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年。
這一年的槍聲與以往不同，因為它不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兵變，而是宣告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古老王權時代的終結。這一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分界線，帝王從此由“主人”“天子”“君父”變成了人民公敵，中華大地跨入了民主革命的時代。公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張學良向全國發(fā)布通電：“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鼻嗵彀兹掌祜h揚東北，萬姓歡騰。日本舉國大有“國難即將當頭”之感。樞密院認為，張學良之舉是“對日本明顯的侮辱，滿洲問題大大增加了困難”，內閣則感嘆“可畏的勁敵颯爽在滿蒙大地登場矣”。從1911年“武昌起義”到1928年“東北易幟”，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波云詭譎的時期。本書首創(chuàng)以報紙合刊的形式真實還原這十八年之中的大事件，是對民國歷史一次別開生面的全新解讀。
本套圖書分上下兩冊。
上冊《民國新聞月刊：1911-1919從“武昌起義”到“五四運動”》
下冊《民國新聞月刊：1920-1928從“攜印出走”到“東北易幟”》
作者簡介：
聞立欣，湖北省浠水縣人，1961年出生于北京。歷史學者�，F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
主要作品有：《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搶灘：跨海登陸經典之戰(zhàn)》《中老胡同三十二號：老北大宿舍紀事（1946～1952）》參與編纂《中國近現代史大典》等。
目錄：
宣統(tǒng)三年（一九一一年）001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025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073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107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137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167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203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239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273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武昌的槍聲成為辛亥革命發(fā)端。對于中國歷史而言，它動搖了綿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中華帝國的根基；對于大宣統(tǒng)三年（一九一一年） 001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 025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 073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 107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 137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 167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 203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 239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273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武昌的槍聲成為辛亥革命發(fā)端。