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名家再議史學研究之門徑與取法。歷史研究若從后生之分科觀念進入，難免犧牲問題以遷就系統(tǒng)，大抵求深則難免偏蔽，求通則流于浮泛，自然與歷史本相有所距離。本書在考察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時，力求梳理概念從無到有的演化過程，把握歷史事件發(fā)展的本來脈絡，借此呈現(xiàn)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锿砬迕駠T多具體問題再探討。只有跳出分科治學的窠臼，才能*程度地切近歷史的本相�？婆e與學堂之爭，其實是中學與西學之爭，如何看待和安置中學，牽涉禮制的根本，也可以說是*的政治；晚清科舉制由改到停的歷程，相當?shù)湫偷爻尸F(xiàn)出朝野在教育領域內(nèi)就科舉與學堂權衡取舍的心路軌跡，并且折射了文化觀念由堅守夷夏大防到中體西用再到用夷變夏的演變。大學里的黨派之爭，不僅影響大學師生彼此之間以及大學與當局的關系，而且往往對國家民族的命運產(chǎn)生重大影響；中等社會、城鎮(zhèn)、北洋軍閥、華南等等概念，看似屬于社會史或政治史的范疇，但就概念本身的發(fā)生演化而言，又是知識演進的體現(xiàn)，可以納入文化史的領域；張之洞死后的蓋棺論難定，顯示了中國式著述的獨特，不宜套用后來抄襲與盜版的觀念，以及歷史人物無論如何客觀評價，終究不及時空全面的展現(xiàn)更加貼切。追究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不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國知識人在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纏繞之間的兩難困境，更對今日平衡民族主義與全球一體化的矛盾有所借鑒…… 本書由作者近年陸續(xù)寫成并發(fā)表于各種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結集而成，我們選取其中關涉“晚清民國政治、社會與文化”這一主題的文章共計十四篇獨立成書，主要篇目有《從科舉到學堂的中西學之爭》《先鋒與本體的沖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天地人生大舞臺——京劇名伶田際云與清季的維新革命》《蓋棺論難定：張之洞之死的輿論反應》《清末城鎮(zhèn)結構的變化與商民罷市》《民國開國的歧見、新說與本相》《“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華南”概念的生成演化與區(qū)域研究的檢討》等文，匯集了近代史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晚清民國這階段中國社會的轉型有重要的啟發(fā)。 用后來的特定分科觀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發(fā)生演化的歷史問題，如何顧及歷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個層面及其相互聯(lián)系，而不至于為了將就分科的范圍先入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實，或者說，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長處，同時又不受其局限而導致偏蔽，盡可能依據(jù)各類相關材料，梳理史事本來的時空聯(lián)系，由全過程和各層面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歷史本相與前人本意，實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關鍵。——桑兵
作者簡介：
桑兵，河北威縣人，歷史學博士。歷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xiàn)任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出版《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等專著。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及同名叢書、《清代稿鈔本》等。合編《戴季陶集》《近代中國學術批評》《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國學的歷史》《讀書法》等。
目錄：
緒論：不分科的專題研究
一專題與專家
二問題與系統(tǒng)
三專門與總匯
四貫通與專精
從科舉到學堂的中西學之爭
一教育與“教”“育”
二新學堂與舊學校
三納科舉于學堂
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
一“中等社會”的出現(xiàn)
二兩種解讀
三激進路線的凸顯
四應用與爭議
先鋒與本體的沖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緒論：不分科的專題研究一專題與專家二問題與系統(tǒng)三專門與總匯四貫通與專精從科舉到學堂的中西學之爭一教育與“教”“育”二新學堂與舊學校三納科舉于學堂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一“中等社會”的出現(xiàn)二兩種解讀三激進路線的凸顯四應用與爭議先鋒與本體的沖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一風潮前史二風潮起因三曲突徙薪四調停失敗五影響深遠天地人生大舞臺——京劇名伶田際云與清季的維新革命一千絲萬縷保皇會二不知不覺革命黨蓋棺論難定：張之洞之死的輿論反應一文本來源二取材準則三看法各異四影響預測清末城鎮(zhèn)結構的變化與商民罷市一“城鎮(zhèn)”的地位及其結構變化二罷市的類型與影響三罷市的效應與趨向民國開國的歧見、新說與本相一遜位還是退位二帝制與共和三單一制與聯(lián)邦制四總統(tǒng)制與內(nèi)閣制“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一問題的提出二“軍閥”詞語產(chǎn)生的再檢討三“北洋軍閥”詞語產(chǎn)生的再檢討四“北洋軍閥”的譜系五奉系的加入與北洋正統(tǒng)六北洋與北洋政府七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一外來影響二內(nèi)部響應三分歧與一致孫中山與科舉制一無緣科第二科舉考試的利與弊三變科舉為專門之學四科舉制與單立考選權南潯·湖社與國民黨一南潯與國民黨二湖社與南潯三湖社與國民黨四幾點議論“華南”概念的生成演化與區(qū)域研究的檢討一華南概念的晚出與限定二“華南”的涵蓋與演化三日本的南進政策凸顯華南四廣州為華南中心的初顯五區(qū)域研究的本旨與流弊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派系爭斗一相煎何太急二校園烽煙三河東河西四國共進退1948年中山大學易長與國民黨的派系之爭一學潮與倒王二朱家驊與王星拱三朱家驊與CC派 人名索引征引文獻【從科舉到學堂的中西學之爭】晚清歷經(jīng)半個世紀的科舉與西學之爭以及中西學校（堂）之爭，說到底都是中西學之爭，所爭即中西新舊學問的優(yōu)劣消長。既然科舉制始終無法安頓西學，納科舉于學堂，以學堂兼容中學就成為其他為數(shù)不多的可能選擇。而由此形成的新學，實際上是西學以及以西學為內(nèi)核的東學戰(zhàn)勝中學并進而整合中學的產(chǎn)物。這種不是同化外來文化，而是被外來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并非常態(tài)。