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比鄰而居，有著久遠的友好交往的歷史，但近代以來不幸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和復雜的利益糾纏大大影響了兩國的邦交和國民心理，各種流行的偏見和誤解持續(xù)妨礙著兩國國民的溝通、交流和理解。這是迄今仍待改變的事實。
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實現(xiàn)“友好”的目標。中日邦交正�；氖嗄甑臍v史表明，“友好”訴求先行，而“理解”滯后、發(fā)育不良的情況，一直在制約著兩國關系的發(fā)展。要想讓中日友好關系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絕不應該放松對“理解”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努力。
《東方歷史評論（第6輯）》以中日關系為主軸，作者陣容強大，涵蓋葛兆光（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辻康吾（日本獨協(xié)大學教授）、約翰道爾（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拉納米特（牛津大學教授）、唐納德金（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入江昭（哈佛大學教授）、矢吹晉（橫濱大學名譽教授）、家近亮子（日本敬愛大學教授）、劉檸（日本研究專家）等知名學者和作家，梳理近現(xiàn)代日本的中國學乃至東洋學、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日本學，或介紹相關領域的學者及著作。訪談欄目收入對作家張大春關于他的新作《大唐李白》的采訪；影像欄目收入攝影師北野謙的風景觀念攝影；書評欄目收入路易斯梅南對《到芬蘭車站》的評論、與那霸潤為內藤湖南舊籍重刊撰寫的導讀后記等。
作者簡介：
許知遠：單向街圖書館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曾任《經(jīng)濟觀察報》主筆。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曾出版《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國紀事》、《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納斯達克的一代》、《一個游蕩者的世界》等。
劉檸：作家，藝術評論者，日本問題研究專家。著有《“下流”的日本》、《竹久夢二的世界》、《前衛(wèi)之癢》、《中日之間》等。
目錄：
專題
備受歷史折騰的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辻康吾
學術與政治/采訪、撰文：田波瀾受訪：葛兆光
竹內實：超越“友好”思維的中國通/劉檸
美國的日本學：從占領到融合/采訪、撰文：張哲受訪：約翰·道爾
海外的日本研究/撰文：[日]唐納德·金
斯卡拉皮諾：亞洲的積極理解者/劉檸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采訪、撰文：陳越受訪：入江昭
宏大敘事背后的中日戰(zhàn)爭/采訪：徐力恒受訪：拉納·米特
基于歷史事實的釣魚島問題/采訪、撰文：何培忠受訪：矢吹晉
“臍帶”是怎樣煉成的/矢吹晉
“迷惑”的“麻煩”？/劉檸
蔣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家近亮子
訪談
虛榮時代的詩人/采訪、撰文：郭玉潔受訪：張大春專題
備受歷史折騰的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辻康吾
學術與政治/采訪、撰文：田波瀾受訪：葛兆光
竹內實：超越“友好”思維的中國通/劉檸
美國的日本學：從占領到融合/采訪、撰文：張哲受訪：約翰·道爾
海外的日本研究/撰文：[日]唐納德·金
斯卡拉皮諾：亞洲的積極理解者/劉檸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采訪、撰文：陳越受訪：入江昭
宏大敘事背后的中日戰(zhàn)爭/采訪：徐力恒受訪：拉納·米特
基于歷史事實的釣魚島問題/采訪、撰文：何培忠受訪：矢吹晉
“臍帶”是怎樣煉成的/矢吹晉
“迷惑”的“麻煩”？/劉檸
蔣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家近亮子
訪談
虛榮時代的詩人/采訪、撰文：郭玉潔受訪：張大春
影像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撰文：劉檸攝影：北野謙
隨筆
一個現(xiàn)代德國的猶太家庭/雅恰·蒙特
關閉太陽：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米歇爾·吉倫吉格
書評
車站前的歷史浪漫主義/路易斯·梅南
革命與背信之間：“同病相憐的亞洲主義”的預言書/與那霸潤
竹內實：超越“友好”思維的中國通/劉檸
2013年7月30日，日本現(xiàn)代中國學重鎮(zhèn)、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實（MinoruTakeuchi）于京都市內一家醫(yī)院去世，享年九十歲。聞此訃報，筆者當即發(fā)了一條微博：日本漢學又少了一座巔峰。即使在英才薈萃的東洋漢學界，竹內教授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泰斗級大家，其對戰(zhàn)后日本中國研究的開創(chuàng)之功，更被學界譽為“現(xiàn)代中國研究第一人”。無論是資歷、聲望，還是學術視野之廣博，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內都堪稱不世出的俊才。特別是他對當下中國的走向，對中日關系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及其出路的思考，不僅遠未過時，有些至今仍不失為有效的鎮(zhèn)靜劑、解毒劑。