對于中國歷史而言，它動搖了綿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中華帝國的根基；對于大清王朝而言，它預示著二百六十八年輝煌歲月行將畫上句號；對于四萬萬中國人而言，它是帝制臣民角色的終結和共和國民身份的降臨。用老百姓的話說：“變天了！”與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性質不同，辛亥年的槍聲，不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兵變，而是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革命。中華大地跨入了“革命的時代”，民主共和成為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皇權在古老東方國度的崩塌也震撼了世界，歐美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這一劃時代的事件。在中國，武昌起義是一條分界線，帝王此后由“主人、天子、君父”變成了“人民公敵”。左圖是英國報刊報道“中國變天”時所配的漫畫，圖中武昌新軍起義者正在與清廷軍隊展開激烈搏殺；左下圖是策馬逃離城市的清廷官員；右下圖是英國記者丁樂梅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武昌拍攝的年輕革命軍士兵照片，他們身著統(tǒng)一制式軍裝，腰間掛有子彈盒，肩上扛著“漢陽造”來復槍，臉上露出勝利的笑容
鄂新軍武昌舉義兩千余載帝朝止于那一刻中華大地宣告誕生共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湖北新軍第八鎮(zhèn)工程第八營士兵率先發(fā)難，在武昌打響推翻清廷第一槍，亦敲鳴埋葬統(tǒng)治中國逾兩千年之久封建帝制的喪鐘。是年夏末秋初，抗議清政府“鐵路國有化”的保路風潮蔓延長江上游數省，尤以四川蓬勃。朝廷急命川粵漢鐵路督辦端方從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zhèn)壓。湖北時為僅次于直隸的新軍重鎮(zhèn)，駐有第八鎮(zhèn)及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總兵力約一萬七千人。援川軍離鄂，后方留守力量銳減，而其中五成還是加入或聯絡革命黨組織文學社、共進會者。革命黨人宋教仁、譚人鳳等乘機喬裝入鄂與同仁協(xié)調起義事宜，決十六日舉事，成立領導起義統(tǒng)一機關，推舉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會長孫武分任起義軍總指揮和參謀長，劉公為革命成功后的鄂軍都督。九日那天，孫武在劉公位于俄國租界寓所內裝配炸彈時不慎失手，聞聲趕至的俄國巡捕收繳了起義的旗幟、文告和花名冊等，機關遭破壞，劉公和孫武逃走。蔣翊武等決定當晚提前起義，以鳴炮為號，但因命令未及時送達致使計劃流產，起義總部遭清廷破獲，蔣翊武出逃，被捕三十余，問斬者三。次日，湖廣總督瑞澂（琦善之孫）和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密令城內戒嚴管制，江面兵艦封鎖，按名冊大肆搜捕抓人。一時間，凡列名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士兵多有朝不保夕之感。晚七時許，第八鎮(zhèn)工程第八營共進會營代表熊丙坤決定逆勢而上，率困守營盤三百人高呼“造翻”，楚望臺軍械庫守軍響應，隊官吳兆麟即刻響應并被推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隨后以兩千義軍對都督府發(fā)起猛攻。城內革命黨人聞風而動，槍炮聲遍及大街小巷。瑞澂見大勢已去，鑿穿衙門后墻逃往泊于江面的“楚豫”號兵艦，張彪則渡江奔向劉家廟車站。武昌為革命軍所占，是為“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宣統(tǒng)三年歲次辛亥，八月十九日”。當日下午，湖北軍政府成立，宣告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來，持續(xù)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帝朝從此終結，中國誕生共和。
宣統(tǒng)三年十月
鄂中無大將“時勢造英雄”黎協(xié)統(tǒng)掌帥印
