塊平原上。這一帶地勢開闊平坦，且泉水密布。至今延慶縣仍有阪山村和阪泉村。據(jù)史學家考證，這場戰(zhàn)爭遠非過去氏族間的械斗所能比，已具備后世戰(zhàn)爭的諸多要素。例如，隊伍的調集與轉移，士兵的訓練與集散，戰(zhàn)時的進攻與防御，后勤補給的運輸，其規(guī)模之大、拼殺之慘烈是空前的，而這一切都要依賴于道路交通的保障。二帝的大駕光臨，戰(zhàn)爭的刀光劍影，不僅令延慶西部及周邊一帶早在數(shù)千年之前，交通網(wǎng)絡就比較發(fā)達了，更為重要的是加強了北京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的交通往來。 2．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東巡之路北京的道路發(fā)展還要感謝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他大修馳道，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便于快速運送軍隊，鎮(zhèn)壓地方反叛勢力。馳道主要有兩條，一條為南線，分別通往今江蘇、浙江和江西三省。另一條則是以今北京市宣武門一帶的薊城為中心的北線。當時，從咸陽直通薊城的道路就有4條。薊城是通往河北諸地、山東及東北的交通網(wǎng)絡樞紐。秦馳道氣勢恢宏，在平闊地段寬達近70米，中間約合7米，為皇帝專用御道。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經(jīng)太行山北麓，跨邯鄲東巡至薊城，然后渡過今通州區(qū)的白廟渡口，最終抵達北戴河的碣石，實現(xiàn)他“入海求仙”的夙愿。據(jù)說，御駕佩金戴銀，極為奢華。為防止有人行刺，車隊中與御駕一模一樣的車輿就有5輛。 西漢時期，從燕薊地區(qū)到首都長安的交通道路是十分方便和快捷的。那時的燕薊已是全國七大商業(yè)都市之一，不僅北京地區(qū)的棗、栗等土特產(chǎn)大量輸往內地，東北地區(qū)的物產(chǎn)也要經(jīng)過燕薊中轉。漢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效仿秦始皇，也御駕東巡，與秦始皇走的路線一樣。當然，親臨北京的古代皇上絕不止上述幾位。北京是幸運的，在歷史的偏愛中，交通網(wǎng)絡像血脈一樣逐漸豐滿起來，最終得以巨人般地站立起來。 四、元代：北京成為全國交通中心 1272年，北京實現(xiàn)了歷史上最為華貴的一次轉身，忽必烈宣布大元王朝從蒙古草原遷都燕京（今北京城區(qū)西南），并改名為“大都”。忽必烈慧眼獨識北京這塊寶地，是聽了大元帥霸突魯?shù)倪M言。霸突魯對北京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jīng)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睆拇吮本┎粌H成為統(tǒng)轄大江南北的國家政治中心，也第一次成為全國的交通中心，開始其世界級大都市的輝煌旅程。大元帝國極為重視交通，固然有發(fā)展經(jīng)濟的初衷，但更重要的是加強對漢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 1．劉秉忠——北京城的偉大締造者忽必烈定都北京，沒有在遼、金留下的故城上修修補補，而是在城的東北部新建了一座都城。它的設計者是堪稱世界史上最偉大建筑設計師之一的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乃河北邢臺人。蒙古王朝滅金后，劉秉忠出任邢臺節(jié)度府令史，不久就歸隱武安山，更名子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劉秉忠與云海禪師一起入見。忽必烈見劉秉忠無不精通，尤精于易經(jīng)，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大為賞識，于是把他留在幕府，參與軍政大事，令其還俗，賜名秉忠。