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全書，雖說多是從個體學術生涯和文化人生的記述入手，卻是當代文化歷程和社會生活宏大敘事的反映，折射出大半個世紀依賴人文世界的歷史滄桑、學術領域的思想變幻和文人學者的心路起落曲折，口述留真，回憶真實，注意細節(jié)，文彩紛呈，很有可讀性。 本書以文化人的求學經(jīng)歷及學術生涯為主要內容。力求通過個體的文化人生，反映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文歷史的滄桑變化和當代學人的心路歷程。書稿之可貴，就在于以史存真，讓我們體會到新中國成立之不易，改革開放之不易。而在這種種不易之中，我們可以窺見如范長江、王利器、杜道生等志士仁人專家學者之襟懷與風范。書稿史實準確，文筆暢達，具有較強的史料性和可讀性。
作者簡介：
當代四川史編委會一直致力于當代口述史料與檔案文獻的采訪、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由其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華口述史研究會合作，共同創(chuàng)辦的《當代史資料》（季刊），自2001年開始至今，已編輯出版62期，其中主要為口述、檔案、文獻資料以及回憶錄，甚獲好評。與此同時，與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當代口述史叢書”，分為兩個系列。一個系列是《當代四川要事實錄》，至今已出三輯。另一則為《青史留真》系列，已出一輯。
目錄：
018 前言 抗戰(zhàn)老兵 021 百歲抗戰(zhàn)老兵的口述實錄 ◎馬士弘口述 萬本根 譚繼和 張彥 蘇東來 訪問整理 馬識途和他三哥馬士弘都年逾百歲，018 前言抗戰(zhàn)老兵021 百歲抗戰(zhàn)老兵的口述實錄◎馬士弘口述 萬本根 譚繼和 張彥 蘇東來訪問整理馬識途和他三哥馬士弘都年逾百歲，都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的榮膺者。馬士弘，原名馬千毅，1911年生，重慶忠縣石寶鄉(xiāng)坪山村人。黃埔軍校第十一期學員，原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箲�(zhàn)八年，先后參加淞滬會戰(zhàn)、常德會戰(zhàn)、長江石牌要塞保衛(wèi)戰(zhàn)等重要戰(zhàn)役，奮戰(zhàn)在正面戰(zhàn)場第一線。1949年隨羅廣文兵團起義，后在政府部門工作。20世紀70年代曾任成都市政協(xié)委員。029 抗戰(zhàn)老兵口述盤點◎賴恩典關愛抗戰(zhàn)老兵，搶救抗戰(zhàn)史料，是國家、民族和每個華夏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欣喜地看到，一批志愿者多年來默默地關愛老兵，噓寒問暖，攜手相助，口述采訪，風雨奔波。有著八年志愿者經(jīng)歷的口述歷史記錄者賴恩典2002年從福建老家來到北京，為了導演夢而成為一名“北漂”。但他更鐘情于“口述歷史記錄者”這一身份。他奔赴廣西、廣東、湖南等地，用鏡頭記錄下六十多名抗戰(zhàn)老兵的歷史記憶。本文摘取了其中四位的口述記錄。百歲識途·自述044 人生長途 上下求索——自擬小傳◎馬識途2015年，是馬識途老人的百歲華誕。他由懵懂孩童、熱血青年學子、地下革命黨人、新中國的建設者、作家、書法家一路走來，辛勤跋涉。在下面一組文章里，他將自己百年的志向追求、人生體悟加以回顧總結。“中國夢想”“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是其中的關鍵詞，真情、義膽、文心躍然紙上。繼后的幾篇文字，記述了同學文友和晚輩學人對馬老其人其文“瞻焉在前，仰之彌高”的感悟。046 我也有一個夢——一個百歲老人的呼吁◎馬識途049 我追求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馬識途054 我怎樣寫起小說來的？◎馬識途059 《馬識途文集》自序◎馬識途百歲識途·評述064 瞻焉在前，仰之彌高——《馬識途文集》序◎王火本文系作者為《馬識途文集》所作的序言，敘述了他眼中馬老的為人與為文，情誼切切，情深意長。068 革命風云的真實記錄——讀《馬識途文集》◎張炯《馬識途文集》于2005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是馬老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成結晶，包括小說、紀實文學、散文、詩詞、隨筆、游記、雜文等等。張炯同志從紀實性與現(xiàn)實主義品格、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與風格、民族正氣與時代精神等方面對馬老的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評價。071 讀《夜譚十記》隨筆◎韋君宜作為馬老《夜譚十記》責任編輯的韋君宜先生詳述了此書的成書及出版過程，并對洋溢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行了評價。075 心路歷程 青史留真——馬識途同志《黨校筆記》的精神價值◎章玉鈞馬識途同志1980~1981年到中央黨校學習，聽課、讀書、討論，并堅持記筆記。時值改革開放之初，撥亂反正，百廢待舉，中央黨校的課內課外匯集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各種思潮的激蕩，這份筆記便成為當時大變革的一份忠實的記錄。本文詳述了這份筆記曲折的出版過程，并對筆記的思想、史料價值進行了精到的評價。081 理性反思：時代最深刻的需要——讀馬老識途的《黨校筆記》◎譚繼和本文從四個方面評價了馬老《黨校筆記》：思想解放的理論探索和理性反思；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精神；傳承巴蜀文宗關心時政、洞察世事的精神。黎明星火087 亡命闖千關：我的地下生涯紀略◎李維嘉李維嘉同志在四川解放前，負責地下黨重慶市委和川康特委方面的地下工作，與國民黨敵特英勇斗爭，亡命闖千關，經(jīng)歷了復雜艱巨、不畏犧牲的斗爭歷程。本文是作者在重慶和川西開展地下斗爭的回憶，旨在還歷史真實的本來面目，撥開一些謊言、歪曲的迷霧。093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黨在成都開展革命斗爭的幾個問題◎馬識途本文系作者對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成都地下工作所作的回憶，其對當時的幾個主要事件進行了總結，尤其是斗爭策略問題關系到組織的生死存亡。如成都的《XNCR》報不斷改換名稱和紙張版式，與敵人打游擊戰(zhàn)，得以生存下來；而重慶的《挺進報》則與敵人硬碰硬，受到破壞。100 刻骨銘心的往事——憶王放◎馬識途1947年，地下黨川康特委決定由馬識途負責辦一張秘密的油印小報，將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電稿油印出來，送給黨內和進步人士閱讀。擔任四川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的王放接受了辦報任務。在極端困難和極度危險的條件下，一個人包攬了收聽記錄延安廣播，刻寫蠟紙、油印和分發(fā)報紙的全部工作。他們以延安廣播電臺的呼號“XNCR”為小報命名，將報紙辦得有聲有色。馬識途和王放也在艱苦危險的工作中產(chǎn)生了感情，結為伉儷。新中國成立后，王放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委屈，但她仍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國家的建設，終因勞累過度，一病不起，于“文革”初期病逝。130 川大民協(xié)革命斗爭歷程◎《民協(xié)概述》編寫組四川大學的民主青年協(xié)會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組織了一系列的學生運動。民協(xié)成員還深入四川各地鄉(xiāng)村，開展農運，建立人民武裝，做當?shù)厍嗄陮W生工作，策反國民黨武裝等，用他們青春和熱血，為新中國成立做出了貢獻。147 黨中央對川西北地下工作的指示與布置◎張秀熟在這篇為《中共綿陽地方黨史稿》所作的序言中，作者敘述了20世紀40年代中共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對川西北所作的布局。149 當年的課堂是什么樣的——“20后”寄語“90后”◎章開沅章開沅先生1946年入金陵大學學習。當年的金陵大學名家匯集，馬寅初、梁漱溟、羅隆基等都在此執(zhí)教，金大的學習空氣非常濃厚。同時學生們還有“社會”這個第二課堂，即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第二戰(zhàn)場——蔣管區(qū)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154 從職業(yè)革命家到重鋼總工程師——記地下黨川康特委委員、川南工委書記王宇光◎丁群王宇光出身于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家庭�？箲�(zhàn)期間懷著火熱的愛國之心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利用身份的掩護，在錢瑛的直接領導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周旋于敵我之間。曾任地下黨川康特委委員、川南工委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又經(jīng)歷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風雨，一直為國家的鋼鐵事業(yè)而奮斗。先后任西南地區(qū)團工委組織部部長，重鋼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168 1947~1949年四川大學的學生運動◎陳忠理本文詳細敘述了1947～1949年間四川大學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當年的學運組織周全、目的明確、形式多樣，青年學生的熱情和激情、對黑暗的憎惡、對光明的向往都躍然紙上，人們在當年洋溢著正義、青春的學潮背后，看到的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201 回憶“四九”◎嚴開民1948年國民黨政權頹勢已定，仍作垂死掙扎，蔣介石派王陵基來川主政，加緊征兵征糧。中共決定在4月9號王的就職典禮之日發(fā)動學生進行要求供應平價米的請愿活動。作者作為行動的聯(lián)絡人參與了全過程：請愿、被打、被抓、審訊。國民黨當局最后迫于社會的壓力不得不釋放了學生。210 沖破黑暗 迎接黎明◎李江景李江景1940年讀初中時便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后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進入四川大學后第二次入黨，并打通了川北與川西地下黨的橫向聯(lián)系。身份暴露后，回到中江老家，以教員身份作掩護，繼續(xù)從事地下工作，并打入鄉(xiāng)紳組建的地方武裝做策反工作，在大軍南下時，成功瓦解了國民黨的地方勢力。219 記“風雨談讀書會”◎李雅松“風雨談讀書會”是1947年四川大學黨支部領導下的進步學生群團組織。通過讀書、文娛活動等方式傳播共產(chǎn)主義思想，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解放區(qū)的消息傳達給學生。組織學生參加學運，在斗爭中經(jīng)風雨，見世面，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骨干。224 憶王琴舫與黎明歌唱團二三事◎陳為珍王琴舫在四川大學學習期間，與川大早期民協(xié)負責人之一劉淑文一道積極開展工作，組織秘密讀書會，吸收少數(shù)要求進步的女同學參加，引導她們學習馬列著作。后又組織成立了“黎明歌唱團”，通過傳播革命歌曲，用音樂特別是歌詠形式團結教育廣大青年，擴大革命影響。巴蜀學林227 著述文字“兩千萬富翁”——回憶大哥王利器◎王利澤口述 龐國翔訪問整理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慶江津人，著名國學大師。著作宏富，有《風俗通義校注》《呂氏春秋比義》《文心雕龍新疏》《鹽鐵論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越縵堂讀書簡端證校錄》《文鏡秘府論校注》《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九齋集校訂本》《宋會要輯補》《道教大辭典》《水滸大詞典》《金瓶梅辭典》《新語校注》《繹史》《葛洪論》《顏氏家訓集解》《呂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傳》等三十余種。另有單篇論文約百萬余字發(fā)表。著述逾兩千萬言，號稱“兩千萬富翁”。在本文中其堂弟詳述了大師的求學與成長經(jīng)歷。237 川內開花川外紅——緬懷吳天墀先生◎張邦煒吳天墀先生一生經(jīng)歷坎坷。早年學子出身，加入過青年黨，抗戰(zhàn)時期做過縣長，這樣的經(jīng)歷注定了他此后的“冷板凳”生涯。本文對個中緣由進行了梳理，并總結了當下學人與前輩優(yōu)秀學者的差距：前輩方正者多、鄉(xiāng)愿者少，嚴謹、嚴肅、嚴格，敢于逗硬。當下學人堅守者少、油滑者多，隨俗、趨時、附和，得過且過。“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前輩優(yōu)秀學者的人生品格。244 恩師吳天墀◎劉復生吳天墀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始從事史學研究，是我國宋史的早期研究者。發(fā)表《燭影斧聲傳疑》《張詠治蜀事輯》《宋儒之風操與理性主義》等有影響的論文。1955年開始了西夏史資料的搜集。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歷史系資料室工作。“文革”前夕，先生《西夏史稿》已完成大概。1980年12月，貫注了先生長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終于出版。全書注釋共二百八十條，約近九萬字。其中一部分是對正文的具體補充，另一部分是著者對史料和史事的考訂，一個注釋幾乎相當于一篇考據(jù)文。吳先生是執(zhí)著于學術事業(yè)，不怕“坐冷板凳”的老一輩學者的代表，其扎實的治學態(tài)度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態(tài)度與當下浮躁的學風形成鮮明的對比。