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距今不過一百余年，然而它留下的謎團卻讓我們困惑至今：
轟轟烈烈的新政僅僅進行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一夜之間全部推翻。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政變到底是怎樣發(fā)生的？有人說起因于袁世凱告密，有人說因為維新勢力的內(nèi)訌，還有人說是英日俄國際勢力干預(yù)的結(jié)果，真相到底如何？
本書作者以可信史料梳理排比，以日常情理細致分析，以邏輯推理填補缺失，以明白易懂的文字解疑釋惑，講述一個不一樣的1898年中國故事。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錄：
引子
第一章騷動的春天
伏闕憂危數(shù)上書
開學會振士氣
愛國的權(quán)力
第二章問題并非那么嚴重
西花廳問話
警惕“雅各賓主義”
“伴食宰相”的西方認知
第三章一個親王之死引發(fā)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關(guān)鍵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撲朔迷離的決策內(nèi)幕
閃電擊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引子
第一章騷動的春天
伏闕憂危數(shù)上書
開學會振士氣
愛國的權(quán)力
第二章問題并非那么嚴重
西花廳問話
警惕“雅各賓主義”
“伴食宰相”的西方認知
第三章一個親王之死引發(fā)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關(guān)鍵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撲朔迷離的決策內(nèi)幕
閃電擊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感覺錯位的一次召見
“政治新銳”的失望
設(shè)譯局透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
第五章黨爭：中國政治的頑疾
變科舉為新政第一要義
新舊黨爭拉開了序幕
乘勝而進，立廢八股
“政治邊緣人”的權(quán)利訴求
所謂維新志士
第六章其實不是一個新舊問題
以改革的名義
結(jié)黨攻訐，各立門戶
禮部六堂官“集體下崗”
超常升遷的軍機四章京
廢我軍機？
軍機人臣找到了應(yīng)對辦法
不僅僅是一個飯碗問題
第七章風起于青萍之末
風乍起
一個值得琢磨的細節(jié)
誰知我心
“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想象中的敵人
“非袁莫屬”
告不告密確實是個問題
第八章巧合，還是陰謀
期待客卿
一笑泯恩仇
覺悟似乎太遲了
了無深意的會面
列強斗法與寵臣失寵
走，還是留？
解鈴還須系鈴人
墻倒眾人推
第九章失望的結(jié)尾
“欽差大臣”悄然出走
吁請?zhí)蟪鰣@訓政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
事情正在起變化
歸復舊制第一章騷動的春天
當膠州灣事件爆發(fā)時，中國思想界正在醞釀新一輪變法維新思潮。兩年前在北京出盡風頭的康有為雖然不知道北部中國發(fā)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離開差不多隱居講學兩年之久的故里廣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復還上海。
伏闕憂危數(shù)上書
在上海，康有為拜會了文廷式，向他討教北京官場的情況。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師生關(guān)系非同尋常，而且因光緒帝寵愛珍妃，愛屋及烏，皇上對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備至；而文廷式則自以為當今帝師，有時不免不知收斂，無形中不知惹得多少顯貴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說，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國范圍內(nèi)的顯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宮廷內(nèi)部紛爭，于是在甲午戰(zhàn)后失寵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彈劾，遂被驅(qū)逐回江西原籍，郁悶中經(jīng)營煤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文廷式不僅對京城官場的人脈了如指掌，而且自認為帝黨中堅，當然樂意為帝黨物色康有為這樣的青年才俊。
康有為與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認識，他們于《馬關(guān)條約》簽訂前后，一起在京師從事過救亡運動。文廷式在甲午戰(zhàn)后力主追究李鴻章的責任，并予以嚴懲。對于《馬關(guān)條約》，文廷式痛心疾首，堅守拒約、遷都、抗戰(zhàn)三大原則，這些主張都深刻影響了康有為。
稍后，文廷式為改革現(xiàn)狀，挽救國家，在北京發(fā)起成立強學會，思開啟風氣，變法圖強�？涤袨�、梁啟超聞訊加入，并逐漸成為該會領(lǐng)袖人物�？涤袨榕c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樂于為康寫了密札數(shù)通，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關(guān)系提供方便。
康有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為了請求清政府準許國人移民巴西。康以為中國人滿為患，若大規(guī)模移民巴西，不僅可以化解這個問題，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國”。據(jù)康說，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在1895年公車上書后似乎就已堅定了這一信念，在其當年不得不離開京師南下時，曾與友人陳熾鄭重相約：“君維持舊國，吾開辟新國�！睆V東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傳統(tǒng)，如果一切順利，康有為可能會成為海外移民的領(lǐng)袖，在巴西廣袤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新國家。
然而甲午戰(zhàn)后，中國的政治不僅沒有多大變化，而且在康看來，簡直是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慮必亡，于是“欲開巴西以存吾種”的信念更加堅定。與此同時，康遇見葡萄牙人及曾經(jīng)游歷過巴西的中國人，知巴西政府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戰(zhàn)爭起。巴西使節(jié)在香港逗留數(shù)月，本計劃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與中國方面進行談判，不料戰(zhàn)事久拖不決，只好空手返國。而香港、澳門的商人獲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擔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計劃最為詳盡，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門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與孫中山、康有為等人都有不同尋常的交往�？涤袨榇舜胃熬鋵嵵皇菫榱诉@樁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為主要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過關(guān)系找到當朝大臣李鴻章，向李詳細介紹了這個構(gòu)想。李鴻章原則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難的是，此事并非中國政府說了算，而必須待巴西政府委派專使前來談判乃可行。
