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與唐帝國》為唐五代轉型提供了一個新的認識框架。
本書簡介：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由一系列有密切關聯(lián)而又獨立成篇的論文組成。論文通過結合心態(tài)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等諸多取徑來重新觀察唐后期到五代的政治文化，以唐后期的皇權政治和清流文化為考察重點，試圖為唐五代的轉型提供一個新的認識框架。本書強調從唐代特殊的政治心態(tài)和文化想象的角度去理解清流文化及其代表性群體在晚唐五代社會中的壟斷和自我延續(xù)的能力，去捕捉促成這些現(xiàn)象的種種無形的力量，并解釋唐代新政治文化的兩個層面如何互動并產(chǎn)生新的政治格局，同時也使得唐帝國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影響日益顯著的同時也諷刺性地削弱了唐帝國自身的存在能力。
作者簡介：
序論/
上篇
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從新出墓志再論9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
9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
——以梁守謙和劉弘規(guī)為例/
論馮道的生涯
——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
序論/
上篇
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從新出墓志再論9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
9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
——以梁守謙和劉弘規(guī)為例/
論馮道的生涯
——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
下篇
唐代的清流文化
——一個現(xiàn)象的概述/
上官婉兒和她的制作者/
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
——以新出石刻資料為例/
從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學分析
——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為中心/
附錄：西方唐史研究概觀/
后記/
目錄：
陸揚，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唐五代政治與文化史、中國中古佛教文化史、比較史學史。參與編撰EarlyMedieva lChina：ASourcebook。序論
帝國的終結——制度化皇權與唐代政治文化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這部相當不成熟的小書主要收入了我在過去四五年內撰寫的有關唐五代政治文化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從構思到*終完成，常常經(jīng)過相當漫長的歲月，其間又不斷受到新的史學觀念和研究成果的影響，但它們之間仍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可以說都是圍繞兩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也互為依托的歷史課題，一是唐后期皇帝權威的特殊性對唐代政治秩序的影響，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構成，所以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論文匯集，而是仍待完成的兩部專著的縮略版，這兩部著作一是討論八到十世紀權力結構的變化，一是從南北朝到五代的“文”與政治的關系，收入本書的文章呈現(xiàn)的是那兩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觀點。這些文章原先在學術期刊和論文集里刊載過，這次趁著成書的機會，我又將其中絕大部分文章作了修訂擴充，個別文章改寫擴充的幅度相當之大，幾近于重寫，目的是盡量將原先版本中表述不清楚或證據(jù)不夠充分的地方加以改進。
序論
帝國的終結——制度化皇權與唐代政治文化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這部相當不成熟的小書主要收入了我在過去四五年內撰寫的有關唐五代政治文化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從構思到*終完成，常常經(jīng)過相當漫長的歲月，其間又不斷受到新的史學觀念和研究成果的影響，但它們之間仍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可以說都是圍繞兩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也互為依托的歷史課題，一是唐后期皇帝權威的特殊性對唐代政治秩序的影響，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構成，所以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論文匯集，而是仍待完成的兩部專著的縮略版，這兩部著作一是討論八到十世紀權力結構的變化，一是從南北朝到五代的“文”與政治的關系，收入本書的文章呈現(xiàn)的是那兩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觀點。這些文章原先在學術期刊和論文集里刊載過，這次趁著成書的機會，我又將其中絕大部分文章作了修訂擴充，個別文章改寫擴充的幅度相當之大，幾近于重寫，目的是盡量將原先版本中表述不清楚或證據(jù)不夠充分的地方加以改進。