249 我與王文才的半世師緣◎張?zhí)旖⊥跷牟�，蜀中著名中國文學、文獻學專家，研究明代楊升庵的大家。治學專精博約，著述宏富。本文作者張?zhí)旖∠壬c他籍屬同鄉(xiāng)崇州城，在文中娓娓敘述了與王文才的半世師生情誼，以及文才老先生親承咳唾，嚴于治學的斑斑點點。259 王介平先生和他的一個學生◎張小路王介平先生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哲學系，新中國成立后，他以一個對“西方哲學”研究頗有成績的教授身份改學歷史，到中國人民大學上研究生班，并且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重建輝煌。本文作者回憶了王介平老先生在教書育人中傳遞給學生的信仰、人格、為人的原則等，可以一窺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人格風骨。264 襟懷淡泊、耿介一生的學者——憶李潤蒼老師◎王炎李潤蒼先生“文革”前已是四川大學歷史系的骨干，“文革”后成為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學者。本文緬懷了他淡泊名利，提攜后學，專注學術的學者生涯。269 國學文脈的傳承者杜道生先生◎王旭杜道生先生出身于樂山一個殷實之家。七歲發(fā)蒙，十四歲入讀新式中學。二十二歲考入四川大學，后到北京求學，先后入讀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在大學的課堂上，道生先生聆聽、請益的多為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此后一直在中學、大學執(zhí)教。他一生熟讀圣賢書，平凡澹泊，持守心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默默地傳授傳統(tǒng)知識，也傳承著中華的文脈。文化先驅303 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歲月——一位橫跨新聞與科技兩界的卓越領導人◎章道義范長江，我國杰出的我記者、新聞家、社會活動家。1935年5月，范長江曾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這些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響。新中國成立后，他創(chuàng)辦和主持了《人民日報》北平版、上�！督夥湃請蟆�，輔助胡喬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任副署長，并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1952年起，先后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當時為郭沫若兼主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第二辦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當時林楓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辦副主任。“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迫使范長江處于被審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確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1970年在干校自殺身亡。本文詳述了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歲月。328 黃炎培與盧作孚的人際交往◎張立程黃炎培與盧作孚，一位生活在長江的上游（四川），一位生活在長江的下游（上海），兩人的交往，是20世紀初年“實業(yè)救國”與“教育救國”兩種思潮的產(chǎn)物，而兩人相識相知以后，互相影響，互相扶持，分別代表國人實踐教育與實業(yè)結合以救國的兩種類型，堪稱民初教育界與實業(yè)界結合的典范。342 我的留美經(jīng)歷（1947~1950）◎朱可善1946年，朱可善先生通過了國民政府舉辦的自費留美考試，并于1947年底在民生公司盧作孚的資助下，自費赴美留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1949年1月獲得工程碩士學位，2月開始攻讀博士。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留美學生在祖國的召喚下一批又一批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1950年9月朱可善先生和部分留美同學沖破美國政府設置的重重障礙離開美國回到了祖國懷抱。藝壇名人355 《情探》：本土文化的經(jīng)典演繹◎藍光臨口述 鐘鼎訪問整理著名川劇小生藍光臨從藝七十余年，十歲登臺。本文詳述了經(jīng)典劇目《情探》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名角們個人的演繹風格以及藍先生本人多年演出《情探》的心得。從《情探》這一個案管窺川劇在近代以來的演進歷史，讓我們細細體味無數(shù)前輩智慧、心血凝結而成的藝術瑰寶的高妙。374 大家妙筆施孝長◎李林櫻施孝長出身書畫世家，早年學國畫，后到上海新華藝術大學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行學習，努力探索西畫在光感、透視、立體感等方面的特點，以豐富國畫的表現(xiàn)力。學習期間和大學畢業(yè)后，曾畫過許多油畫，成為西畫進入中國的開拓者之一。后專攻國畫，在游歷大江南北、巴山蜀水時，他用鉛筆繪下了大量寫生畫稿。而在國畫中他也努力融入西畫的某些表現(xiàn)手法，形成自己新的風格。代表作有《崇麗閣》《青城大橋》《四更山吐月》《李冰父子治水圖記》等。381 男高音歌唱家蔡紹序與我家的世交緣◎潘前春蔡紹序是中國聲樂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家喻戶曉的歌曲《太陽出來喜洋洋》，就是蔡先生唱紅的。作者家庭自祖父起就與蔡紹序世交，上世紀40年代蔡紹序應作者父親之邀，到四川省資中縣舉辦過一次音樂會，其中一些趣聞逸事鮮為人知。若干年后，蔡紹序之子蔡渝歌與作者相會，蔡渝歌對父親藝術生涯的介紹以及作者多角度的憶舊，進一步豐富了歌唱家的人生史料。390 青城武術與洞經(jīng)音樂◎劉綏繽口述 劉冰訪問整理“南武當，北少林，峨眉弘佛法，探本上青城。”青城武術是中國古代武術四大門派之一，發(fā)源于中國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遺產(chǎn)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門劉綏繽先生從金庸與青城武術、道教與青城武術、青城武術現(xiàn)狀、青城太極功與養(yǎng)生等方面介紹了青城武術。脫胎于遠古巫覡音樂的青城洞經(jīng)古樂，是一朵深藏在青城山中的藝術奇葩，目前卻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018 前言抗戰(zhàn)老兵021 百歲抗戰(zhàn)老兵的口述實錄◎馬士弘口述 萬本根 譚繼和 張彥 蘇東來訪問整理馬識途和他三哥馬士弘都年逾百歲，都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的榮膺者。馬士弘，原名馬千毅，1911年生，重慶忠縣石寶鄉(xiāng)坪山村人。黃埔軍校第十一期學員，原國民黨少將副師長。抗戰(zhàn)八年，先后參加淞滬會戰(zhàn)、常德會戰(zhàn)、長江石牌要塞保衛(wèi)戰(zhàn)等重要戰(zhàn)役，奮戰(zhàn)在正面戰(zhàn)場第一線。1949年隨羅廣文兵團起義，后在政府部門工作。20世紀70年代曾任成都市政協(xié)委員。029 抗戰(zhàn)老兵口述盤點◎賴恩典關愛抗戰(zhàn)老兵，搶救抗戰(zhàn)史料，是國家、民族和每個華夏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欣喜地看到，一批志愿者多年來默默地關愛老兵，噓寒問暖，攜手相助，口述采訪，風雨奔波。有著八年志愿者經(jīng)歷的口述歷史記錄者賴恩典2002年從福建老家來到北京，為了導演夢而成為一名“北漂”。但他更鐘情于“口述歷史記錄者”這一身份。他奔赴廣西、廣東、湖南等地，用鏡頭記錄下六十多名抗戰(zhàn)老兵的歷史記憶。本文摘取了其中四位的口述記錄。百歲識途·自述044 人生長途 上下求索——自擬小傳◎馬識途2015年，是馬識途老人的百歲華誕。他由懵懂孩童、熱血青年學子、地下革命黨人、新中國的建設者、作家、書法家一路走來，辛勤跋涉。在下面一組文章里，他將自己百年的志向追求、人生體悟加以回顧總結。“中國夢想”“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是其中的關鍵詞，真情、義膽、文心躍然紙上。繼后的幾篇文字，記述了同學文友和晚輩學人對馬老其人其文“瞻焉在前，仰之彌高”的感悟。046 我也有一個夢——一個百歲老人的呼吁◎馬識途049 我追求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馬識途054 我怎樣寫起小說來的？◎馬識途059 《馬識途文集》自序◎馬識途百歲識途·評述064 瞻焉在前，仰之彌高——《馬識途文集》序◎王火本文系作者為《馬識途文集》所作的序言，敘述了他眼中馬老的為人與為文，情誼切切，情深意長。068 革命風云的真實記錄——讀《馬識途文集》◎張炯《馬識途文集》于2005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是馬老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成結晶，包括小說、紀實文學、散文、詩詞、隨筆、游記、雜文等等。張炯同志從紀實性與現(xiàn)實主義品格、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與風格、民族正氣與時代精神等方面對馬老的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評價。071 讀《夜譚十記》隨筆◎韋君宜作為馬老《夜譚十記》責任編輯的韋君宜先生詳述了此書的成書及出版過程，并對洋溢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行了評價。075 心路歷程 青史留真——馬識途同志《黨校筆記》的精神價值◎章玉鈞馬識途同志1980~1981年到中央黨校學習，聽課、讀書、討論，并堅持記筆記。時值改革開放之初，撥亂反正，百廢待舉，中央黨校的課內課外匯集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各種思潮的激蕩，這份筆記便成為當時大變革的一份忠實的記錄。本文詳述了這份筆記曲折的出版過程，并對筆記的思想、史料價值進行了精到的評價。081 理性反思：時代最深刻的需要——讀馬老識途的《黨校筆記》◎譚繼和本文從四個方面評價了馬老《黨校筆記》：思想解放的理論探索和理性反思；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精神；傳承巴蜀文宗關心時政、洞察世事的精神。黎明星火087 亡命闖千關：我的地下生涯紀略◎李維嘉李維嘉同志在四川解放前，負責地下黨重慶市委和川康特委方面的地下工作，與國民黨敵特英勇斗爭，亡命闖千關，經(jīng)歷了復雜艱巨、不畏犧牲的斗爭歷程。本文是作者在重慶和川西開展地下斗爭的回憶，旨在還歷史真實的本來面目，撥開一些謊言、歪曲的迷霧。093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黨在成都開展革命斗爭的幾個問題◎馬識途本文系作者對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成都地下工作所作的回憶，其對當時的幾個主要事件進行了總結，尤其是斗爭策略問題關系到組織的生死存亡。如成都的《XNCR》報不斷改換名稱和紙張版式，與敵人打游擊戰(zhàn)，得以生存下來；而重慶的《挺進報》則與敵人硬碰硬，受到破壞。100 刻骨銘心的往事——憶王放◎馬識途1947年，地下黨川康特委決定由馬識途負責辦一張秘密的油印小報，將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電稿油印出來，送給黨內和進步人士閱讀。擔任四川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的王放接受了辦報任務。在極端困難和極度危險的條件下，一個人包攬了收聽記錄延安廣播，刻寫蠟紙、油印和分發(fā)報紙的全部工作。他們以延安廣播電臺的呼號“XNCR”為小報命名，將報紙辦得有聲有色。馬識途和王放也在艱苦危險的工作中產(chǎn)生了感情，結為伉儷。新中國成立后，王放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委屈，但她仍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國家的建設，終因勞累過度，一病不起，于“文革”初期病逝。130 川大民協(xié)革命斗爭歷程◎《民協(xié)概述》編寫組四川大學的民主青年協(xié)會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組織了一系列的學生運動。民協(xié)成員還深入四川各地鄉(xiāng)村，開展農運，建立人民武裝，做當?shù)厍嗄陮W生工作，策反國民黨武裝等，用他們青春和熱血，為新中國成立做出了貢獻。147 黨中央對川西北地下工作的指示與布置◎張秀熟在這篇為《中共綿陽地方黨史稿》所作的序言中，作者敘述了20世紀40年代中共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對川西北所作的布局。149 當年的課堂是什么樣的——“20后”寄語“90后”◎章開沅章開沅先生1946年入金陵大學學習。當年的金陵大學名家匯集，馬寅初、梁漱溟、羅隆基等都在此執(zhí)教，金大的學習空氣非常濃厚。同時學生們還有“社會”這個第二課堂，即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第二戰(zhàn)場——蔣管區(qū)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154 從職業(yè)革命家到重鋼總工程師——記地下黨川康特委委員、川南工委書記王宇光◎丁群王宇光出身于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家庭�？箲�(zhàn)期間懷著火熱的愛國之心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利用身份的掩護，在錢瑛的直接領導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周旋于敵我之間。