劉秉忠自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蒙古帝國的命運。 元朝的國號“大元”就是劉秉忠根據(jù)《易經(jīng)》“大哉乾元”之意提出的，意即創(chuàng)造萬物的根源。他不僅為忽必烈制定了一系列治國大略，也是定都北京的積極倡導者，他還擔當了大都新城的總設計師之職，是近代北京城及胡同雛形的創(chuàng)造者和奠基者，可謂功高至偉。劉秉忠建設元大都是先勘察，后測量，繪制出總體規(guī)劃圖后才破土動工，確保了城市的完整性。從1267年開始建設，直到1285年完工，歷時18年之久。新城是按照《周禮?考工記》中帝王之都的理想布局設計規(guī)劃的，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禮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設計，皆以漢統(tǒng)治者建都思想為主導，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城為長方形，從里到外由三重建筑構成，外城有11座城門。城內大街按“九經(jīng)九緯”建造，也就是說東西向和南北向各有9條大街，猶如一張規(guī)整的棋盤，每條大街寬24步（約37米），“九軌可并馳”。條條大街不僅與11座城門巧妙溝通，也與城外通往全國的大道順暢接駁。除大街之外還建了一批小街和胡同。小街約18米，胡同約9米，號稱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當時的許多胡同還保留至今，西四磚塔胡同就是其一。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大街兩旁都修建有排水系統(tǒng)，鋪設了用石條砌成的下水道。那時的街道綠化也很受重視，一排排綠樹植于街道兩旁，正可謂：“文明街上千株柳，盡是都人手種成�！睋�(jù)載，元代的京城宮殿巍峨，寺廟雄偉，園圃美麗，而寬敞的街道上則是車水馬龍，云蒸霞蔚，氣勢非凡。難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步入都城時驚嘆不已：“全城皆是美麗道路，其行人由斯往來。地面規(guī)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宣言�！� 2．以北京為中心的驛站星羅棋布、驛道四通八達“擇天下之中而王”是先祖留下的名言，所謂“之中”并非指地理位置，而是告訴后人，定都要選擇交通中心的位置，以便上情下達，也利于把各地資源匯集起來。大元帝國深諳道路對鞏固統(tǒng)治、擴充疆土的重要，便著力打造以北京為中心的交通網(wǎng)絡。忽必烈最為看重的是驛站建設，認為驛站是傳遞情報、屯糧戍兵的節(jié)點，沒有驛站就沒有道路的暢通。作為全國的統(tǒng)治中心，北京地區(qū)的來往使臣、軍旅調動、商貿活動十分頻繁。因此，以北京為中心的驛站極多，最多時全國有1519處，驛馬四五萬匹，可謂是星羅棋布。驛道不僅直通西藏、新疆、云南，還可遠達朝鮮、越南，甚至歐洲部分地區(qū)。傳遞官方文書，每晝夜要求行進400里，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都城的交通建設和管理亦為統(tǒng)治者所重視。僅大都地區(qū)鼎盛時期就有水陸驛站200所、驛馬1000余匹、驛車近800輛。京承路、京張路、京榆路、京開路、京鄭路依舊是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但此時更為寬闊和平順。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歷朝都要加修京張路和京承路，這兩條路皆通往內蒙古開平（今正藍旗）。大元帝國為“安內攘外”設置兩都，開平為上都。