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明代政治斗爭為主線，以明朝歷代帝王為時間序列、重點講述明代的君臣關系、政治博弈、朝局走向，以此展現(xiàn)民代的政治運行特點、帝王的心路歷程、君臣關系的演進，以及臣子們?yōu)榱司S護儒家禮法所做的抗爭，突出演示了大歷史視角下的人物命運。
作者簡介：
阮景東，男河南新縣人，1979年9月生，武漢大學金融學碩士，歷史作家，已出版作品《萬歷朝鮮戰(zhàn)爭》。擅長大歷史的寫作手法，主張以大歷史的視角客觀、理性看待中國歷史，反對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形成的自虐史和逆向種族主義。
目錄：
第一章從洪武之治到陰霾下的天順
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們
2.朱允炆和朱棣
3.解縉的悲劇人生
4.洪熙皇帝與李時勉
5.宣德年的權力斗爭
6.火藥桶的點燃者——王振
7.土木堡之災——歷史的轉折點
8.陰霾下的景泰和天順王朝
第二章成化政治沖突到嘉靖財政危機
1.成化初年的政治沖突
2.汪直和他的西廠
3.儒家文化壓抑下的弘治皇帝
4.正德初年的政治風波
5.劉瑾時代第一章從洪武之治到陰霾下的天順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們2.朱允炆和朱棣3.解縉的悲劇人生4.洪熙皇帝與李時勉5.宣德年的權力斗爭6.火藥桶的點燃者——王振7.土木堡之災——歷史的轉折點8.陰霾下的景泰和天順王朝第二章成化政治沖突到嘉靖財政危機1.成化初年的政治沖突2.汪直和他的西廠3.儒家文化壓抑下的弘治皇帝4.正德初年的政治風波5.劉瑾時代6.皇帝的武功7.大規(guī)模的政治請愿活動8.寧王叛亂與正德南巡9.大禮儀之爭10.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輔們11.財政危機與帝國備倭12.江右學派與嚴嵩之死13.嘉靖與海瑞第三章隆慶王朝的開關到萬歷的沒落1.隆慶王朝的政治斗爭2.牢固的鐵三角3.鐵三角壓制下的萬歷皇帝4.反張運動5.失敗的萬歷親政6.國本之爭7.申時行的遺憾8.東林黨9.礦稅斗爭10.妖書案和梃擊案11.萬歷王朝的政治斗爭12.紅丸案與移宮案第四章天啟黨爭和帝國的安靜1.天啟皇帝和天啟初年的黨爭2.千古奇冤熊廷弼3.孫承宗和他錯誤的遼東戰(zhàn)略4.《三朝要典》與五人墓碑記5.意志決絕的天啟王朝第五章崇禎皇帝和東林黨的春天1.崇禎皇帝與閹黨的覆滅2.溫錢互攻與己巳之變3.中興之夢4.體仁內閣5.應社與復社6.周延儒的二次組閣7.楊鶴的主撫和洪承疇的主剿8.楊嗣昌的“十面張網”和景山自縊9.偏激而又無序的崇禎王朝第六章明王朝的滅亡1.南明王朝的政治斗爭2.明朝滅亡原因與明代政治斗爭史第一章從洪武之治到陰霾下的天順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們朱元璋對于明帝國的建立再造了漢人王朝和漢族文明�，F(xiàn)在看來朱元璋建立的很多制度都保證了這個王朝的安定，成年皇子必須離京，以文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聯(lián)姻，軍戶制度，遍布帝國的御史分巡道制度，乃至洪武年內閣的雛形，這些都無疑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安定而設計的。整個洪武朝，在政治斗爭方面我們關注的焦點還是皇帝跟李善長的關系，可以說朱李二人的矛盾斗爭握住了整個國初的政治脈絡，整個洪武時代朱元璋所關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李善長本是朱元璋的鄉(xiāng)誼，雖然有志官場，奈何天賦不高，無法在科舉中勝出，到了不惑之年依然是一事無成，但長期的隱忍早已使得李善長內心波瀾不驚。到了天下大亂的時刻，李或許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他選擇了朱元璋。他為什么選擇了朱元璋？有的說辭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無法在其他諸侯那里找到位置。李善長淮西人的身份和處事穩(wěn)重的特點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開始替朱元璋打理內務，總管錢糧、賦稅、田土、人口，他能夠把每一件事情處理得天衣無縫，令朱元璋無后顧之憂。李善長具備的是經世致用之才，從這里可以看出經天緯地之才或許在王朝的開建中并沒有那么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夠跟朱元璋的這些武將們打成一片，由此帶來一個盤根錯節(jié)的淮西集團，無論這個集團看起來多么松散，但它是那么的牢不可破，這個集團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縛了一代帝王。大明開國后，李善長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為中書省左丞相，從這里可以看出李善長的功勞與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長的微妙關系從何時開始或許我們無從得知，但李善長位列中樞后無疑加速了這種微妙。歷史上皇權與相權矛盾一直存在，從漢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內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機構的地位來削弱相權，到了元代，相權又有所加強。明初承元制，中書省總攬一切權力，且中書省的級別還高于當時的大都督府和御史臺，而且擔任右丞相的徐達又常年在外，這樣帝國的權力都集中在李善長手里，這是制度的結果，不是個人的結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權被抑制就是必然，此時的朱元璋已經開始產生不快，但統(tǒng)一帝國的戰(zhàn)爭仍在繼續(xù)，朱元璋只好先放放。李善長坐上了這個位子，開始培植淮西勢力，這樣一來眾人紛紛走李善長的門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對朱元璋的嗜殺雄猜，文臣武將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長那里傾訴衷腸，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雖然國初李善長已經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經對李善長顯示出了冷漠，這種冷漠當事人當然是清楚的。此時的李善長已經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該離開廟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領兵打仗的將軍們都回來了，按例封賞晉爵，而坐鎮(zhèn)后方的李善長也被封為韓國公，位列將軍們之上，從這個微妙的舉動我們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經忌憚他了。一個令帝王忌憚的人終是離死亡不遠，相反，一個令君主不斷欺負的人卻有著大好的前程。李善長終于明白皇帝要趕他走了，但他在臨走前卻把胡惟庸安插進了中書省，這表明他并不想徹底離開廟堂，他想退居幕后遙控一切。我想這個時刻洪武皇帝已經動了殺機，李善長到底缺乏處理復雜而微妙政治哲學的智慧。他的悲劇是他自己造成的。十年的時間，皇帝雖然不斷處罰不符合他標準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終沒有向李善長揮去，他在忌憚，他在等待。十年后終于用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長，接下來又是一個十年，大批李善長的人馬因為各種原因遭到誅殺，到了最后時刻洪武皇帝仍在猶豫，那就是對李善長的最終處理問題。我們看到了一個皇帝二十年的隱忍，看到了一個皇帝抉擇的痛苦，畢竟對方在帝國的創(chuàng)建中立下了不朽功勛，畢竟對方在自己創(chuàng)業(yè)時期就陪伴在自己左右。此時的李善長已經是風燭殘年，此時的朱元璋也是風燭殘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長會不會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長依然有著影響力，依然有著號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壓下越來越多的人的內心向那個忠厚的長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長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備號召力，朱元璋閉上了眼睛，還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人們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卻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們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卻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中國士子既講入世，也講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這方面是個代表，李泌七歲時即被玄宗召入宮中作詩，后來因作詩諷刺楊國忠、安祿山而被貶。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泌主動去向剛剛繼位的唐肅宗陳述治亂方略，深得肅宗賞識，肅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職，但李泌只愿意以一個賓客的身份參與朝廷決策，李泌在后來的收復長安、洛陽等地立下功勞，后來卻遭宦官李輔國嫉妒，為了避禍，李泌退出朝廷爭斗的旋渦，隱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時，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v觀李泌一生，歷仕三朝，實際地位和作用相當于宰相，這給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極好機會。但他卻能審時度勢，常常在大局轉危為安后功成身退，而當朝廷出現(xiàn)危機時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隱退保身，可見李泌是聰明的，他的政治觀是成熟的，他將中國古代那種士子之心發(fā)揮到了極致。他在年輕的時候寫過一首詩：“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連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yè)就扁舟泛五湖�！边@首詩可以說是他一生的寫照。如果李善長能夠徹底、干凈離開廟堂，結局也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國初最有趣的文臣不是李善長或者劉伯溫，而是汪廣洋與楊憲。如果說國初的文臣都好琢磨，那最難琢磨的就是這位汪廣洋，可以說在國初所有文臣中，朱元璋最看好的就是這位汪廣洋，朱元璋最寄以希望的也是他，可后來發(fā)生的事情卻令人大跌眼鏡。在明初那段崢嶸歲月中，并沒有多少令皇帝滿意的文臣，李善長水平不高且為人刻薄，劉伯溫清高而矯情，胡惟庸小吏角色，楊憲又過于愚蠢，真正有名士風度的唯汪廣洋一人而已。汪廣洋是元朝末年的一名進士，雖然是一名進士但并沒有授缺，他一直在安徽太平這個地方閑居，朱元璋攻下太平后，便召見了汪廣洋，兩人談得甚歡，從此汪廣洋在朱元璋麾下既管軍又管民，可以說這是一個獨立于淮西集團之外的人。另外一個獨立于淮西集團之外的人是楊憲。楊憲是檢校出身，他能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報告給朱元璋，所以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整個官場皆被淮西勢力控制的情況下，洪武皇帝能夠用來制衡淮西集團的也就是汪廣洋跟楊憲兩人。朱元璋將楊憲塞進中書省，讓他任右丞，是想讓他制衡李善長，但后來朱元璋發(fā)現(xiàn)楊憲是一蠢人。明初第一酷吏是楊憲，他善于捕風捉影，心狠手辣。