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余幅出土遺物和遺跡彩圖，配以脈絡有承的簡潔文字，清晰呈現(xiàn)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文明之精華，是一本可讀可觀的經典美術文化讀本。繼郭沫若譯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后，論述20世紀中國美術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論述20世紀中國美術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對從1928年殷墟正式開始科學田野考古起，到20世紀晚期的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以時間為經，不同專題資料為緯，巧妙交織，作了翔實的梳理與論述，填補了過去文獻記載的缺失和誤讀，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鑒價值，是美術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門的重要參考書。400多幅彩色圖像，圖文對照，可讀性強。
作者簡介：
楊泓，男，滿族。1935年生于北京市。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門化，1958年畢業(yè)。自1958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并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授�，F(xiàn)擔任《文物》月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考古月刊編輯委員會顧問。并被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研究中國漢唐考古學、中國美術考古和古代兵器考古。先后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著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1）、《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等書的撰寫工作。自1958年在《文物參考資料》（現(xiàn)《文物》）發(fā)表論文《高句麗壁畫石墓》以來，迄今已在《考古學報》、《考古》、《文物》、《美術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逾300篇。主要學術專著有《中國古兵器論叢》（文物出版社，1980；增訂本，1985）、《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fā)現(xiàn)史》（文物出版社，1997）、《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科學出版社，2000）、《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2007）等。并與李力合著《華夏之美——中國藝術圖鑒》（香港中華書局，1993）和《美源——中國古代藝術之旅》（三聯(lián)書店，2008）。
目錄：
代前言探索的途程——中國美術考古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
上編
一曙光初照——史前美術考古
1舊石器時代的發(fā)現(xiàn)
2新石器時代陶藝篇之一
3新石器時代陶藝篇之二
4史前繪畫與雕塑
5史前玉器及其他
二銅藝之光——青銅時代美術考古
1早期青銅藝術萌芽
2商、西周青銅藝術
3東周青銅藝術
4先秦美術考古玉雕篇
5先秦美術考古繪畫篇
目錄：
，不能找到“美術考古學”這一條目，特別是不被列入“考古學分支學科”的條目之中，這自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記得當時我曾就此問過夏作銘先生，他說他認為美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分支，屬于特殊考古學，但目前在中國的研究還欠成熟，這可能就是未入選于《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條目的原因吧！不過還是會在適當?shù)牡胤教峒懊佬g考古學的。確實后來在他與王仲殊先生合寫的該卷總領條《考古學》中，在論及“特殊考古學”時，指出“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fā)，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標在于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這與美術史學者從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審美觀念出發(fā)以研究各種美術品相比，則有原則性的差別。由于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在年代上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各歷史時代，所以它既屬于史前考古學的范圍，也屬于歷史考古學的范圍。又由于作為遺跡和遺物的各種美術品多是從田野調查發(fā)掘工作中發(fā)現(xiàn)的，所以美術考古學與田野考古學的關系也相當密切。”7在考古學卷中正式論述美術考古學，也僅有這一段簡短的概要論述。自那次談話以后，夏作銘先生還曾多次向我談起過有關中國美術考古學的話題，指出若對這方面有興趣，必須先進行最基本的工作，正如蓋房子，先要將地基清理好。這些談話使我頗受啟發(fā)，因為在考古園地中美術考古這寂寥的一角，并不僅是缺乏規(guī)劃和管理，首先必須由園中的粗工清除雜物亂石，為荒蕪的土地開墾施肥，才能供那些能巧的園丁去栽培花木。這令人憶起郭譯《美術考古一世紀》卷首，米海里司在序言中曾引述過下面的話：“禾黍割了，應該有束禾人來做他謙卑的任務�！�8因此我想在中國美術考古學研究范疇中，自己應當試著負擔那束禾人應做的謙卑的任務。
為中國美術考古學清理地基，雖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但真做起來，卻舉步維艱，所以能勉力前行，主要歸功于知心朋友的支持以及考古界、美術史界和出版社諸師友的不斷鞭策與鼓勵。