李鴻章的表態(tài)合乎情理，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再待在京師似乎已經(jīng)沒有多大必要。
在這一短暫時間里，正是中國外交危機急劇發(fā)生及變化的關(guān)鍵時刻。由巨野教案引發(fā)的膠州灣危機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寧，尤其是德國政府不僅不肯讓步，反而步步進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領(lǐng)即墨城，故意擴大事態(tài)，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康有為有著天生的政治熱情，他是不得已才從事移民巴西的商業(yè)活動，一旦有機會參與到現(xiàn)實政治中來，政治熱情使他很快放棄一切。這段時間，因文廷式等人的關(guān)系，接觸了不少像李鴻章、翁同龢這樣的朝中大臣，他與他們的地位雖然比較懸殊，但這并不影響他發(fā)表自己對這些外交危機的看法。因為在過去的若干年里，康有為曾就中國政治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向清政府表達過意見，這幾次上書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效果，但康有為的名字在京城官場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膠州灣危機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難題，但對康有為來說，無疑使他因此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fā)言機會。據(jù)他自己后來描述，膠州灣事件確實給他極度脆弱的心靈以致命打擊，愛國保種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奮筆疾書，上書言事，很快草就《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fā)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康有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在這份后來被稱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康有為詳盡分析了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以為甲午戰(zhàn)后三年來，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籌劃詳明，絕無隱諱。康有為推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實在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強必群起而效尤，諸國咸來，并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火燃，四面皆應(yīng)，膠州灣事件只不過是列強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如欲擺脫被動的國際環(huán)境，只有在內(nèi)政上下功夫，使中國盡快以近代民主國家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至于如何變法，康在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國是，鏟除舊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謀變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無為，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康自信，實行上策，國家可以富強；能行中策，中國還可以維持積弱的局面；僅行下策，大清王朝則不至于盡亡。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上中下三策都不實行，那么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到，大清王朝欲為偏安，無能為計，必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終必如前明一樣，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為此時的官方職務(wù)為工部主事，理所當然，這份建議書要想上報清廷政治高層，只能通過工部主管予以轉(zhuǎn)遞。不料工部尚書淞淮讀到“職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茍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時，以為這些詞句盡管說得極為痛心，極為真誠，但無疑具有明顯的“犯上”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淮為此極為震怒，而且決定不能以工部的名義轉(zhuǎn)遞。
淞淮字壽泉，滿洲鑲藍旗人。原為翁同龢任工部尚書時的屬員，據(jù)說是翁一手提拔起來的。翁同龢獲知康有為上書情形后，覺得有必要通過正常渠道將這份上書送到光緒帝手里，所以他憑借自己與淞淮的交情，先后兩次到工部與淞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勸他將這份上書轉(zhuǎn)呈�；蛟S是淞淮受到其他更高層面的壓力，或許是他真的認為這份上書沒有多少價值，總之他并沒有聽從翁同龢的勸告。
不過，康有為在呈遞給工部的同時，就有意識將這份上書分發(fā)出去。京城內(nèi)外廣為傳抄，且刊載于報，受到一些士大夫和開明官僚的稱贊。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過外間的流傳看到這份上書，并找淞淮進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并沒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場上關(guān)于這件事的各種傳言大概也使康有為有點不快�？傊鶕�(jù)他的既定計劃，將于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離開北京，返回南方，因為“是時將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車”。
臨行前，康有為又草三疏交內(nèi)閣侍讀楊銳分轉(zhuǎn)監(jiān)察御史王鵬運、給事中高燮曾上之，又與戶部主事曾習經(jīng)（剛甫）相約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與都察院主管徐壽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為清楚地知道徐壽蘅本屬舊黨，不過他的優(yōu)點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壽蘅看了康的上書后，并不像淞淮那樣以為有什么問題，很爽快地答應(yīng)將這份文件轉(zhuǎn)呈清政府高層。
當此時，梁啟超的內(nèi)兄、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菜也在膠州灣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憤，欲聯(lián)九卿上書清廷，于是康有為在臨行前也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過遺憾的是，當李端棻拿著這份奏折找人聯(lián)署時，竟然沒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將此折轉(zhuǎn)交國子監(jiān)司業(yè)貽谷上之。
處理完這些文件后，康有為前往當今帝師翁同龢的官邸告辭。翁不在家，康“投以書告歸”，留個紙條，說他將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