楊憲一進入中書省便開始向李善長猛烈地進攻，直接叫囂李善長能力平庸應該下臺，這明顯超出朱元璋的預料。洪武皇帝并不想讓他這樣搞李善長，這樣做會很被動，會讓朱元璋下不了臺，其結果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此時的洪武皇帝意識到當務之急是壓制住楊憲，而不是李善長了。朱元璋選中了一個人，一個他老早就想用的人——汪廣洋，此時的汪廣洋已經外放多年，朱元璋又把汪廣洋塞進了中書省，任左丞職位。這中書省職位排序為左丞相、右丞相、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由于此時的李善長已經離職，徐達又領兵在外，所以這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便是汪廣洋。朱元璋想讓汪廣洋挑起中書省的大梁，也想讓汪廣洋壓制楊憲，但朱元璋發(fā)現(xiàn)不僅楊憲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廣洋也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廣洋并沒有像朱元璋期待的那樣搞楊憲，汪廣洋采取的是毫不作為的方針，大事仍然是由楊憲處理，不僅如此，楊憲竟然開始搞汪廣洋，可謹小慎微的汪廣洋卻讓楊憲抓不住把柄，最后楊憲竟然彈劾汪廣洋不孝順母親�！暗昧耍热荒悴幌敫墒�，那你就走吧�！边@是朱元璋的想法，于是汪廣洋被趕出中書省，外放到海南島。汪廣洋離開了中書省，楊憲越發(fā)肆無忌憚，繼續(xù)向淮西集團猖狂進攻，終于被李善長抓住了把柄，逼迫朱元璋殺了楊憲。洪武皇帝并不想殺楊憲，但楊憲的存在打亂了皇帝對付淮西集團的全盤計劃�；蛟S我們也可以認為面對李黨的威逼，洪武皇帝不得不用殺楊憲的方式來安撫李黨成員。李善長依然強大，從中樞到地方仍然都是他的人，但仇恨會在洪武皇帝心中越積越多，直到洪武二十三年的到來。楊憲死后，在李善長的安排下，胡惟庸由參知政事升任中書省左丞，面對李善長咄咄逼人的架勢，朱元璋將汪廣洋從海南調回中書省，升任右丞相，希望汪廣洋對付胡惟庸。朱元璋認為在海南那個荒蠻之地汪廣洋應該有所醒悟，但他錯了。洪武皇帝真是一個執(zhí)著的人。自從汪廣洋進入中書省后，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失去了過去那種銳意進取的精神，朱元璋不斷給他暗示，讓他上書參胡惟庸或者李善長，他都巋然不動，洪武皇帝失望了，慢慢由失望變得憤怒，洪武皇帝感受到了什么是“孤家寡人”，感受到了一個帝王的落魄。洪武皇帝多么希望有人來幫助他，他隱忍了十年，就是他不想直接做這些事情，以免獨自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洪武九年（1376年）奇跡終于發(fā)生，調任左都御史的汪廣洋糾結了幾個御史參劾李善長，但參劾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接到奏書的洪武皇帝欣喜若狂，他等這道奏書等了六年，隨即他罰了李善長的俸祿。但隨后洪武皇帝的那種欣喜勁立刻跌入冰谷，因為此后的汪廣洋意志消沉，每日借酒澆愁，這真是令人費解的舉動。一個難以琢磨的汪廣洋呈現(xiàn)在洪武皇帝面前。汪廣洋為什么會這樣？那就讓我們來分析分析。汪廣洋被洪武安排進中書省，他很清楚朱元璋想讓他干什么，他不想陷入復雜的政治旋渦，他不想成為別人的棋子，他想保持獨立的操守，他也知道自己無法對抗這個強大的集團，無論他是否扳倒李善長，他都會不容于朱元璋。洪武九年的一次雄起，可以看作汪廣洋對洪武皇帝的一次正面回饋，但隨后洪武皇帝逼迫他進行更加激烈的彈劾，汪廣洋越發(fā)陷入矛盾的境地，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矛盾、彷徨、痛苦，于是醉酒成了最好的澆愁方式。而這些最終激怒了洪武皇帝，皇帝對于這個不買賬的家伙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他賜死了汪廣洋。一代名相就此凋零。洪武皇帝也明白天下無人能對付李善長，能對付他的只有自己。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謎，時至今日我們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但確切的答案似乎已經不那么重要。汪廣洋也好，楊憲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實都可以看作朱元璋為了削弱李善長的努力，其實整個洪武一朝，朱元璋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而胡惟庸的被殺可以看作是這種削弱的開始，雖然李善長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個位置上跟李善長坐在那個位置上并無區(qū)別。其實胡惟庸無論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還是帝國建立以后都是一個小人物，朱元璋并沒有把他當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沒有把他當作宰相，胡惟庸并沒有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個干吏，能夠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可以說他的風格跟李善長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場上都需要一股力量來壓制他們，朱元璋找了十幾年，找了劉伯溫，找了楊憲，找了汪廣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動手吧。洪武十年，在汪廣洋終于發(fā)動對李善長唯一的一擊后，朱元璋將汪廣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調入中書省，汪廣洋一如既往地萎縮，但此時的朱元璋已經完全放棄了對汪廣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檢校。洪武九年，朱元璋將他的女兒嫁給李善長的兒子，這是朱家給李家最后的殊榮，洪武十年，朱元璋已經開始了動作，他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通政使司，規(guī)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這樣就越過了中書省，此時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經臨近。朱元璋并不滿足于此，大批的檢校監(jiān)視著中書省，時刻等待著胡惟庸犯錯，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終讓他們無法抓到把柄，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國使者進京了，中書省并沒有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朱元璋，胡惟庸自己處理完事情便打發(fā)使者回國，但檢校們把這件事情報告給了朱元璋。按理說這等事情屬于可報告可不報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朱元璋將禮部官員和胡惟庸、汪廣洋都叫了來，現(xiàn)場質問，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為什么要突然糾纏這件事。他很快推給了禮部官員，禮部官員也毫不示弱，把這件事推給了中書省，朱元璋當場讓負責此事的禮部官員下獄，并令檢校徹查此事。朱元璋認為查出的結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錯了，檢校們查出來的結果是汪廣洋，朱元璋驚愕了。并不是檢校們背叛了朱元璋，這個結果說明一個問題，胡惟庸的勢力大到檢校們查不出真實的結果來。朱元璋意識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發(fā)胡惟庸謀反，然后直接抓人。說胡惟庸謀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這樣說，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書，朱元璋找來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節(jié)，這涂節(jié)本來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給他許下什么好處，或者跟胡惟庸有什么過節(jié)，再或者他自己已經嗅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開始醞釀發(fā)動彈劾。既然事情已經布置下去了，那必須先穩(wěn)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亂計劃的部署。為了穩(wěn)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將汪廣洋貶到廣東，朱元璋被逼到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廣洋能夠搞掉胡惟庸，身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沒面子的事情，他對汪廣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終于希望與失望都變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詔命將走到半路上的汪廣洋賜死。洪武十三年正月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帝國風暴正式開始。御史中丞涂節(jié)突然上書朱元璋聲稱胡惟庸謀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處死，十一日，朱元璋連發(fā)兩道圣旨：廢除中書省和大都督府。整個帝國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對于廢除中書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計劃醞釀的長期性。朱元璋對于胡惟庸的處理只是面對李善長砍的第一刀，從此正式拉開帝王與李善長勢力集團的爭斗，后人總認為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實際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長這棵大樹的第一片葉子，等到所有的葉子都采完，就是該砍樹的時候了。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十年時間來不斷清洗李善長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檢校，以及后來的錦衣衛(wèi)，數(shù)千人被處死，數(shù)以萬計的人遭到調查、關押或被流放。帝國的政治氣氛頓緊，許多官員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知道何時錦衣衛(wèi)會沖進自己的家門。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變了洪武年間的政治風格，監(jiān)視和恐怖活動加劇的年代到來，洪武皇帝的辣手開始顯現(xiàn)，洪武皇帝以日益激進的手段實現(xiàn)他的治國理想。除了李善長、胡惟庸外，我們還應該關注那些具備名士身份的臣子跟這位草莽皇帝的關系，因為此種關系顯示出了一種另類風格。國初雖然一切都是如火如荼、如刀如鋸，但這些都不關士大夫們的事。士大夫們對于這個新興政權并沒有表現(xiàn)出多么的熱衷，甚至骨子里異常地排斥，他們不僅為元朝唱贊歌，而且還為元政權殉節(jié)、斷指、斷腕或隱居，這的確是一種奇怪現(xiàn)象，但這些都好理解，因為元政權符合他們的利益。在士大夫看來，一個政權應該是寬松、和藹的，能夠保護士紳們的田產，很顯然元政權符合他們的標準，甚至比宋政權更符合他們的標準，也很顯然明政權不符合這個標準。蒙古人是好糊弄的，而朱元璋是不好糊弄的，他們不明白這樣糊弄下去只能是政權的崩潰，政權崩潰后他們的田產也得不到保留。明初士大夫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喊出“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的吳德新；第二類是跟明政權若即若離的劉伯溫；第三類是跟明政權保持親密合作以獲取最大利益的李善長。