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創(chuàng)刊于1979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編輯，一年四輯，面向國內(nèi)外魯迅研究者，以“新發(fā)現(xiàn)、新觀點、新方法”的編輯方針，側(cè)重刊載以資料整理、梳理和考證為主的學術(shù)論文，兼顧理論研究型論文。
本書簡介：
《上海魯迅研究2016•夏》主要包括“魯迅思想生平研究”“魯迅翻譯研究”“我與魯迅”“史料•辯證”“魯海漫談”“海外魯研”等主題，在這些主題下，計有20多篇相關(guān)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國內(nèi)外最新最前沿的國內(nèi)外魯迅研究狀況。
作者簡介：
上海魯迅紀念館是新中國建立后第一個人物性紀念館，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名人紀念館，同時管理魯迅墓。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目錄：
魯迅思想生平研究
魯迅：關(guān)于文藝民族形式的理論與實踐程致中
魯迅葬禮的社會影響樂融
“聆聽”：魯迅演講的研究新維度楊益斌
魯迅翻譯研究
翻譯與重寫：魯迅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譯本分析與“接受”辨析蔣碩
魯迅之武者小路實篤三文譯稿李浩
史料·辯證
《魯迅文物經(jīng)手錄》一則——包袱中的寶物葉淑穗
中華藝大史實續(xù)探喬麗華
魯迅與“武梁祠”思齊
目錄：
魯迅思想生平研究魯迅：關(guān)于文藝民族形式的理論與實踐程致中魯迅葬禮的社會影響樂融“聆聽”：魯迅演講的研究新維度楊益斌 魯迅翻譯研究翻譯與重寫：魯迅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譯本分析與“接受”辨析蔣碩魯迅之武者小路實篤三文譯稿李浩 史料·辯證《魯迅文物經(jīng)手錄》一則——包袱中的寶物葉淑穗中華藝大史實續(xù)探喬麗華魯迅與“武梁祠”思齊魯迅留日初的一些史料及嘉納治五郎訪問陸師學堂徐昭武 我與魯迅本色的魯迅，真實的傳記——我如何寫《搏擊暗夜——魯迅傳》陳漱渝 海外魯研魯迅作品在越南的譯介與研究［越南］裴氏幸娟論魯迅［日］中野重治著朱幸純編譯 讀書雜記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校讀記張鐵榮賀友直繪《白光》中陳士成形象的塑造顧音海無史的《現(xiàn)代史》（外一篇）唐應(yīng)光魯語三題王爾齡摭談魯迅小說《祝�！返恼Z言藝術(shù)朱永芳邵建新 魯海漫談尋求拯救之路——魯迅研究專家后代、上海女作家黃向輝訪談錄黃向輝黃樂琴東京周邊：水戶和橫濱陳力君子虎先生莊月江 回憶·資料研究魯迅是為了更好地紀念魯迅、傳播魯迅——莊鐘慶教授談廈門大學研究魯迅在廈門的過去與現(xiàn)狀莊鐘慶、葛濤、蘇永延附：廈門大學魯迅紀念室（館）大事紀要蘇永延整理化雨春風憶前賢——追述我與唐弢先生的書信交往谷興云名人書簡一束（四）裘士雄陳鳴樹學術(shù)著作年表吉詩婧 上海魯迅紀念館紀事與研究中小型博物館OA系統(tǒng)設(shè)計思路孫陽 編后編后《魯迅：關(guān)于文藝民族形式的理論與實踐》以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為例，探討了魯迅在文藝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作者認為“魯迅對民族形式的探索是全方位的，他以開放的態(tài)度吸納外國文學新潮，大力弘揚古代文學優(yōu)良傳統(tǒng)，創(chuàng)造出現(xiàn)代文學新的民族形式。深刻的思想，偉大的人格，創(chuàng)新的民族形式，‘文品’與‘人品’相一致，魯迅的文學遺產(chǎn)滋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魯迅小說及各種文體的作品以其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撼動人心，享譽世界。魯迅關(guān)于民族形式的理論與實踐，對于21世紀中國文學建設(shè)具有迫切的借鑒意義。”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紀念，《魯迅葬禮的社會影響》一文，從“彌合文壇裂痕，聚合文壇力量”“提振民族精神，成為抗戰(zhàn)動力”“傳播魯迅思想，熔鑄民族靈魂”三個方面考察了魯迅葬禮的歷史意義，認為“魯迅的逝世及葬禮活動所產(chǎn)生的影響，感召、教育、濡染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子孫。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的脊梁，民族之魂，對中國社會起到了凝聚人心、樹立旗幟的偉大作用；在中華民族遭受災(zāi)難之際，由于魯迅的精神思想的影響，無論在解放區(qū)還是在國統(tǒng)區(qū)，無論在大后方，還是在戰(zhàn)爭前線，魯迅精神都使廣大民眾起到直接的激勵作用，使得在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上前赴后繼、沖鋒陷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許多人在他的感召下領(lǐng)悟了人生，追求著光明。”