曾任地下黨川康特委委員、川南工委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又經(jīng)歷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風雨，一直為國家的鋼鐵事業(yè)而奮斗。先后任西南地區(qū)團工委組織部部長，重鋼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168 1947~1949年四川大學的學生運動◎陳忠理本文詳細敘述了1947～1949年間四川大學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當年的學運組織周全、目的明確、形式多樣，青年學生的熱情和激情、對黑暗的憎惡、對光明的向往都躍然紙上，人們在當年洋溢著正義、青春的學潮背后，看到的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201 回憶“四九”◎嚴開民1948年國民黨政權頹勢已定，仍作垂死掙扎，蔣介石派王陵基來川主政，加緊征兵征糧。中共決定在4月9號王的就職典禮之日發(fā)動學生進行要求供應平價米的請愿活動。作者作為行動的聯(lián)絡人參與了全過程：請愿、被打、被抓、審訊。國民黨當局最后迫于社會的壓力不得不釋放了學生。210 沖破黑暗 迎接黎明◎李江景李江景1940年讀初中時便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后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進入四川大學后第二次入黨，并打通了川北與川西地下黨的橫向聯(lián)系。身份暴露后，回到中江老家，以教員身份作掩護，繼續(xù)從事地下工作，并打入鄉(xiāng)紳組建的地方武裝做策反工作，在大軍南下時，成功瓦解了國民黨的地方勢力。219 記“風雨談讀書會”◎李雅松“風雨談讀書會”是1947年四川大學黨支部領導下的進步學生群團組織。通過讀書、文娛活動等方式傳播共產(chǎn)主義思想，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解放區(qū)的消息傳達給學生。組織學生參加學運，在斗爭中經(jīng)風雨，見世面，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骨干。224 憶王琴舫與黎明歌唱團二三事◎陳為珍王琴舫在四川大學學習期間，與川大早期民協(xié)負責人之一劉淑文一道積極開展工作，組織秘密讀書會，吸收少數(shù)要求進步的女同學參加，引導她們學習馬列著作。后又組織成立了“黎明歌唱團”，通過傳播革命歌曲，用音樂特別是歌詠形式團結教育廣大青年，擴大革命影響。巴蜀學林227 著述文字“兩千萬富翁”——回憶大哥王利器◎王利澤口述 龐國翔訪問整理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重慶江津人，著名國學大師。著作宏富，有《風俗通義校注》《呂氏春秋比義》《文心雕龍新疏》《鹽鐵論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越縵堂讀書簡端證校錄》《文鏡秘府論校注》《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九齋集校訂本》《宋會要輯補》《道教大辭典》《水滸大詞典》《金瓶梅辭典》《新語校注》《繹史》《葛洪論》《顏氏家訓集解》《呂氏春秋注疏》《王利器自傳》等三十余種。另有單篇論文約百萬余字發(fā)表。著述逾兩千萬言，號稱“兩千萬富翁”。在本文中其堂弟詳述了大師的求學與成長經(jīng)歷。237 川內開花川外紅——緬懷吳天墀先生◎張邦煒吳天墀先生一生經(jīng)歷坎坷。早年學子出身，加入過青年黨，抗戰(zhàn)時期做過縣長，這樣的經(jīng)歷注定了他此后的“冷板凳”生涯。本文對個中緣由進行了梳理，并總結了當下學人與前輩優(yōu)秀學者的差距：前輩方正者多、鄉(xiāng)愿者少，嚴謹、嚴肅、嚴格，敢于逗硬。當下學人堅守者少、油滑者多，隨俗、趨時、附和，得過且過。“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前輩優(yōu)秀學者的人生品格。244 恩師吳天墀◎劉復生吳天墀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始從事史學研究，是我國宋史的早期研究者。發(fā)表《燭影斧聲傳疑》《張詠治蜀事輯》《宋儒之風操與理性主義》等有影響的論文。1955年開始了西夏史資料的搜集。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歷史系資料室工作。“文革”前夕，先生《西夏史稿》已完成大概。1980年12月，貫注了先生長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終于出版。全書注釋共二百八十條，約近九萬字。其中一部分是對正文的具體補充，另一部分是著者對史料和史事的考訂，一個注釋幾乎相當于一篇考據(jù)文。吳先生是執(zhí)著于學術事業(yè)，不怕“坐冷板凳”的老一輩學者的代表，其扎實的治學態(tài)度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態(tài)度與當下浮躁的學風形成鮮明的對比。249 我與王文才的半世師緣◎張?zhí)旖⊥跷牟�，蜀中著名中國文學、文獻學專家，研究明代楊升庵的大家。治學專精博約，著述宏富。本文作者張?zhí)旖∠壬c他籍屬同鄉(xiāng)崇州城，在文中娓娓敘述了與王文才的半世師生情誼，以及文才老先生親承咳唾，嚴于治學的斑斑點點。259 王介平先生和他的一個學生◎張小路王介平先生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哲學系，新中國成立后，他以一個對“西方哲學”研究頗有成績的教授身份改學歷史，到中國人民大學上研究生班，并且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重建輝煌。本文作者回憶了王介平老先生在教書育人中傳遞給學生的信仰、人格、為人的原則等，可以一窺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人格風骨。264 襟懷淡泊、耿介一生的學者——憶李潤蒼老師◎王炎李潤蒼先生“文革”前已是四川大學歷史系的骨干，“文革”后成為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學者。本文緬懷了他淡泊名利，提攜后學，專注學術的學者生涯。269 國學文脈的傳承者杜道生先生◎王旭杜道生先生出身于樂山一個殷實之家。七歲發(fā)蒙，十四歲入讀新式中學。二十二歲考入四川大學，后到北京求學，先后入讀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在大學的課堂上，道生先生聆聽、請益的多為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此后一直在中學、大學執(zhí)教。他一生熟讀圣賢書，平凡澹泊，持守心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默默地傳授傳統(tǒng)知識，也傳承著中華的文脈。文化先驅303 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歲月——一位橫跨新聞與科技兩界的卓越領導人◎章道義范長江，我國杰出的我記者、新聞家、社會活動家。1935年5月，范長江曾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這些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響。新中國成立后，他創(chuàng)辦和主持了《人民日報》北平版、上�！督夥湃請蟆�，輔助胡喬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任副署長，并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1952年起，先后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當時為郭沫若兼主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第二辦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當時林楓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辦副主任。“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迫使范長江處于被審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確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1970年在干校自殺身亡。本文詳述了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歲月。328 黃炎培與盧作孚的人際交往◎張立程黃炎培與盧作孚，一位生活在長江的上游（四川），一位生活在長江的下游（上海），兩人的交往，是20世紀初年“實業(yè)救國”與“教育救國”兩種思潮的產(chǎn)物，而兩人相識相知以后，互相影響，互相扶持，分別代表國人實踐教育與實業(yè)結合以救國的兩種類型，堪稱民初教育界與實業(yè)界結合的典范。342 我的留美經(jīng)歷（1947~1950）◎朱可善1946年，朱可善先生通過了國民政府舉辦的自費留美考試，并于1947年底在民生公司盧作孚的資助下，自費赴美留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1949年1月獲得工程碩士學位，2月開始攻讀博士。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留美學生在祖國的召喚下一批又一批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1950年9月朱可善先生和部分留美同學沖破美國政府設置的重重障礙離開美國回到了祖國懷抱。藝壇名人355 《情探》：本土文化的經(jīng)典演繹◎藍光臨口述 鐘鼎訪問整理著名川劇小生藍光臨從藝七十余年，十歲登臺。本文詳述了經(jīng)典劇目《情探》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名角們個人的演繹風格以及藍先生本人多年演出《情探》的心得。從《情探》這一個案管窺川劇在近代以來的演進歷史，讓我們細細體味無數(shù)前輩智慧、心血凝結而成的藝術瑰寶的高妙。374 大家妙筆施孝長◎李林櫻施孝長出身書畫世家，早年學國畫，后到上海新華藝術大學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行學習，努力探索西畫在光感、透視、立體感等方面的特點，以豐富國畫的表現(xiàn)力。學習期間和大學畢業(yè)后，曾畫過許多油畫，成為西畫進入中國的開拓者之一。后專攻國畫，在游歷大江南北、巴山蜀水時，他用鉛筆繪下了大量寫生畫稿。而在國畫中他也努力融入西畫的某些表現(xiàn)手法，形成自己新的風格。代表作有《崇麗閣》《青城大橋》《四更山吐月》《李冰父子治水圖記》等。381 男高音歌唱家蔡紹序與我家的世交緣◎潘前春蔡紹序是中國聲樂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家喻戶曉的歌曲《太陽出來喜洋洋》，就是蔡先生唱紅的。作者家庭自祖父起就與蔡紹序世交，上世紀40年代蔡紹序應作者父親之邀，到四川省資中縣舉辦過一次音樂會，其中一些趣聞逸事鮮為人知。若干年后，蔡紹序之子蔡渝歌與作者相會，蔡渝歌對父親藝術生涯的介紹以及作者多角度的憶舊，進一步豐富了歌唱家的人生史料。390 青城武術與洞經(jīng)音樂◎劉綏繽口述 劉冰訪問整理“南武當，北少林，峨眉弘佛法，探本上青城。”青城武術是中國古代武術四大門派之一，發(fā)源于中國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遺產(chǎn)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門劉綏繽先生從金庸與青城武術、道教與青城武術、青城武術現(xiàn)狀、青城太極功與養(yǎng)生等方面介紹了青城武術。脫胎于遠古巫覡音樂的青城洞經(jīng)古樂，是一朵深藏在青城山中的藝術奇葩，目前卻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和他的最后歲月——一位橫跨新聞與科技兩界的卓越領導人◎章道義范長江，我國杰出的我記者、新聞家、社會活動家。1935年5月，范長江曾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并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這些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引起巨大反響。新中國成立后，他創(chuàng)辦和主持了《人民日報》北平版、上海《解放日報》，輔助胡喬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任副署長，并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1952年起，先后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當時為郭沫若兼主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第二辦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當時林楓為主任）。1956年到科技界工作，仍兼二辦副主任。“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迫使范長江處于被審查被揪斗的境地，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確山“五七”干校，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1970年在干校自殺身亡。本文詳述了范長江的璀璨人生及在干校的最后歲月。“文革”中，三科合并，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協(xié)都合并到中國科學院。為了安置這么一大批無事可做的干部，并使他們得到勞動鍛煉，合并后的中科院軍管會先后在河南羅山、湖南草市（衡東）、湖北潛江和河南確山建立了四所“五七”干校。故事就發(fā)生在這所以中國科協(xié)及其所屬事業(yè)單位干部及中國計量科學院下放干部為主的確山“五七”干校。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國新聞界鼎鼎大名的前輩：范長江。