隨著漢陽、漢口相繼光復，“十八星旗”在武漢三鎮(zhèn)上空飄揚，建立革命政權乃當務之急，但革命主角都未置身現場：孫中山在美國籌款宣傳，黃興赴香港募資聯絡。公推的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和候任鄂軍都督劉公杳無音信，蹤跡全無；實際指揮起義者大多威望不足，缺乏號召力。這些光復武昌城的革命黨人聚議組建湖北軍政府之際，發(fā)現自身面臨群龍無首局面。解決問題之道是另行推戴具有資歷和背景之湖北籍人士出面主持。有人建議吳兆麟出任鄂軍都督，吳當即自謙“官太小，壓不住臺”，表示“打天下尚可效力，坐天下實以難當”；又有人屬意于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但眾人皆稱此公“素與革命無涉”，湯也坦言“本人不諳軍事”，建議都督應從軍界遴選可負重望者擔任，如此方可拒南下清軍于武漢三鎮(zhèn)之外。于是有人提名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黎元洪出任都督。與會者展開激辯，多人認為黎氏不但非革命黨，且更公開反對革命，怎能讓這樣的人領導革命呢？然而另有人指出：選非革命黨人做都督，表明革命黨心胸開闊，能吸引更多人來參加革命；再者，黎氏向為湖北軍人愛戴，擁有相應地位。大家說“言之有理”。十月十一日，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黎元洪就任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武昌閱馬場咨議局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府臨時辦公地。十六日黎明，黎元洪在閱馬場舉行祭告黃帝和革命誓師典禮，演講中誓言“矢志恢復漢土”，并聲明“請中山先生到湖北來領導革命”�！纠柙椤氨怀鋈巍避娬级绞寄坷柙槭苓^現代軍事的訓練，治軍有方且待部下寬厚，也頗受士兵愛戴，人稱“忠厚長者”，但不主張革命。武昌事發(fā)當晚，黎曾進行過反擊，據說還手刃了一名來勸他起義的革命黨人士兵，并警告部屬“不得參與胡鬧”。當情況急轉直下而利于起義者時，黎元洪便躲藏起來了。革命黨人決定擁戴黎元洪為領袖時，才發(fā)現黎已不見蹤影。吳兆麟派人四下尋找，終于在其部下家中找到了這位候任“最高長官”，據說當時他“正躲在床帳后打抖”。革命黨人表示要委任他做“新政體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氏則說，革命黨人闖的禍已經夠大了，趁清廷援軍尚未抵達趕快罷手回營。在被“迎駕”的革命軍“護送”前往咨議局途中，黎元洪一再表示“我非革命黨，擔當不起這樣的大任”，但護兵回答“去不去，都得去”，幾乎是將他架到咨議局。當眾人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時，他口中連呼“莫害我”，不論周圍人好說歹勸，就是不在安民告示上簽字，結果被惹惱的張振武拔槍頂住黎的腦袋逼他簽字。黎仍表拒絕，隨后便干脆改為端坐無語，此時又有人揚言要殺掉他，幸好被湯化龍、吳兆麟及時制止。耗到最后，黎的態(tài)度開始軟化，因為對革命黨人的成就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當這個都督就面臨身首異處的結局，終于十分勉強地“履行了手續(xù)”，成為鄂軍政府“名義上”的都督。幾日后，漢口、漢陽兩鎮(zhèn)也落義軍之手，革命勢頭正猛，民眾情緒高昂，黎元洪剪掉辮子，以一頭短發(fā)的新面貌進入“行使職權”狀態(tài)，做起了“真正”的都督。黎元洪在出任“中華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后，上書薩鎮(zhèn)冰書談及當時情形：“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以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便衣匿室后，當被索執(zhí)，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huán)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為應允�！�
武昌起義當天，孫中山正在美國大地旅途之中，從西海岸乘火車前往中東部，準備向當地華人華僑團體募捐，十月十一日抵達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幾日前，孫中山曾接黃興密電，但因密碼本隨行李托運而未得破譯，及至旅館方讀得內容：“居正由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辫b于孫氏當時并無款可匯，遂回電指示“暫時勿動”。由于連日奔波穿梭美國各地，忙于集會募捐籌款演講，旅途勞頓且力乏精疲，電報未發(fā)即入睡安眠，次日臨近中午方才起床。孫中山在去餐廳用膳途徑回廊時，順手在報攤上買了份報紙，醒目標題映入眼簾：“武昌為革命軍占領！”讀罷新聞孫中山驚喜萬分，意外消息使其心情難于意表，如果此時即刻啟程，則二十余日可抵上海“親與革命之戰(zhàn)”。但是，孫中山卻另有考慮，認為應該首先去爭取國際支持，因為“乃以此時吾當盡力于革命事業(yè)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于是復電黃興告知“暫不返程”，先決意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