對于第一類人，朱元璋就是一個“殺”字，對于第二類人朱元璋還是一個“殺”字，對于第三類人朱元璋仍是一個“殺”字，當然，朱元璋并沒有殺劉伯溫，我是說第二類人而已。對于第一類人和第三類人已經無可贅述，我們這里就對第二類人進行一下分析，選取兩個例子——劉伯溫和高啟。劉伯溫是一個矛盾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他是忠于元廷的，奈何他無法在元廷造成多大的影響，也長期得不到重用。元末紅巾軍起事后，劉伯溫舉鄉(xiāng)兵進行鎮(zhèn)壓，雖然有功于朝廷但仍舊得不到重用，劉伯溫憂憤之下辭職隱居，雖然是隱居，但劉伯溫心中仍舊是波濤澎湃，他已經對元廷徹底失望，他在暗中觀察，觀察著新的力量。但從鎮(zhèn)壓反叛者到投靠反叛者，這個坎畢竟邁不過去，劉伯溫開始做理論上的準備，他在青田隱居期間寫下了《郁離子》�！队綦x子》等同于宣言書，宣布跟元廷徹底決裂，也是向四方新貴釋放出的暗示。后來的劉伯溫雖然投靠了朱元璋，但他對洪武皇帝是鄙夷的，對于這個由中國底層民眾建立起來的政權是鄙夷的。朱元璋自然清楚這一點，朱元璋需要劉伯溫這個花瓶，以此來籠絡天下士子之心，劉伯溫的氣質跟這個新生的明政權格格不入，這個新生的明政權也跟他格格不入。洪武四年，劉伯溫的告退與其說是避李善長的鋒芒，不如說是對自己失敗人生的一種頓悟。如果說劉伯溫代表了這第二類人，那么高啟則是這第二類人中的典型。“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駕頻出�！薄 �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薄 �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這是詩人高啟所作兩首詩中的句子，第一句是給元王朝唱贊歌，第二句是給明王朝唱贊歌，對于這類人朱元璋是不喜歡的。通常高啟是由于明代的一些事情而留聲后代，但高啟實際上是元代的詩人，他所活動的時間段和所作的大部分詩集都是在元代發(fā)生，他對大元是忠誠的。上面列舉的《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當時正是天下大亂之際，韓林兒的龍鳳政權發(fā)展到巔峰，三路北伐軍一路高歌猛進，在這個年代，高啟的心也是跟隨著大元王朝一樣風雨飄搖。時值元大都的雜劇演員宜時秀來到江南演出，這宜時秀是已故著名雜劇演員郭芳卿的弟子，而郭芳卿是前任元朝皇帝文宗皇帝的座上賓。宜時秀一曲終了，高啟聯(lián)想到文宗皇帝在世的時候大元王朝那種皇皇景象，再聯(lián)想到今日時局，不由感慨萬千，便做出了“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駕頻出”的詩句，高啟對元王朝的贊嘆是由衷的�！兜墙鹆暧昊ㄅ_望大江》是高啟于洪武二年（1369年）作于南京，此時詩人正受洪武皇帝之邀修《元史》，從全詩的那種悲涼氛圍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詩人對于明王朝的不熱衷，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或許由于現(xiàn)實的原因而極為勉強地奉承了一句。朱元璋看到了這首詩，自然感到不快。高啟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是不快的，他對朱元璋的高壓手段是不認同的，所以當朱元璋提出授予他戶部侍郎一職時高啟堅決辭授，洪武皇帝頓時覺得很沒面子，他認為高啟看不起他，我想此刻的皇帝已經動了殺機，但表面上還是過得去，皇帝沒說什么，還送了高啟川資讓他回家。事情并沒有解決，朱元璋時刻盯著高啟的一舉一動，看他還有什么表現(xiàn)來印證自己的看法。果然，高啟不愿去抱皇帝的大腿，反而去抱蘇州知府魏觀的大腿。杜車別認為高啟的人格是卑下的。這進一步印證了洪武皇帝認為高啟看不起自己的論斷，他終于下定決心殺掉高啟。魏觀是一個文人，具備文人的一切特質，與洪武皇帝相比，高啟更喜歡跟這樣的人交往。高啟并沒有什么過錯，不買皇帝的賬并不意味著要死亡，所以洪武皇帝只能盯著魏觀來找高啟的錯誤。機會終于來了。這蘇州府衙本是以前張士誠的皇宮，張死后，皇宮被明軍焚毀，大明建國后，蘇州知府一直在廢墟上辦公，所以魏觀一直想重修知府衙門，這也無可厚非，可事情就出在這上頭。到了上大梁那天，魏觀特意讓高啟寫了首《上梁文》，時至今日，這《上梁文》已經失傳，里面具體寫了些什么，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但高啟在《上梁文》中形容蘇州府衙是“龍盤虎踞”，要知道這里昔日是張士誠的府邸，不管高啟是無心還是有心，我們都可以看出高啟的狂妄與過分。魏觀和高啟皆被殺，其中高啟還是腰斬而死。后來朱元璋為魏觀平了反，承認魏觀是冤枉的，但對高啟卻并沒有平反。國初此類例子比比皆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非常在乎文人對他的看法，他常常從文人留下作品的字里行間捕捉文人的思想脈絡，但結果表明洪武帝通常是自尋煩惱。的確，國初的文人由于懷念元王朝和張士誠那種寬松的統(tǒng)治氛圍，所以大多在詩詞中對明政權表達了不滿，洪武皇帝的心靈卻偏偏無法得到釋放，去跟這些過了氣的文人計較，其結果只是徒給自己留下閑言碎語而于事無補。高啟一案是洪武皇帝對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發(fā)出的一個明確信號，在洪武皇帝的高壓下，舉國文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沉悶的政治環(huán)境掐滅了文人的創(chuàng)作熱情。無論這些文人是高尚還是卑下，他們的結局都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講完了文臣，我們再來談談武將。明初的武將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早死，從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鄧愈、湯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實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戰(zhàn)事過急、過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明初戰(zhàn)將的性格特點，那就是忠于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將是偉大的，也是可愛的，他們?yōu)榈蹏蛳乱粋�不朽的江山，大多數(shù)武將并無私欲，且出身貧苦，他們勇猛、品性優(yōu)良，在帝國這個舞臺上將一個武臣演繹到了完美。經過數(shù)十年的征戰(zhàn)，帝國的戰(zhàn)將們逐漸謝幕，朱元璋也沒有虧待他們，他們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孫也得到了蔭澤。但也有一些武將因為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殘酷的株連。明初是朱元璋一個人的舞臺，沒人能夠影響到他，在整頓完了文官隊伍之后，洪武皇帝又把矛頭對準武官，藍玉是一個切入點。藍玉在開國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響的人物，他本是常遇春的內弟，藍玉第一次走上帝國的舞臺是洪武十四年征討云南的戰(zhàn)爭，藍玉走上人生的頂峰是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仗。這一仗明軍一直打到貝加爾湖，徹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此后，蒙古高原再次進入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前的混亂狀態(tài)，各部為了汗位而相互仇殺。洪武二十一年的這一仗也是繼洪武五年徐達、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后對蒙古的決定性一仗，這一仗又給朱元璋培養(yǎng)了一個像李善長那樣的棘手人物——藍玉。洪武二十一年這一仗后，藍玉變得越發(fā)驕縱，他在軍中安插私人、畜養(yǎng)家奴、侵占田畝，這些都觸動了朱元璋的神經。如果說胡惟庸案是對不法文官的清洗，那么藍玉案則是對不法武官的清洗。從洪武三年李善長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經開始醞釀對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頒布《大誥武臣》，實際上就是醞釀對武官的整治。洪武朝軍中已經開始出現(xiàn)很多弊端，軍官冒領軍餉、侵占軍田、虐待士兵，導致軍士逃亡，朱元璋頒布的《大誥武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雖然《大誥武臣》頒布了，但并沒有制止住軍中的違規(guī)行為，朱元璋開始醞釀其他的辦法來對付。藍玉事件不過是洪武整治軍隊的一個借口，《大誥武臣》中列舉的軍隊犯罪案件皆是觸目驚心、令人發(fā)指，無論有沒有藍玉，洪武朝對軍隊的整治都會發(fā)生，只是藍玉的驕縱使得整治集中在一點而爆發(fā)。整個藍黨一案，被殺、被流放、被關押、被刑處的一共是一萬五千人。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份案發(fā)，當時捉拿的是一千人，短短五個月涉案人數(shù)就達一萬五千。當然了，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員被牽連，那么可以說明一個問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錦衣衛(wèi)辦案效率大大提高。錦衣衛(wèi)辦案效率為什么會大大提高？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錦衣衛(wèi)在數(shù)年前已經開始對有關人員進行監(jiān)控，二是定罪的隨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羅織的，不像胡惟庸一案還消耗大量時間尋找罪證。朱元璋為了證明藍玉一黨確實有罪，還親自編了一本《逆臣錄》，但這本《逆臣錄》卻是漏洞百出。錦衣衛(wèi)的辦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個帝國無人敢吱聲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懼，錦衣衛(wèi)辦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范圍，朱元璋意識到這種瘋狂行為必須停止。洪武皇帝中止了藍黨一案的調查，大部分在押人員被釋放，經辦此案的錦衣衛(wèi)人員也被朱元璋處理。“藍玉案”基本上結束了朱元璋那個純粹的理想，錦衣衛(wèi)們的辦案風格和官員們的諾諾唯唯，讓朱元璋有了改變治國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對后繼人表達了寬刑法的思想，無論朱元璋殺了多少人，處罰了多少文臣武將都是徒勞的，它既不能使帝國變好，也不能使帝國變壞。 2.朱允炆和朱棣洪武中的“洪”字代表宏偉、雄大的意思，“武”字代表以武建國、以武治國的意思，這個詞的確符合朱元璋。那么“建文”顧名思義就是以文治國，朱允炆確實在跟他的爺爺唱對臺戲，從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君主的確跟上代君主在氣質上截然不同。洪武皇帝一旦死去，繼位的建文皇帝迫不及待地糾正了洪武皇帝的一系列錯誤。他平反冤案，被關押的犯人相繼被釋放，被流放的家屬也都回來了，減刑法、寬賦稅也在進行中，大明帝國的儒生們在這種新氣象中看到了他們的前途。他們歡呼雀躍：“朱允炆，你是好樣的，我們需要的就是像你這樣的君主！”朱允炆也在心中吶喊：“我的老師們，這個國家我已經沒有依靠的對象了，我能依靠的只有你們�！苯ㄎ闹螞]進行多久就出現(xiàn)了問題，建文皇帝被他的老師方孝孺代入到復古的彀中，兩個人成天在宮里鼓搗如何恢復井田制，如何把各個州縣的名字、各個街道的名字、所有文武官職的名字、宮殿內每個宮門的名字都復原到周代的標準，哪怕是在北方戰(zhàn)事如火如荼的時刻，兩人依然悶在宮里搞這些無聊的事情。方孝孺是個復古的狂熱分子，言必稱三代，在他眼中只有周代是最好的，不僅禮樂應該恢復到周代，人們的思想，土地所有制度，甚至政權的組織形式都應該恢復到周代。