范長江的閃光足跡和他在新聞界的杰出貢獻范長江生于1909年，是上世紀30年代我國大公報社的名記者，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xié)會（當今中國新聞記者協(xié)會的前身）的主要創(chuàng)辦人。新中國成立前后曾先后擔任上海解放日報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社長，我國新聞界的最高獎“范長江新聞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的二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留下了一系列閃光的足跡，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以下五個方面：（一）他是第一個以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向全國廣大讀者公開報道紅軍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實際情況的名記者，為增進人們對紅軍的正確了解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7月，他從成都出發(fā)到西北考察旅行，并以旅行記的形式在《大公報》陸續(xù)發(fā)表自己的見聞與述評。這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成為他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并勇敢地作了客觀的報道。文中，他還“對國民黨統(tǒng)治的西北地區(qū)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作了淋漓盡致的披露。他的報道談古論今，意趣橫生，涉及宗教、民族關系等范圍廣泛的問題。其中引人入勝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議論，廣博充實的知識，以及處處表現(xiàn)出來的正直高尚的民族民主主義精神，獲得了廣大讀者的稱道。這些游記以后匯集出版，就是《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在幾個月內連續(xù)出版九次，一時膾炙人口”。這部書1936年8月出版，比斯諾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記》要早一年。據(jù)一位生活、工作在中國多年并入了中國籍的著名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先生回憶：“給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國記者就是長江（那時我還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訊《中國的西北角》發(fā)表后不久，我記得大概是從斯諾那里先聽到這些文章，后來又看到了其中譯成英文的幾篇。當斯諾發(fā)表《西行漫記》時，我心中便有這樣一個念頭：長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諾產(chǎn)生去了解和報道中國紅軍的愿望的原因之一，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他為了揭示事變真相，從寧夏飛抵蘭州，又由蘭州進入事變的中心西安。在西安他通過楊虎城找到周恩來同志。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恩來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對時局的分析給他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隨后，他又在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延安采訪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在2月9日晚十時，在他住的窯洞里接見了范長江，與他長談了一夜。這十個小時的談話，使他茅塞頓開，思想發(fā)生了很大轉變。從延安采訪回來后，他在《大公報》上，連續(xù)向全國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抗日主張，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各界人士中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對此，毛主席曾親自寫信給他表示感謝，并打電報表示歡迎他再到延安采訪，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二）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線采訪新聞，在槍林彈雨中，寫出大量通訊，并在組織進步的新聞團體中表現(xiàn)出突出的組織才能。他于1937年11月在上海與惲逸群、羊棗等人發(fā)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xié)會”，1938年3月在武漢與徐邁進、陳同生、惲逸群等人召開了“青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更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黨的支持下，在周恩來同志的親自領導下，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記者。此后，他又與胡愈之等人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國際新聞社”。在那個舉國艱難的時候，突顯出他在我國新聞界敢作敢為的膽識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三）1939年5月在重慶由周恩來同志介紹，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1年“皖南事變”后，“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和“國際新聞社”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蔣介石下令要逮捕他。在李克農同志的掩護下，撤退至香港，在廖承志同志領導下，辦我黨在海外的機關報《華商報》。1941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香港淪陷。他輾轉至蘇北解放區(qū)，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和《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1946年5月，他從蘇北奉調來到南京，參加周恩來同志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談判時，他接替宋平同志，任中共代表團的新聞處處長和對外發(fā)言人。這是他新聞生涯中，又一個光芒四射的階段。由于他“作為一個因職業(yè)關系長期和軍閥、官僚、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記者，有豐富的閱歷和經(jīng)驗，終于練出了一套透過現(xiàn)象抓住實質的本領”，因此，他對一些時局和人的看法往往入木三分。他曾對梅益說過：“蔣介石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他決心大打，一定要消滅共產(chǎn)黨，向他提和平民主，是對牛彈琴，我們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是‘把死馬當活馬醫(yī)’，是為了教育群眾動員輿論。”同他一起在梅園工作的，新中國第一任中央人民廣播事業(yè)管理局局長梅益一直記著他講的這些話。梅益還說：“新聞處的工作是發(fā)布新聞，包括印發(fā)新華社的電訊。這是黨在南京唯一的公開出版物。其次是接待國內外的新聞記者，經(jīng)常來訪的有四五十人，外國記者由王炳南同志接待，國內記者由長江同志和我接待。發(fā)言人的設立是一項新的創(chuàng)造，是一種新的斗爭方式和宣傳方式。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搜集情報和接待一部分非記者的來訪者，如失掉關系的共產(chǎn)黨員等等。長江同志在這個崗位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宣傳黨的政策，透露黨的主張，駁斥美蔣的造謠和發(fā)布重要的消息，有時還和民主黨派的人士交往，他結交了新聞界的許多朋友。”“他們中不少人對長江同志很敬重，尊他是老前輩。長江同志為做好他們的工作，花了很多精力，現(xiàn)在我還恍惚聽到他在梅園十七號那個不大的客廳里同他們傾談時那娓娓動聽的話語和那樂觀的充滿自信的爽朗的笑聲。”他的另一位當年的同事，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臺長的楊兆麟也回憶說：“他在任《大公報》記者期間所寫的有關西北的通訊，在讀者中膾炙人口，他也因此而在新聞界享有很高的聲譽，由他擔任代表團的發(fā)言人，對南京的新聞界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為人機敏，思路清晰，而且在長期的記者生涯中，練就了善于在三教九流中縱橫捭闔、應對自如的本領。每天從早到晚，南京的中外記者川流不息地到南京梅園新村的中共代表團駐地采訪，都由長江同志出面接待。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進行著緊張而又復雜的談判，是和平？是內戰(zhàn)？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于是，梅園新村成為社會各界密切關注的地方，周恩來同志率領的中共代表團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要的新聞，而這些新聞往往就出自長江同志之口。”“在那些記者當中，有進步的新聞工作者，有持中間立場的，也有國民黨黨報、軍報的，還有以‘民間’報紙記者偽裝的特務分子。長江同志在這些人中間周旋，以明確的觀點，生動的語言，論述當前的形勢，闡明黨的方針政策，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不時反駁特務的挑釁。在會客室中，常�；厥幹歉挥诟腥玖Φ乃实男β�。”從這兩位當年梅園同事的深情回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此時此刻的中共發(fā)言人范長江在沉著應對形形色色的來訪者時所展現(xiàn)的無所畏懼的氣勢與談笑自如的風采。（四）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時期，他是中央縱隊的四大隊隊長，始終跟著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同志轉戰(zhàn)陜北，及時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傳達了黨中央的聲音。據(jù)他當年的一些老戰(zhàn)友的回憶：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大舉進攻延安。毛主席決定主動放棄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xù)留在陜北打游擊，領導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組織了不及千人的中央縱隊，作為中共中央的工作機關。長江同志被派率領幾十名新華總社的部分工作人員參加中央縱隊，編為第四大隊，他任大隊長，跟隨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四大隊的任務是：收集外國各大通訊社和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翻譯或編譯成《參考消息》供中央領導參考。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寫的社論、評論、新聞轉發(fā)給轉移到太行區(qū)的新華總社，向全國和全世界播發(f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宣傳工作、新聞報道的批評、指示和工作意見，也由四大隊及時通報給總社，引起各方注意。在極為艱難、困苦、危險，隨時轉移陣地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長江同志和四大隊的全體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贊揚。解放后，毛主席曾經(jīng)說過，當年在陜北他和周恩來、任弼時一起，通過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武的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就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而在文的這條線，范長江則是僅次于陸定一、胡喬木的一名“將軍”。他手下沒有武裝的士兵，只有一名帶著盒子槍的警衛(wèi)員，其他就是編輯、譯電員、伙夫等等。他指揮這幾十人的隊伍，全神貫注地完成了毛主席、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通過新華社電臺把中國共產(chǎn)黨的聲音傳到四面八方！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毛主席撰寫或修改的稿子一送來，范長江馬上開始工作，每一次都是親自坐鎮(zhèn)，從譯電、校對到發(fā)出，然后把稿子交給我刻蠟版油印《新聞簡報》，至此，流水作業(yè)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在情況緊急的時候，他曾經(jīng)提醒我：這些稿子比生命還重要，絕對不能丟了！當隊長不同于做記者。行動不是獨來獨往自我安排，而要帶領隊伍集體運作。一年接觸中，大家感到長江既沒有大記者的“派頭”，也沒有一般首長的“架勢”，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轉戰(zhàn)初期人手不足，夜間同總社保持電訊聯(lián)絡，他與大家一樣參與輪班手搖馬達；行軍到駐地，較好的窯洞優(yōu)先分配給電務分隊，他自己曾在一個沒有門窗只有一盤石磨的敞破的窯里住宿和辦公。雷雨之夜，他渾身透濕在崎嶇山路上探足攀登；秋汛季節(jié)，他同大伙牽手渡過齊胸的激流。