最初的嘗試，是在李松先生鼓動下承擔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撰寫《美術考古學》條目，文字雖不精深，總算填補了這部百科全書中缺乏美術考古學條目的空白，完成了一樁宿愿9。在那段簡短的文字里，我認為美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以田野考古發(fā)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它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fā)，依據(jù)層位學、類型學等考古學研究方法，結合古代文獻以及傳世的有關遺物，闡明美術的產生、發(fā)展過程以及與物質文化發(fā)展的聯(lián)系，為人類文化史研究提供準確可靠的實物例證”。同時認為“美術考古學研究的年代范圍，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各歷史時代，所以它既屬于史前考古學的范圍，也屬于歷史考古學的范圍。但其研究重點，主要在宋元時期以前。宋元以后，由于歷史文獻日益豐富，存世遺物品類繁多，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對降低，因此在美術考古研究中不再占主要位置”。并將美術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的內容，簡單地概括為建筑、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和宗教美術五類。對這五類考古發(fā)掘或調查獲得的美術品，也作了極粗略的簡介。自然也沒有忘記指出“美術考古學的研究范圍及對象，有時與美術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則具有質的差別”。今天看來，這些論述雖感過于粗略，但大致概括了有關美術考古學的主要方面。
提到研究美術考古學，主要依靠層位學、類型學等方法，這些都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令人感興趣的是對田野考古發(fā)掘或調查獲得的遺物的類型學分析，常常主要依靠遺物中的美術品，其中最突出的例證，莫過于史前考古學中的彩陶紋飾的特征和演變以及歷史考古學中陶俑的形態(tài)特征的變化。依據(jù)彩陶紋飾的特征和演變，可以相當準確地確定所屬考古學文化及其類型以及其相對年代。20世紀60年代蘇秉琦先生發(fā)表的《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據(jù)以劃分區(qū)域類型的主要論據(jù)之一就是特征容易識別的彩陶圖案，在文中著重指明廟底溝類型主要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最重要的是植物花紋圖案彩陶盆、鳥形花紋彩陶盆和雙唇小口尖底瓶，它們都具有特征容易識別、形制發(fā)展序列完整的特點，其中前兩種器物都是考古學遺物中的美術品。還在文中著重分析了植物花紋彩陶圖案，指出“植物花紋中，構圖比較復雜，序列完整的有兩種：第一種，類似由薔薇科的覆瓦狀花冠、蕾、葉、莖蔓結合成圖；第二種，類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構成的盤狀花序。自然，它們是一種高度概括的工藝美術圖案，不能同寫生畫相比”�！八N薇圖案是從比較簡單樸拙到比較繁復嚴密，再到松散、簡化、分解。鳥紋圖案是從寫實到寫意（表現(xiàn)鳥的幾種不同形態(tài)），到象征”。10它們都各自包括了一個從發(fā)生、發(fā)展到逐漸消亡的完整過程，成為顯示其所屬文化類型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典型特征器物。我們追尋薔薇圖案彩陶在各地的分布，自然廓明了這一文化類型的中心區(qū)域和分布范圍，為區(qū)域類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至于依據(jù)隨葬陶俑的類型、特征及其組合變化，進行墓葬埋葬年代的判斷，則更為大家所熟悉了。我還曾依據(jù)紀年唐墓中隨葬的鎮(zhèn)墓天王俑甲胄的特征，進行排比分析，從而闡明了唐代明光鎧的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11。因此對于美術考古的深入研究，對考古學本身也是至關重要的事。
除此以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美術考古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對研究中華古文明的光輝傳統(tǒng)也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古代文明猶如光燦的巨星，運行于眾星爭輝的世界歷史寰宇之中，在它經過之處留下了一條永不磨滅的光輝的軌跡。今日由于田野考古發(fā)掘或調查獲得的豐碩成果，使我們更有條件去追溯中國文明巨星升起的原始，以從神州大地發(fā)掘出土的眾多古代文化寶藏，將中國古文明的光輝軌跡重現(xiàn)于世人面前，指引人們面向未來去進行新的求索。這些燦爛光輝的古代文化寶藏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其中的古代美術品，以其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永放光彩。在這方面，美術考古學研究肩負的任務是繁重的。
注釋
1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第9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2李濟：《安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第8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fā)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5參看夏鼐：《敦煌考古漫記》，《考古通訊》1955年第1～3期；夏鼐：《敦煌千佛洞的歷史和寶藏》，《考古通訊》1956年第4期；向達：《西征小記》，《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337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
6米海里司著、郭沫若譯：《美術考古一世紀》，《譯者前言》第4～5頁，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據(jù)群益出版社1948年紙型重印本。
7同1，第17頁。
8同6，原序第2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第522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
10蘇秉琦：《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第163頁、16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1參看《中國古兵器論叢》，第53～5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楊泓著《美術考古半世紀》是在郭沫若譯（德）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后，論述20世紀中國美術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作者楊泓為資深的考古學者，又被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授予“卓有成就的美術史論家”稱號。曾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美術、軍事卷和《中國美術史》等書的編著工作。