無獨有偶，董仲舒、王莽、王安石、朱熹這些大儒都是井田制的倡導者。建文皇帝和方孝孺的日益偏激引起了藩王和武將們的不滿。建文王朝并沒有改變洪武王朝那種不穩(wěn)定性，不安的騷動正彌漫著整個大明帝國，人們對于未來都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洪武皇帝封藩的遺留問題。始皇嬴政統(tǒng)一天下后，并沒有實行分封制，而是實行郡縣制，事實表明這一制度實行過急，因為經過周代八百年的分封制，各地的貴族依然權力巨大，天下一亂，這些貴族首先起來造翻。漢吸收秦的滅亡教訓，實行郡縣和封國并存的制度，事實表明這種制度到了那個時代已經不可存在。那么朱元璋為什么又撿起了歷朝歷代早就丟棄的分封制度？我認為這里有三個原因。首先要聲明的是朱元璋的分封制跟前代已大有不同，實際上封的就是北邊的幾個藩王，其他的都是虛封。封王戍邊的原因一是京城在南邊，離邊塞太遠，不好控制北疆，封王戍邊剛好可以起到讓藩王守邊的作用；二是這一行為體現(xiàn)了朱元璋樸素和小家的思想，他認為老子打了天下就應該讓子孫們幫著一起守；三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嫡長子一旦被立為太子，其他皇子就必須離京，避免爭權奪利，而封藩則可以在異地解決他們的身份問題。所以，洪武皇帝的封藩制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在洪武皇帝還沒有死的時候，朱允炆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對他這些叔叔下手了。建文時代，圍繞在建文身邊的就是方孝孺、齊泰、黃子澄這三名儒臣，跟方孝孺鼓搗建文復古不同的是齊泰、黃子澄鼓搗的是削藩。齊泰建議先削燕王，而黃子澄建議先削勢力弱小的藩王，建文最終采納了黃子澄的意見。實際上，先削誰、后削誰都已經不重要，關鍵的是削藩此舉既違背洪武憲法，又不得人心。建文皇帝的第一刀揮向了周王朱橚，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同屬壽州李妃，處理了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一只臂膀。建文帝的動作相當快，朱元璋死了一個月，他就動手了。周王癡迷于醫(yī)學，他自己種有物園，自己品嘗藥材，建文拿下周王后將他發(fā)配云南，云南這個邊遠的地方給了周王的醫(yī)學研究以很大的便利，那里有豐富的物種，有奇花異草，有煙瘴，有長期患病無法得到醫(yī)治的民眾。周王到了云南便聯(lián)合當?shù)氐尼t(yī)官開始研究醫(yī)藥、著書。雖然朱棣奪得皇位后給了周王自由，但周王的一生都在鉆研醫(yī)學的抑郁中度過。周王被削后，湘王、齊王、代王、岷王又進入建文皇帝的視野，厄運很快降到湘王朱柏頭上。朱柏跟周王朱橚一樣也是個文化人，解縉對他的評價相當高，說他“幼而美異，長而通明，溫恭粹德”。朱柏除了文采好外，武功也不錯，他還是個虔誠的道教徒，跟朱元璋和朱棣一樣，他也尋訪過張三豐。建文元年四月，建文以謀反罪和私印鈔票罪著有司兵馬逮捕朱柏進京詢問，朱柏為了免受刀筆小吏之辱全家自焚而死，時年二十八歲。即使是建文這樣的仁君，在面對政治斗爭的時候依然是毫不手軟，而以黃子澄、齊泰為首的削藩者，打著儒教、禮治的旗號，在自己的利益受威脅時仍舊是行霸道、走詐術，我們在這里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雙重標準。建文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孩子，如果你認為他老實那你就錯了，在洪武三十一年剛處理完周王，對燕王的處理就已經開始了。從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起，大批的軍隊和錦衣衛(wèi)被派往北平監(jiān)視朱棣。在建文削藩如火如荼的時候，朝中的不同聲音就一直沒有斷過，建文也曾猶豫過，但都被齊泰、黃子澄硬頂了下來。從建文元年開始，北平與南京之間消息不斷，官道上常常是快馬加鞭，雙方心照不宣，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到了六月，燕王的左護衛(wèi)百戶倪瓊進京被錦衣衛(wèi)捕獲，倪瓊供出了燕王準備謀反的情況，建文得知后只得提前動手。建文首先動手了，派去燕王府捉拿朱棣的軍隊反被燕王府的衛(wèi)隊打敗，接著，燕王的衛(wèi)隊乘勢奪取了北平九門，控制了北平防務，朱棣終是被逼到了這條路上。然而控制了北平的防務，若想南下，還必須控制整個北平的外圍，這樣才能有一個穩(wěn)固的后方。于是朱棣便率領王府的衛(wèi)隊和從外地奔過來的燕王衛(wèi)隊迅速掃蕩了北平的外圍，控制了整個北平周圍要地的防務，內戰(zhàn)終于爆發(fā)了。燕王經營北平已多年，手下燕軍已經是帝國戰(zhàn)斗力最強的軍隊，北平周圍中央軍的迅速潰敗也就不難理解，而且因為燕王的人脈熟絡，還有不少中央軍投降燕軍，進一步增強了燕軍的實力。既然要謀反了，總要找一個謀反的理由吧，其實理由很好找，翻翻史書就知道了。對于燕王其實不需要翻史書，翻翻《明皇祖訓》就知道了，朱元璋為了防止后世子孫變質，特點刊印《明皇祖訓》，世人都喜歡搞些表面文章，朱元璋也不例外，可在《明皇祖訓》中記載了一條，也就是如果朝中出現(xiàn)了奸佞，各地藩王有權力帶兵進京勤王，朱元璋封王除了戍邊外，也是為了防止江山變色，可這條記錄給朱棣的謀反提供了借口，而且還是合法的借口。的確，朱元璋在世的話也會支持朱棣這樣做，黃子澄、齊泰的做法已經超出了一個人臣的本分，建文剛即位，大明皇族便已是刀光劍影，這雖然出自建文帝的圣裁，但齊泰、黃子澄的推波助瀾也不無作用。建文元年七月，朱棣打起了“靖難”的大旗，并發(fā)布對建文本人和黃子澄、齊泰一系列的指責，這些指責在當時看起來似乎比黃齊的削藩和方孝孺的周禮更能爭取人心，的確，從那個時期起，人心便已開始微妙地向燕王轉移。為了平叛，建文起用了老將耿炳文。建文為什么要用耿炳文？因為建文的姐姐嫁給了耿炳文的兒子，建文帝將平叛權交給耿炳文后便接著跟方孝孺鼓搗復古改制了，對于建文來說，燕王造翻也許是好事，因為他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處理燕王了。耿炳文的失敗是必然的，雙方在北平附近進行了一場主力會戰(zhàn)。耿炳文失敗后，在黃子澄的推薦下，建文起用了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揮。李景隆從山東德州揮師進攻北平。而此時大明遼東軍開始破關南下，攻打永平府，永平是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北平的東門戶，一旦永平被攻下，遼東兵就可以隨時攻打北平。此時的形勢對于朱棣來說已是形如危卵，南邊有李景隆的幾十萬大軍，東邊有已經破關的遼東軍，朱棣正陷入夾擊之中，此刻正是朱棣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朱棣很快冷靜了下來，他知道對付李景隆的大軍最好的辦法是拖，而已經入關的遼東兵才是最大的威脅。朱棣將一部分軍隊留下守城，自己帶著精銳去驅趕遼東軍，為了提高防守的效率，朱棣撤除了北平城外一切守軍，集中力量防守北平，并把守城的任務交給了長子朱高熾，自己帶著次子出發(fā)。朱棣的這一防守策略十分正確，可惜兩百多年后的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朱棣的心里也沒有底，但他只能這么辦，他寄希望于兒子朱高熾能夠守住北平。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朱高熾守北平的局勢跟當年的朱文正守洪都的局勢如出一轍，無論朱棣如何心亂如麻，此刻的他只有冷靜下來穩(wěn)扎穩(wěn)打。朱棣迅速擊退了南下的遼東兵，這時候北平的攻防戰(zhàn)打得正激烈。當他得知他的兒子防守北平正嚴密，朱棣又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他帶著軍隊往北奔襲至關外的大寧，收繳寧王朱權的軍隊，那里有精銳的朵顏部蒙古騎兵。朱棣帶著寧王的軍隊輕而易舉地擊潰了已經攻城三個星期的李景隆大軍，此時的朱棣已經有了完全可以對抗朝廷的本錢。李景隆兵敗后退回了德州，雙方歇息了近半年。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率三十萬軍隊再次北上，護國軍和朱棣的十萬叛軍在白溝河展開了規(guī)模最大的一場主力會戰(zhàn)，李景隆再次敗北，退到德州。這次朱棣開始了窮追不舍，李景隆又退到濟南，朱棣又追到濟南，在濟南朱棣遇到了真正的對手——都指揮使盛庸和布政使鐵鉉，朱棣圍城三月而不破。這是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為什么奇怪？因為對于朱棣這樣一個反叛者，帝國竟然沒有援軍來支援，這也就說明朱允炆能控制的資源其實就是濟南城的守軍，朱棣越打下去越膽寒，這時候他做出了一個愚蠢的舉動，退回了北平。朱允炆立即任命盛庸為平燕將軍，總督平叛兵馬，盛庸隨即跟朱棣大戰(zhàn)東昌，朱棣再次戰(zhàn)敗。從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以來，一直到建文三年底，朱棣一直在北平附近晃悠，打不開局面，朱棣本來的策略是穩(wěn)扎穩(wěn)打，拿下山東后，再南下安徽攻取南京，可幾年下來，朱棣明白，如果繼續(xù)這樣搞下去，不僅濟南打不下來，就是德州也拿不下來，而一旦建文醒悟過來，硬調各地人馬圍剿，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如今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越過山東，直取南京。朱棣在賭，他賭的就是帝國的軍隊不要來插手這件事，朱棣在三年的戰(zhàn)爭中已經捕捉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敢這樣做。從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起，朱棣率領不足十萬的人馬開始從北平出發(fā)，繞過德州渡過黃河進入徐州，駐扎在山東境內的中央軍得知消息后，開始在后追趕，雙方在安徽境內大戰(zhàn)一場，中央軍失利，接著，燕軍攻破淮河上的盛庸防線強渡淮河，進入南方，接著攻下?lián)P州，抵達浦口，此時盛庸的水軍正在長江上布置防線跟燕軍對峙。很不妙的是盛庸手下的都督僉事陳瑄叛投燕王，保衛(wèi)南京的最后一條防線破產。此時南京城內有兩種不同的聲音，黃子澄和齊泰力主守城，李景隆和兵部尚書茹瑺力主談判，已經到了這個時候還怎么可能談判呢？最終李景隆打開了城門，迎接燕王入城。李景隆為什么要打開城門？因為沒有辦法，此時各地的兵馬已經不愿意拱衛(wèi)南京，建文只好在南京附近招募義兵守衛(wèi)南京，這些毫無作戰(zhàn)經驗的新兵如何能夠守衛(wèi)南京。就這樣，朱棣進入南京承繼大統(tǒng)。當朱棣進入南京城后看見的是熊熊大火，建文皇帝的結局究竟如何已經不再重要，中國的文官們試圖改造中樞的努力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明王朝的政治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重回洪武之治的軌道。建文帝失敗的原因不是由于朱棣多么睿智，也不是由于燕軍戰(zhàn)斗力多么強，而是由于建文帝手中掌握的資源太少，無人愿意幫助平叛。雖然李景隆、盛庸帶兵平叛，但他們更多的是出于道義上的幫助，真正對建文帝忠心耿耿的大約便是那幫文臣。從持續(xù)四年的內戰(zhàn)可以看出，建文帝能夠調動的也就是李景隆和后來盛庸率領的那支軍隊，當朱棣的一支孤軍從北平南下的時候，竟然沒有一處勤王之師前來攔截，這就說明這些將領都在隔岸觀火。所以削藩先削誰，后削誰已經不重要了，復古不復古已經不重要了，井田制究竟要不要恢復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對于一個繼任者來說如何快速地掌握兵權，讓各地的駐軍統(tǒng)帥忠于自己，而建文帝一系列的政策失誤最終葬送了自己。建文帝的削藩跟景帝的削藩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在形勢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受到文臣的蠱惑，但景帝手中掌握的資源要比建文多得多，景帝有梁王做屏藩，有周亞夫、李廣等平叛大將，而且建文跟景帝在削藩前后的態(tài)度也驚人的相似，先是銳意削之，待天下突變又優(yōu)柔寡斷，可以說這兩位皇帝時而積極、時而消極。