《“聆聽”：魯迅演講的研究新向度》一文將魯迅的演講視為“吶喊”，然后又通過梳理魯迅聽別人演講的事實，認為“‘聆聽’形成原初的演講印象，這很大程度上建構(gòu)起了魯迅對演講的前理解。……魯迅自身的演講實踐，反過來加深了他對演講的個性化體驗和認知。于是聆聽與踐行交互為用，互為因果，其演講思想愈益與眾不同，其演講藝術(shù)愈益獨具風采。‘聆聽’在某種程度上激勵催生了魯迅演講的實踐。正面的感受、成功的演講，樹立了榜樣；負面的感受、失敗的演講，激發(fā)了反思。”關(guān)于魯迅的“聆聽”研究似乎很少有人涉及，相關(guān)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 魯迅與尼采的研究是一個大課題，成果豐碩，不過從翻譯方面展開研究的成果不算很多，蔣碩的文章屬于其中之一。本文通過對魯迅譯本的分析和《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附記的讀解，認為魯迅翻譯有獨有的擇取傾向，如文章作者認為“魯迅把neueV?lker（新的人民或民族）譯為‘新生’，是歸化翻譯，因為尼采本意呼喚超人和新人，用以批判、更新甚或代替由多個民族構(gòu)成的當時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世界。而魯迅則是針對當時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即‘國民性’的改變，并非欲取其他民族以代之。這樣就可以理解他的翻譯措辭了”。與前文不同，《魯迅之武者小路實篤三文譯稿》是基于譯稿手稿展開的研究，比照手稿的修改前后的差異，可以作為進一步探究魯迅引進外來文化、語言繼承與創(chuàng)新等研究的基礎(chǔ)。 葉淑穗長期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文物保管工作，對于該館文物收藏情況十分熟悉，本輯所刊《魯迅文物經(jīng)手錄》一則回憶了1960年1月許廣平向北京魯迅博物館捐贈一包文物的事，這包文物中，有一件文物與上海魯迅紀念館關(guān)系密切，就是周恩來于1950年批示，同意政務(wù)院副秘書長許廣平到上海指導上海魯迅紀念館籌建工作。其中，還有兩件許廣平手稿《風子我的愛》和《魔祟》，這兩篇文章是魯迅與許廣平研究的重要史料。繼《上海魯迅研究2015冬》所刊王錫榮的《中華藝大史實再探》，本輯再發(fā)《中華藝大史實續(xù)探》，就相關(guān)史實作了進一步探討。魯迅與漢畫像的研究雖有成果，但相比其他研究項目，顯得比較薄弱，本輯《魯迅與“武梁祠”》一文，并非宏文，卻從小處探究，頗有所得。 陳漱渝先生曾于六年前為《上海魯迅研究》的“我與魯迅”專欄撰寫過文章，本次，陳先生將《本色的魯迅，真實的傳記——我如何寫〈搏擊暗夜——魯迅傳〉》一文交《上海魯迅研究》發(fā)表，文章雖圍繞“如何寫《搏擊暗夜——魯迅傳》”而展開，行文間卻顯示了陳先生的對魯迅研究的學術(shù)反思，有利于年輕的新銳從中獲得經(jīng)驗和借鑒，因此，我們將其納入到“我與魯迅”專欄。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是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魯迅的重要著作，《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校讀記》從當今的學術(shù)角度再次審視了這部著作。在《賀友直繪〈白光〉中陳士成形象的塑造》中，作者認為“魯迅重視書籍插圖和連環(huán)畫，曾給予熱情支持和鼓勵，認為圖的作用不但有趣，且亦有益，希望畫家在創(chuàng)作大幅作品的同時，也看重、努力于連環(huán)畫和書報的插圖。正如新興木刻版畫在魯迅等的倡導下得以勃興一樣，插圖和連環(huán)畫在上海也得到了蓬勃發(fā)展，上海成為全國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出版、普及的中心。而魯迅作品本身，也成為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確實如此，而賀友直是代表人物。文章分析了賀友直的《白光》的創(chuàng)作技法：“運用中國畫酣暢淋漓的寫意水墨法，很好地突出了‘白光’的虛幻本質(zhì)。陳士成的臆想本來就是模模糊糊，不著邊際的幻覺，注定要一瞬即逝的。因此，那團白光，還有他幻覺里的‘府正堂’虛擬世界等等，以傳統(tǒng)的單線白描，或者西畫里的速寫素描技法，都不如水墨渲染傳神。” “回憶·資料”是本輯新創(chuàng)的欄目，意在刊發(fā)一些具有文獻資料性的文章。《研究魯迅是為了更好地紀念魯迅、傳播魯迅》一文，作者以訪談的形式，回顧了廈門大學研究魯迅，建設(shè)廈門魯迅紀念館的歷程，該文與《廈門大學魯迅紀念室（館）大事紀要》，都是反映魯迅文化傳播的重要文獻資料。同樣的，《化雨春風憶前賢》《名人書簡一束（四）》以及《陳鳴樹學術(shù)著作年表》等文也作為文獻資料刊載，以供有意者進一步研究。編者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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