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何偉亞開宗明義地表述了他不是在提供一種中國歷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是在提供替代傳統(tǒng)沖突論的描述方式，而是嘗試對“馬嘎爾尼使華”事件進行重新審視。傳統(tǒng)上人們偏愛把“馬嘎爾尼使華”解釋為不同文明間的碰撞，如現(xiàn)代文明與傳統(tǒng)文明、工業(yè)文明與農業(yè)文明、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等等。而何偉亞正好試圖說明，中英兩國在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沖突并不是文化或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兩大帝國構建之間的沖突。
作者簡介：
鄧常春，女，四川大學經濟學院貿易系副教授，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經濟體制改革、金融、中國近現(xiàn)代史。
何偉亞（JamesL.Hevia），男，美國學者。原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歷史系副教授，現(xiàn)任芝加哥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曾以《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一書獲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獎。
劉明，男，四川省成都市人。現(xiàn)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國際交流部主任。美國丹佛大學跨文化交流碩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歷。曾任英國跨國集團PEEK公司駐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并在英國及瑞典的PEEK公司、瑞典ABB公司、COMBITECH公司、德國WITT&SON公司及REUTE:SICKAG等公司接受過系統(tǒng)的企業(yè)管理和專業(yè)技術培訓。多次參加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fā)銀行貸款項目的重大國際投標工作。2004-2005年期間受聘在美國內華達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及社會課程。美國大學海外學習聯(lián)合會（UniversityStudiesAbroadConsortium）中國項目特邀教授。
目錄：
漢語資料前言中文版序
本書的題目源自一個在清廷記載里常常出現(xiàn)的習語。“懷柔遠人”既是一種描述又是一種誡令。作為宇宙與塵世之間的樞紐，皇帝從道義上被賦予了統(tǒng)治世界的責任。明智的君主應該對那些處在中心統(tǒng)治區(qū)以外的人們顯示憐憫與仁慈，應該軫念那些長途跋涉來到他的宮廷的人們。這些觀念是禮儀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禮儀來建立與其他強勢統(tǒng)治者的關系。本書要研究的正是賓禮與帝國覲見，我所討論的禮儀是清廷用以指導對外關系的習語。我關注的焦點是喬治·馬嘎爾尼勛爵（LordGeorgeMacartney）率領的大英帝國使團，它于1793年到達乾隆皇帝的宮廷。
關于馬嘎爾尼使團所受之接待，從前的學術界持有三種看法，本書正是對這些看法的回應。第一種是結構-功能學派的看法，這一學派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進了對古典模式如“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和“朝貢體系”的再思考。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摒棄“朝貢體系”，那么，18世紀晚期以來的中西關系又會是怎樣的呢？
第二種看法也是由人類學的分析所激發(fā)，而與社會學的禮儀觀有關。我確信，正是歐美世俗（非宗教的）學者對禮儀的特別的看法，才使中西沖突被構建為一種文化誤解。中文版序
本書的題目源自一個在清廷記載里常常出現(xiàn)的習語。“懷柔遠人”既是一種描述又是一種誡令。作為宇宙與塵世之間的樞紐，皇帝從道義上被賦予了統(tǒng)治世界的責任。明智的君主應該對那些處在中心統(tǒng)治區(qū)以外的人們顯示憐憫與仁慈，應該軫念那些長途跋涉來到他的宮廷的人們。這些觀念是禮儀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禮儀來建立與其他強勢統(tǒng)治者的關系。本書要研究的正是賓禮與帝國覲見，我所討論的禮儀是清廷用以指導對外關系的習語。我關注的焦點是喬治·馬嘎爾尼勛爵（LordGeorgeMacartney）率領的大英帝國使團，它于1793年到達乾隆皇帝的宮廷。
關于馬嘎爾尼使團所受之接待，從前的學術界持有三種看法，本書正是對這些看法的回應。第一種是結構-功能學派的看法，這一學派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進了對古典模式如“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和“朝貢體系”的再思考。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摒棄“朝貢體系”，那么，18世紀晚期以來的中西關系又會是怎樣的呢？
第二種看法也是由人類學的分析所激發(fā)，而與社會學的禮儀觀有關。我確信，正是歐美世俗（非宗教的）學者對禮儀的特別的看法，才使中西沖突被構建為一種文化誤解。我考慮的問題包括兩部分：①形成這種闡釋的文化觀是什么？②倘若拋開文化因素，沖突會是什么樣的？