郭沫若1946年譯《美術考古一世紀》時，曾慨嘆“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可惜現(xiàn)在還寂寥得很”，而一部完美的美術史若缺少了中國人的努力，就構不成一個整體。而嗣后的歲月，中國考古事業(yè)進入了發(fā)展的鼎盛時期，許多重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改寫了中國古代美術史。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對從1928年殷墟正式開始科學田野考古起，到20世紀晚期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作了翔實的梳理和論述，填補了過去文獻記載的缺失和誤讀，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鑒價值，是美術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門的重要參考書。新版對內容略有增刪，增加了400多幅彩色圖像，圖文對照，益增可讀性。
在我國考古發(fā)掘的田野資料空前豐富，中國考古學發(fā)展迅速，目前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級學科。面對全新生動、充滿魅力、甚至有些神秘的考古資料，學者審視、研究楊泓著《美術考古半世紀》是在郭沫若譯（德）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后，論述20世紀中國美術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作者楊泓為資深的考古學者，又被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授予“卓有成就的美術史論家”稱號。曾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美術、軍事卷和《中國美術史》等書的編著工作。
郭沫若1946年譯《美術考古一世紀》時，曾慨嘆“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可惜現(xiàn)在還寂寥得很”，而一部完美的美術史若缺少了中國人的努力，就構不成一個整體。而嗣后的歲月，中國考古事業(yè)進入了發(fā)展的鼎盛時期，許多重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改寫了中國古代美術史。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對從1928年殷墟正式開始科學田野考古起，到20世紀晚期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作了翔實的梳理和論述，填補了過去文獻記載的缺失和誤讀，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鑒價值，是美術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門的重要參考書。新版對內容略有增刪，增加了400多幅彩色圖像，圖文對照，益增可讀性�！佬g史家、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委員李松
在我國考古發(fā)掘的田野資料空前豐富，中國考古學發(fā)展迅速，目前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級學科。面對全新生動、充滿魅力、甚至有些神秘的考古資料，學者審視、研究角度的不同，也會產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豐富認知。
楊泓先生的《美術考古半世紀》，依據(jù)豐富的考古資料給我們講述了中華文明之美的光輝軌跡。半坡魚紋彩陶、紅山玉龍、殷墟鴞尊、漢代銅馬、唐墓壁畫等等這一顆顆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輝，然而它們在中華文明演進的星河中在哪里閃光？這些明珠如何在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中給予科學的定位？再版《美術考古半世紀》一書以縝密的邏輯、圖文并茂敘述，娓娓解讀了考古資料。同時，讓讀者感受到考古學新的分支學科——中國美術考古學的架構。
全書以輕松筆觸點化考古資料的艱澀，以時間的經線與不同專題資料的緯線巧妙交織，可謂拈重若輕，獨辟蹊徑。值得考古資料的研究者、美術考古的關注者、古代藝術品的愛好者一卷在手，慢酌細品�！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漢唐研究室主任朱巖石汪家明-人民美術出版社 社長-2015‘書香中國’上海周八月好書大推薦《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08-30）2015年8月 中國好書榜·藝術類2015年“中版好書榜”第五期（文學藝術）啟航無間書道-一周七本書（2015-09-05）
談起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和發(fā)掘中獲得的史前美術品，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圖案多變的彩陶。這種陶器上的彩飾，是繪在未燒的陶坯上的，經過入窯焙燒以后，彩紋鮮明而不易脫落，可長久保持其藝術風貌。說起來也很巧，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美術品，最早被近人發(fā)現(xiàn)的也恰恰是史前彩陶。
事情要追溯到1921年，瑞典學者發(fā)掘了河南澠池縣城北的仰韶村遺址，首次出土了具有特色的史前彩陶，并將這處以彩陶為顯著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接著又在甘青地區(qū)尋覓到史前彩陶的蹤跡，此后幾年陸續(xù)在洮河、湟水流域調查發(fā)掘了另一些古文化遺址（后來知道其中除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有銅石并用時代的遺址），獲得了大量不同文化類型和不同時期的史前彩陶器，囿于當時對資料認識的局限，推斷出今日已證明并不正確的由西向東發(fā)展的分期和年代序列1。在那一時期，人們常對所有的史前彩陶籠統(tǒng)地加上“彩陶文化”的名稱。
在仰韶村遺址被發(fā)現(xiàn)的7年以后，中國學者又在山東歷城龍山鎮(zhèn)城子崖發(fā)現(xiàn)了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后將其正式命名為“龍山文化”2。在那一時期，又有人與“彩陶文化”相對給予這類遺存“黑陶文化”的名稱。這樣一來，使得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少人都籠統(tǒng)地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就存在“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兩大系統(tǒng)，直到50年代新石器時代田野考古不斷獲得新成果、新的考古學文化不斷被發(fā)現(xiàn)以后，這種看法才被打破。在1959年召開的關于編寫“十年考古”的座談會以后，考古學者對考古學上文化定名問題有了共同的認定，改變了如“黑陶文化”這類不科學的命名，當時指出“如果不論時間、地點和其他一切條件，只要有了彩陶片，便都屬于同一文化，這樣便失去了‘文化’的原有意義”3。自此以后，含混而容易誤解的“彩陶文化”、“黑陶文化”不再被人們所使用。同時對仰韶文化彩陶的分析研究，由于半坡和廟底溝兩處遺址的發(fā)掘所獲豐碩成果，得以更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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