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史話的形式，依據(jù)大量的史料，為讀者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近代北京新式學堂興起以取代舊式教育；新中國成立后北京教育的改造和整頓，使教育回歸人民；北京教育經(jīng)歷了熱情和理想高漲時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diào)整與變革；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教育進入“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全新時期，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發(fā)生著深刻變化，北京人的教育觀念同樣也發(fā)生了重大改變。
作者簡介：
柯小衛(wèi)，1957年9月生�，F(xiàn)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市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作品有《陳鶴琴傳》、《陳鶴琴畫傳》、《當代北京餐飲史話》、《當代北京劇場影院史話》、《當代北京環(huán)境衛(wèi)生史話》、《當代北京郵政史話》、《中關(guān)村史話》、《我的父親柯在鑠》等。
目錄：
第一章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從“學堂”到“學�！�
二、早期的中學
三、粱實秋的小學生活
四、京城的“女校”
五、早期的幼稚園
六、平民教育潮流
七、教育家林礪懦
八、動蕩年代的中小學教師
第二章1949年北京教育的新生
一、人民政權(quán)接管中小學
二、對私立學校的改造
三、對工農(nóng)子弟免費教育
四、“你們不要做八旗子弟”
五、葉圣陶與新中國語文教材第一章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從“學堂”到“學�！�
二、早期的中學
三、粱實秋的小學生活
四、京城的“女�！�
五、早期的幼稚園
六、平民教育潮流
七、教育家林礪懦
八、動蕩年代的中小學教師
第二章 1949年北京教育的新生
一、人民政權(quán)接管中小學
二、對私立學校的改造
三、對工農(nóng)子弟免費教育
四、“你們不要做八旗子弟”
五、葉圣陶與新中國語文教材
六、少年隊隊歌由來
第三章 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青春萬歲
二、全社會掃除文盲運動
三、教育正規(guī)化與《五四決定》
四、祖國的花朵
五、“三好學生”與“全面發(fā)展”
六大力發(fā)展基礎教育
七、北京的幼兒園
八、特殊學校
第四章 教育大革命
一、教育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jié)合
二、1958年教育大革命
三、提高教學質(zhì)量“大躍進”
四、60年代初新學制試驗
五、愛的教育
六、“文革”暴風雨
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
第五章 教育的春天
一、1977年恢復高考
二、全面恢復學校教學秩序
三、全社會掀起學習英語熱潮
四、廣播電視大學
五、教師節(jié)與《教師法》
六、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
七、尋找回來的世界
八、兩位數(shù)學教師的故事
第六章 大時代大教育
一、郝守本與勁松職業(yè)高
二、民辦學校應運而生
三、打工子弟學校
四、宏志班與宏志中學
五、遏止中小學擇�！皝y收費”現(xiàn)象
第七章 現(xiàn)代教育啟示錄
一、素質(zhì)教育與教育現(xiàn)代化
二、孩子。你幸福嗎?
三、教育資源均衡
四、大力扶持農(nóng)村學校
五、“教育產(chǎn)業(yè)化”與“人園難”
六、關(guān)于奧數(shù)話題
結(jié)語
參考資料第一章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從“學堂”到“學�！�
早在19世紀60年代，中國近代最早以培養(yǎng)洋務人才為目標的高等學府——京師同文館，成立之初就受到來自朝廷官員和社會守舊人士的猛烈抨擊，有人在京師同文館門口的墻上貼了紙條：“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還有人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與“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表達對于將“番夷”引入堂堂天朝大國，尤其是對于在課程中增設天文、算學等“西藝”做法的強烈不滿。當時，有這樣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下聯(lián)：“軍機無遠謀，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同文館后來發(fā)展成為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同文館同一時期，京城里出現(xiàn)由外國教會主辦的“洋學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男育英，女貝滿”分別是指同治三年（1864年）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燈市口創(chuàng)辦的兩所學校，一所名“育英”，另一所名“貝滿”，是西方教會在北京開辦最早的教育機構(gòu)；前者原為“男蒙館”，后者則為“女蒙堂”，有人將二者比喻為“龍鳳呈祥”。創(chuàng)辦者都是傳教士，一位名叫柏亨利（HenryBlodget），來自美國基督教公理會；一位名叫格蘭德女士（亦稱貝滿夫人，E.C.Dridgman）。育英意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貝滿則出自創(chuàng)辦者姓氏的音譯。更為重要的是，貝滿是京城中開辦最早的“女校”。