接下來我想說明一下這部書里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哪些重要的學術問題，特別是為何我要用《清流文化與唐帝國》作為概括性的書名。雖然我到近年才真正傾向于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這些概念來描述和分析中晚唐政治文化和群體的重大變化，我對唐代這些現(xiàn)象的關注、基本解釋框架的形成等等，都應該追溯到撰寫博士論文的年代。
我仍清楚地記得，1997年一個深秋的下午，溫暖的陽光灑滿卡內基湖畔的紅葉，我送家人去大學上課，隨身帶上了從葛思德圖書館借來的孫國棟的《唐宋史論叢》。孫國棟先生的研究我那時已經(jīng)大體熟悉，尤其是他那篇精巧的小文《從<夢游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途徑》。攜帶該書原本是為了細讀收入其中的《唐代三省制之發(fā)展研究》，沒想到那大半個下午，真正吸引我的卻是《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閱讀之時就感覺孫先生的分析雖豐富而有創(chuàng)見，卻難以說服我，尤其是他將唐代政治精英按門第出身做簡單分類，門胄子弟常被簡單等同于舊門大族成員，在我看來尤其造成歷史認知上的紊亂，因為這種方法既不能反映唐代的情況，也不能準確說明唐人仕途成功的關鍵因素。我當時便將自己的一些想法隨手記下，這就構成了今后思考這一問題的開端。
這種對唐宋間政治與社會精英的變化的研究興趣可以說發(fā)生在一個對我個人而言很不尋常的時刻，其結果可以說既不幸又很幸運。那時我剛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因博士論文尚未完成，所以只能先擔任全職講師（Instructor）。我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是想要解釋從八世紀晚期到九世紀前期，唐代的政治格局究竟發(fā)生了何種根本性的變化，所以精力大都花在探尋從朝廷到地方的官制、軍事和財政等方面變化的脈絡，尤其是唐憲宗元和時代的朝廷政治以及中央與藩鎮(zhèn)的關系。和十八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是一個很不相同的年代。學界對安史之亂后的唐帝國的研究遠不如唐前期研究來得豐富，許多重大問題尚未觸及，具有開拓意義的綜合研究尤其罕見。就我特別關注的政治史、制度史和財政史而言，當時**原創(chuàng)性的論著仍主要出自日本學者之手，從日野開三郎、松井秀一、堀敏一、礪波護等前輩學人到年輕一代的妹尾達彥、高橋繼男和渡邊孝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雖然不出數(shù)年功夫，中國學界的研究就呈現(xiàn)出了后來居上之勢，但在那一刻仍顯得較為薄弱，比較重要的是張國剛的藩鎮(zhèn)研究，袁剛的唐后期中樞體制研究和陳明光、吳麗娛、李錦繡等的財政史研究。西方學界的情況類似，主要貢獻還是來自于杜希德（DenisC.Twitchett）、查爾斯?彼得森（CharlesPeterson）和麥大維（DavidMcMullen）等學人的論著。如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研究對象的唐代墓志，那時也惟有很少數(shù)的學者有意識地加以利用。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唐后期政治史研究也算是一種充滿勇氣的冒險。
之所以會選擇九世紀前期的唐憲宗時代作為博士論文的課題，回想起來，原因至少有如下幾個：一是我對所謂盛世的唐前期的興趣遠不如對紛亂多變的后期來得大，這一傾向既出于史學的考慮也有個人的傾向。從史學角度而言，我覺得中國只有到了九世紀，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才開始具有足夠的多樣性，讓研究者能聆聽到多種聲音，窺探到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我個人也更留意復雜而多變的現(xiàn)象和人物，唐代前期的很多人事往往被官方粉飾性的史撰文字所左右，面目顯得單一而刻板，后期的特殊境況使人物與事件的復雜性能在各種書寫中得到更多的呈現(xiàn)，也更能使人看到歷史的種種潛流如何在回環(huán)激蕩中沖出峽口，釀成巨潮。其次，唐后期朝廷的政治生命力之強是個難以用史學界慣常接受的論述框架來解釋的現(xiàn)象。在這問題上日野開三郎的論述對我*有啟發(fā)，他是**能從積極角度去看待唐后期唐廷自我調節(jié)能力的史家，也是**能在陳寅恪之外提供一個唐后期由中興到*終崩潰的解釋框架的史家。我那時希望能在重新檢驗他的分析的基礎上對唐后期的變化作出綜合性的解釋。
除了以上兩個重要理由之外，我的選題也和我被西方中古史的研究所吸引有關，特別是約瑟夫?斯特雷耶（JosephStrayer）、約翰?鮑德溫（JohnW.Baldwin）和威廉?徹斯特?喬丹（WilliamChesterJordan）為代表的美國學界對歐洲中古盛期（HighMiddleAges）的三位法國重要君王的詳盡研究。其中*讓我欽佩的是斯特雷耶對美男子菲律普（PhiliptheFair）的研究，他能在直接有關美男子菲律普影響法國宮廷政治的材料幾乎付之闕如的情況下，通過對宮廷各種重要職位的人選、職能的精細分析，巧妙得出美男子菲律普才是掌控全局之人的結論，否定了此前學界認為美男子菲律普只是個傀儡的流行看法。這讓我在中國制度史研究之外看到了一個不同的境界。我當時感覺包括憲宗在內的唐后期君主和美男子菲律普的情況相當接近，也就是他們對帝國的政治決策究竟有多大作用，僅僅依靠簡單的史學邏輯來分析是難以獲得有深度的認知的，而若處理不好這一問題，對整個唐后期政治的理解就會產(chǎn)生很大的偏差。