每年夏天，蒙古族統(tǒng)治者都要到上都度夏，秋天再返回大都避寒。京張路和京承路自然就成了統(tǒng)治者的掌上明珠。 五、明成祖改造城市道路功不可沒 明成祖朱棣繼位后，認為北京“勢踞形勝”，乃“龍興之地”，擁有“金湯之固”的有利地形，且當時威脅明王朝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塞外的元朝殘余勢力�；谝陨峡紤]，朱棣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將都城由南京遷到北京。北京的城市建設和道路建設也因此迎來了新的發(fā)展契機。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這項工程從永樂四年（1406年）就開始了，一直到遷都的當年才告竣工。此次改建使北京城的面積達到62平方公里，皇城為中心位置。朱棣首先審定了北京城的中軸線，新建鼓樓和鐘樓，為中軸線的北端，南端則是正陽門，長達13里。明北京城的城門已形成“內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共20座。明北京內城所有的街道都以中軸線為參照物，或與其垂直，或與其平行，基本上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方向，極為規(guī)整，斜街很少。當時縱貫南北的主要大街有5條，如東順城街、西順城街等；東西向的大街有4條，如東直門大街、朝陽門大街等。在內城的9門中，除正陽門外，其他8門內都有通向市中心區(qū)的大街，它們構成主干道網(wǎng)絡，使市區(qū)交通暢通無阻。外城由于河流較多，與內城的街道大不相同，斜街、彎曲的街道居多，筆直的街道少且短。如今的前門大街一線當年叫正陽門大街，不過一里多長。內外城的交通當時主要靠宣武門、正陽門和崇文門三座城門溝通。明成祖遷都不僅使北京城規(guī)模發(fā)生變化，而且使胡同數(shù)量激增。為吸引更多人到北京居住，明政府大舉擴充外城，并統(tǒng)一建造廊房，使來京人員都能夠安居樂業(yè)。此舉使這一時期的胡同數(shù)量大增，據(jù)考，內城當時有900多條，外城300多條。當時新建胡同的命名是五花八門，但以藝人、手工業(yè)工人、商販、居民、行業(yè)命名的胡同最多，可見命名之事乃民間為之，長官意志不多。例如：砂鍋劉胡同（今大沙果胡同）、啞巴胡同（今大、小雅寶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今東、西頌年胡同）等等，十分親民。明成祖朱棣對北京城市及城市道路的改建，基本確定了日后清朝、民國時期北京城市道路的格局。 六、清代的皇家御道和官馬大道 清代在都城交通上鮮有作為，但愛新覺羅氏在建朝初期便修建了三條高標準的皇家御道，把封建王朝的至高無上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這三條御道分別通向清東陵、清西陵和承德，顯然都是為拜謁先祖和外出巡游所用。第一條出朝陽門，經(jīng)通州、三河、薊州到遵化清東陵；第二條出廣寧門，經(jīng)良鄉(xiāng)、房山、涿州、淶水，抵達清西陵；第三條出東直門，經(jīng)順義、懷柔、密云、灤平，抵達熱河山莊和木蘭圍場。三條御道都修得寬闊平坦，路的中間部分只許皇帝的御輦通行，其他車馬一律走兩邊。不過，清代使中國古代道路形成了最為完善的交通網(wǎng)絡，也算是一個亮點。那時驛道已改稱官馬大道，分為三等。由北京向外輻射通往各省城的為一等，各省城通往地市的分別是二、三等，屬于官馬支路。當時清政府還在東華門外特設了皇華驛，統(tǒng)管全國的官馬大道。這一機構的設立足見清政府對公路建設和管理的重視。由北京起始的官馬大道分為北路、南路和西路三大系統(tǒng)。北路主要通向東北和蒙古地區(qū)，東可達山海關、沈陽，甚至朝鮮，北則通往張家口、呼和浩特、海拉爾，最遠抵達蒙古國首府烏蘭巴托；西路主要通向西北、西南地區(qū)，向西通往山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以至中亞、西亞的重要城鎮(zhèn)，向南則是云、貴、川、藏；南路系統(tǒng)包括廣西、廣東、福建各地，遠達越南諸國。