京城中另一所著名的教會學�！汉訒海紕�(chuàng)于1867年，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婁戴德開辦，最初的校址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內(nèi)。書院的辦學目的十分明確“為傳播福音開辟道路”。課程以圣經(jīng)、漢文、英文為主課，畢業(yè)生大都充任傳教士。1895年書院遷至通州城南，新建樓房，逐步發(fā)展成為一所四年制中學。
同治、光緒年間，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傳教士在京城中開設了一批教會學校，其中大多數(shù)學校屬于基督教，少部分學校屬于天主教，如崇實館（1865年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chuàng)設，后改稱京師公立崇實中學堂，現(xiàn)為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學）；崇慈女子小學堂（1870年由美國長老會創(chuàng)設，現(xiàn)為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學）、培元齋（1871年由美國基督教衛(wèi)理公會創(chuàng)設，1885年改為懷理書院，現(xiàn)為匯文學校）；京都慕貞書院（1872年由美國基督教衛(wèi)理公會創(chuàng)設，現(xiàn)為北京市第一二六中學）；崇德學堂（1874年由英國中華圣公會捐資創(chuàng)設，現(xiàn)為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等。
這些教會學校初辦時僅是初等教育水平，校舍和教學設施簡陋。有人記載，匯文學校的前身培元齋，起初只有一間房子，最早入校的3名學生是因為聽說“每天上學有一碗米飯”才來上學的。另一所教會學校京都慕貞書院最初的校舍只有兩間平房，學生只能蹲在露天的場地上吃飯。盡管，在當時注重科舉和士大夫傳統(tǒng)深厚的中國社會中，由“洋牧師”、“洋修女”辦學校的直接目的是培養(yǎng)信眾，傳播教義，并不為社會廣泛接受，可謂“慘淡經(jīng)營”。然而，有別于以傳統(tǒng)禮儀和尊君、尊孔的經(jīng)書為主要內(nèi)容的舊式教育內(nèi)容與教學方式，這些“洋學堂”陸續(xù)將許多近代自然科學常識和數(shù)、理知識，以及將體育、手工類課程引入課堂，連同集體教學方式一道，教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頒布“興學詔書”和《欽定學堂章程》（亦稱“壬寅學制”，1902年8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1904年1月頒布），仿照日本的學制，規(guī)定了各級學校建制、課程設置、校務管理等具體內(nèi)容。此后，京城里出現(xiàn)了“興學熱”，大量新開設的新式學堂在保留如講經(jīng)讀經(jīng)、中國歷史、文學等教學內(nèi)容的前提下，采用西方教材，傳授算術(shù)、自然科學常識等知識；重視體操，培養(yǎng)學生審美和動手能力。教學形式采用班級授課制。當時，小學堂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種和單級、多級、半日三類。這一時期，朝廷為了加快實施新學制進程，陸續(xù)聘來近百名日本“教習”到各大中學堂、女學堂和法政、高等巡警、電話、財政、測繪、工藝、蒙養(yǎng)院等專門學堂任教，大量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技術(shù)及相關(guān)課程通過這一渠道被引入中國。這一時期，京城中出現(xiàn)了一種稱為勸學所的機構(gòu)，由朝廷任命的督學局派人任總董，各學區(qū)設勸學員，其工作之一是推廣小學教育，對城內(nèi)的私塾、義學進行調(diào)查，將辦得較好、達到一定辦學標準的私塾，勸其改為私立小學；社會上還成立“私塾改良研究會”。勸學所還有一項工作，組織學堂開辦運動會。為培養(yǎng)師資，清朝學部先后建立第一初級師范學院（1912年改為北京師范學校）、外城女學傳習所以及內(nèi)外城夜學師范傳習所等，同時發(fā)出告示，“各學堂教員未習師范者及塾師入所補習”。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清政府實行了一項“強迫教育”政策，規(guī)定“凡世職人員遇有應襲者，須領有學堂卒業(yè)文憑，方準承襲”，“八旗幼丁凡年及九齡者，一律送入小學堂肄業(yè)，違者罪其家長”。
為了確保傳統(tǒng)綱常倫理不致被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沖垮，清政府管理教育的機構(gòu)——學部奉上諭宣示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有專家認為，這一宗旨反映出當時社會上許多人對于新教育普遍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復雜心態(tài)。一方面通過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庚子之變，朝廷上下痛定思痛，深刻感受到科學技術(shù)和裝備落后就要挨打受侮的事實；另一方面又擔心來自外國的思想、學說、宗教等“異端邪說”乘虛而入，動搖或擾亂了中國這個天朝大國沿襲千年的“國本”，其中包括皇權(quán)、禮儀、綱常和儒學。按照朝廷規(guī)定，各級學堂必須開設讀經(jīng)課；每逢皇帝生日、孔子誕辰、開學日等，全體師生面對萬歲牌位、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禮。