在本書收入的文字里，直接來自當年博士論文的只有《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名《從西川和浙西事件看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篇，是根據(jù)博論的一節(jié)擴充而成，基本呈現(xiàn)了當時的視角和分析手法。另一篇與博士論文有關聯(lián)的文章是《九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guī)為例》，其中主要看法雖來自于博論中有關宦官體制的部分，真正寫成更為全面的論述則是在十年之后了。在《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之前，幾乎沒有史家從藩鎮(zhèn)領導層的認知和立場去看待藩鎮(zhèn)和朝廷的沖突，也沒有史家對這兩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做過分析。我的出發(fā)點不只是要說明元和初年的這兩個事件對憲宗建立其政治模式的關鍵性影響，還想提醒學界憲宗在處理這兩個事件中樹立起來的個人威望為元和時代朝廷日益占據(jù)政治制高點帶來了無形的幫助。上世紀90年代以前，“勢”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甚少為研究者重視，我的看法間接受到羅志田分析民國北伐勝利的輿論因素的啟發(fā)。但我的*終目的，是要通過這兩個例子說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關于人物和事件的歷史，更是關于行動中的人或群體對權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認知的歷史，這種不同的認知以及導致的政治行為的錯位常常是沖突的根源所在，這一認識在史學上的意義要比解釋具體事件深遠得多。當下史學頗為流行地方視角，但我的文章則和這一取徑有頗大的差異，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這種視角沒有價值，而是我感覺唐代的資料尚未豐富到讓我有信心完全采用這種視角。至于現(xiàn)在有些學者全然不顧歷史書寫的內在局限和唐代地方社會的復雜性，將來自唐代地方的暴力抗拒都視為被壓抑的地方聲音的宣泄，并由此做出價值判斷，結果是歷史分寸感的喪失。
也許因為這篇文章隱含的“顛覆”傾向，2002年在《唐研究》刊出以來影響了一些年輕的唐史學人，她（他）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的整體判斷。但我仍感覺文章的口吻過于正面，對元和時代政治的走向顯得過度積極，缺乏必要的反諷。有趣的是，文章發(fā)表整整十年后，五方新出土的墓志意外地從完全不同的方向有力地支持了我當年對劉辟事件的分析，于是我又撰寫了《從新出墓志再論九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但此刻的文字已盡量褪去了當年的那種正面的色調，更希望呈現(xiàn)的是歷史那灰色的面相。
回顧寫博士論文的歷程，記憶猶新的是，《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所引發(fā)的那些問題，不僅占據(jù)了我不少思考的時光，也逐漸使我意識到唐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獨特的政治評價話語體系，以往被唐研究領域學者不加思索采用作歷史證據(jù)的許多文字，包括對政事、財政、軍事、外交、乃至社會現(xiàn)實和往昔歷史的種種敘述和議論，都需要更符合歷史語境的文本解讀，或者說需要透過一層濾鏡，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其史學上的利用價值。這就影響到博士論文涉及的許多方面，但由于原先設定的范圍和時間的限定，使我不得不按既有的史學路數(shù)繼續(xù)沿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方向推進，雖然讀過我的博士論文的學界同行大都認為它對整體了解中晚唐政治和社會有實質的貢獻，我本人卻并不滿意。當時我已開始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后現(xiàn)代經(jīng)驗主義者（Apost-modernempiricist），乍聽起來這個定位充滿矛盾，其實我想做到的是在解讀唐代書寫時，除了對相關的史實做盡可能嚴格的考辨，還需不斷反省潛藏在這些書寫里的修辭意向和話外之音、書寫者與書寫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我個人的史學立場，這樣才能盡可能避免盲目的實證主義傾向。
所以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始終感覺對很多書寫的性質的辨析和歷史現(xiàn)象的闡釋仍帶有簡單的實證傾向，揭示出來的歷史圖景也不夠豐富。盡管若干年后，我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將之擴充成為一部關于八到九世紀唐帝國政治變化的英文書稿，但那已經(jīng)不太能代表我的史學思考和旨趣，這也是為何我遲遲不愿尋求那一部書稿出版機會的主要原因。若要對唐后期有一種全局性的洞察，首先就需要對唐五代的各種書寫作更系統(tǒng)地批判性解讀，然后才能確立起符合當下史學要求的敘述。這項工作也應該以充分闡釋清流文化這樣的現(xiàn)象作為前提，但如此一來，研究涉及的范圍更大，要討論的問題也更錯綜復雜，幾乎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不可能以碎片化的局部研究來達到目的。對我這樣一個意志力薄弱而學術寫作能力又差的人來說，真可謂是missionimpossible。從學術生涯的角度來說，這種不切實際的固執(zhí)是非常不明智的，不僅我個人也為此付出代價，也讓對我寄予希望的師長同行承擔了很多壓力；但值得幸運的是，這一過程反而使我對未來工作的意義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也使我更能體會史學研究的終極樂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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