覆蓋如此之廣的官馬大道，無疑為北京的繁榮以及與各地交往奠定了理想的道路條件。清時的道路管理制度十分嚴格，北京就規(guī)定，侵占街基道路，“杖六十，令各復舊”；穿墻流出污穢于街巷者，“笞四十”；如將街道作踐成坑槽，淤塞溝渠，損壞城腳等，則“枷號一月發(fā)落”。如此嚴厲的處罰，使清時的北京道路得到有效保護。 七、民國——現(xiàn)代道路的初萌 辛亥革命的炮火攻破了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堅壁，讓俯首帖耳的臣民終于見到民主的曙光，現(xiàn)代道路也伴隨各種文明磕磕絆絆地出現(xiàn)在北京。1915年，北京的使館區(qū)鋪設了第一條瀝青路，揭開了北京城市道路發(fā)展的新紀元。幾千年來，這座舉世矚目的文明古城，除少數(shù)石板、缸磚、石渣路面外，絕大多數(shù)都是土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是最真實的寫照。1928年，王府井大街成為北京市第一條由中國人自行修建的柏油道路。此后，西長安街、前門大街和西單、天安門等地區(qū)的街道也相繼改成了柏油路。到1935年，北京城區(qū)的柏油、石渣、水泥灌漿路面的總長度達到255公里，占全市主要街道總長一半以上。這些鋪設著平坦光滑、油黑瓦亮瀝青的道路大都是城市主路，那些數(shù)量眾多的胡同仍然被泥土主宰，北京城灰頭土臉的舊貌并沒有徹底改觀。但無論如何，瀝青路、水泥路的出現(xiàn)，是北京道路步入“現(xiàn)代”的一個標志。民國時期，現(xiàn)代道路初萌的另一個特征是城門改造。過去北京路面上跑的是馬車、驢車，更多的是人力洋車和排子車。這些交通工具速度慢、載重小，對道路要求不高。從清末開始，火車、汽車、有軌電車、公交車、出租車陸續(xù)擠進北京城，它們長呼短叫，噴煙吐霧，把這個封建皇城攪得不再安寧。北京的胡同狹窄，條條相扣，再加上城墻、城門的重重阻隔，現(xiàn)代化的交通工具進了京城，猶如泥牛入海，威風全無。要想道路暢通，最便捷的辦法就是拆改城門、城墻。當年，京奉、京漢鐵路的起止點都設在前門，火車站位于正陽門東側，僅一路之隔。而此地又是南來北往進出北京的要道，再加上集市云集，交通擁堵已成大患。1914年北洋政府責成內務、交通二部對正陽門周邊進行交通改造。隨后，有關部門將正陽門的東、西月墻拆除，并在月墻與城墻交接處，東、西各辟一個新門，便于進出內外城。原來的甕城變成一片廣場，城樓和箭樓成了獨立的建筑。如此拆改一番，正陽門地區(qū)的交通狀況明顯得到改觀。民國時期，內城的9座城門依然是進出城門的主要通道，隨著交通流量的增大，北洋政府在棗林前街、菖蒲河、北箭亭的幾處城墻上開辟豁口，供人車通行。1925年又在正陽門和宣武門之間的城墻上，開鑿了一座雙洞城門，即今天的和平門。和平門的開鑿，不僅貫通了南、北新華街，也多了一條穿過長安街，經(jīng)府右街北抵德勝門的南北道路。除此之外，為方便東交民巷駐華使節(jié)的出行，在正陽門與崇文門之間的御河出口也開鑿出一門。在西安門及翠花胡同附近皇城城墻開鑿的豁口則更有意義，它讓西四丁字街至東四一線變成了通途，成為連接阜成門和朝陽門的東西干道。諸多城門的開辟，像為封閉的古都打開一扇扇窗戶，使其呼吸著現(xiàn)代文明的新鮮空氣。為適應現(xiàn)代交通工具的需要，道路的改造也勢在必行。打通長安街算是民國時期一件大事。明清時期，天安門前是禁止市民通行的。天安門前長安街上的左右兩側，分別立有兩座門——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1912年北洋政府把它們打通，使長安街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貫通東西的干道。緊接著，1913年北洋政府又開通了紫禁城東西兩邊的南池子和南長街，為京城增添了兩條南北干道。