一場驚險大家奮力度過，他大聲宣布“將來新華社歷史上要寫上一筆”；一個勝利消息傳來，他同大家一起熱烈議論，不時發(fā)出朗朗笑聲……記得，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危險有兩次：一次是6月7日，四大隊住在高川，離毛主席住地王家灣四五里地，黃昏時接到命令整裝待發(fā)，打前站的向東走了，大隊人馬坐在打谷場上待命，可命令遲遲沒有下達。烏云壓頂，悶熱異常，眼看要有一場暴風雨。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為什么還不出發(fā)呢？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從采訪中得知，就在我們默默等待的時候，毛主席和任弼時正在激烈地爭論往東走還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決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長江把打前站的追回來。大隊人馬冒著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電閃雷鳴，大雨如注，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人們一個跟著一個，眼睛緊盯著前邊的人背包上那個白瓷缸，這是在黑暗中唯一可以隱約見到的標志。范長江跟我們一樣，沒有雨傘，沒有雨衣，渾身淋得濕透，水不停地從臉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所謂“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難熬的時刻。對面山上的敵軍燒起了一團團篝火，人喊馬叫都聽得見。東方現(xiàn)出了魚肚白。在人困馬乏的時候，周恩來輕輕哼著《國際歌》走來：“新華社的同志們，辛苦了！有掉隊的嗎？”范長江回答道：“沒有。”周恩來邊走邊說：“長江呀，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范長江連聲說：“要寫！要寫！”就是在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曉，在度過了一夜的狂風暴雨之后，由周恩來和范長江共同播下了四十二年后誕生的電影《巍巍昆侖》的種子。第二次遇險是在8月中旬，敵軍七個旅尾追黨中央，相距只有一天路程。連續(xù)行軍十九天，，白天走路，晚上工作，范長江當然最辛苦，常常徹夜不眠，眼睛都熬紅了，第二天還要趕路。山高坡陡，馬不能騎，他人比較胖，上山雖然也喘，但下山卻是最難的了。只見他拄著棍子，斜著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腳，踩實了再伸另一只腳，一步一步往下滑。女同志無法下山，干脆像小孩玩滑梯似的坐著順坡滑下來，惹得人們大笑不止，而范長江更是仰天大笑：清脆響亮，真誠豪放，很有節(jié)奏感！沙家店一仗，危險過去了。不久，我軍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進攻，從而使中國革命發(fā)生了偉大的轉折。10月10日，范長江拿著毛主席的手稿《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向我們宣讀，當念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他的聲音是那樣響亮，那樣高昂，會場頓時爆發(fā)了雷鳴般的掌聲，而他的表情卻顯得異常莊嚴，因為這句口號凝結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包括他本人在內，在漫長的苦斗中所付出的無數(shù)的血和淚！在轉戰(zhàn)陜北的一年中，他還惦記著已轉移到太行山前線的新華總社的戰(zhàn)友們的工作，并在百忙中給廖承志社長及社委會寫了一封很有歷史意義的長信。信中除了簡述半年來陜北戰(zhàn)場的情況外，著重講述了他“獲得了一生難得的向中央同志學習的極端可貴的機會”。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終壓倒敵人的氣概……其次，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是科學的工作方法……第五，是動人的工作作風……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條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周、陸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茍的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實在可怕。這些深情的親身感受，充分表達了他對黨中央的真摯感情。從以上這些一篇篇片段的回憶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身先士卒的范長江，一個勤思好學的范長江，一個不怕艱難險阻的范長江，一個充滿革命豪情的范長江，還看到一個深受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信賴的范長江。他率領的四大隊，在轉戰(zhàn)陜北的一年中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新聞收集、輿論指導和鼓舞軍民斗志的各項任務。（五）在解放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后，他又馬不停蹄地從新華社總編輯的領導崗位，走向北平，走向上海，然后又回到北京，先后創(chuàng)辦和主持了《人民日報》北平版，主持創(chuàng)辦了新的上�！督夥湃請蟆罚o助胡喬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任副署長，并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新聞崗位，又都是開辟新局面的工作，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可想而知。據(jù)說，此時的范長江是可以因工作需要列席或旁聽政治局的一些會議的。新中國成立不久，他為何被突然調離新聞崗位但就這么一位新聞界的領軍人物，這么一位在我們黨十分困難時期從一位同情人民革命的進步記者升華為投身革命的勇士，并為發(fā)展黨的新聞事業(yè)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名記者，在僅僅擔任兩年多的人民日報社社長，事業(yè)剛剛步入正軌，本可大有作為的年富力強的壯年，就被突然地調離了新聞界！是因為工作需要？如加強文教戰(zhàn)線的需要，特別是加強科技戰(zhàn)線的需要？抑或是在《人民日報》的上上下下的人際關系中出了問題，不便再繼續(xù)留任？或是其他什么機緣巧合，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我們不得而知。不少人感到迷茫！不少人為之惋惜！但從他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的紀念文章中，多少也可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如著名作家、文化部老部長夏衍在講述《長江的道路》一文中是這樣說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十分杰出的新聞記者，但解放以后沒有發(fā)揮他的積極性。盡管他搞統(tǒng)戰(zhàn)工作，搞科技工作，還是很積極，但是他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他沒有發(fā)揮他的才能和作用。這并不是他一個人（這個他，是夏衍指自己），大部分人，上了年紀的人都有此感覺。”《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原農村部主任何燕凌在《范長江當人民日報社長的時候》一文中曾這樣描述范長江：當時《人民日報》剛從華北局的報紙改為中央的報紙不久，工作人員絕大部分是長期在農村環(huán)境中做報紙和通訊工作的，還有一些是剛參加新聞工作的。黨的工作的重點正在從戰(zhàn)爭向生產(chǎn)建設轉移。報社正處于機構、體制、指導思想、工作方針方法和作風都需要大的變化的時期。范長江像一個身臨戰(zhàn)場的將軍一樣，指揮了新聞戰(zhàn)線上的這場大轉變。……我曾記錄他在報社編委、組長接頭會上講的一些話：我們報社的編委、組長都要做“將軍”不要做“俠客”。要會帶領隊伍，指揮隊伍，而不是單槍匹馬，跳來跳去。頭腦要保持清醒。各組組長要了解自己組里每個人都在做些什么。每個編委都要檢查自己領導的組里的工作情況。各組的人都要外出了解各自分工的方面的新情況。我們解放軍的作戰(zhàn)命令總是把情況放在最前面。國民黨軍隊的作戰(zhàn)命令則是把統(tǒng)帥的意圖放在最前面。主觀主義，必然失敗。報社的政治神經(jīng)要靈敏，每個人了解了重要情況和問題，要迅速反映到神經(jīng)中樞。重要事件的讀者反映，要向中央報告。要學會看苗頭……此外，他還“對人民日報社的同志，提出高標準的嚴格要求……要求每個人都有獨立負責的精神，都把自己崗位看作是最后一道防線，堅決守住，不讓任何差錯從自己這里通過”。他曾“著重告誡大家，報紙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報社工作人員水平相應地提高了。報上發(fā)表的東西，特別是言論，不全是我們自己寫的。作為中共中央的發(fā)言機關，報社人員的現(xiàn)有水平是不相稱的，與中央對我們的要求是相差很遠的。我們報社的干部應當能征善戰(zhàn)，像五虎將、一百零八將那樣，人人都有幾手熟練的本領。但是我們這里像大刀關勝之類的猛將還不多”。他還親自在《人民日報》上主持了一個以“沒有正確的設計就不能施工”為主題的關于基本建設問題的宣傳和討論，讓報社的工作人員從中體會到，這實質是愚昧與專斷的意識和科學與民主的意識之間的一場思想斗爭，并在這場思想斗爭中組織群眾性的寫作隊伍，提高報紙的思想性。他的這些要求、指點和做法，乃至對一些中層干部的批評教育，無疑多是正確的，是為了盡快提高《人民日報》這支新聞隊伍的思想、寫作水平和報紙的質量。但是，由于他要求過嚴、過急，有時說話又過于尖刻，批評一些人和事，不留情面，讓人難于接受，甚至無地自容，從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滿，在隨后黨領導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爆發(fā)了出來。據(jù)燕凌在文章后面的評述：“他希望以嚴格的要求來鍛煉黨報工作人員，提高他們的思想水平和寫作能力。對從老解放區(qū)來的參加工作多年的同志，期望更殷，要求更嚴。但所用詞語有時未免過于尖刻。”“在報社的‘三反運動’中，由于種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包括‘運動’中難于避免的‘左’的傾向，他受到了過火的批評，例如‘資產(chǎn)階級的新聞觀點’‘資產(chǎn)階級思想作風’等等。內部矛盾一時難于緩解，他不得不離開報社。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新聞工作崗位。”他的另一位老部下，上世紀50年代初已展露才華的《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金鳳，在《長江同志風范永存》一文中，在講述范長江擔任《人民日報》社長時，對《人民日報》所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后，深情地寫下了一段她自己的感慨：現(xiàn)在想來，有哪個報社的社長或總編輯能夠深入記者中和記者一起來寫一個特寫呢？何況他是黨中央機關報的社長呀！長江同志對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頗不客氣，批評他們憑老資格吃飯，工作上不力求上進。舊社會的報紙人手少，工作節(jié)奏快，一人要干多種活，記者、編輯成天疲于奔命。老解放區(qū)報紙沒有時間性，辦報紙如辦雜志，人手多，工作沒有嚴格的數(shù)量、質量要求。不少從解放區(qū)來的同志對長江同志雷厲風行的作風很不習慣，對他的尖銳批評不滿意。總而言之，長江同志到《人民日報》工作沒幾年，搞得不很愉快。1951年底，長江同志調走了，并從此改了行，很為他惋惜。實際上，當慣《大公報》名記者的長江同志很可能也適應不了當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報的社長。說起來，《人民日報》社長也真難當。在解放區(qū)一直辦報的鄧拓同志后來不是也被批評為“書生辦報”而被迫離開《人民日報》？……我是一個普通記者，不清楚高層領導中的一些人和事，只是憑直覺感到，這個中央黨報的社長，真難當……范長江是新聞界少有的全才，在數(shù)十年的新聞生涯中，他當過報社社長、總編輯、總經(jīng)理，領導過廣播電臺和通訊社，創(chuàng)建了新聞記者協(xié)會，主持過新聞教育學校。他不僅在國統(tǒng)區(qū)的《大公報》工作過，也辦過蘇區(qū)的黨報，還在香港辦過面向海外的《華商報》。解放后，范長江正是可以在新聞崗位上大有作為的時候，1952年他卻被調離了新聞崗位。因此，不少人感到突然，不少人為之惋惜，甚至不平。但是，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他的調離《人民日報》，意味著他從此遠離中國的政治輿論中心。這對他個人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那民主與法制越來越受到擠壓，黨內高層斗爭錯綜復雜的年代，身居全國政治輿論的中心，難免犯錯誤，也難免不受牽連。也許有這個因素，也許是他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辦報思想，他的理念，他的抱負已難于實現(xiàn)。他的一位老部下、曾任《群言》雜志主編的于友在《長江——多難得的新聞事業(yè)家》一文中就這樣說過：“看來他的脫離新聞工作崗位，脫離他熱愛的新聞事業(yè)，不僅僅是工作調動，而是因為他的抱負一時已無法在新聞界實現(xiàn)了。”服從組織，到科技界再創(chuàng)輝煌范長江1952年離開人民日報社之后，先是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當時為郭沫若兼主任），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第二辦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當時林楓為主任）。1956年開始到科技界工作，并仍兼二辦副主任。