【美報刊關注武昌革命《紐約時報》稱“恐將結束滿清統(tǒng)治”】美國各大媒體關注中國時局的突變，其中《紐約時報》在十月十三日、十四日連續(xù)刊載駐漢口、北京、東京、倫敦等地記者發(fā)回的消息和評論。發(fā)自漢口的文稿《武昌爆發(fā)反清革命，共和政體有望建立》中說，數月以來“困擾清國政局的革命形勢終于明朗化”，湖北新軍發(fā)難是“一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計劃的革命運動”，并認為“如不發(fā)生意外，著名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領袖孫中山可能被推選為民國總統(tǒng)”。關于清政府的反應，在發(fā)自北京的《大清政府緊急調兵支援漢口前線》一文中寫道：“大清政府意識到湖北革命已達到非常危急的關頭，急派陸軍大臣蔭昌將軍率軍支援平亂前線……倉皇逃逸的湖廣總督瑞澂已接到立即返回原地的命令，并稱如他不能收復武漢將受到朝廷嚴懲�！币恍﹫蟮乐羞�對起義新軍保護外僑的做法表示滿意，稱“義軍已命令要對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實行保護……湖北義軍統(tǒng)帥發(fā)布了一條特別公告稱，凡違反
湘革命黨繼鄂而起義軍首領殞命內訌立憲派譚延闿督政湖南
兩湖反清運動實為一體，武昌起義策動者中湘籍人士不在少數。鄂新軍發(fā)難后，長沙共進會會員焦達峰和陳作新起而響應。十月二十二日，焦、陳等以放火為號，率士兵從小吳門蜂擁入城，直沖撫臺衙門。湖南巡撫余誠格三步并作兩步，跑出大門對迎面而至的新軍作揖表態(tài)：“諸位革命，兄弟雙手贊成！”隨后便在亂中化裝溜之大吉。舊軍統(tǒng)帥黃忠浩可沒那么幸運，新軍士兵平日就對他恨之入骨，不待說話就被起義者連拖帶拽弄到小吳門給殺了。湖南宣布獨立，焦達峰、陳作新被推舉為軍政府正、副都督。湖南立憲派人士成立了參議院，咨議局議長譚延闿兼任議長，規(guī)定軍政府都督的命令只有經參議院蓋印方可生效，焦都督被“空殼化”了。同盟會代表譚人鳳二十六日抵達長沙，不允許都督大權旁落，提出取消參議院。擁護和反對者爭論激烈，譚延闿為此去職。焦達峰、陳作新原本資歷薄淺，再加年少氣盛，招致眾多居功將領和當地士紳不滿。三十一日，部分覬覦軍政府首長大位的軍官發(fā)動兵變，進攻都督府。焦達峰佩刀出場，準備對話，不料剛站定便被射殺。差不多同時，聞訊前來鎮(zhèn)壓的陳作新也在途中被叛軍殺害。湖南省獨立僅一周有余，起義兩領袖便于內訌中喪命，最后各方推舉譚延闿出任湖南軍政府都督�！舅谓倘省案锩摺蔽洳龑嵺`同盟會取中策獲成功】鄂軍武昌義舉是宋教仁所謂“革命三策”之試驗場。一九一○年，宋氏提出針對清廷革命三原則：“革命宜居中而不宜偏遠，革命時期宜縮短而不宜延長，戰(zhàn)爭地域宜狹小而不宜擴大�！比瓌t具體化即：以攻占北京為目標的中央突破為上策；在長江流域各省發(fā)動同步起事，而后成立革命政府展開北伐，是為中策；據邊地以圖日后進取為下策。此乃宋氏“革命三策”。鑒于上策操作難度大而下策實踐證明行不通，唯取中策也。宋氏意見獲得黃興、譚人鳳、李肇甫、趙聲等支持，遂于一九一一年春在日本東京召開同盟會十一省分會會長聯席會議，決定七月在上海成立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領導的“同盟會中部總部”，目標鎖定于湘鄂兩省，伺機尋找實踐“革命中策”時機。
皇室首尾不得顧袁世凱復出北洋軍頭“只認袁宮保不識清廷”
清政府于十月十四日下諭旨，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二十七日再降旨任其為欽差大臣，節(jié)制湖北水陸各師。袁氏結束兩年有余“洹上垂釣”的韜光養(yǎng)晦，重返北京政壇。武昌炮響，京城驟亂，宣統(tǒng)年幼載灃攝政，宮內太后高官，不是無知者便為昏庸懦弱之輩，派去“滅火”的陸軍大臣蔭昌，雖留學德意志，但無奈才智有限，難以抵擋勢頭正旺的革命軍。奕劻、那桐、徐世昌等，借各國駐北京公使團“非袁不能平亂”之語力勸隆裕太后及諸皇親權貴，啟用一九○九年初被令“回籍養(yǎng)疴”、正在彰德療“足疾”的袁世凱，以解燃眉之急。