讓后人津津樂道的是，早在1914年，出于對現(xiàn)代城市的憧憬，虎坊橋至天橋一帶出現(xiàn)了香廠新城區(qū)。當時新城區(qū)全面采用了西方國家城市建設理念，聘請西方建筑設計師參與設計，運用最新的市場經(jīng)濟手段來建設，短短幾年便建起了一座“現(xiàn)代文明之城”。香廠新市區(qū)先后開辟了縱橫經(jīng)緯十四條馬路，并在萬明路和香廠路交叉路口設立了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崗和電燈柱。萬明路上還開了一家名為“小小汽車行”的出租汽車行，可以稱之為今天汽車出租業(yè)的鼻祖。后來民國政府遷至南京，北京人口大減，香廠新城區(qū)也就逐漸繁華落盡。不管如何，這次宏愿未盡的實驗，為北京道路建設書寫了數(shù)個第一�，F(xiàn)代交通工具汽車的大量使用，也極大地促進了北京與外埠的交往，客貨運輸陡然走熱，北京公路的改造也迫在眉睫。截至1949年，北京通往外省得到改造的公路主要有7條，它們是：京塘公路（北京經(jīng)天津至塘沽）、京榆公路（北京至山海關）、京古公路（北京至古北口）、平固公路（北京至固安）、京門公路（北京至門頭溝）、京石公路（北京至石家莊）和京張公路（北京至張家口），總長398公里。那時的改造主要是加寬、降坡和提高路面等級�？上驳氖�，改造浪潮也催生了新的公路建設模式，例如京古公路就是由紳商集資，政府出一部分資金，采用以工代賑方式改建的。有的路段甚至是由部隊派兵整修而成。清末民初門頭溝盛產(chǎn)煤炭，各種需求使得這里中外企業(yè)云集，有煤礦、鋼鐵廠、發(fā)電廠、燈泡廠、琉璃廠等。通往門頭溝的途中還有馳名中外的旅游景點，如香山、八大處、碧云寺等等。當時的地方政府應時之需，先后拿出50萬元，修建了京門公路，這成為北京最早的一條地方公路，也為繁榮地方經(jīng)濟作出了貢獻。京塘公路北京至天津段則是第一條按照技術標準修建的正式公路。盡管民國時期的北京在道路建設上作為不大，但畢竟向現(xiàn)代道路建設邁出了步伐。這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道路大發(fā)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第五章胡同——北京交通微循環(huán)的血脈當人們終于弄懂了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微循環(huán)不暢時，才把目光對準了那些斑駁陸離、灰墻灰瓦的小胡同。很多年來，不少人把胡同視作封建遺老遺少的象征，是阻礙城市發(fā)展特別是交通發(fā)展的絆腳石。于是胡同就遭到了不該有的厄運：先是為暢通道路，把不少胡同展寬，胡同原有的肌理被破壞了，那本來四通八達的微細血管被一個個剪斷；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老城區(qū)改造風風火火，胡同再遭罹禍；90年代，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瘋狂圈錢，胡同又是重災區(qū)。當一片片胡同從地球上消失之后，北京的交通卻愈發(fā)擁堵嚴重，人們此時才慢慢蘇醒：胡同，不僅過去，就是現(xiàn)在和將來，都是保障北京暢通的血脈！ 一、胡同的前世與今生 1．“胡同”，最獨特的道路稱謂北京城有三大寶：皇宮、城墻、胡同。皇宮也就是紫禁城，至今安然存在；城墻已基本消失；胡同雖然已被大面積損毀，但仍然幸存一部分——胡同要消亡了，北京城也就不復存在了。“一城北京，半城胡同”——這句話既謂胡同之多，更謂對北京之重要。翻遍各國對城市道路的稱謂，一般為大道、路、街、巷等等，唯獨北京把它叫做“胡同”，一個與道路毫不搭界的名字。這個詞是何意，又出自于何處？人們爭論了幾百年，至今仍沒有統(tǒng)一的答案。多數(shù)學者認為：“胡同”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元代，其為蒙語“水井”之意。元代建北京城時，大批蒙古族人入住。