對于這次調離，他的大兒子范蘇蘇在紀念他父親的一篇文章中是這樣記述的：父親離開新聞界，從他內心來講是不愿意的，自己干了幾十年的工作，不但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組織有了新的安排之后，如何對待這種變化，如何處理個人和組織的關系呢？父親仍然恪守他一貫做事的原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以事業(yè)為重，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問起他工作的變化時，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服從組織嘛。”這是多么高尚的胸襟。他默默地離開了自己心愛的工作崗位，跨入了自己原來不熟悉的領域，從頭學起，他不僅不發(fā)牢騷，顧全大局，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十年中，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向黨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也確實如此，范長江調離新聞戰(zhàn)線之后，沒有氣餒，沒有消沉，而是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去接受新的任務。特別是他轉入科技戰(zhàn)線之后，工作非常主動積極，因此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辦了五件很有影響的大事：一是組織編制我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開初的主任是陳毅副總理兼任，秘書長是中科院張勁夫副院長兼任，長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書長。因陳毅還兼著一個外交部長，工作太忙，無暇兼顧，張勁夫要領導科學院這么一個大攤子，也很難兼顧。很快，就改任聶榮臻副總理為主任，范長江為秘書長。他在聶總的領導下，團結帶領七位分管理、工、農、醫(yī)、國防科技和哲學社會科學的副秘書長，全身心地投入這項我國科技界從來沒有做過的、沒有先例可以借鑒的、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中。在國務院的大力支持下，從全國各有關科研教學單位，先后抽調了幾百名各學科的專家，集中住在一個招待所里，并邀請了幾位蘇聯(lián)專家來指導，夜以繼日地奮戰(zhàn)了兩年，出色地完成了規(guī)劃的編制任務。隨后，他又協(xié)助郭沫若院長率代表團訪問蘇聯(lián)，在蘇聯(lián)待了九十八天，聽取蘇聯(lián)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并爭取他們的一些支持與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國的半導體、高分子、自動化、電子以及“兩彈一星”等新興科學技術都是這次規(guī)劃的重點項目，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國家建設中，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和深遠影響。這一階段，他不僅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項關系我國未來發(fā)展和興衰成敗的科學規(guī)劃工作，努力學習他自己原來不熟悉的東西，還特別注意和科學家交朋友，虛心向他們請教，認真聽取和積極采納大家的意見，受到科學家們的敬重。與中國科學院張勁夫等領導人的合作也比較好。勁夫同志曾在一篇《讓科學精神永放光芒——讀〈錢學森手稿〉有感》中，有以下一段描述：“又一次，我陪郭沬若院長一家、錢學森全家，還有裴麗生副院長一家、范長江一家游覽西山，中午郭老請客。學森的夫人蔣英是藝術家，大家歡迎她表演節(jié)目，她即興唱了一支陜北民歌《南泥灣》，贏得了大家一片掌聲。飯后又乘火車游覽了官廳水庫，五家人相處得非常愉快。”他在科技界的一些朋友，如曾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科協(xié)主席、北京大學校長的周培源，曾任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張維，曾任農業(yè)部副部長、中國農學會理事長的楊顯東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結識的。二是促成了全國科聯(lián)與全國科普的合并，組建了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的統(tǒng)一的中國科技界的團體，并頂住了當時否定知識分子學術團體的“左”的思潮，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保住了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后，他又提出了掛、靠、并、動四字方針：掛就是政治掛帥，靠就是依靠黨的領導，并就是適當合并，動就是立即行動起來，并通過科協(xié)黨組成員（當時由一些有關部委主管科技的副部長擔任）爭取到有關部委的支持，解決了一些學會的專職干部編制和活動經(jīng)費問題，使我國的學術交流活動，在當時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得以開展。1962年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在廣州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之后，他又利用當時的有利時機，連續(xù)三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三次首都科技界的春節(jié)聯(lián)歡大會，請中央領導同志到會接見科學家，與科學家們同慶佳節(jié)；并爭取到中央領導支持，在友誼賓館內籌建了一所北京科學會堂，在會堂中興建了一座在當時說來，相當現(xiàn)代化的學術報告廳，解決了各全國性學會學術交流的活動場所，并給全市6級以上的科技人員發(fā)放可自由出入科學會堂參與活動的出入證。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也為科協(xié)和學會的日后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三是舉辦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召開的國際科學會議——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有四十四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三百六十七位科學家參加。這在當時我國被美蘇孤立的情況下，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幾乎當時所有的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都先后出來接見與會中外代表。為了開好這次會議，中央指定陳毅副總理親自抓，由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常務副院長的張勁夫，時任對外文委主任的張致祥和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xié)黨組書記、副主席的范長江組成三人小組，共同負責，但坐鎮(zhèn)領導的則是這次會議的主辦單位的領導人范長江同志。他日夜操勞，親自在第一線組織安排。特別是在關鍵性的會議上，如討論大會公報的各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用很有原則性的發(fā)言，靈活的民主協(xié)商方式，將各國代表的不同意見歸納成書面文字，得到了四十四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團長一致的同意，并以會議公報的形式提交大會全體代表一致通過。與會各國代表一致認為，北京科學討論會是亞、非、拉美和大洋洲各國科學事業(yè)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會議閉幕后，陳毅副總理舉行盛大宴會招待四大洲科學家，并作了重要講話。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席宴會祝酒。會議期間，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與會代表，長江同志在一旁引見介紹。四是推動了農業(yè)科學技術研究的大發(fā)展，開展了農村群眾性的科學實驗活動。如1963年在譚震林、聶榮臻兩位副總理的領導下，協(xié)同農業(yè)部，在北京召開了有幾百名農業(yè)科技專家參加的規(guī)劃會議，歷時兩個來月，制定了我國農業(yè)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對明確農業(yè)科技的發(fā)展方向、任務要求和主要舉措，調動廣大農業(yè)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提高各級干部對農業(yè)科技的認識起了很大作用。又如，1962年7月在中國植物保護學會成立大會上，專家代表普遍反映，農口不少科研、病蟲測報和防治機構被撤銷，使已被控制的病蟲害重新猖獗，嚴重危害農業(yè)生產(chǎn)，僅1961年水稻螟蟲就吃掉了相當于同年進口的全部糧食，第一個五年建設期間因蟲害損失糧食作物產(chǎn)量三百多億斤。參加會議的長江同志認為，這件大事應向黨中央反映，提議由北京農業(yè)大學副校長、植物保護專家沈其益教授和農業(yè)部楊顯東副部長牽頭，聯(lián)合四十六位專家提出《關于當前農作物病蟲害防治工作的緊急建議》，由長江同志親自送呈在北戴河參加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聶榮臻副總理，并轉呈毛主席、周總理，當即得到了充分的重視，被作為中央文件下發(fā)，并在八屆十中全會決議中指出：“要重視農業(yè)科學研究，培養(yǎng)這方面的人才。”會后，長江同志又布置中國科協(xié)，組織省、地、縣三級科協(xié)在全國范圍內舉辦了大、中、小型植物保護科學知識展覽，普及植物保護知識和防治技術，指導、推動農村干部與廣大農民與病蟲害作斗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當毛主席提出科學實驗也是一項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革命斗爭之后，他又積極組織力量，依靠基層科協(xié)組織，廣泛建立了農村科學實驗小組和科學實驗隊，以試驗田、種子田和樣板田為基地，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的農村科學實驗活動，并在“文革”前夕，在福州召開了全國農村科學實驗經(jīng)驗交流會。在當時的農村經(jīng)濟體制的束縛下，仍然培養(yǎng)和樹立了一些好的典型，在大會上給以表彰。五是促進了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與協(xié)和醫(yī)院的長期合作。據(jù)原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副院長白希清同志回憶：“長江同志經(jīng)過反復研究，提出中國醫(yī)學科學院應與原有的中國協(xié)和醫(yī)學院合并，以廣泛吸收和集中醫(yī)學人才，擴大研究規(guī)模，從而為新中國醫(yī)學科學事業(yè)的長遠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長江同志為了調整好雙方的關系，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1957年11月，中國醫(yī)學科學院院長沈其震和我，在長江同志主持下，與中國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領導見了面，長江同志在會上耐心地說明雙方合作的必要性，使大家心悅誠服。原協(xié)和醫(yī)學院院長李宗恩教授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批判，但是長江同志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原則出發(fā)，仍然主張由李宗恩教授擔任新的醫(yī)學科學院的院長，由沈其震做副院長，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長江同志這個意見。事實證明，兩院合并有利于廣泛團結醫(yī)學界黨內外知識分子，共同發(fā)展新中國醫(yī)學科學事業(yè)。”范蘇蘇也在一篇緬懷他父親的文章中說：“父親在反右斗爭剛開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讓李宗恩教授擔任院長，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和魄力。”以上這些工作，范長江唱的都是主角，影響也是深遠的。我們科技界不應當忘記這樣一位轉行到我們隊伍里，客串了十年之久，并做出了積極貢獻的新聞界領軍人物，國家科委與中國科協(xié)開創(chuàng)時期的老領導。為什么“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迫使范長江處于被審查被揪斗的境地范長江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存在著一些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不足，有的缺點在某個時期還相當突出。新中國一成立，他就成為一名副部長級干部，這在當時來說，是個很大的官（當時全國的省部級干部都屈指可數(shù)）。官大了，架子和脾氣慢慢地也就可能變大了。中國科協(xié)的前身全國科聯(lián)與全國科普的專職機構，開始只配一名處級領導，以后才配一名副局級干部任副秘書長，到合并前不久才開始配有正局級的專職領導。因為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長都是兼職的，基本上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是專職領導說了算�，F(xiàn)在，中央派來了一位國家科委副主任兼任黨組書記和副主席，又是一位可以“通天”的真抓實干的人物，大家當然都很高興，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慢慢地大家就有點失望了：一是他不經(jīng)常到科協(xié)來，來了以后也只是聽聽書記們的匯報或與他們商量一些大事，很少與處以下的干部接觸；二是脾氣似乎很大，批評起人來不留情面，各部門負責人都很怕他，開會也坐得離他遠遠的；三是對科協(xié)的機構設置，長達七八年都沒有走上正規(guī)，對干部的使用提拔更是漫不經(jīng)心。