不得已，載灃于十四日授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除湖北軍隊外，蔭昌所率各軍及水陸援軍，亦得會同調遣”。袁氏深知，朝廷當前“非己不可”，決定把握東山再起之契機。僅任湖廣總督的職權太有限，且旁邊還有個欽差蔭昌，因此袁氏并不為所動，以“足疾未痊”辭謝任命的同時，請奕劻的密使徐世昌向朝廷傳達“平叛剿亂”六點主張：開國會，組責任內閣，寬辦鄂肇事者，解黨禁，總攬軍權和軍費保障�！霸鶙l”可謂滿朝皇親國戚的“清算書”。此時獨立風潮已由湖北向各省蔓延，漢口革命軍兵鋒北指，陣腳大亂的載灃只得再次向袁氏讓步，授欽差大臣并召回蔭昌。三十日，袁世凱離開彰德南下湖北督師。袁世凱小站練兵構建了北洋軍隊系統(tǒng)，各級將領多為小站舊人，對袁氏敬仰擁戴、敬畏有加，內心“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情節(jié)根深蒂固。袁世凱隱居養(yǎng)疴的河北彰德，乃京漢鐵路必經之地，信息傳遞靈便迅捷，袁氏雖對外采取“療疾不問政事”的低調姿態(tài)，然實則朝廷決策大計卻多有預聞。行走于皇城的奕劻、那桐、徐世昌，供職京畿的大公子袁克定等，是袁在北京的“消息源”；不時輕車簡從到彰德“探病”的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派大將，則是傳遞各種政壇內情和消息情報的“信使”。陸軍大臣蔭昌領命統(tǒng)帥的“平亂軍”，大多為袁氏昔日舊部，其中后續(xù)主力督師者便是馮國璋。南下部隊每經彰德，統(tǒng)帥必去“看望老首長”，聆聽指教。馮國璋赴鄂途中駐足彰德，袁世凱對他說，我軍“餉械未到，人員未齊，脫令出師太驟，萬一偶有失利之處，則關系大局，實非淺鮮。是非籌備周妥、計出萬全，斷難督師進攻”。授意馮國璋的部隊“慢慢走、等等看”。
黃興親抵漢口前線督戰(zhàn)御敵黎都督命軍士持大旗飛騎招搖
左圖為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在都督府前留影；中圖為武昌起義期間，英國、俄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駐漢口領事聯名宣布中立的布告；右圖是親臨前線指揮御敵的黃興戎裝騎馬照
同盟會領導人黃興于十月二十八日抵鄂，旋即指揮漢口保衛(wèi)戰(zhàn)。黃興在香港接到同盟會中部總部急電，稱“武昌起事已成，請其速歸湖北領導革命”，便即刻起動身先往上海。抵滬時，正值蔭昌、馮國璋指揮清軍對漢口發(fā)起猛攻，守軍戰(zhàn)情已陷不佳之境，黃興在第一時間化裝混入上海紅十字會戰(zhàn)地服務隊，搭乘外國輪船起程往武漢，同行者有宋教仁、陳果夫、李書城等。黃興與黎元洪匆匆見過后直奔前線，為穩(wěn)定人心、鼓舞士氣，黎都督特命傳令兵手舉書有“黃興到”三字的大旗，騎高頭大馬馳奔于武昌城內外，以示軍民黃興現已親臨戰(zhàn)場。
廣州將軍鳳山遭落彈斃命清廷永革盛宣懷職以圖緩和局勢
十月二十五日，新任廣州將軍鳳山在從珠江天字碼頭前往廣州城途中，路經倉前街“成記洋貨號”店鋪時，突遭“空中落彈”襲擊，將軍大轎在三聲巨響中被炸飛，鳳山斃命。廣州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鳳山遇刺身亡的消息，暗殺行動系黃興的“東方暗殺團”所為。革命黨人多次起義慘遭清廷鎮(zhèn)壓失敗后，拼命主義情緒充斥，暗殺思想盛行，黃興曾言“革命與暗殺二者相輔而行，其收效至豐且速”。八月間，革命黨人曾炸傷鎮(zhèn)壓黃花崗起義的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此次再探得自香港取水路至廣州上任的廣州將軍鳳山的進城路線，便在必經之路倉前街設伏，將三顆炸彈預先安置在“成記洋貨號”店鋪屋檐斜板上，用扳動機關控制，目標經過時炸彈滾落而引爆。清廷總理大臣奕劻十月二十六日宣布，時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被革職“永不敘用”，遺缺以唐紹儀繼任。買辦盛宣懷一九一一年一月出任郵傳部尚書，曾建議朝廷將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五月間“皇族內閣”成立，清政府立即以“上諭”形式宣布“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并強行接收湖北、湖南、廣東和四川的商辦鐵路公司，終激起四省保路風潮。此時清廷將盛宣懷作為“替罪羊”拋出，試圖紓緩南方革命對皇室造成的壓力。
