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實錄》成書于天聰年間，是清代記述滿族崛起和努爾哈齊時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書�，F(xiàn)存《滿洲實錄》滿、漢、蒙三體文本中，滿、漢文的內容并不完全對應，說明漢文本不是滿文的直接譯寫，學界普遍認為滿文《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更高。本次譯編出版，是在對滿文部分進行重譯的基礎上，將滿文（轉寫方式）、原存漢文、新譯漢文對照排印，以便于學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間的異同，充分發(fā)掘和利用《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
作者簡介：
祁美琴，鄂爾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內務府》、《清代榷關制度研究》，近兩年的代表性論文有《清代蒙旗社會喇嘛教信仰問題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清代宗教與國家關系簡論》等。
強光美，安徽蕪湖人，198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碩士學位論文為《清代內務府大臣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歷史檔案》、《滿族研究》、《北京檔案史料》等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數(shù)篇。
目錄：
前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前言
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最多，流傳下來的有《滿洲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尤以《滿洲實錄》最為特殊，它不似其他實錄滿、漢、蒙三種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體文合璧，且附帶插圖，形式上獨樹一幟，成書上也疑點頗多。正因為如此，從《滿洲實錄》被發(fā)現(xiàn)那一刻起，對它的討論就從未中止過。以內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潤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該書的研究上建樹頗豐，并一度取得領先地位。在中國，臺灣學者也不甘落后，陳捷先、莊吉發(fā)等都是該領域的專家；在大陸，對《滿洲實錄》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國時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單士元等，就對該問題予以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后，王鐘翰、秦國經、鄭天挺、薛虹、郭康松、齊木德道爾吉、達力扎布、喬治忠、謝貴安、楊勇軍等人先后發(fā)表了不同見解，將《滿洲實錄》以及清實錄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滿洲實錄》成書問題
1.《滿洲實錄》與《太祖實錄圖》的關系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存，最早對其進行記錄的是《舊滿洲檔》，據天聰九年（1635）八月八日記載：“tereinenggisurekan，nenehegenggiyenkaniyabuhakoolibithebejuwehowajanjangjiyan，jangingkuidenirusemeafabuhaweilebenirumewajihasainsemejangjiyandeemujuruniyalma,emuihan,jangingkuideemujuruniyalmaangnaha.”《舊滿洲檔》第九冊，臺北影印本，4415頁。漢譯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制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太宗文皇帝實錄》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zhàn)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薄短谖幕实蹖嶄洝肪�24，天聰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太祖實錄圖》（或稱《太祖實錄戰(zhàn)圖》）乃《滿洲實錄》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結論的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1905年他發(fā)現(xiàn)了深藏盛京崇謨閣的《滿洲實錄》，后介紹于世，并根據《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九年八月乙酉條的記載及《滿洲實錄》末尾《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zhàn)圖八韻》詩注“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通過二者的結合、對應，進而認為二張所繪《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國朝宮史續(xù)編》、《開國方略聯(lián)句詩》的注釋和《滿洲實錄》末尾注釋有大致相同的記述，支持了內藤的說法。
國內學者也大都贊同此觀點。徐中舒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說過“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于天聰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82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的話。20世紀80年代，單士元在整理清代實錄時說：“皇太極（清太宗）天聰九年曾為其父努爾哈赤（清太祖）編纂一部有圖有文記錄開國事跡和其他事跡的實錄，題名《滿洲實錄》�！眴问吭骸墩砬宕鷮嶄浻洝�，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秦國經等在介紹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時說：“天聰元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1635）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州實錄》。”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另外，白壽彝、郭康松、瞿林東、薛虹、喬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太祖實錄圖》與《滿洲實錄》是同一部書的觀點。這一看法已成定論，似無疑義。
但是，2002年，對清實錄研究頗有心得的日本學者松村潤發(fā)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對《滿洲實錄》重繪自《太祖實錄圖》一說提出質疑。經他考證，《太祖實錄圖》只是圖畫本，不可能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據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重繪的，沿襲了其滿文本八卷八冊的樣式，但并沒有照錄其內容，而是完全依據順治重修本的內容繪寫。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信息》，2002（1）。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學者陳捷先就通過滿文清實錄的研究，發(fā)現(xiàn)《滿洲實錄》的滿文部分與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滿文內容幾乎一致的事實，他從而推論，《滿洲實錄》的附圖部分來源于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無疑，但文字部分卻是取自順治本武皇帝實錄。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臺北，大化書局，1978。
2012年，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楊勇軍在松村潤、陳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滿洲實錄》不是重繪自《太祖實錄圖》，而是乾隆朝官方偽造的最后一本努爾哈齊實錄，成書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來，《太祖實錄戰(zhàn)圖》只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冊，《滿洲實錄》中清高宗題詩注文所言“實錄八冊”為《太祖實錄戰(zhàn)圖》八冊，而非后世學者以為的《滿洲實錄》八卷。他同意陳捷先提出的該書內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之觀點，但是圖畫部分則“是在‘重繪’77幅《太祖實錄戰(zhàn)圖》的基礎上還補繪了關于滿洲起源神話的6幅圖”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不過，長期以來，學界雖然普遍認同《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但是對其名稱，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天聰九年（1635）完成的插圖本，初名《滿洲實錄》，如單士元曾說：“天聰年間繪圖本，原來只題滿洲實錄，亦未稱太祖實錄�！眴问吭骸墩砬宕鷮嶄浻洝�，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認為，《太祖實錄戰(zhàn)圖》之名是乾隆時才有的，因為該書附有插圖，所以乾隆帝題為此名。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寧師專學報》，1997（1）。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