蒙古族系游牧民族，哪里有水就在那里安營扎寨。因此每條街巷建成后，首先都要打一眼井。久而久之，人們是按某某井來記某條街巷的，街巷也就稱為某某“胡同”了。這種說法似乎比較靠譜，但反對者也大有人在。從史籍中看，除了“胡同”的叫法外，自元朝到清朝還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種叫法。其中有不少名字帶有“火”字，那是認為“胡同”不僅有通行之用，還可以成為房屋間的隔斷，起到防火作用。那時人們對胡同的認知，就已超越“通行”的單一內涵了。北京到底有多少條胡同？這又是個沒人能說清楚的猜想，800年間它始終是個變量。有人引經(jīng)據(jù)典稱，元大都初建時共有街巷胡同413條；明代有1300條；據(jù)《京師坊巷志稿》記載清朝有街巷胡同2077條，其中直接稱為胡同的有978條；1944年據(jù)《北京地名志》統(tǒng)計有胡同3200條；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有人照著北京市公安局出版的《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匯編》，一條一條數(shù)出的數(shù)字是6104條。而據(jù)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統(tǒng)計，現(xiàn)在尚存?zhèn)鹘y(tǒng)胡同1320條。胡同，實質上是許許多多、大大小小、一個緊挨一個地排列起來的四合院之間的通道。為便于采光，講究的四合院都坐北朝南，其排列結果，胡同多數(shù)成為東西走向。為了便于溝通，在較大胡同之間又有許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整座北京城，如同放大的四合院，東西南北基本對稱，布局嚴謹，氣勢壯觀，周圍加高墻以矩形圈圍，整齊劃一。元代的北京雖然只有幾十萬人，卻有400多條胡同，足見當時的道路已十分發(fā)達。1950年，北京不到200萬人，那時的胡同多達3000多條。如此豐富的微細血管，使北京免遭擁堵之患。北京的胡同名稱五花八門，起的隨性但又十分講究。在胡同里游走，隨便一抬頭就是一條胡同的名字，里面興許就有經(jīng)歷過歲月洗禮，或美妙或哀婉的故事。說北京胡同的名字接地氣，首先是因為它們都離不開百姓的喜怒哀樂，都是百姓眼皮底下最關心的事兒。一聽就明白，好記，順口，是一部民俗俚語的百科全書。例如，米市胡同、茶兒胡同、鹽店胡同、鐵門胡同、大豆腐巷、燒酒胡同，甚至連褲襠、臭水、牛蹄、糞場都成了胡同名。有人把北京的胡同名分為四大類：以人名命名的胡同，以市場物品命名的胡同，以建筑物命名的胡同，以地理位置景物命名的胡同。其實北京的胡同名包羅萬象，很難全部歸入幾大類。正因為大都出自百姓之口，是正版的京腔京韻，感到親切貼心，所以可以代代相傳。有些名稱，外地人甚至本地的80后、90后都聽不懂，就更咂摸不出其間的絕妙味道了，例如：取燈兒胡同（照明用的油燈）、一溜兒胡同（一排之意）、油炸鬼胡同（油條）、胰子胡同（肥皂）。人們在記住名字的同時，連同胡同的特征、方位、周邊的標志物都一同埋在心里了。因此一提起某胡同名，就立即會想到它在哪兒，坐什么車去，路是否好走，要拐幾個彎。胡同名接地氣的第二個特征是，能夠應時而變，不斷地吐故納新，一些百姓不喜歡或陳舊過時的名字會遭到淘汰，使胡同名保持著生命活力。到了明代，元大都時的胡同名有三分之一剔除掉了；到了清代則有200多條胡同名得到更新；民國時期胡同名發(fā)生變化的有300多條。胡同更名的原因有些是因為難聽，例如，屎殼郎胡同、狗尾巴胡同、爛面胡同等等。有些則是口口相傳，因諧音而變化。例如，褲襠胡同變成了庫藏胡同，東江米巷變成了東交民巷，牛血胡同變成了留學胡同。也有因為一些重大事件而改名，民國為紀念抗日愛國將領張自忠，將東城區(qū)交道口南大街路東的鐵獅子胡同改名為張自忠路。西四磚塔胡同的名字有700多年歷史，它是因附近至今仍在的青磚塔得名，可能是迄今最長壽的胡同名了。