翁同龢并不是故意不見康有為，這些天他正為膠州灣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所以當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后覺得有必要勸他留下，以為外援，遂以帝師之尊枉顧南海會館，明確告訴康不要走，并告訴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時力薦康于上矣，謂康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相信朝廷不久將“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許是翁同龢知道光緒帝將大用康有為的心跡，或許是其真的愛才如渴，總之，翁期待這位將來終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權(quán)的年輕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計較一時之得失，不要因為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棄多年的追求，更不應(yīng)該因為上書無法轉(zhuǎn)至高層就意氣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還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作了介紹，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張變法維新的新黨，與他在本質(zhì)上是同道。
在翁的勸說下，康有為回心轉(zhuǎn)意。他覺得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自己都應(yīng)該繼續(xù)留在京城利用已贏得的機會，更應(yīng)該對得起翁師傅的厚愛，為國盡力，為國效忠，在政治場上進行一番拼殺，以達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說，康此時至少相信，留在京師進行政治投資，肯定要比回到南方進行移民巴西的商業(yè)活動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對于翁的誠懇挽留，康有為感激至深，他在后來所作的一首詩中比較真切地留存了這次晤面對其后來的深刻影響。詩中寫道：
膠西警近圣人居，伏闕憂危數(shù)上書。
已格九關(guān)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
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zhí)裾。
深惜追亡蕭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
詩意雖然比較隱晦，但多少透露出他們談話的信息。他把自己與翁的關(guān)系比喻為韓信與蕭何，說翁深夜來訪并挽留他，就是韓信月夜追蕭何，是大清王朝禮聘能夠輔佐江山的能臣賢相。他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說得更明白：“膠變，上書不達，思萬木草堂學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曉，束裝決歸。是日朝，常熟力薦于上，凌晨來南海館，吾臥未起，排闥入汗漫舫，留行，遂不獲歸�！辈贿^這次見面并不見于翁同龢的日記。
開學會振士氣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為中止回歸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最終決定留在京師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場朋友、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的幫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甲午戰(zhàn)敗，高燮曾聯(lián)名上奏折彈劾李鴻章誤國，要求懲處，以儆將來，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挾朋比私，淆亂國是”之語，具有濃厚的維新思想。
根據(jù)康有為自編年譜的記載，他在戊戌年間曾數(shù)次為高燮曾代擬奏折，可見他們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翟跍蕚潆x京南下的時候，曾草三疏由楊銳分發(fā)給王鵬運、高燮曾尋機上奏清廷。這次草擬的奏疏特別是康轉(zhuǎn)交給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內(nèi)容我們不太清楚，但根據(jù)他的一貫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薦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遞了一份《請令主事康有為相機入西洋弭兵會片》。這是清政府官員第一次正式舉薦重用并請求皇上召見康有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視。片上當日，即有上諭責成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酌核辦理”。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議有違清廷慣例，所以總理衙門在經(jīng)過研究后并沒有采納。這其中并不像康有為后來回憶的那樣有多少陰謀，因為高的建議不僅有違慣例，而且從當時的實際情形看，委派康有為相機參加西洋弭兵會更不是當時之急務(wù)，不需要現(xiàn)在就作出決定。總理衙門當時最頭痛的事情還是正在進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這一交涉過程中，康有為不斷從旁介入，方有后來故事的發(fā)生。
清政府沒有很快啟用自負的康有為，這其實也在康的預(yù)料之中。所以當他決定繼續(xù)留在京師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政治策略實際上就已形成，即繼續(xù)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書求變法于上，復思開學會振士氣于下，以雙管齊下、上下其手的老辦法，在向清廷上書的同時策動正在京師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成立新的政治組織，并以此為陣營，相機聯(lián)名上書，向清政府施壓，重演1895年公車上書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為策動在京廣東應(yīng)試舉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會于南海會館，宣布成立粵學會，欲續(xù)先前強學會之舊，意在團結(jié)粵籍維新志士�？涤钟X得各省會館皆為各地京官會集的中心場所，因此值得在各省會館中推廣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學會，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群書頒發(fā)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正是在粵學會的影響下，清政府接受陳其璋的建議，奉旨照辦。各省旅京志士紛紛成立區(qū)域性的維新團體，從而使百日維新前的新學會總數(shù)急劇上升。
在創(chuàng)辦成立粵學會的同時或稍前，康有為還與詹事府中允文煥、翰林院編修夏虎臣等滿洲官員數(shù)人計劃籌組“經(jīng)濟學會”，擬將京中八旗士大夫自親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經(jīng)濟學會的旗下，“講求實學，可以為天下風氣”。由于該會的組織構(gòu)成以八旗貴族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學會”之稱；又由于此會的主體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為等人計劃邀請慶親王奕勖主持，并將已擬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勖原則上答應(yīng)了康有為等人的請求，但對“經(jīng)濟學會”這一名稱略有異議，堅持要刪除“會”字。奕勖的意見不為康等人所接受，“議不合，事遂已”，經(jīng)濟學會最終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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