封藩跟儒家的禮治是相抵觸的，儒家奉行干涉主義，主張通過維護君主的權威來實現(xiàn)干涉主義，而藩王制度恰恰影響到了儒家的干涉主義，這也是漢明兩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胺虮Щ鹭戎e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辟Z誼的《治安策》深刻論述了這種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潛伏的末日危機。不光如此，蘇軾也針對削藩問題發(fā)表了一番議論，蘇軾在《晁錯論》的開篇提到世上最難辦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卻埋藏著隱患，實際上就是指封藩。接下來蘇軾指出要想成功地削藩必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第一，要把削藩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對敵我雙方的力量進行科學評價，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帶來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講究循序漸進。蘇軾在提出這三個條件的基礎上也點明漢代的晁錯是不適合做這件事情的人。建文皇帝在沒有掌握軍權的情況下過急過快地削藩，是建文皇帝失敗的根本原因。無論你承認不承認，朱棣的造翻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種局面的責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雖然建文皇帝失敗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禮治在明初的政壇上留下一抹余輝，這對朱棣日后的施政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朱棣取得了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但他依然糾結，他糾結的是如何對建文皇帝定位問題。在明代實錄中，建文皇帝被定義為一個昏聵、殘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遺愿的人，甚至建文皇帝篡奪了本應該屬于永樂皇帝的皇位，如此一來，朱棣的靖難之役似乎名正言順。光有這些還不夠，建文時代大多數(shù)文獻被焚毀，以至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歷史是那么艱難，雖然沒有過多的史料對建文皇帝進行描述，但我們透過歷史的脈絡依然可以看到一個溫文而又殘酷、意志決絕而又步履維艱的皇帝孑然的落寞。永樂皇帝開始不遺余力地展示他的正統(tǒng)性，他開始重新修建大報恩寺，這確實有欲蓋彌彰之嫌，朱棣對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眾口。不光如此，更加殘酷的還在后面，讓我們還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階段。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亞于一場改朝換代，對于一些人來說，1402年南京城破跟1645年的南京城破沒有任何區(qū)別。的確如此，在那個年代，為此殉節(jié)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無關的農民置身水中。在他們心目中，那個好皇帝不見了，在文人心中，他們的那個政治夢想破滅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無情破滅了。洪武皇帝雖然沒有給他的孫子留下一幫武將，但是卻留下了一幫鐵骨錚錚的文臣，如果你看一下名單，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多么豪華的陣容。黃子澄、齊泰、方孝孺、景清、連楹、卓敬、練子寧、鐵鉉、暴昭、陳性善、王彬、宋忠、崇剛、陳迪、黃魁、顏伯瑋、王省、胡閏、高翔、王度、戴德彝、謝升、丁志方、甘霖、董鏞、陳繼之、韓永、葉福、王艮、高遜志、廖升、魏冕、鄒瑾、龔泰、周是修、程本立、黃觀、王叔英、林英、黃鉞、曾鳳韶、王良、陳思賢、龍溪六生、臺溫二樵、程通、黃希范、葉惠仲、黃彥清、蔡運、石允常、韓郁、高賢寧、王璡、周縉、牛景先、程濟。這批文臣不僅是明帝國最后的絕唱，更是結束了中國古典意義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們從氣質上來說都跟前代不同，這場政治變動在士大夫的眼中絲毫不亞于宋元兩朝的滅亡，他們心目中的那個明王朝的確已經滅亡了。很快，明王朝歷史上最震撼的事情發(fā)生了，這批儒生要么被處死，要么自殺殉節(jié)，朱棣不知道這些大儒是整個民族的靈魂，大儒殺之不祥。在洪武的那個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對這些大儒禮敬有加。雖然悲劇發(fā)生了，但這些儒生在國初的舞臺上進行了一次最精彩的表演，他們終于有機會來詮釋心中的理想與信念。無論朱棣如何地遮掩、如何地粉飾，他都逃不過一個“篡”字。華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統(tǒng)，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領袖，而是能夠保持穩(wěn)定的傳承秩序。如今的永樂皇帝卻打破了這種秩序，面對儒生的反對，他沒有像他的后世子孫萬歷皇帝那樣消極應對，而是以鐵血的政策來鎮(zhèn)壓�！抖Y記?檀弓下》有記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這是《禮記?檀弓下》中的記載，意思是公儀仲子的長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孫而立其另一個兒子，檀弓就此問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來舉例證明仲子的決策是正確的，但孔子卻說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觀點，那就是立孫乃是符合正統(tǒng)的決策。《禮記》乃儒家十三經之一，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對于在嫡長子不在的情況下立嫡孫問題給予了明確答復。朱棣的行為有違華夏正統(tǒng)，它只能在帝國的運行中偶爾為之，這種行為不可成為國家政治運行的常態(tài)，一旦成為常態(tài)只會陷入無休止的紛爭中。3.解縉的悲劇人生永樂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沒有得到重用的文官，這些文官大多沒有什么個性化色彩，在強勢的永樂皇帝面前，無論是立儲還是北征這樣的事件，這些官員大都是以極其式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洪武、永樂兩朝大都具備相同的特點，那就是這兩朝都是文官被壓制的時代。既然永樂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樣沒有什么個性化特點，那么我們對于永樂文官的關注還是從立儲問題切入。明王朝是中國的文官思想意識迸發(fā)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后的事情，洪武、永樂兩朝文官具備后期文官性格特點的唯解縉一人而已。解縉的行為放在永樂時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后的歲月，解縉的行為根本算不上什么。畢竟國初的政治環(huán)境大大迥異于明代后期。解縉是江西吉水人，十九歲那年得中進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賞解縉的才華，想把他培養(yǎng)成帝國的典范，好讓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對解縉這樣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愛，他私下里對解縉說朕與你“恩猶父子”，解縉對這句話當了真，實際上也確實是真話。解縉開始上書指責朱元璋刑法過重、變度太繁，令人無所適從，應該說解縉的上書清晰地指明了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問題。解縉的上書在沉悶的洪武王朝響起了一記驚雷，人們紛紛等著看解縉的結局，朱元璋對解縉的話并沒在意，因為洪武皇帝只是將此當作童言。事實表明解縉頭腦極其機械，雖然這次朱元璋沒有處罰他，但他隨后又陷入跟地方官員扯皮中，他彈劾了一名官員，最后甚至發(fā)展到為李善長辯冤。朱元璋意識到如果任由解縉發(fā)展下去，解縉最終會跌入政治旋渦而毀了自己，出于保護解縉的考慮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讓解縉的父親來京將解縉領回了家，并說十年后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讓解縉歷練十年，希望這十年的歷練能夠讓解縉明白世事，事實證明十年后的解縉依然不明白世事。到了建文朝，解縉雖然重返官場，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于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環(huán)早已淡去，沒人會注意到他。燕王發(fā)動靖難之役后他的機會來了，由于在建文朝廷沒有得到重用，他無須為建文效忠，當朱棣進入南京城后，他很顯然會為新朝效忠，朱棣對于解縉這個才子的投奔歡喜異常，畢竟曾經的光環(huán)還在。解縉在永樂朝是作為修書而存在，無論是修《永樂大典》還是重修《太祖實錄》，解縉都是最佳人選。但永樂一朝一直有一個陰影，一個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斯之劍，雖然沒有人提，但它時刻裝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儲問題。洪武時代本來沒有立儲問題，立儲問題只是在朱標死后才凸現(xiàn)出來，后來洪武皇帝為了杜絕其他皇子覬覦皇位，最后嚴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孫為儲君。而永樂朝剛一建朝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露出來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個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別為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歡的并不是皇長子朱高熾，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極了朱棣本人，靖難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甚至數(shù)次救自己于危難之中�？陀^地來講朱高煦是比朱高熾更適合當皇帝的人選，他英姿勃勃，有戰(zhàn)場上的實戰(zhàn)經驗，如果他能當選，大明王朝的政治軌道必然繼續(xù)沿著洪武、永樂的模式繼續(xù)運行下去，中國的文官集團全面掌握朝政必然又被推遲，而這一推遲從歷史的運行結果來看無疑會延長明王朝的壽命，但這一假設在永樂時代就徹底結束了。無論如何，皇世的后世子孫不可能永遠從戰(zhàn)場中廝殺出來，中國的權力結構必然還是會交到文官手里。的確，在這個奉行儒家體制的國度，皇位的平穩(wěn)過渡才是第一要務，皇長子被閑置對于帝國來說的確是一件瘆人的事情。雖然永樂皇帝取得皇位的方式違背了儒家原則，但當他坐在了這個位置他又不得不遵循這一原則，而他內心仍在猶豫，平心而論他的確是想把皇位傳給朱高煦。面對這種局面，皇帝開始征詢群臣的意見。他首問的仍然是解縉的意見。對于這個問題群臣顯而易見是支持朱高熾的，無論從倫理道德來講，還是從文官的利益來講都是如此，解縉自然也如此。但朱棣仍然在猶豫，解縉開始打朱瞻基的牌。朱瞻基是朱高熾的長子，從小就相貌英武、體格健壯，長相頗似朱棣，能文能武，朱棣行軍打仗都將他帶在身邊。父親的羸弱使得朱瞻基很早就有一種危機感，他性格平穩(wěn)、胸有城府，從不輕易表露自己的觀點，他的目光堅定、勇敢，他的意志決絕，他無疑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很多時候不是父親在保護他，而是他在保護父親。