上個世紀20年代，魯迅先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都曾先后在這里居住過。新中國成立后，胡同易名的浪潮在1965年。那是由市政府領導，對大街小巷的一次整頓。整頓的基本原則，一是將胡同名規(guī)范化，如小石橋改為小石橋胡同，前馬廠改為前馬廠胡同。也就是說在胡同名后要綴以街、巷、胡同。二是去掉以寺、廟、觀、堂為尾稱的胡同，認為那是宣揚封建思想。如碧峰寺改為碧峰胡同，靈光廟胡同改為靈光胡同。有些則徹底改頭換面，姑姑胡同改為永恒胡同，千佛寺胡同改為千福巷。這次整頓讓北京老城區(qū)之內，以寺、廟、觀、堂為稱的街巷基本絕跡了。整頓還把一批小胡同名字歸并到大胡同中去，如安定門內大街是兩側原有的如意巷、小炮局、牛圈、鑰匙、背陰胡同，整頓后的統(tǒng)稱。其實，和這些胡同名一同消失的，是一段歷史、一種風情。難道如意巷、小炮局、牛圈、背陰胡同不比安定門大街更生動、更活潑、更有情趣嗎？真正改名高潮還是“文革”時期，北京胡同名經(jīng)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有人統(tǒng)計，“文革”時期，因毛澤東有“東”字，以“東”字起頭的胡同多達475條，除去歷史上遺留下的“東”字頭胡同333條，“文革”凈增的有142條。當時僅“東方紅路”就有三條，還有“東風路”、“東紅路”、“東光路”等等。“紅”是革命的顏色，以“紅”字開頭的胡同100多條，“紅日路”就有7條。著名的東四北大街改成“紅日路”，東四頭條至大菊胡同依次改為“紅日路”頭條至十七條。此外還有“紅小兵胡同”（共六條）、“紅到底胡同”（豆角胡同）、“紅哨兵胡同”（戴家胡同）等等。北京一時陷入“東”與“紅”的胡同迷宮中，人們要是據(jù)名尋路可就難了。 所有當時最革命的詞匯幾乎都入了胡同名，例如：“總路線路”（地安門內、外大街）、“人民公社路”（德勝門內大街）、“大躍進路”（安定門內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學毛著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滅資胡同”（八寶樓胡同）、“反修胡同”（東揚威胡同）。有些名詞當時已不用了，但仍當做胡同名，恐怕連70后都聽不懂，更別說代代相傳了。對胡同改名的“紅色風潮”，1967年地圖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圖》進行了一番“紅色”圖解：“為了迅速滌蕩舊社會在北京街巷名稱上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時代的革命精神風貌，本圖所用的新街名，都經(jīng)有關部門根據(jù)廣大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的倡議，研究確定�！痹诋斈昊握紊鷳B(tài)影響下，北京的胡同名也談不上接地氣了。不接地氣的胡同名注定是短命的，百姓不喜歡、記不住，也就自然消失了。 2．胡同經(jīng)歷的滄桑北京的胡同歷經(jīng)800年的建設和變遷，可謂是一位滄桑老人。它承載著一座古都的歷史和文明，也目睹了一個民族的屈辱與輝煌。當一個個帝王成就霸業(yè)，而最終消失于胡同的煙海中；當一代代百姓含辛茹苦完成了族系的更替，默默惜別于胡同的日升月落——胡同，依然倔強地高舉著一座城市的燭火，繁衍生息，展現(xiàn)出一種文化和精神的偉大與不朽。如果說北京的胡同是在元代呱呱墜地，并度過少年兒童成長期的，那么當時它的超凡脫俗已預示著不可期量的未來。明清使胡同發(fā)展成為四肢完善而又強健的青年，并且名聲大噪，兀立于世界城市道路和人類文明之中。上個世紀40年代末，胡同伴隨著新中國迎來了極為興奮而又朝氣蓬勃的歲月。由于連年戰(zhàn)亂，胡同也是一片破敗，污水遍地，垃圾成山，臭氣熏天。即使是故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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