第三種與我自己的態(tài)度有關。我不贊成中國中心主義和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樣的觀念，尤其考慮到清的建立者是滿人而非漢人。由此引向第三個問題：如果歐洲與亞洲的接觸，不是被看作生機勃勃的擴張性的西方對停滯的閉關自守的東方，而是被視為兩個擴張性的帝國——滿族多民族帝國和大英多民族帝國的相遇，那么，自馬嘎爾尼使團之后的清英互動又該是什么樣呢？這本書和我正在寫的第二本書試圖闡釋這些問題。
本次研究中，我分別考察清與英對遣使事件的敘述，以便強調雙方不同的實際操作模式與觀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評介了其他有關清代外交關系的觀點之后，第二章將提供一個對清帝國及其統(tǒng)治狀況的全景式的考察，第五章還要談到這個問題，并特別關注賓禮。第三章討論18世紀大英帝國國內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識貴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貿易及對中國的了解”。第四章重新檢視馬嘎爾尼勛爵對覲見過程前前后后的敘述。第六章和第七章透過清的禮儀和統(tǒng)治權觀念來審視清有關這次覲見的記載。第八章把雙方的敘述列在一起，合而觀之。第九章，在對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總結之后，回顧中西關系史中對使團的研討。
這本書亦是由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的一篇論文擴展而來。在撰寫論文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諸多學術上的支持。在芝加哥大學的不同尋常的求學經歷中，這些支持對我而言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1980年到1985年，說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們互為人師，這是一種近似玩笑和略帶夸張的說法。在校園的咖啡館里，每天都有非正式的討論會，我總是定期參加。在參加者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羅杰·布拉德肖（RogerBradshaw）、杰夫·馬爾蒂（JeffMarti）、拉斐爾·桑切斯（RafaelSanchez）、弗雷德·邱（FredChiu）和堺直樹（NaokiSakai）、約翰·卡拉吉歐（JohnCalagione）、丹·紐金特（DanNugent）和安娜·阿隆索（AnaAlonso）。他們有時參加討論會有時又去搞實地調查，但他們在場時，總是使我受益匪淺。那時就像現(xiàn)在一樣，還有不少人只是偶爾露面。
在那些年里，我亦有幸認識一位朋友和同事，她的工作對我有深遠的影響。安杰拉·齊托（AngelaZito）與我大約從1982年起就開始認真地討論筆記，并驚異地發(fā)現(xiàn)，我們不但在社會階層，民族和學術背景方面極為相似，而且在中國研究領域里，盡管各自獨立開展研究，卻走了一條近似的路線。更重要的是，安吉拉讓我分享她對如《大清通禮》這樣的禮儀文獻的廣泛了解和深入研究，并教會我閱讀這些文獻。對于她非同一般的慷慨，我的感激之情難以用言語表達。
雖然我感到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我們是互為人師，但同時亦有許多教授為我們指點和引導新的饒有趣味的研究領域。進入大學之前，我曾有幸受教于羅伯特·希默爾（RobertHimmer）和孫任以都（E-tuZenSun），他們二位都激發(fā)了我的求知欲，并為我開列了長長的書單。在芝大，邁克爾·多爾比（MichaelDalby）、愛德華·錢（EdwardChi’en）、蘇姍·曼（SusanMann）給予我支持、鼓勵和嚴肅的討論。羅·因登（RonInden）和巴尼·柯恩（BarneyCohn）總是抽出時間來閱讀并評論我正在寫的作品，他們還將繼續(xù)這樣做。我也非常感謝戴維·羅伊（DavidRoy）、蓋伊·阿利托（GuyAlitto）、哲夫（TetsuoNajita）、哈里·哈魯圖利安（HarryHarootunian）、讓（Jean）和約翰·卡馬洛夫（JohnComaroff），還有瓦萊里奧·瓦列里（ValerioValeri），他們都有助于我增長知識。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Sahlins）對這本書亦頗有興趣，并且提出許多一針見血和富于啟發(fā)的問題。我亦回憶起與三好將夫（MasaoMiyoshi）的一兩次使我受益匪淺的交談，當我開始思考本書主題時，我讀到了他關于日本首次譴使入美的著作《如我所見》（AsWeSawThem）。
我要特別感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尤其是葉鳳美教授，他們樂意讓我于1990～1991年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在那里從事研究。也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得以在北京第一檔案館查閱資料。這所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態(tài)度友善，業(yè)務熟練，于我甚有幫助，尤其是殷書梅（音），她不止一次提供了檔案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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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迪思·法夸爾（JudithFarquhar）熱心地不知疲倦地閱讀、評論和指正本書的每一次未定稿。既然“感謝”一詞詞不達意，那么把這本書獻給她，也許更能表達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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