朱高熾身體肥胖，走路不穩(wěn)，需要太監(jiān)攙扶，有一次朱高煦在后取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敝旄哽阍拕傉f完，就聽見一個聲音說道：“更有后人知警也�！敝旄哽闩ゎ^一望，原來是朱瞻基。永樂十一年的端午節(jié)，宮中射柳時，朱瞻基不僅屢射屢中，當朱棣吟出“萬方玉帛風云會”的時候，朱瞻基隨即附和道：“一統(tǒng)山河日月明”。對于這樣一位人物，他無疑是這個帝國最出色的繼承人，既優(yōu)于前世君主，更勝于后世君主，不錯，朱棣的心中也是這樣想。但是對于朱棣來說，朱高煦似乎也是一個最佳人選。解縉不斷在朱棣耳邊高聲叫道：“好圣孫！”這種叫喊似乎促進了朱棣下決斷的決心，但現(xiàn)在來看，朱棣選擇最終立長子的原因還是從政權過渡的合法性來考慮。立長不立幼的確能夠使我們這個國家保持穩(wěn)定性，即使是最偉大的君主也不敢挑釁這一原則，它或許已經成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存在的理由。永樂二年（1404年）朱棣立朱高熾為太子，天下人終于安心了，但有一人的心仍沒安，他就是太宗文皇帝——朱棣。朱棣覺得自己虧欠了朱高煦，他希望通過其他方式來彌補。隨著朱高熾被立為太子，朱高煦也被封為漢王，就藩云南，但朱高煦不愿意去那個遙遠的邊疆，他寧愿待在南京。對此朱棣沒有說什么，他一直有愧于朱高煦，朱高煦的這個請求并不算什么。朱棣給予朱高煦比一般藩王更多的封賜，而且規(guī)格日益隆重，竟隱隱直逼太子。大學士們坐不住了，第一個跳出來的仍是解縉。“皇上，你不能給予漢王更高的規(guī)格，這讓太子情何以堪��！”解縉對朱棣說道。朱棣聽了這話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貶去了交祉省。解縉跟皇帝的關系似乎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極短的時間內君臣關系為何產生如此大的轉變，按說不好理解，其實如果把朱棣的內心世界理順了，那么就好理解了。雖然皇帝立長子為太子，但對于皇帝的內心卻很失落，他覺得有愧于第二個孩子，所以他千方百計通過其他方式彌補。雖然朱棣接受了解縉的主張立長子為太子，但畢竟解縉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推手，可以說從立上太子這個時刻起，解縉就已經不容于皇帝。對此汪廣洋有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李善長是帝國的締造者，即使朱元璋想處理他，但這也是他們兩個人的事，即便汪廣洋扳倒了李善長，最終也會不容于朱元璋，所以裝瘋賣傻成了汪廣洋唯一的選項，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沒有逃脫朱元璋的處罰。從立儲那天起解縉就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他自己渾然不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此人對于世事竟暗昧至此。如今他又說出這番話來，朱棣對于他的不滿開始總爆發(fā)起來。實際上朱棣對于解縉并沒有個人意見，解縉所說所作只是盡了一個人臣的本分，并無過錯，朱棣對于解縉的處罰的根本原因還是他那惶恐的內心，他因為沒有立二兒子為太子而感到愧疚不安，他把這種情緒發(fā)泄到解縉身上，以圖通過對解縉的處罰來使自己惶恐的心獲得安寧。事情并沒有結束。永樂八年解縉進京辦事，恰巧朱棣北征不在京中，解縉跑到東宮跟太子進行了一番交談，他們具體談了些什么歷史已經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的是朱棣從塞外回來后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押回南京關在錦衣衛(wèi)詔獄。敏感的時局，敏感的兩個人進行了一次敏感的談話不由得朱棣不猜想。實際上這個時候太子的日子也很難過，朱棣經常不在京中，一直是由太子監(jiān)國，太子的行事風格跟朱棣大為不同，一直遭到朱棣的不滿，朱棣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太子私交大臣，尤其是像解縉這樣處于風口浪尖的人。解縉在錦衣衛(wèi)詔獄中大約受到了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讓他交代同黨，朱棣明顯想擴大此案的波及面，給太子和群臣以警告。好在時任錦衣衛(wèi)指揮使的紀綱是個文化人，他仰慕解縉的才華，才給予解縉特殊的照顧。紀綱經常向解縉請教一些文藝的問題，兩人經常促膝長談，解縉在獄中作下一首詩：手扶日月歸真主，淚灑乾坤望掖庭。身死愿為陵下草，春風常護萬年青。這首詩表達了他對朱高熾的認同和那種融融君臣關系的向往。所有的文臣包括紀綱在內都在尋找機會營救解縉，機會終于來了。永樂十三年解縉已經在獄中度過了四個春秋，這年的正月十五皇帝與群臣在午門觀賞花燈時發(fā)生了火災，禁軍都督馬旺被大火燒死，群臣立即上書建議大赦天下，以此沖銷此無妄之災，朱棣斜著眼睛看著這些官員，他知道他們想干什么。指揮使紀綱把解縉的名字藏在赦免人員名單中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他期望解縉的名字不會被朱棣發(fā)現(xiàn)，但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朱棣看的就是解縉的名字。如果解縉的名字沒有寫上去，解縉還猶可活，因為拖到朱棣死去，到了洪熙朝解縉會被釋放出來，而且還會得到重用�？墒沁@個名單一上去，解縉斷無活的可能。人生的很多東西需要的就是等待�！霸趺唇饪N還在？”紀綱聽見的是這么一句話。紀綱的表情僵住了，他知道皇帝的話意味著什么，因為被解縉一案牽連進去的官員，已經有五位死去，皇帝對于這一案的主角解縉還活著感到不解。紀綱默默地回去了，準備了一桌酒菜與解縉痛飲一番，然后他扛著爛醉如泥的解縉來到屋外，他望著漫天紛紛揚揚的大雪，將解縉放在雪地上，然后用雪將解縉活埋而死。大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的正月，我們的才子就在這樣一個大雪紛飛的季節(jié)凋零在南京的雪地里。立儲問題隨著解縉的死暫時告一段落了，朱棣那因為立儲而愧疚的心暫時得到了平靜，他隨后將朱高煦遷到山東就藩。 4.洪熙皇帝與李時勉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我們的太宗文皇帝在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死去，從此大明王朝結束了一個擴張的年代，迎來了內斂而自省的年代。無論永樂時代強勢擴張的形勢下掩蓋著多少虛弱與孤寂，這都是一個給后世留下寶貴遺產的時代。遷都北京、重修萬里長城都使得這個王朝能夠更有效地應對來自北方的攻擊，從而延續(xù)帝國的國祚；漕運的開通使得南北連貫起來，帝國更加成為一個整體；鄭和下西洋精神上的遺產遠大于物質上的遺產。所幸的是明王朝的后世君主們繼承了這些遺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帝國的平穩(wěn)運轉。中國的文官們歷經國初三朝才使得整個王朝開始向自己設計的體系上運轉，洪熙皇帝雖然在位十個月，但他作為太子監(jiān)國長達二十年。在永樂王朝還沒有遷都北京的前十九年，朱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北京度過，而留在南京處理政事的就是朱高熾。遷都北方后，朱棣又出征在外，所以留守監(jiān)國的仍然是后來的洪熙皇帝。對于皇儲身份的洪熙皇帝來說，這二十年無疑是難熬的二十年，自己的父親不喜歡自己，雖然自己被立為太子，但這個位置似乎從來沒有穩(wěn)當過，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拿去。自己的父親無時無刻不在監(jiān)視自己，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終是如此也經常換得父親的無端指責與謾罵，自己不敢跟任何大臣親近，親近自己的大臣被父親關進詔獄，自己也是眼睜睜地看著無能為力�，F(xiàn)在父親死了，終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朱高熾一旦登上大寶便開始大刀闊斧地對永樂時代的政策進行修正，反對朱棣北征的夏原吉被釋放出來，跟自己走得近而受遷怒的黃淮、楊溥也被釋放出來，這些人分別被委以重任，成為洪熙、宣德兩朝的重臣；不僅如此，跟建文有牽連而被處理的官員全部被平反，他們的家屬后代都從流放的邊疆回到了南京，而且很多被授予官職。從這兩件事情上我們迅速聯(lián)想到一個人，那就是建文皇帝。的確，洪熙的所作所為跟他的哥哥建文如出一轍，但洪熙皇帝對朝政的大規(guī)模調整還在后面。從元至正年間一直到永樂年間，中國的老百姓一直處于奔命中。戰(zhàn)爭、修堤、遷徙、運輸、伐木、營造、疏通都是伴隨著百姓的事項，天下的百姓早已不堪重負，民力已經用到了極限，唐賽兒起義就是一個信號，如今永樂皇帝西去，上任的洪熙皇帝必然會中止這一切。的確，在洪熙皇帝繼位伊始就下令停止各地太監(jiān)的采購項目，所有在建和沒上馬的工程全部停止，取消鄭和下西洋的一切事項，派出調查組前往各省調查減稅和賑災情況。但還沒有等到各地調查組的反饋，洪熙皇帝就已經離去，雖然如此，但終是給宣德皇帝開了一個好頭。除了這些事情還有一件事情縈繞在洪熙皇帝的心頭，那就是把都城遷回南京。在南方長大的朱高熾并不適應北方的氣候和生活習慣，他更思念那個飄灑著雨絲的南方城市，那絲竹琴聲、秦淮河畔、吳儂軟語，我們的朱高熾似乎下定決心跟他的父親決裂到底，如今連朱棣遷都北京這樣的大事都要廢除。洪熙皇帝似乎隱藏很深，縱然對遷都北京如此不樂意，但在永樂朝他也從來沒有表露出來。的確，二十年來朱高熾都是這樣度過，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的凄苦，大概只有他的兒子朱瞻基默默地陪著父親承受著這一切。朱高熾幾次大的危難靠的都是文臣以極其隱晦而堅決的面對朱棣的方式化解，這里雖然有文官支持的因果，但更為重要的是朱高熾的那種堅忍的性格，朱高熾深深地知道在這種微妙的時局下只能是以不變應萬變，將自己深深地埋藏起來，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登上皇位再說。政治需要的是等待，只有經過漫長的等待后才會開花結果。我們的朱瞻基同學也跟他的父親一樣處于內心煎熬之中，他深深地知道如果父親的皇位不保，那么自己也終將一無所獲。父子倆終于熬過了那艱難的歲月，但此時的洪熙皇帝已經是身心俱疲。對于將首都遷回南京的事情朱高熾似乎勢在必行，他將鄭和派往南京任守備，將北京改為行在，派長子朱瞻基提前去南京打前站。明仁宗回都南京除了個人原因外，深層次的原因是從大明王朝的成本開支來考慮，遷都北京后大量的人力聚集北方，而糧食、物資都需要從南方轉運，這些無疑加大了整個國家的財政開支，同時也跟明仁宗的行事方略不相符合。但明仁宗只是看到了局部，他沒有從全局和更高的戰(zhàn)略角度來考慮，回都南京雖然會減少行政開支，但無疑會削弱整個帝國的國防，如果當時真的回都南京成功，那么用不著等到崇禎十七年，明王朝就會出現(xiàn)跟南宋一樣的局面。洪熙一朝我們看起來都是對前朝政策上的調整，但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派鄭和任南京守備，還有李時勉事件。雖然洪熙一朝只有短短十個月，但這三個事件向我們揭露了洪熙朝一些潛在的東西，皇帝與文官的關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融洽。洪熙皇帝跟建文皇帝是不一樣，他不像建文皇帝那么單純，二十年的隱忍表明他是一個堅定、復雜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沒有人能夠影響到他。當我們打開《仁宗實錄》時會看到他對于武官、勛貴、宦官的重用，在用人方面他似乎依然延續(xù)著永樂時代的主線，文官與皇帝之間的關系似乎也開始微妙起來，終于在李時勉身上爆發(fā)出來。李時勉是御史，屬于言官體系，李對問題的看法通常比較偏頗，這又是一個好沖動的人，曾因為反對遷都北京在永樂朝受到處理。到了洪熙朝雖然被釋放出來重新授予官職，但他對皇帝重用宦官表示了明顯的不滿，而且對皇帝的個人生活也表示了濃厚的興趣，皇帝對于這個人表示出了比他父親還要大的憤怒，對于他的處罰也比永樂皇帝為甚。李時勉的行為雖然只是個案，但他顯然代表了當時一部分文官的看法，這些文官已經對皇帝的私生活表示出了興趣，通觀正德和萬歷朝，我們會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不僅如此，李時勉對于皇帝任用宦官表示出了異議，這更說明文官想把一切都納入自己的模式。雖然洪熙皇帝在處罰完了李時勉就突然死去，但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皇帝不死，他跟文官之間的矛盾有擴大化的趨勢，到那時大明王朝的政治模式向何處運轉我們還不得而知。