有一位清華學堂早期學生記載：
我進校還不到一個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說孔子誕辰日全校師生，西籍教員除外，一律須去致祭，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禮。聽說政府還要派大員來監(jiān)察。那時我們一般從教會來的學生，覺得非�；炭�，就去請示唐先生。唐先生比我們還要擔憂，學生不去祭孔，也還可以原諒，他做監(jiān)督的怎么可以不去祭呢？我們討論之后，決定不去參加。到了祭孔日，不知唐先生到哪里去了。我們是沒有參加。
1912年1月，民國成立，原來僅為貴族子弟開設的“八旗學堂”，以及管理機構(gòu)“八旗學務處”被取消，“五族皆可收入”，向社會開放；8月間原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正式改名為京師公立第一中學校。以傳統(tǒng)倫理與文化傳承為明顯標志、“以養(yǎng)成科名仕宦之材為目的”（蔡元培語）的舊式學堂逐漸被以近代科學知識、實用技能為學習內(nèi)容的新式學校所取代。這一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決定重訂學制。新學制規(guī)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大學預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同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庇纱�，中小學學制、教學目標、教師資格、課程標準、學校管理等逐步制度化、正規(guī)化，使學校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一項統(tǒng)計數(shù)字：京師中除大學以外的中小學，1911年學校207處；1912年169處；1913年209處，其中初、高等小學187所；中學11所；藝徒學校1所；師傳習所10處；屬公立者99處，私立者110處；共有學生18148人；全年教育經(jīng)費26.6萬余元。
另據(jù)《北京近代教育記事》資料顯示，民國二年（1913年）北京全城人口為73萬。與同時北京的中小學校和在讀學生數(shù)量相比，實在少得可憐。
二、早期的中學
根據(jù)清末《奏定中學堂章程》（1904年頒布）規(guī)定，中學學制為五年，學生應以高等小學堂畢業(yè)者升入。中學堂主要開設的課程包括：修身、讀經(jīng)講經(jīng)、中國文學、外國語（東語、英語或德語、法語、俄語）、歷史、地理、算學、博物、格物（物理及化學）、法制及理財、圖畫、體操等共12科。學堂規(guī)定，將國文、洋文、體操三門課程各立一冊，分別計學分。1909年根據(jù)學部規(guī)定，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和實科（理工科），以使學生考取不同類型的大學堂。看起來，如今的“文理分科”應是從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jīng)開始。對于真正讀書的學子而言，升入更高一級的大學堂深造是他們?nèi)松械闹匾繕�。而受教育群體的普遍性而非少數(shù)人專利的貴胄性，不僅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也是傳統(tǒng)教育與新教育的重要區(qū)別。
1914年民國政府教育總長湯化龍向京師中學教職員發(fā)表講話，他說：“中學校設立之旨趣，一為高等專門學校之預備；一以養(yǎng)成各級社會之中堅。二者雖然并列，然就教育之本體而言，尤以養(yǎng)成社會之中堅，為中學教育之要旨�！彼�說道：“吾國之中學教育，往往適得其反，而汲汲以預備高等專門之選為重，此種觀念殆由科舉時代胚胎而來�！�
1915年，京師學務局分別派員對一些私立中學進行“查視”，其中包括京師私立正志中學（位于順治門外菜市口，首都師范大學附中前身）、私立求實中學（位于地安門外后鼓樓）和私立畿輔中學（位于西城區(qū)下斜街，現(xiàn)為北京市第十四中學）。對三所學校的評價為：
私立正志中學“管理采取軍校成法，而略濟以寬，實已嚴于他校”，該校“重要學科，聘師尤慎，國文則延文學名手，外國語則借才異邦”，1920年學校遷至阜成門外，校名改稱京師私立成達國家高級初級中學校，寓意培養(yǎng)“成德達才”的社會中堅。私立求實中學“英語成績殊佳”。私立畿輔中學，校內(nèi)有一位名叫范桂鄂的校長，兼任國文教員，“待學生，如子弟，殷殷期望”。在1915年舉辦的京師中學生“觀摩會”上，后兩所學校分別以英文成績和國文成績占“優(yōu)勝之列”。與之相比，一些公立中學的狀況卻不盡如人意，有的公立中學學生退學現(xiàn)象嚴重，“與始業(yè)相比，畢業(yè)時竟難得半”，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是學生家境貧困，“因貧輟學者，十而八九，且有雋才不克深造者……深感惋惜而已”。針對京師中學觀摩會上出現(xiàn)公立中學學生成績不如私立中學的現(xiàn)象，京師學務局表示不滿，向各中學發(fā)出行文，提出“學校要素首推師資，教員是否得人，諸生學業(yè)之進退系之，即一校聲譽之隆替因之”。