各部門都叫組，如組織組、宣傳組、地方組、學會組等等，組以下的科室也叫組。各部門的領導人，都叫負責人或臨時負責人，這一臨時就臨時了好些年；四是對原全國科普協(xié)會千辛萬苦創(chuàng)辦的一些事業(yè)機構，很不重視，下放的下放，撤銷的撤銷，有的下放了又收回來，收回來沒兩年又推出去，有的撤銷了沒多久又恢復，總之缺乏認真的調查研究和通盤的長遠考慮，因而常常舉棋不定。當然，有些也是由于當時國家經(jīng)濟困難的大形勢造成的；五是對原科協(xié)書記處在領導整風補課運動中，對原科普協(xié)會黨組書記的批判不僅批過了頭，而且在處理上也不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做法，沒有深入了解，及時糾正，致使這位老同志蒙冤了二十年。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平反改正。由于上述種種原因，使他在客觀上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只抓大事不管“小事”、只可仰視不可接近的甚至說一不二的大領導大人物，但是，群眾基礎卻很脆弱，沒有多少人真正從內心里親近他。因此，“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使他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tài)。也許是所謂的“黑詩”一下子把人們打悶了。在“誓死保衛(wèi)毛主席”的社會氛圍下，沒有人敢于質疑、推敲這是不是真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黑詩。因此，當這張所謂的揭批范長江的黑詩（“蠢人蠢事蠢主張，自毀長城覺安康。……成敗得失先例在，倒行逆施必遭殃。”）的大字報一寫出，就有邀功者拿著這張大字報去國家科委請功，說這是范長江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是反對毛主席的黑詩。請示科委領導如何處置？據(jù)說，接待他們的這位領導人，在聽取了他們的陳述之后，似乎與什么人通了一次電話后表示：“貼出去。”對科委領導的這個表態(tài)，科協(xié)的不同人士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運動正處于放手發(fā)動群眾階段，科委領導不便干預群眾對領導人的任何揭發(fā)批判，只能說“貼出去”，但這并不等于科委領導就同意這張大字報的觀點；有的人認為，這是科委領導被當時的“三家村”事件嚇壞了，怕被扣上“包庇”范長江的帽子，不能不作這樣的表態(tài)；還有的人認為，這意味著科委領導支持這張大字報的觀點，也認為這就是“黑詩”，并立即采取行動：造翻。在議論紛紛的一片混亂中，當主持科協(xié)日常工作的常務書記王順桐想出面講講話以穩(wěn)定科協(xié)的局面時，就有人沖上去搶話筒，不讓他講話。于是一夜之間，科協(xié)書記處的領導班子就癱瘓了。很快，科委派出了一個以一位新調來不久的科委副主任為組長、一位局級干部為副組長的十多個人的聯(lián)絡組進駐科協(xié)，并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由科協(xié)的全體人員推選出了一個“文革”領導小組，領導科協(xié)的“文化大革命”。范長江也就從此處于被審查被揪斗的境地。在范長江看來，這等于是運動一開始，他就被當時主持科委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借著這首“黑詩”給拋出來了。當然不服，一再為自己申辯，說這首詩是反修的，“蠢人蠢事蠢主張”，指的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自毀長城”指的是破壞中蘇同盟，并拿出很多材料，包括從1953年開始直到“文革”、從未間斷過的十三年的日記，來證明他在思想上行動上從未反黨反社會主義，更未反對過毛主席，怎么會寫黑詩呢？甚至打出毛主席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寫給他的感謝信和周總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這兩張王牌，為自己作證。在當時人們普遍寧“左”毋右的社會氛圍下，都沒有用。而他寫給上面的申訴信，一直沒有回音。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復雜的黨內外交叉的政治斗爭，除偉大領袖外，人人都可以是懷疑、炮轟的對象，在一片混戰(zhàn)的時候，有誰能出來為你作證、說話呢！于是審查、批斗乃至抄家、關押照常進行。但是，很快整個科委系統(tǒng)的斗爭的矛頭就轉向國家科委的領導班子，審查、批斗范長江的聯(lián)絡組也就變成了�？莆饕I導的聯(lián)絡組，斗不斗范長江，倒顯得不那么重要了。直至造翻派一月奪權，聯(lián)絡組撤出科協(xié)，科協(xié)的“文革”領導小組垮臺，審查、批斗范長江才又被提上科協(xié)造翻司令部的日程。這時的范長江有一個幻想，以為“整他的人”倒臺了，他就可以被平反解放，于是再一次為自己申辯，但是科委科協(xié)的造翻派根本不睬他，仍然把他當作批斗對象，并給他加扣了一頂“反共老手”的帽子。于是，他又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申訴，并絕食了三天，不僅沒有人理他，還招來更嚴厲的打擊。是他的夫人去左勸右勸，才把他硬接回家的。后來由于造翻派分裂，兩派打得不可開交，上面派來了軍管小組和軍宣隊、工宣隊搞兩派大聯(lián)合，但仍然把他當作主要批斗對象，并查出1958年成立中國科協(xié)的批件只有劉少奇、鄧小平等的簽字，沒有毛主席的簽字，于是就認定“科協(xié)是劉鄧黑司令部批準的，執(zhí)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范長江在科協(xié)所做的一切，自然也就是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了。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三反分子”。這樣，又罪加一等。這一次次的失望和加碼，迫使他只能耐心地等待審查結論。這時已是1968年底。不久，上面提出清理階級隊伍和解放干部，科協(xié)的司局級和處科級干部大部分陸陸續(xù)續(xù)解放了，有的還結合了。仍然處于被審查境地的只有極少數(shù)人，他是其中職位最高的。其實，前面已經(jīng)提到，他在被揪出之初，就把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十三年日記，幾乎一天不差地主動交給上一撥專案組審查過。上一撥專案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時間，一天不落地仔仔細細看了一遍也沒發(fā)現(xiàn)有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三面紅旗”的思想言行，相反地卻感到他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yè)是滿腔熱情的，對毛主席、對周總理以及對他的一些直接領導，如國務院“二辦主任”林楓等，很有感情。怎么會寫反毛主席的黑詩呢�。康@種感受在當時他的“歷史問題”沒有查清以前，是不能說的，只能婉轉地表述。后來，造翻派頭頭不滿意審讀者的表述，又找了一位年輕人查看了一遍，果然從雞蛋里挑出一些骨頭，但也沒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按理來說，如果以一個實事求是的客觀態(tài)度來對待他，是什么問題就是什么問題，該批判就批判，該繼續(xù)審查什么就審查什么，他的問題不難解決。但在當時極左思潮泛濫下，一些人硬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得把你往死里整，好像不如此就不能證明他們的革命立場是多么的堅定！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下，總理要保的人太多了，怎么可能親自出面來為他作證呢！不幸的是，上面派來的軍管領導人當時也是很“左”的，更甭說工宣隊、軍宣隊的年輕人了，好像不從科協(xié)抓出一個大反革命就顯不出他們的忠心和能耐，在僅有一首“黑詩”和所謂的“執(zhí)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再也沒有其他過硬的罪證的情況下，仍然把他當作從嚴對待的階級敵人。范長江的最后歲月：他是怎樣在“五七”干校被迫身亡的？1969年春，“三科”（科委、科協(xié)、科學院）合并，開始選點辦“五七”干校。起初，想選一個大些的農場，后來由于下放的人員太多，單位之間也有矛盾，就先后選了河南羅山、湖南草市（衡東）、湖北潛江和河南確山辦了四所干校�？莆瘷C關被定在湖南草市，科學院及所屬各所被定在湖北潛江，科協(xié)和計量院最后被定在河南確山。由于科協(xié)是所謂連鍋端的單位（即按撤銷單位對待），除極少數(shù)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還未解放的干部，在1969年9月統(tǒng)統(tǒng)下放干校勞動。但開始沒有范長江，審查他的專案組也留在北京。后來，由于上面要求被審查的高級干部統(tǒng)統(tǒng)疏散出北京。范長江也就被送到了干校，但專案組仍然留在北京，就派了一名成員送他。那時已是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剛好那時，我作為科協(xié)“五七”干校先遣隊主管生產(chǎn)的領導成員，在輾轉了羅山、草市和確山三所干校，并完成了確山“五七”干校的秋種之后，允許回北京休整幾天，安排一下家務。安排好了，就與幾位一同回京探親的先遣隊的同志結伴返回干校。專案組看我們人多，就委托我們一路上協(xié)助照管一下范長江，以防中途出事。那時下放干部只能坐硬座車，范長江仍處于被審查的狀態(tài)，也只能坐硬座車。我們同坐在一個車廂里，看他身體和精神狀態(tài)都還好，一路上還說了幾句話。他問了問干校的一些情況，我們如實相告，他聽了還頂高興，并給我們說了說，抗戰(zhàn)期間，新四軍軍部曾一度設在確山竹溝的情況，看樣子他對確山的那一段歷史還頂熟，情緒蠻好。那時，火車很慢，我們早上從北京出發(fā)，傍晚才到確山。晚上我們在確山縣委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乘干校進城采購的“大解放”卡車返回干校。那時，一些省部級領導干部已經(jīng)開始陸續(xù)解放，我想他的歷史問題也該審查得差不多了。沒想到到干校后，仍然把他看作階級敵人，分配他和幾個被視為敵我矛盾的審查對象一起，每天干最臟的活，從廁所里淘糞，倒進菜園的糞坑里集中發(fā)酵。距離雖然不是很遠，但每天要來回擔若干趟。這對于一個多年沒有參加體力勞動六十來歲的領導干部、我國新聞界的前輩來說，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對他的一種敵視和羞辱。但從來沒有讓他干過基建（蓋宿舍），也沒有人打他罵他，更沒有“在兩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長江由于動作稍慢了一點，被監(jiān)管人員一腳踹到地上”的事，要是那樣的話，不死也得骨折。也沒有聽說，他“一次挑大糞時，腰還沒有伸直，兩桶大糞就潑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點閉過氣去。但監(jiān)管人員仍然讓他繼續(xù)挑大糞，連衣服也不讓他換。就這樣，范長江帶著滿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這都是無中生有的事。那時，人們已不像1966年、1967年那么狂熱，一些人內心是同情他的，一些人是等著看的，一次全校性的批斗大會也沒有開過，一切都等專案組查清他的歷史問題再說。更沒有不讓他吃飽飯或不給他吃肉之類的事。干校是大鍋飯，人人飯菜都一樣。我們的糧油都按北京標準定量供應，加上自己種菜，種花生，養(yǎng)豬，種西瓜，也種小麥、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從來沒有吃不飽的情況，到了第二年夏秋，自己生產(chǎn)的農副產(chǎn)品已很充裕，伙食相當不錯。因此，一些當?shù)乩相l(xiāng)常用羨慕的口吻形容“五七”戰(zhàn)士是：“穿的破，吃的好，一人一塊大手表。”范長江也和大家一樣，打的同樣的飯菜，頓頓都能吃得飽，從來沒有讓他餓肚子的事情。范長江是當時科協(xié)的頭號審查對象，自始至終，都在一連的菜班勞動，并把他單獨安排在一連男同志集體宿舍（當時是大通鋪）東頭的一小間隔斷里居住，有一名“五七”戰(zhàn)士與他同住，以防意外。但是白天沒有人跟著他，也沒有人暗中監(jiān)視他，因為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廣大群眾的視野之中。范長江在干校接受審查期間，勞動態(tài)度相當好，從來沒有因不好好勞動，挨過監(jiān)管人員的批評、打罵；相反，到了后來，群眾對他天天挑糞的勞動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甚至有人在批評個別審查對象勞動差時，說你要學習范長江，看看人家是怎樣勞動的。據(jù)齊仲同志回憶，他就聽到過一次有人這樣批評另一個審查對象，范長江就在不遠處，他也聽到了。“文革”前，長江聯(lián)系群眾少，有些架子，現(xiàn)在已得到了一些群眾的諒解。當時干校的生產(chǎn)勞動任務很重，大家白天干了一天活，很累很臟，晚上還要洗洗擦擦，一般不開會。如果是搞政治運動，如“一打三反”等，那就停工，白天搞或雨天搞。應該說，科協(xié)的干部群眾的素養(yǎng)還是比較高的，中老年人又比較多，即使在狂熱的1966年、1967年，也是堅持文斗的，以致在1968年工宣隊進駐后，看到批判范長江時讓他站著，就批評科協(xié)干部“階級感情不深”，他們自己上去抓住范長江的兩臂，讓他坐“噴氣式”。1969年科協(xié)員工下放干校后不久，工宣隊、軍宣隊就都相繼撤走了，人們對審查對象的態(tài)度已更加冷靜，從未發(fā)生過對審查對象啐吐沬和拳打腳踢的事。那么，長江同志又是怎樣被迫害致死的呢？我們認為大致是由于以下一系列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那首所謂“黑詩”的大帽子，始終壓在他的頭上。這在當時來說，就是“罪該萬死”，而且不容解釋，不容申辯。別人也不敢為他辯解。只能由他自己為自己申辯。沒有上面的批示，誰也不敢給他摘下這頂帽子。第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上書申辯都沒有回音。