但無論是洪熙、宣德，還是朱家的后世子孫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對于文官這個團體不能賦予太多的信任，既要提高他們的地位來使他們更好地為帝國服務——畢竟歷史的慣性最終需要賦予他們更多的責任，但也要對他們保持壓制以使朝政取得平衡。對于洪熙皇帝移都南京，文官和勛貴的態(tài)度如何歷史并沒有明確表明，史書上對于這個問題既然沒有記載，那么就說明移都南京一事并沒有遇到太大阻力，抑或還沒有展開洪熙皇帝就已經離去。洪熙元年皇帝的死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謎團，史書并沒有明確記載原因，只能依靠后人推測。洪熙皇帝身體肥胖，喜靜不喜動，大概患有心血管內疾病，加上長期抑郁，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洪熙皇帝很早就患有慢性病，洪熙元年李時勉上書責難導致了皇帝動怒，或許血壓急劇升高導致腦溢血也不是沒有可能。洪熙皇帝隱忍了這么多年，到了終于實現(xiàn)自己理想的時候了，永樂皇帝一死他就把這些想法付諸行動，他等待得太久了，他希望給人們樹立一個仁德之君的形象。但李時勉的上書無疑擊碎了他的這種想法，即使他做得再好，也不能令所有人滿意。李時勉的上書是對洪熙皇帝的一次試探，是對洪熙之治的一次壓力測試，皇帝頂住了，他發(fā)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火，幾十年的怒氣、怨氣終于在這一刻爆發(fā)了，但是他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明王朝皇帝與文官的斗爭或許在這一刻才真正開始。從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明仁宗的另一面，他實際上是個氣量狹小的君主。歷史劃進洪熙年，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中國的文官們不需要像過去那樣遮遮掩掩，但失去壓制的文官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矛盾也越發(fā)顯性，帝國表面的平靜下實際上暗流洶涌，宣德朝以后這一矛盾開始爆發(fā)出來。洪熙之治雖然只有十個月，但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停辦大的工程和對外征戰(zhàn)，從此帝國進入了休養(yǎng)生息的時期。 5.宣德年的權力斗爭洪熙皇帝死去，“好圣孫”朱瞻基提前登上歷史舞臺，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需要告訴讀者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朝歷史上最好的皇帝，宣德皇帝在任的十年是明王朝最好的時期。宣德皇帝不似他的先祖?zhèn)儗Ｖ�、冷酷，也不似他的后世子孫們懦弱、消極，這是一個既對文官推崇又對文官壓制的君主。仁德之君并不是好皇帝的標準，因為我們的帝國是一個形勢復雜的帝國，既要面對來自北方部落民族的攻擊，又要面對水患、流民問題，一個既行王道又行霸道的君主無疑可以成為標準，在這方面宣德皇帝無疑是出色的。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宣德皇帝從小就身體健壯，他很少生病，他長得虎頭虎腦頗有英氣，他的性格沉穩(wěn)、自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從不輕易表露出來，朱棣很欣賞他，經常帶他狩獵，北征蒙古也把他帶在身邊，并且選用帝國最優(yōu)秀的文人來給他授課。朱瞻基從小就在北方長大，相對于南方那個陌生城市，朱瞻基更喜歡北平的空曠，那種習武的戰(zhàn)場，他善騎馬，能拉開大碼弓。有一張著名的圖片就是描繪明宣宗騎射的，宣宗騎在馬上自由灑脫、神韻異常。朱瞻基無疑是崇尚武力的，在朱棣死后他仍然保持著經常狩獵的傳統(tǒng)，他甚至帶著幾個侍衛(wèi)深入北京附近的山中打獵，充分展示了狩獵這一項活動的私密性。他也曾經親自率領三千精騎從喜峰口出關進攻兀良哈所部可憐的牧民。除了對軍事活動發(fā)生興趣外，我們這位皇帝還工于繪畫，跟歷史上其他皇帝一樣我們的這位皇帝也對動物畫感興趣，大凡帝王似乎都對山水畫興趣不大，他們更專注于精致、近視覺的靜物描繪，宣德皇帝的畫作明亮、生動，善于表現(xiàn)動物的情感。我們的這位皇帝不僅工于繪畫，而且還精于其他樂藝，他甚至喜愛蟋蟀，他是明代第一位開始享受宮廷生活的皇帝。的確，經過明初幾位皇帝的勵精圖治，此時的大明朝已經政通人和、民生寬松，我們的宣德皇帝已經有條件享受這種宮廷生活，而宮廷畫家的筆觸也向我們生動地展現(xiàn)了這一宮廷生活的情趣。宣德皇帝樂而不嬉、欲而不淫、威而不苛，從他的那種自信而自樂的氣質來看，他更有魏晉名士風范。我們還要提到的是宣德朝的青花瓷也達到了頂峰。宣宗對于宮廷生活的眷念并沒有妨礙他關注民生。在出游途中他遇見耕地的農夫，宣宗拿過犁推了幾下便已感到很吃力，宣宗問道：“你們平日有空閑時間嗎？”農夫答：“春天耕種，夏天除草培土，秋季收獲。”“那冬天呢？冬天有閑嗎？”宣宗繼續(xù)問道�！岸爝�要服力役�！鞭r夫答道。聽了農夫的話宣宗感慨萬分，回去作了《耕夫記》，記載了這次談話的內容。宣宗還作了反映農婦勞動的《織婦詞》，無論是《耕夫記》還是《織婦詞》都反映了宣宗對底層勞動人民的關切。宣德八年正月，皇帝下令全國延長假日，從初一放到正月二十五，皇帝命令將皇宮內的燈籠全都點著，他還下令百姓也可進宮觀看燈展。消息傳出，京城百姓扶老攜幼，熙熙攘攘進入皇宮看燈展，百姓們看著一輩子也看不到的無與倫比的宮燈驚嘆到了極點。宣德五年（1430年）的清明節(jié)，朱瞻基和文武大臣一齊陪著他的母親太后張氏前往萬壽山拜謁朱棣和朱高熾的陵寢，這是大明王朝最大的一場盛會，沿途的百姓紛紛前來一睹皇帝和太后的尊容，他們看見一個英武的年輕人騎著高頭大馬在前面引導著太后乘坐的輦車，當百姓們得知這位年輕人是天子的時候，他們被皇帝那種孝心所感動，眾人一起跪下來高呼萬歲，整個場面令人震動。這些百姓的下跪和呼喊是發(fā)自內心的，發(fā)自內心的對君主的尊重，它使得我們這個國家君主與人民的融洽達到了極致，此后的君主被文臣限制出宮，再也沒有這等令人感動的場面。百姓們跪拜的場面是亂糟糟的，動作是笨拙的，但這卻顯示出了真實，太后很高興，當她看見大人、小孩都圍攏在輦車周圍，看著四周百姓臉上洋溢著真摯而幸福的表情時，我們的這位太后也被感染了。她由皇帝牽下輦車走到百姓中間，并讓隨行人員將財物、錦帛、糕點發(fā)給這些百姓，百姓們看著這些御用之物高興得手舞足蹈，人們紛紛分著這些財物，其樂融融。太后拉著朱瞻基的手跟他信步來到路邊的一戶農戶家，并跟這家人以及圍過來的百姓拉起了家常，百姓們甚至將自家的食物和釀造的酒拿過來給太后和皇帝品嘗，太后出身平常人家，對這些食物不嫌棄，她對瞻基說道：“這是農家食，你當知道�！钡煺盎鶇s難以下咽。在這里沒有身份的尊卑，沒有官吏的呵斥，沒有百姓的哭訴，有的只是我們這個帝國溫情的一面，這種溫情在朱瞻基死后仍然由這個女人延續(xù)著。宣德皇帝力圖塑造親臣愛民賢君的形象終是招致漢王朱高煦的不滿，他開始上書指責宣宗重用文臣，亂了祖宗章法。漢王的上書使得朱瞻基和文臣們不安起來，因為朱高煦的上書影響到了文臣的利益，群臣頓時蠱惑皇帝除掉這個不尊重他們的藩王�；实蹖λ倪@位叔叔一直很警覺，在他還是太孫的時候，他就開始跟他的叔叔針鋒相對。事實證明朱高煦也并不是一個多壞的人，朱瞻基登基后，他還經常向皇帝提一些治國的建議，這說明朱高煦雖然被封在山東安樂這個小地方，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裝著天下蒼生。在朱瞻基入繼大統(tǒng)后，漢王跟朱瞻基本人的聯(lián)系也不斷，漢王也經常派人進京聯(lián)絡，但這些都被文官們解釋為打探消息。文官們開始不斷給皇帝灌輸歷史重演論、斬草除根論。大學士楊榮第一個跳起來，他勸皇帝親征以避免當年李景隆平叛不利的局面�；实劢K于帶著大軍向山東安樂進發(fā)，圍城數(shù)日后朱高煦開城投降，朱高煦被帶到北京囚禁起來，跟朱高煦有牽連的文臣武將共有六百多人被處死，流放的達兩千多人。事情并沒有完結，數(shù)年后朱瞻基前往看望朱高煦，憤怒的朱高煦踢了朱瞻基一腳，朱瞻基讓人找來一銅鼎將漢王罩在了里面，天生神力的朱高煦竟將銅鼎舉了起來，大驚失色的朱瞻基趕忙讓人將鼎重新壓了下去，并在鼎四周架上柴將朱高煦炙死在里面，我們英俊神武的漢王殿下就這樣殞命在這個世界上。這段戲劇性歷史的真實性已經無從得知，但事后，漢王的子孫全部被斬殺。史書對于這段歷史的記載是輕描淡寫，但其血腥程度不亞于朱棣的靖難之役。我們所要知道的是此次政治事件導致朱系一脈盡誅，這在建文、永樂朝也是沒有的事情。以仁德著稱的朱瞻基殺起人來也絲毫不手軟，洪武皇帝的《皇明祖訓》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在明初的這兩場血腥同宗殘殺中中國的文官兩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宣德一朝各項事業(yè)都處于收縮階段，后人稱宣德皇帝為守成君主，但“守成”不應該作為一個貶義詞而存在，因為我們這個帝國過于龐雜，關注內部就夠這個帝國疲于奔命，如果再關注外部只會拖垮于這個帝國。到了宣德年交趾問題已經有了尾大不掉之勢，從永樂年間起明王朝在越南北部這個地方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依然沒有取得大的效果，所有的人早已疲倦，但卻又無人敢提放棄，因為這是關乎帝國尊嚴的問題。宣德皇帝似乎要從更高的角度來對待交趾問題。宣德元年（1426年）皇帝召見了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皇帝表達了想放棄交趾的意思，皇帝的想法得到了兩楊的支持，這一擺不上臺面的想法終于在小范圍內公開起來。數(shù)日后，皇帝又在褰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面前重提此事，此事遭到了褰義和原吉的反對，畢竟一旦放棄交趾意味著二十年之功毀于一役，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不說，死在交趾十萬以上的孤魂答應不答應還是一個問號。但我們的皇帝似乎對此事已經下定決心，他說道：“交趾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皇帝的意見已經提前令群臣知曉，當然也傳到了鎮(zhèn)守交趾的成山侯王通耳里。此時皇帝對于撤軍交趾還沒有一個通盤考慮，大約他只是開始有了這個打算，但事情的發(fā)展明顯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在倒馬坡中伏全軍覆沒，成山侯在沒有通告皇帝的情況下帶著他的軍隊撤出了安南。15世紀中國人對安南的干涉主義終于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乃是此地漢化程度過低，控制的成本已經大于收益。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作沉沒成本，中國人對于安南的占領付出的就是沉沒成本，成本已經付出了，如果繼續(xù)占領付出的成本只會更大。15世紀的這場干涉主義無疑給安南人民帶來不可泯滅的心理創(chuàng)傷，無疑令我們的大明王朝感到深深屈辱，但安南的這個弱小民族以它追求自由獨立、堅忍不拔的精神給我們的天朝上了生動一課。雖然宣德年間各項事業(yè)都處于收縮中，但有一件事情無疑唱了反調，那就是鄭和的最后一次遠洋航行。宣德六年（1431年）鄭和的最后一次遠航啟動了，遠航的光環(huán)早已淡去，這次遠航多多少少有些勉強為之的色彩，它已經無法令人們再興奮，年邁的鄭和最后一次邁向了那茫茫大海。當他看著那起伏的波濤，聞著帶腥味的海風，過往的崢嶸歲月浮現(xiàn)在眼前。這次遠航照例沿著既定的路線走了一遍，并且抵達非洲東北海岸，這次航行并不是由鄭和獨自完成，在鄭和返航后，宦官洪保前往了麥加。關于鄭和的結局，一說死于返航途中，一說死于南京。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更像是應付一次毫無意義的差事，的確，它已經成了強弩之末。我們在這里提到這件事情主要是要弄清楚宣德皇帝為什么要實行這一對他施政方針根本不符的舉措。明朝人在安南栽了一個大跟頭，宣宗皇帝試圖通過鄭和下西洋的方式來挽回帝國失去的尊嚴，所以無論文官對于這一舉措反應如何激烈，宣宗皇帝都是不遺余力地貫徹執(zhí)行。但這明顯是乏力的，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宣德年間早已經不具備永樂時代那種擴張的土壤。世間自有陰陽之分，天有陰晴，月有圓缺，我們這個國家對于政策的調整切勿矯枉過正。洪熙、宣德兩朝一改洪武、永樂之朝那種嚴厲、重武的風格，但我們的這個王朝也開始出現(xiàn)一些微妙的事情。