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曾于1933年就讀于北平崇德中學（現(xiàn)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他曾回憶道，當年的崇德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校園不大。有一天他在學校圖書館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本名為《神秘的宇宙》的物理書籍，書中寫到20世紀初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三大理論將傳統(tǒng)牛頓力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作者運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了這些原理和精神。他閱讀之后感到非常震撼，當時就認為“這就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據(jù)《北京教育史》記載：至民國元年，“中等學校除官廳設立師范學校多所，以造就師資外，其中學校多由外省旅京人士所創(chuàng)辦，而官立者殊屬寥寥。北京之公私立中等學校為二十校�！迥�，增至三十六校。十一年，增至六十三校。迄今北京市之中等學校，合市立、國立、省立及私立者，不下百校。學生人數(shù)達二萬余。就量之方面言，北京中等教育之發(fā)達，遠非國內(nèi)各都市之所能及�！�
在北京早期的公立中學堂中，五城中學堂（始創(chuàng)于1901年，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前身）和順天中學堂（始創(chuàng)于1905年，北京市第四中學前身）以校風純正、教學質(zhì)量高而蜚聲京城。
五城中學堂的創(chuàng)辦人、時任順天府尹陳壁（1852—1928），字玉蒼，晚號蘇齋。他在致朝廷的一份上奏中提出“方今時勢多艱，需才孔亟、矧京師為首善之區(qū)，尤當先行舉辦，為各省倡前。經(jīng)本尹堂和本院會同具奏，就琉璃廠北后鐵廠義塾舊址，開辦五城學堂”。
明清時代，北京城分東、西、南、北、中五個行政區(qū)，故稱“五城”，由順天府大興縣、宛平縣和都察院五城兵馬司共同管轄。據(jù)資料顯示，五城學堂的首任總辦陳壁兼剛開辦不久的北京電話局總辦，學堂與電話局相鄰，學堂開辦的初衷是為電話局培養(yǎng)技術(shù)人才，后由于1902年“壬寅學制”的公布，順天府與五城察院計劃撥款白銀2800兩，為學堂購置圖書，遂即將學堂更名為“五城中學堂”，成為京師中，乃至全國第一所公立中學堂。民國后更名為“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由韓振華出任首任主任（相當于今校長），確立學制為四年；1922年后，由林礪儒主持校務，開設女子部，實行男女合校。北京師范大學成立后，學校改稱“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北師大附中的校訓“誠、愛、勤、勇”。學校的校歌唱道：“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風，我們莫忘了誠、愛、勤、勇。你是個海，涵真理無窮；你是個神，愿人生大同。附中，太陽照著你笑容，我們努力讀書和做工。”
順天中學堂的前身為順天四路學堂，所謂“四路”是指由順天府所轄東路中學堂（通州）、南路中學堂（大興黃村）、西路中學堂（宛平盧溝橋）、北路初級師范學堂（昌平沙河），順天府所轄24縣各派遣兩名學生入校學習。第一屆學生只有一個班，共42名，學制四年，設國文、算術(shù)、歷史、英文、社會學、國畫等課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學校招收平民子弟學習新學。有一項記載，當時順天中學堂的學生數(shù)人借改換操帽之時，將拖在后腦勺的發(fā)辮剪掉，這種有違綱常風紀的行為卻未受到任何懲罰，學堂監(jiān)督（相當于今校長）只是以“發(fā)辮之有無雖屬無足輕重，然朝廷未有明文剪去，殊覺不便”為由，告誡其他學生不得效仿。
民國成立后，順天中學堂改組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學校以“實施中等教育，預備升學實力兼培養(yǎng)職業(yè)能力”為宗旨。民國四年（1915年）10月，北京舉行首次中小學校觀摩會，四中總成績名列榜首，個人前三名為四中學生悉數(shù)獲得。民國五年，四中設5個班，學生計163人。京師學務局在一項報告中稱贊四中管理嚴格，學生徒手操“動作整齊，全班如一人”；校園內(nèi)“溫室梅花外，多常綠植物，濃翠欲滴”等。據(jù)該校老校友李直鈞先生在《四中前期雜憶》一文回憶：“學校中的數(shù)、理、化各科教學，多用外國原本，學生的外語程度因而較高。”
1923年學校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高中各三年；1926年高中實行文理分科，設德文班、法文班；1927年初中恢復招收英文班。1928年學制改革結(jié)束，全校共12班；校名改成北平市立第四中學。1934年四中以團體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獲得北平市中學運動會總錦標。據(jù)《北京名校錄》一書記載，此時校園面積為96畝，其中體育場占地40.6畝，其中籃球場4個，排球場、足球場、田賽和徑賽場各1個，網(wǎng)球場2個。校園內(nèi)栽種槐、松、柏等多種樹木1500余株，花卉100多種；還開辟2畝植物園，種植小麥、蔬菜等農(nóng)作物。當時學校校歌歌詞：“半如鄉(xiāng)村半如城，花木蒼翠四時榮�！�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學校校名改稱“北京市第四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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