用分科眼光認定的所謂教育轉型，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變動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成培養(yǎng)新式人才的機制，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國人的知識系統(tǒng)和思維行為方式發(fā)生根本改變，促進了新文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導致中國社會的存在狀態(tài)和發(fā)展趨向與此前截然不同，推動中國進入歐洲中心主導和籠罩的世界體系；另一方面，造成自古以來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化發(fā)生形似而實不同的斷裂，被肢解的中學不僅必須依據(jù)所對應的西學分科來決定自己是否仍有繼續(xù)存在的價值，而且在沒有宗教精神的文化系統(tǒng)中失去道德倫理的支柱作用。如此一來，追趕先進開始扮演終極關懷的信仰角色，歐化西化成為時尚。用西式的觀念看待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難免誤讀錯解，覺得一無是處，從而埋下趕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隱憂，使得中國文化之于人類文明多樣化的重要選項的潛在價值無從顯現(xiàn)。而超越以變化為進化、以現(xiàn)在為現(xiàn)代的觀念，重新檢討清季教育變革的因緣得失，認識歷史，了解現(xiàn)狀，把握未來，已經(jīng)成為連接歷史與現(xiàn)實的必由之路。 【先鋒與本體的沖突——壬寅潯溪公學第二次風潮述論】辛亥時期風起云涌的學界風潮，對于廣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動民眾反抗專制統(tǒng)治的情緒，產(chǎn)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吳興縣南潯鎮(zhèn)的潯溪公學，在辛亥學界風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發(fā)生的第二次沖突，具有相當?shù)湫偷南笳饕饬x。風潮中針鋒相對的沖突各方，以及應邀前來的調解人，其實本來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種相當普遍的情況是，當“革命”處于自發(fā)階段時，其直接訴求有時雖然看似同一營壘中的內(nèi)耗，但沖突所產(chǎn)生的強烈沖擊力和廣泛社會影響，卻起到了動搖和破壞現(xiàn)存統(tǒng)治秩序，間接乃至直接動員民眾的作用。從研究具體史事的角度看，潯溪公學風潮還有另一重典型意義，即相關各方對于同一事件的陳述和評價，出于各自立場和利害的差異，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現(xiàn)史實如果僅僅依據(jù)某一方的記述，不單會造成片面，還可能整體上扭曲真相。參照比勘各種記載，力圖回到歷史現(xiàn)場，則可以在不斷近真的同時，探測和把握相關各方態(tài)度立場差別的心路歷程，從而找到矛盾沖突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以免用后來外在的觀念臆測解釋。 【蓋棺論難定：張之洞之死的輿論反應】蓋棺論定，已成人物評價的一種固定模式或習慣。韓愈《同冠峽》詩所謂“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當人的生命不再延續(xù)之時，似乎就可以斷定其一生的是非功過，對其生平作出客觀、公正、恰當?shù)慕Y論。據(jù)此，史學研究中，人物評價成為不少人追求的目標或準則�？墒�，這樣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變局的社會轉型期，面對中西新舊的亂相，當局者固然難以取舍，后來人也不易權衡。秉承著蓋棺論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終結為起點，無數(shù)的生者試圖判斷一個人一生的是非功過，結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視角。努力客觀的結果，還是制造新的主觀。清季張之洞之死，恰好是蓋棺而論難定的典型。清季以來，由于報館林立，利害迥異，許多人可以及時發(fā)表各自不同的意見。而后來的人物傳記往往以傳主的生平為起點和終點，這些當時蓋棺論定的看法，一般并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卻不失為研究和理解人物評價的上佳素材。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1921年后，孫中山在宣講解釋三民主義時，幾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義反對其提倡民族主義。關于此事，后來的研究者從反對帝國主義的角度解釋演講的內(nèi)容，指出反對世界主義是孫中山在他后期活動中為了宣傳民族主義而進行的思想批判之一。不過，孫中山當時回應的直接對象，并不是帝國主義，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義。王爾敏的《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正解》，依照孫中山的演講文本，指其說是警戒國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運動，亦未明確其對內(nèi)對外的具體所指。其實，五四運動以后孫中山反駁有人用世界主義反對其提倡民族主義，具體所指，外部淵源主要是英國的羅素、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內(nèi)部則幾乎涵蓋國家主義以外新文化陣營各個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傾向社會主義的國民黨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義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觀為主導的大同思想進入中國，由于“西方”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歐戰(zhàn)宣告國家主義破產(chǎn)，世界主義在以西為尊的新青年中漸趨流行。經(jīng)過與外力壓迫下不斷高漲的愛國情緒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國家主義”或“世界主義的國家”觀念，與孫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義雖有分歧，亦存在溝通的基礎。隨著民族危亡的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國家的立場。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取舍，始終是困擾后發(fā)展國家的兩難選擇。追究孫中山的回應對象，可以了解世界主義在近代中國發(fā)生發(fā)展的淵源脈絡，尤其是對于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思想界各黨派系受此影響的實際狀況，有所把握。這不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國知識人在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纏繞之間的兩難困境，更對今日平衡民族主義與全球一體化的矛盾有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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