在孫中山的國際視野里，當今世界列強與中國最有關系者為六國：“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者，厥為英國。倘使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睋藳Q定首先爭取國際支持，在前往他鎖定的外交重點英國之前，計劃與美國官方接洽，希望找到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十月中旬，孫中山在參加過芝加哥同盟會舉行的“預祝中華民國成立”集會后，在他的表弟、同盟會員朱卓文的陪同下赴首都華盛頓，嘗試與美國政府接觸，謀求華盛頓的道義支持和物質援助。孫中山十八日寫信給美國國務卿菲蘭德?諾克斯，提出“希望舉行秘密會晤”的要求。但是，美國在中國政局突變的問題上采取“中立”態(tài)度，國務院甚至連個回信也沒給。孫中山再轉赴紐約，與日本駐紐約總領事水野幸吉的代表鶴岡永太郎舉行不公開會面，表示愿意“以公開身份訪問日本”，探詢東京官方的意向，不料對方卻答復說，如果孫“肯改名換姓，登陸和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實際上拒絕了他。同時，美國的一些報刊也并不看好孫中山在未來中國政治中的作用，《紐約時報》就有社論說：“只有袁世凱是唯一能將和平與秩序給予中國的人�！痹诿绹耐饨换顒游传@結果，孫中山失望之余離開紐約去了倫敦。
【鄂軍政府頒組織條例同盟會立憲派各有舞臺】十月十七日，湖北軍政府正式頒布《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組織條例》。條例規(guī)定：都督為一省之最高軍事和行政長官；都督府為軍政府，下設軍政、民政兩大部。軍政部設參謀、軍令和軍務三部，都督黎元洪兼軍政部總司令；民政部設部長一名，下設外交、財政和交通三司。軍政府的部長職位分配，基本上是激進革命黨掌武、保守立憲派掌文。孫武、張振武分任軍務部正、副部長，吳兆麟任參謀部副部長，咨議局局長湯化龍兼民政部長等。
十一月十六日，欽差大臣兼湖廣總督袁世凱在京就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并組責任內閣。清廷接受袁世凱所開要價后，皇族內閣總理大臣奕劻于月初宣布辭職，隨即資政院通過選舉形式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十三日，袁在大批衛(wèi)隊拱衛(wèi)下威風八面地“進京履新”。所謂責任內閣，主要正副閣員均系袁氏親黨，如趙秉鈞、王士珍、田文烈等；也有部分君主立憲派人士，如梁士詒、張謇等；還有個別�；逝扇耸�。新總理上任伊始即頒布新規(guī)定：停止以往軍機大臣或內閣總理須每月入對奏事；各衙門應奏事件的核辦權一概歸由內閣，應請旨事件由內閣代辦，無須上奏事件由內閣命令執(zhí)行等。至于軍務方面，除了現已為袁氏所節(jié)制的湖北境內陸海軍外，他取得了近幾北洋各鎮(zhèn)之調遣權。京城內由軍咨府大臣載濤（載灃之弟）統(tǒng)領的禁衛(wèi)軍，乃使袁氏“不得安臥”的心腹之患，他以“皇族大臣當率部親征南方以為全軍表率”之提議，逼載濤自請解除軍職，隨即推薦徐世昌軍咨府大臣，馮國璋調京任禁衛(wèi)軍統(tǒng)，后再將自己的親兵衛(wèi)隊新編巡防軍一鎮(zhèn)改編為拱衛(wèi)軍，授段芝貴指揮北京城衛(wèi)戍之權。至此，京畿政軍權力悉數收入袁氏囊中，中國北方也成為北洋軍政派系的勢力范圍。困坐紫禁城內的大清朝廷，實已淪為政治僵尸一具，只等下葬者在棺材蓋上楔入最后一顆釘子�！径朔綂Z命資州首級函送武昌】川粵漢鐵路督辦、署理四川總督端方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資州被嘩變之湖北新軍士兵所殺。當年袁世凱被勒令回籍時，端方繼任直隸總督，但沒幾天便以“大不敬”罪名遭革職，因為他在光緒皇帝移靈時跑到隆裕太后行宮內照相。四川保路運動高漲的八月間，端方上書朝廷中樞，彈劾四川總督趙爾豐“不作為”，自告奮勇表示效力朝廷，于是被奕劻“重新啟用”，先授川粵漢鐵路督辦，再加官署理四川總督，并命其過境湖北時抽調新軍一協(xié)隨之入川鎮(zhèn)壓。當端方率部行至四川資州時，傳來武昌起義消息，軍中革命黨人策動士兵起事響應，準備借其人頭向湖北軍政府邀功，于是端方作了刀下鬼，首級隨后快遞武昌。端方是辛亥革命中被誅殺的首位滿族高官。
馮國璋攻武漢黃興臨危領命北軍破關下城