相反地所謂“罪行”卻層層加碼，由寫“黑詩”，到“反共老手”，到“劉鄧黑司令部的裴多菲俱樂部的當家人”，“執(zhí)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到“稱蔣介石為委員長”，“尾隨紅軍長征，刺探紅軍長征路線，為蔣介石提供情報”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第三，在干校這一年，他十分孤獨。除了專案組找他談話外，沒有人敢和他說話，更沒有人敢向他問寒問暖或透露一點外面的消息。他只能從報紙上和廣播里聽到一點國家大事。這對一個一向消息靈通、敏感的新聞工作出身的人來說，會有多么的憋悶！我們常常看到他獨自一個人挑著兩只大糞桶，默默地在廁所與通往菜地糞池的路上一趟一趟地往返。累了，就放下扁擔，坐在地上休息一會兒，吸一支廉價的紙煙。他原來工資三百多，現(xiàn)在只發(fā)給他三十元生活費。除了飯錢、煙錢，幾乎沒有什么多余的了。這種長期的孤獨寂寞的生活，內心的痛苦、焦慮無處排解，無人傾訴。他當然也會惦記他的愛人、孩子，現(xiàn)在的處境究竟怎樣？是否平安無事？可他被剝奪了通信自由，給家人寫信，必須經(jīng)過專案組審閱后，才能發(fā)出。這樣也就無法吐露心聲，更不能打聽什么信息。他更沒有想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會搞這么長的時間，已經(jīng)整整四年了，還沒完沒了。他青年時代的那點歷史，還沒有審查清楚。什么時候是個頭�。〉谒�，是他的多位好友，30年代的文化名人，如夏衍、徐邁進等，當時也都還沒有解放，在每年“五一”“十一”見報的大名單中，看不到他們的名字，是否會使他感到他們這一代文化人已經(jīng)被拋棄了？完了？從而失去了獲得平反昭雪的信心。第五，他雖然是位30年代后期就入黨的老同志，但他在“文革”前似乎沒有挨過整，沒有經(jīng)歷過那種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官場斗爭，不知如何在斗爭中保護自己。書生氣太過，沉不住氣。據(jù)我所知，有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的打擊迫害比他要厲害得多，一家人的處境也悲慘得多，都挺過來了。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他終究還是一個書生、文化人。第六，造成他走上不歸路的直接原因，是那些天專案組對他的追問、逼供越來越緊，并準備要開他的批斗大會。他來到干校以后，專案組又用了近一年時間，沿著他報道紅軍的路線，通過查閱敵偽檔案、舊報紙和提審勞改犯及審查對象等所獲得的一些“證言證詞”，作為“罪證”，對他進行面對面的聲色俱厲的追問、逼供，并拋出一個所謂的歷史反革命的罪證，用“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的標準，來定性他在上世紀20年代中央政治大學當學生時的一段歷史，說他是“反動黨團骨干分子，是歷史反革命”，使他在長期看不到、也聽不到中央文件的情況下，懵懵懂懂地想不明白了。這等于是對他的一輩子的革命生涯的全盤否定，怎么能夠接受呢？說起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革”中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次極左行動，并在全國制造了眾多非正常死亡。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極左的臨時法規(guī)，對反動黨團骨干分子的政策界定也是有時限的，是指在1946年國民黨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以后，擔任上述職務的。范長江同志在上世紀20年代，在南京上大學時的確參加過國民黨，并擔任過區(qū)分部委員，但那是在大革命時期或土地革命時期！后來，范長江思想逐漸傾向進步，早就脫離國民黨。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公報》記者，在中國最早報道紅軍長征，報道西安事變，采訪周恩來，采訪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與毛主席徹夜長談，到在黨的領導下組織青年記者團體，這樣一個有影響的名記者被周恩來同志親自秘密發(fā)展入黨，并得到了延安黨中央的批準，在重慶由周恩來親自領導，在桂林由李克農單線領導；以后又由李克農同志，掩護他從白區(qū)轉移到香港；之后他又一度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在我們黨與國民黨反動派決戰(zhàn)時期，他一直跟隨黨中央、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忠心耿耿。他學生時代的那段歷史，又算得了什么？應當說，他的歷史，黨的高層領導是清楚的，否則如何能給以這么高度的信任呢？現(xiàn)在，硬是要給他扣上一頂“歷史反革命，破壞長征”的帽子，他怎么能想得通呢！他沒能深思，這種運動中扣上的帽子，乃至結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即便今天被認定如何如何，將來形勢或政策一變，案子也可再翻過來的。長期與家人、與親友、與社會、與黨組織的隔絕，及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深深地感到，他已申訴無門，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呀！那就只好以死來抗爭，還我以清白！一時的想不開，悲劇就發(fā)生了。在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他從廁所挑糞出來，和我正好走了一個對面，我看他臉色非常不好，鐵青鐵青的，十分疲憊、心事重重的樣子，眼也不抬地往前邁，心想他是不是病啦？真想停下來問問他。但那時不能，因為那些天，專案組正在審問他，以免某些極左人士見了，說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觸，使事情更加復雜化。沒想到，那天夜里就出事了。他死后，老紅軍出身的工人許瑞紅把他的遺體從井里撈上來，報請確山公安部門驗尸后，裝入木工班給他打的一口薄薄的棺材中，埋在干校西邊一條小山溝的山坡上。由于這是一件震驚中國科學院的大事，有關領導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還召開了兩次聲討大會，以證明他是如何地“死不悔改”！綜上所述，我覺得他的死，更多的是由于長時期的精神上的壓抑、折磨和最后的“攤牌”（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這種壓抑和折磨對于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社會名人的傷害，比之粗暴地打他兩拳，踹他三腳，更難于忍受。據(jù)我所知，北京大學原副校長、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老先生，這位上世紀60年代初才公開中共黨員身份，實際是1937年就秘密入黨的老黨員，在“文革”中曾一度被逮捕關押，后來據(jù)說因毛主席發(fā)了話，被釋放回家，以為從此可平安無事。又誰知，沒幾天就來了兩位蠻橫粗暴的外調人員，一番惡聲惡語的威脅逼供，把這位老先生氣得不行，當晚夫婦雙雙就自殺了。這大概就是我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所崇尚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節(jié)吧！長江同志也當屬這種類型。加上“文革”的復雜性、長期性、多變性，折磨得他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還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以為黨的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變了，許多在過去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現(xiàn)在被認為是問題了，領導人對他的態(tài)度是否也變了？他的所謂的問題已經(jīng)審查四年了，一次又一次的申訴，都沒有回音，這中間究竟有什么變化和阻攔呢？連許多功勛卓著的開國元勛都批的批、斗的斗、關的關，又有誰會再珍惜他們這些文化人呢��？他多年的老友，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關押，一個個杳無音信。世道也變了，人人為了自保，變得非常冷漠，許多他熟悉的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而專案組中的一些人，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下，在軍管會的領導下，硬是要揪著他不放，又羅織了他的一些“歷史罪證”，逼他認罪等等等等，使他覺得他的冤情、他的歷史再也說不清了，在一個人長期處于孤獨、閉塞的狀態(tài)下，怎么也想不開了，從而走上了不歸路。對于他的死，也有人認為，和“文革”中許多知識分子的自殺一樣，是對當時上面的一系列錯誤領導的抗議和決裂，是對他日夜期盼的能夠為他說上話的領導人的始終沒有回音的徹底絕望！可惜呀，可惜！在他去世后不到一個月，中央就通知所有被審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檢查身體，長江沒能等到這一天，令人無比惋惜。但是，冤情終會大白于天下的。兩年之后的1972年10月16日，經(jīng)過他夫人、孩子的不斷上書，終于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親自批示，為他平了反，子女的家庭出身按革命干部對待。但骨灰存放何處，仍有阻力。一直放在老山骨灰堂寄存。這樣一直放了三年，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政期間才得以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又過了三年，到1978年12月27日，經(jīng)中央批準，由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范長江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對這樣一位曾為中國革命事業(yè)和建設事業(yè)做出過杰出貢獻的新聞界的精英，科技界的真誠朋友、原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協(xié)的第一屆老領導，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使死者在九泉之下終于得以安息。1990年，中國記協(xié)為了學習和紀念這位前輩，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并于1991年開始評獎活動，至今已進行了多次評選，有多位優(yōu)秀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獲獎，使這個被埋沒多年的曾響亮一個時代的名字——范長江——再一次發(fā)出熠熠的光輝�，F(xiàn)在，聽說河南省有關方面要為他在確山建立一所紀念室，這當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為了使這個紀念室所展示的內容更加真實可靠，解說更加準確無誤，特將我們親歷的范長江的這段往事一一記述，并真誠地希望紀念室能按照歷史的真實，實事求是地把這一段往事和經(jīng)驗教訓表述清楚，這既是對長江同志的紀念，也是對后人的警示。絕不能憑想象去杜撰，或用一些道聽途說的附會之詞去渲染。必須還歷史以真實，以誠告世人與后人，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動亂和悲劇再也不能重演了。要牢記這個曾禍害中國人民長達十年之久的血的教訓！（2013年1月完稿，2月修改，3月定稿，10月再次修改）附記：由于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加之年事已高，怕記憶有誤，表述得不夠準確，文章寫好后，特送請多位原中國科協(xié)的老同志請他們提提意見，并幫助回憶所述事實是否準確，分析評說是否恰當，獲得了他們的積極支持與贊同。有些同志，特別是他的老秘書何志平同志還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補充意見；齊仲同志提供了一些當時的細節(jié)描述；孔祥瑾同志提出議論、評說的依據(jù)要力求準確無誤，褒貶和分寸的掌握要仔細斟酌，并突出當時的大環(huán)境、大背景等。凡是能夠采納的我都盡力采納，并已融入這最后一稿中，在此一并致謝。他們是：何志平：中國科協(xié)研究室原副主任，1956至1961年為長江同志秘書，1962年后為中國科協(xié)黨組秘書，干校時為一連菜班“五七”戰(zhàn)士。齊 仲：中國科普研究所研究員，“文革”前為科普出版社編輯，干校時為二連“五七”戰(zhàn)士。林 彬：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編輯室原副主任，“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科普事業(yè)部干部，曾隨長江同志在浙江諸暨“四清”一年，干校時為二連“五七”戰(zhàn)士。孫鳳媛：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學報編輯室原主任、編審，“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學會部干部，干校時為四連“五七”戰(zhàn)士。柴淑敏：中國科協(xié)宣傳部原部長，“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辦公廳《科協(xié)動態(tài)》編輯室干部，干校時為一連菜班“五七”戰(zhàn)士，校廣播站播音員。孫 焰：中國科協(xié)學會部辦公室原主任，“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農村部干部，干校時為二連“五七”戰(zhàn)士�？紫殍褐袊茀f(xié)普及工作部原副部長，“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科普事業(yè)部科教電影方面負責人，干校時為機修班班長。尹恭成：中國科協(xié)原干部進修學院副院長、管理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文革”前為中國科協(xié)辦公廳秘書處干部，干校時為一連“五七”戰(zhàn)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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