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稱，《滿洲實錄》原名《太祖實錄戰(zhàn)跡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繪寫本成書時，才改題現(xiàn)名。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五卷，2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東在《中國史學史綱》中也采用此觀點。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40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但是他提出該實錄原名既不是《滿洲實錄》，也不是所謂《太祖實錄戰(zhàn)圖》，而應稱為《太祖實錄圖》才對。并且，《太祖實錄圖》也不是正式名稱，只是對實錄圖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語而已，早期實錄藍本沒有正式名稱，“其實，從重繪《滿洲實錄》時稱之為‘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zhàn)圖’等等，也可見原并非正式定名為‘太祖實錄圖’，無非是太祖的實錄的圖的意思罷了！”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至于乾隆時期為何摒棄《太祖武皇帝實錄》，突然重繪《太祖實錄圖》，并改稱《滿洲實錄》，作者表示難以理解。他對此次重繪改名的原因給出了可能的解釋，將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滿洲源流考》聯(lián)系起來，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突出滿洲稱謂。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與薛虹一樣，喬治忠也指出“太祖實錄圖”不是一個正式名稱�！短谖幕实蹖嶄洝分械摹疤鎸嶄泩D”字樣，只是后來對該圖的一種稱謂，天聰年間并無此稱。乾隆朝對《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稱謂有多種，如“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zhàn)圖”、“圖本”、“太祖戰(zhàn)圖實錄”等，直到重繪寫本時才正式定名“滿洲實錄”。不過，在“滿洲實錄”正式定名的時間問題上，他與薛虹發(fā)生分歧。薛虹認為《滿洲實錄》定名于乾隆四十六年，而喬治忠則認為，正式定名《滿洲實錄》最早也應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筆者亦認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只是太宗讓畫工根據“genggiyenkaniyabuhakooli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冊而已，并沒有提到該書的名稱，可見當時還沒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出現(xiàn)的《太祖實錄戰(zhàn)圖》之名，想必是后來所取。從上述多數(shù)學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實錄圖》極有可能就是《滿洲實錄》初纂本。
2.《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系
與《太祖實錄圖》密切相關的是另一部努爾哈齊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二者之間關系如何，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同時也存在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兩部不同的書，二者之間沒有直接聯(lián)系。徐中舒說：“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于天聰九年八月�！短嫖浠实蹖嶄洝烦捎诔绲略晔辉隆＿@兩部實錄，都成于沈陽朝廷�！毙熘惺妫骸对偈鰞乳w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將它們稱為兩部實錄。孫文良曾稱贊皇太極統(tǒng)治時期“編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是清朝的建國史，也是成文的滿族勃興史”孫文良：《〈滿洲源流考〉辨析》，載《社會科學輯刊》，1987（3）。�？梢�，他也是將這兩部書當成不同的實錄對待。郭康松在《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一文中也判定《滿洲實錄》八卷成書于太宗天聰九年（1635），與《太祖實錄戰(zhàn)圖》是一回事，隨后又介紹《太祖武皇帝實錄》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沒有說二者之間存在淵源關系。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寧師專學報》，1997（1）。齊木德道爾吉的《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系》一文，細致梳理了太祖實錄的纂修過程，認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實錄》，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實錄》。到順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實錄》。此外，他還提及，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時問世的，還有漢文、滿文和蒙古文對譯的、帶有圖畫的《滿洲實錄》。但是沒有指出《滿洲實錄》的具體編纂過程和纂修時間，也沒有說明《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系。從作者的敘述中來看，似乎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淵源、師承關系，應是兩個獨立的版本體系。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系》，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內的多數(shù)學者都認同《太祖實錄圖》成書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師承關系，《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太祖實錄圖》的基礎上加工改編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zhàn)跡之圖，每圖帶說。既成，而又摘圖中之說，別為一本。兩皆名之曰武皇帝實錄�！敝苑Q為實錄，是仿照“中土舊有之帝王體制”，但其實他們不知實錄為何物，故而文字、體例與歷代實錄不合，這就造成了早期的實錄與后來的實錄在文字、體例上的差異。參見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從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認為，《太祖實錄圖》成于天聰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太祖實錄圖》成書后，剔除插圖而改編的純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當時都稱之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或者可以說，《太祖實錄圖》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模本。孟森又講到，康熙時重修太祖實錄，謂之《太祖高皇帝實錄》，雍乾時期再加修改，為太祖實錄之定本。因為帶圖本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損，所以摹繪了新本。新本有些許改動，與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參見上書，482頁�？梢�，他認為《太祖實錄圖》、《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定本《高皇帝實錄》、乾隆重繪本《滿洲實錄》是一脈相承的。
單士元在整理實錄之札記中，師承導師孟森之說，也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清太宗皇太極“將滿洲實錄中的圖畫撤去，整飭文字”，改編而成的。參見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是實錄圖成之后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實錄圖去圖尊謚寫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載《輔仁學志》第7卷1—2期，1939。。莊吉發(fā)也持此觀點，因《太祖實錄圖》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所以太宗命人“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實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輯告成，題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共四卷四冊，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就是清太祖朝實錄的初纂本”莊吉發(fā)：《清史拾遺》，100頁，臺北，學生書局，1992。。
鄭天挺稱《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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