袁世凱獲“欽差大臣并節(jié)制湖北水陸各軍”銜當日，南下清軍前敵總指揮馮國璋下達進攻令。黎元洪調兵遣將，指揮革命軍與來犯之敵于漢口外圍展開激戰(zhàn)。兩日后，守軍戰(zhàn)線退移市內，馮為掃清射界，竟動用重炮轟擊稠密居民區(qū)，導致城區(qū)大火，房屋瓦礫灰燼，無辜市民死傷無數。黃興親臨前線督戰(zhàn)，試圖挽回局面，雖親手槍斃幾名臨陣退縮指揮官以殺一儆百，但仍難阻部隊退勢，加之個別前線指揮官通敵和軍火供應困難等因素，十一月二日被迫棄守漢口兵退漢陽。高層檢討漢口之役時有意見認為，黃興僅憑其所享往日之革命聲譽督今日之戰(zhàn)，無正式軍職而導致兵士拒絕聽其調遣，黎元洪聽罷當即決定將自兼總司令職務讓與黃興“以正其名”。三日，黎氏在武昌舉行“危情拜將”典禮，致詞于隆重莊嚴氣氛之中，嚴令所有前線部隊“務必服從黃總司令指揮，誓言保衛(wèi)湖北軍政府”。黃興隨即在漢陽組建湖北革命軍總司令部，湖南援軍亦到位，全軍上下士氣高昂。恰逢此時，上海等東南重鎮(zhèn)接連光復，同盟會中部總部電催黃回滬組織革命軍中央政府。黃興本人亦有早日東返主持全局之愿，因此將反攻漢口之役提前至十六日發(fā)動。黃興計劃兵分三路，由鄂軍成炳榮部和楊青選部組成第一路軍和第二路軍，擔任佯攻；兩協(xié)湘軍和熊丙坤指揮一協(xié)鄂軍組成主力第三路軍，由黃興親率前進負責主攻。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反攻日滂沱豪雨導致路況惡化，黃部出征如牛步緩行；另兩路執(zhí)行命令大打折扣，使北洋軍可傾其全力對付黃興。雙方自次日拂曉接戰(zhàn)拼殺到午后，湘軍力漸不支，長官策馬先退，散兵繼而如決堤潰壩，破督戰(zhàn)隊死亡線奪路狂逃，黃只得回撤漢陽。二十一日，馮國璋一鼓作氣強渡襄水，數日內連破兩道防線直撲龜山，漢陽實已無法據守，八千革命軍終敗于萬余北洋士卒。黃興回天乏力，率部退回武昌，當日便在上海紅十字救護隊掩護下乘外輪赴滬，遺留“革命軍總司令”一職由失蹤多日且露面不久的蔣翊武繼任。馮國璋因武漢三鎮(zhèn)連克其二有功，獲朝廷加封“二等男爵”獎勵。歷史是流動的、延續(xù)的，永遠處于變化狀態(tài)中的，社會變革僅有緩速顯晦之別，沒有停滯不前之狀，而是以“一個變局趨向高潮而形成新的變局”為周期的。歷史又是諸多側面構建的綜合體，是無數突發(fā)事件導致定向結局的集合體，其間充滿著偶然和必然的交織。
二十世紀初，社會內部矛盾淤積和國際環(huán)境變化，中國持續(xù)兩千余年的皇權架構跌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搖擺狀態(tài)之中。無論是盤踞京畿腹地的執(zhí)政者還是流落邊關浪跡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識到既有統(tǒng)治基礎的坍塌已在現實中成為可能。因此，統(tǒng)治中樞試圖通過立憲運動等溫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機，革命黨人則尋找一切契機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實現“變專制而共和”。時間至關重要。武昌起義雖是一個偶發(fā)事件，但就整個情勢而言，革命黨人顯然在這輪與時間賽跑的競技場上占了上風，“變局”趕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鑄就了民國。然而這個“變局”只是開始而遠非高潮。
孫中山所號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tǒng)治權，并非要趕盡殺絕前朝的統(tǒng)治者，“五族共和”原則體現了民族主義的理智性和以文化為基點的包容性。雖然革命難免要流血，但相對于一場社會制度更迭的“變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沒有如法國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慘烈，也沒有將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樣送上斷頭臺。
然而，由于革命黨團體早期活動的秘密性和聯絡會黨傾向，既缺乏現代意識又沒有形成嚴密統(tǒng)一的組織，因此更談不上自身的軍事力量，點燃“辛亥變天”導火索的革命黨人是利用朝廷新軍而獲得首義成功的。這種依靠“體制內”軍事力量推翻體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曇花一現，政壇實力人物袁世凱繼而登場，從此開始北京政府持續(xù)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謂“北洋時期”。這種軍人專政的事實，是民國初年從專制到共和社會過渡期不可避免的歷史后果。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如同一個硬幣兩個面。歷史人物無法擺脫歷史慣性，“忽然間”坐擁民國大總統(tǒng)寶座的袁世凱，對皇權“統(tǒng)治威嚴”難以釋懷的崇拜心理，導致其帝制用心昭然天下而告別歷史舞臺，身后遺產除群雄并起的軍閥割據、武人當道的北京政府，還有一個捍衛(wèi)共和理念的西南護國政權。民國開始步入“非典型南北朝”狀態(tài)。