軍隊的戰(zhàn)斗力開始下降、官吏的腐敗開始蔓延、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開始降低，但宣德皇帝無疑仍舊具備永樂皇帝的基因，所以在他手里大明王朝并沒有沿著無序的慣性下滑太久。宣德年貪腐問題以都察院和軍隊為甚，洪武皇帝拔高了御史的地位，讓他們監(jiān)察一切，位高權重的御史本應成為反腐的急先鋒，如今兩京的都察院卻成了腐敗的大本營，其中又以他們的資深領導者劉觀為甚。劉觀跟國初的很多元老一樣歷經五朝。洪武十八年的進士，初為縣丞，洪武三十年為左僉都御史，后來犯事下獄，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洪武年間劉觀行為大概就不檢點。永樂朝，劉觀受到了重用，朱棣讓他在南方負責營建北京城的木材采購，這是一個肥缺，可以預見的是劉觀在這些采購中撈了不少銀子，后來劉觀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劉觀行為不檢點的名聲由來已久，劉觀的個性特點似乎更適合服務于朱棣這樣的君主，而非朱高熾這樣的監(jiān)國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jiān)國期間就想把劉觀拿掉，在北京的朱棣對朱高熾的行為緊急叫停，的確，朱高熾監(jiān)國二十年，朱棣對他的很多行為不滿意，不光是這一件事情。朱棣保住了劉觀等于給劉觀提供了一個護身符，從此劉觀在帝國越發(fā)受重用，監(jiān)軍、督漕、考核官吏這些位高權重的職位都賦予他。明仁宗繼位后，因為仁宗不喜言官，劉觀開始打壓言路，這自然討得仁宗的喜愛，他在仁宗一朝越發(fā)顯赫。到了宣德朝，全國御史在劉觀帶領下開始招納官妓、貪污納賄，短短數(shù)十年的光景，大明帝國的官場風氣就敗壞斯然，宣德皇帝的辣手開始伸向這些腐敗的領域。朱瞻基即位后對于明王朝政治的一些隱性已經有了了解，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問道：現(xiàn)在大明朝的官員數(shù)誰最腐敗，楊榮毫不猶豫地說出劉觀的名字，由此可見這事已經到了盡人皆知的地步，宣德皇帝立即將劉觀調離了都察院�；实鄄⒉皇莾H想處罰劉觀一人，他要清理的是整個王朝已經開始腐敗的體系，而這就需要御史的幫助，所以調離劉觀的目的是對著整個御史團體來的。劉觀被調離那么就要重新選一人執(zhí)掌都察院，楊士奇和楊榮舉薦了一個人——顧佐，顧佐即將執(zhí)掌貪腐成風的都察院。顧佐在明代以清廉著稱，監(jiān)察出身，在永樂朝就得罪不少權貴，后被貶斥，如今執(zhí)掌都察院正好恰如其分，一場宣德年間的廉政風暴即將刮起。從1428年開始，南北兩個都察院有數(shù)十名御史被清退，由顧佐刮起的廉政風暴一直持續(xù)到正統(tǒng)年，明代官員短暫的好日子隨著顧佐的上臺就此終止，無數(shù)的干擾向顧佐撲來，但都被宣德皇帝頂了回去，宣德皇帝對于官吏的查糾不僅超過了仁宗時代更是超過了永樂時代，甚至直逼洪武時代。不僅如此，帝國對于御史的要求標準提高了，新進御史和在職御史變得比以前更加干練，而且帝國通過御史建立了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軍屯、工程、漕運、稅收都是御史重點監(jiān)控的領域。在解決了監(jiān)察系統(tǒng)的腐敗后，宣德皇帝又將手伸向了軍隊領域。洪武年間起軍隊的腐敗就已經開始，為了遏制軍隊的腐敗，洪武特地頒布《大誥?武臣篇》，而且還對部隊進行清洗，無論是嚴峻的刑法還是無情的清洗都不能遏制住這種腐敗的蔓延。軍隊的腐敗大同小異，吃空餉、克扣士兵糧餉、開小差，帝國各處衛(wèi)所實際人數(shù)跟花名冊上已經不相符合，更為嚴重的是軍隊的戰(zhàn)斗力已經退化，一種不安的情緒正在軍隊蔓延，宣德皇帝已經捕捉到了這一點。從元年開始皇帝就派出一批批御史深入部隊了解情況，宣德三年對于監(jiān)察系統(tǒng)的換血完成后對于軍隊的這種清查無疑更是加快。清查主要集中在核兵源、軍風軍紀方面，御史對于軍隊的核查并不能掩蓋帝國軍隊實力不斷下降的局面，雖然朱瞻基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但制度的慣性已經無法在他的手中回轉，世襲的軍戶制度已經跟這個時代明顯不合拍。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治架構是在宣德皇帝手中奠定的，從此以后這一政治架構再也沒有改變過，無論我們的明王朝采取何種政治體制都無法改變我們這個王朝重回宋代以來的文官政治。從朱元璋最初讓太子朱標巡撫陜西始一直到宣德年間才終于使巡撫這一官職制度化、長期化。巡撫，顧名思義就是巡視、安撫。宣德皇帝重建天下御史體系后，對于地方的監(jiān)察更是拔高，這一戰(zhàn)略使得御史中丞巡撫地方已是必然。不光如此，宣德年間大明朝已經出現(xiàn)了隱伏的危機，那就是流民問題。經過洪武、永樂兩朝對豪強的打擊，洪熙年間剛一松口，立刻就死灰復燃，大量的土地被兼并，加上延續(xù)幾朝的災荒，這些都使得數(shù)十萬計的流民開始在北方騷動。無論是監(jiān)察地方還是處理流民問題都使得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加強。整個宣德王朝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鮮明的特點，皇帝一方面對文臣推崇，另一方面還親自帶兵出塞巡視；皇帝一方面對官吏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又依靠御史和巡撫加大監(jiān)察力度。但有一方面我們是認知的，那就是皇帝試圖給天下民眾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实蹖⒋舜握{整的矛頭對準了江南。本朝從洪武開國起江南的賦稅就是最高的，松江和蘇州兩地的賦稅占到了整個帝國的十分之一，到了宣德年間，蘇松兩地逃跑的農民已是觸目驚心，錦繡之地十室九空，而拖欠的稅款更是一個巨大的數(shù)字。江南賦稅支撐著半個江山，宣德皇帝已經意識到東南局勢形同危卵，在這場解救江南的行動中兩個人被提到了歷史的高度，他們是工部左侍郎周忱和蘇州知府況鐘。跟明初的很多官員一樣，周忱也是江西人，跟宣德年間很多官員的命運一樣，他也是受到了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的推薦。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作為巡撫被派到南直隸督察稅糧，他挑選了一個助手況鐘，況鐘跟周忱一樣是個干吏，敢于革除天下大弊，這樣的官吏的確難找，但周忱找到了。周忱和況鐘奔波于蘇南的鄉(xiāng)間，跟農戶細細交談了解實際情況，制定對策。首先要做的當然是降低賦稅。明代的田分官田和民田兩種，官田比民田肥沃，所以官田的稅率遠高于民田，導致大量農戶無力耕種，而蘇松兩府作為天下魚米之鄉(xiāng)自然是肥沃之田占多數(shù)，所以周忱和況鐘首先將調整的方向對準了官田稅額。周忱成功地將官田稅額降低，但阻力依然強大，畢竟這是割朝廷戶部的肉，在宣德皇帝的支持下周忱辦成了這件事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宣德朝時皇帝對于天下依然有超強的控制力，也就是在事關稅制這等敏感事情上皇帝依然有發(fā)言權，但當周忱提出要將官田稅率統(tǒng)一到民田時卻再也沒受到皇帝的支持，畢竟周忱在這個方向上走得太遠。 雖然官田田賦降低了，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農戶所承擔的稅率依然繁重，周忱只好在一些細枝末葉上進行修補。首先是統(tǒng)一量米的器具，然后是設立公共糧倉，接著減輕官田的耗米，設立濟農倉，甚至允許農戶用銀子和棉花等折色繳納賦稅。糧長在收糧的時候通常在器具上打主意，當他們從農民這里收糧時用容積大的器皿，當他們向外繳糧時用容積小的器皿，這樣既剝削了農民又中飽了私囊，而周忱統(tǒng)一器皿尺寸無疑是革除了此種弊端；同時為了杜絕糧長將所收稅糧囤積在自己的私人糧倉里以便貪污，周忱開始在各地設立公共糧倉用于裝納稅糧；既然官田稅賦無法進一步削減，周忱便將主意打在耗糧上。我們要知道明代運送糧食有損耗一說，途中麻雀叼啄、押糧官貪墨、漕河里漂沒、雨天淋濕而導致糧食發(fā)霉，這些損耗也由可憐的農戶出，而周忱卻平均官田和民田的耗糧，這無疑又減輕了農戶的負擔。不僅如此，對于負擔重的農戶，周忱還允許他們用折色繳納，折色是跟本色相對應的，本色是指糧食，折色指銀子、布匹、棉花，折色繳稅負擔會輕松許多；周忱最偉大之處是設立了濟農倉，“濟農倉”顧名思義是濟民，的確如此，當豐年時糧價下跌，官府將糧食收購后入濟農倉，這樣就阻止了糧價下跌，保障了農戶的利益，當災年來臨時再將濟農倉中的糧食拿出來賑濟農民，以至于民眾們不知災年為何物。周忱的一系列政策無疑是偉大的，他減輕了農民負擔，平均了稅賦，打擊了不法糧官，建立了現(xiàn)代的糧食穩(wěn)定機制和糧食流通體制，但這些政策顯然觸動了戶部和地方官吏的利益。在有阻力的情況下，周忱的這些政策并沒有得到完全執(zhí)行，但到了正統(tǒng)年，這些政策最終都得到了執(zhí)行。無論國初五朝名臣能人如何輩出，但周忱無疑是對民眾做出貢獻最多的一個人，他沒有光鮮的道德文章，也沒有后世文臣的豪言壯語，有的只是做幾件實實在在利民的事情。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周忱的賦稅改革比夏原吉的一系列政策要具體得多。周忱鼓勵農戶用銀子和棉花等折色繳稅無疑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并給后世的“一條鞭法”提供了樣板，并掀起了大明王朝按銀收稅的新篇章，大明王朝從這刻起似乎就進入一個新時期，但這對于一個農耕帝國來說卻是災難性的。6.火藥桶的點燃者——王振宣德十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時年三十七歲，皇帝的死去使得剛剛上了軌道的大明政治戛然而止，我們這個帝國似乎重心不穩(wěn)，沒人知道它將要滑向何方。皇帝的死因至今沒人能解釋清楚，一說死于仙丹中毒，一說外出巡游著了風寒。無論何種緣由這個皇帝的確已經離去了，留下來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補？朱瞻基的盛年離逝留下了八歲的朱祁鎮(zhèn)，未成年皇帝在我們這個王朝提前到來，所幸的是在十五世紀初期的中國有一個龐大而穩(wěn)定的攝政團。他們共有八人組成，太皇太后張氏、內閣三楊、宦官金英、范弘、王瑾、資深元老英國公張輔，內閣和司禮監(jiān)代表一對合作又矛盾的集團，太皇太后與英國公互為表里保持政治結構的穩(wěn)定性，這是一種由皇室、文臣、宦官、貴族組成的一種復雜的政治機構，但它成功保證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穩(wěn)定性，但我們的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老人政治�？v觀整個明王朝我們可以看見除了文官集團外，沒有太多跋扈的人物，太后、皇后、皇妃、外戚、宦官、武將、貴族都是極其內省而自律的人，前朝的很多事情都在本朝得以避免。很顯然我們的這位太皇太后張氏也是一位內斂而自律的人，她從不干涉朝政，娘家的人也沒有因為她而獲取殊榮，張氏一生的亮點就在于朱瞻基想換皇后的情況下給予了支持。朱瞻基換皇后這一舉措跟華夏的禮法大大不符，太后心中大約也不樂意，但她還是給予了支持，她是從這個國家考慮，從江山社稷考慮，她很清楚地明白皇帝要做什么，一旦皇帝的心愿沒有得到支持，那么將會給這個國家?guī)硎裁�。太后張氏無疑避免了宣德朝的一場潛在危局，甚至是可能出現(xiàn)的立儲危局。三楊指楊士奇、楊榮、楊溥，這三人都是建文時代的人，五朝元老。楊士奇江西泰和縣人，人稱西楊，建文元年以舉薦方式進入仕途。楊士奇行事標準，精于內政，在永樂至宣德三朝中發(fā)揮著穩(wěn)定作用。楊榮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人稱東楊，精于邊事，朱棣數(shù)次北征楊榮都是隨從。楊溥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人稱南楊，永樂時代為太子冼馬。楊溥并不像東西二楊一樣顯赫，他是以低調聞名，生怕踏錯一步，其實其他二楊又何嘗不是如此。三楊之所以能歷五朝跟他們的保守與謹慎是分不開的，他們知道更多的是如何與君主保持合作關系，而君主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謹小慎微來壓制整個文官集團。金英、范弘、王瑾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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