在民族主義和工業(yè)主義雙重動力驅使下，各國發(fā)展趨向勢必打上國際因素印記。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形成于晚清，民國初年則是中國外交向現代模式的演變時期，國內諸多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都與當時的世界大事存在聯系。所以民國歷史的發(fā)展軌跡，包含有相當成分的各種國際因素。
孫中山的國際視野顯然要比其他民國政治人物開闊。在民國建立后，無論是短暫的臨時大總統(tǒng)時日、為發(fā)展國家建設奔波海內外期間，還是在護國和護法歲月，他始終在為自己的事業(yè)努力尋求各國支持，拓展國際關系空間。一九二○年四月，伍廷芳上演的“攜印出走”一幕釀成的外交事件導致廣東軍政府的破局，也為孫氏“回粵重新開府”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孫中山次年在南方建立政權并稱大總統(tǒng)，拉開與北京政府的政權對峙。幾經磨難，孫中山最終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援助下，通過國共合作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建立黃埔軍校，擁有了一支夢寐以求的“自己的武裝”。孫中山逝世后，南方政權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tǒng)一。
透過歷史流動性角度觀察，從辛亥革命共和肇始，至北伐告捷東北易幟為止，應該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個“歷史高潮期”。
在人們一般印象中，這段歷史是一段紛繁復雜、波云詭譎、亂象叢生的歲月。從北國到南域，自畿輔至邊陲，地方政權割據，國家四分五裂；政客縱橫捭闔，軍閥驕橫恣肆，名目繁多的東征西討致使黎民百姓陷于連年兵禍；上臺下野如走馬燈，僅北京政府就更換十三任總統(tǒng)（包括攝行大總統(tǒng)職、臨時執(zhí)政、軍政府大元帥等），內閣有四十六屆之多，“你未唱罷他登場，城頭頻換大帥旗”。
但是，這個時期又是從皇權統(tǒng)治到共和政體的轉型過渡期，是革舊鼎新、百廢待興的時代，是國家開始融入國際社會的起步階段。建立國會、制定憲法、普及新式教育、頒布施行各種國家社會治理的制度法規(guī)、開展新式外交事務等，為中國從封建王朝走向現代型共和體制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還是新文化在古老大地破土發(fā)芽的年代，是思想啟蒙主義實踐的年代，是波瀾壯闊、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最后，這個時期更是英雄輩出的年代，他們對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國家歷程的不同追求和各種努力，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奠定了基礎。
《民國新聞月刊》以“模擬報刊”形式，通過對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中國的歷史事件和與中國相關的國際事件的篩選、記述，向讀者展示民國初創(chuàng)階段這個“歷史高潮期”的多個場景。本書以月份作為編寫單位，按時間順序為經，以中外事件個案為緯，構成單位時間內的事件綜合，采用不分段落形式撰寫并配以相關圖片。每月以一個或多個對開為閱讀單元，所記之事時間以當月為下限，不設嚴格的瀏覽順序，重大事件的過程依事態(tài)進程按月份延伸敘述。每月刊頭頁設要聞欄目。歷史乃人與事的結合體，任何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時間段內的人物，對于當時之事，亦有其當時之認知與評判標準。本著“對歷史人物要放在歷史中觀察”的歷史道德原則，敘述內容多采用當時歷史環(huán)境下人們對所發(fā)生之事的態(tài)度評價，包括細節(jié)描述、報刊評論、文稿演講、函件通電、外界反應等。書后附有所征引圖文資料來源的“參考文獻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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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立欣
二○一二年四月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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