中國“鄉(xiāng)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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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大正12年）6月12日，竹內實出生于“外地”——中國山東省張店（即今淄博市）的一個日僑家庭。父母均出生于愛知縣的農家，只受過高小教育，很早便來中國謀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接管了戰(zhàn)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權，成為日人移民山東的契機。相比最有人氣的港口城市青島，張店是鄉(xiāng)下。但因為地處鐵路沿線，附近有煤礦，也成了日本人居留地之一。在竹內出生的鎮(zhèn)上，便住著二十來戶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樣單獨辟出一塊日人屯駐地，而是與中國人雜居。
竹內的父親，早年曾救過一位被土匪綁票的地主的命（土匪雖然厲害，卻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貸了一塊地給東洋恩人。用這塊地，竹內夫婦建了幾間屋，經(jīng)營了一爿和式旅館。竹內實成年后還依稀記得，旅館大門是傳統(tǒng)和式書院風格，迎面裝飾著鮮花。房間是鋪著榻榻米的和室，里面有厚實的坐墊、和式沙發(fā)、銅制火缽等，整潔舒適。一位中國廚師，會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魚片、烤魚、燒蛋等，都很地道。“魚是從青島用木箱運來的，很新鮮。螃蟹的嘴里總是咕嚕咕嚕冒著白泡。也有素燒。牛肉是青島出產的。當時，青島的牛肉和神戶不相上下。肉腸也很好吃……在青島住有德國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腸都很好吃。”青島太遠，在鐵路沿線和礦上工作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話，只此一家。“他們在旅館可以住宿，吃飯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種回到‘內地’的感覺�！�
竹內實五歲失怙。母親隱忍而有遠見，粗通漢語，對底層中國人富于同情心，常幫助中國苦力。旅館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還曾住過土匪頭子。竹內后來回憶說：
我剛從小學�；貋�，母親告訴我說：“土匪頭子住在這兒，看看罷�！蔽乙粕硐蚺赃叺脑L客，推開房門進去，望見在榻榻米上，有一個土匪頭子在囫圇躺著，大口吸著煙。以后想來，他是在吸鴉片，點著一盞小油燈。
多年之后，我從母親那里知道，這個土匪連地主、警察局長都接待，打麻將。在賭麻將時，地主（中國人）得故意輸牌，他則接受那作為禮物的賭金。要是不這樣做，那土匪就會攻打城鎮(zhèn)，搶掠燒殺。
這種童年期的現(xiàn)場體驗，對日后成為漢學家的竹內實來說，是一種接合中國民間社會的“地氣”。接沒接過這種“地氣”，結果大不同。一位飽讀中華典籍的漢學者，可以滿腹經(jīng)綸，但未必了解研究對象國國民的社會文化心理，其所做的文化社會研究和政策研究，縱使全心投入，結果卻未嘗不是隔靴搔癢。
竹內回國后，“每當說到自己出生在中國，一般人便會說，難怪你的中國話說得那么好�？稍趯嶋H上，自己與那些因為生在中國而能說漂亮的中國話的人，并不完全一樣”，因為他讀的是日本人學校。雖然鎮(zhèn)上只有二十來戶，滿打滿算四五十個日本人，但卻有一間日本小學校，“從日本來的校長和他的夫人，在一間教室里教著兩三個班級的學生。還有一位年輕的女老師。教科書也是日本文部省編寫的國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適齡學子，“一個都不能少”——日本對基礎教育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可竹內的母親并不滿足于此，“母親的想法是，小時候學一門什么技術，將來總會有些用處”。因此，從小學三年級起，便開始跟中國家庭教師修習漢語，力求學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師叫蕭國棟，雖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話教課。他對我發(fā)音上的錯誤校正得很嚴格，在這方面一點也不讓步。”
十一歲時，舉家遷至“滿洲國”的新京（即今長春），直至在那兒受完初中等教育。竹內少時羸弱多病，小學畢業(yè)時，班主任說“這孩子升大學有點勉強，不如進商業(yè)學�！�。于是，竹內便考入了新京商業(yè)學校。入學一年后休學，于1942年（昭和17年）回國后，入東京二松學舍專門學校（今二松學舍大學前身）。雖然在中國出生，且長到十九歲，但礙于家庭背景，竹內實在中國并未見過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憶說：“直到戰(zhàn)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國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覺得很是吃驚。”
祖國的陌生人
竹內實的“幸運”在于，二松學舍時代雖然經(jīng)歷過“學徒出陣”，卻因病未上前線。對此，他自己也感到僥幸：
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從軍隊里活著回來。而屬于同一個分隊的軍官后備生落選組里的人，差不多都戰(zhàn)死了。其中一個同伴的信，還被收進了《戰(zhàn)死者的傾述》一書（巖波文庫版）。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學法學部的學生。昭和十八年（1943）入伍，第二年5月出征到南方，7月，在塞班島戰(zhàn)死，那年他21歲。
戰(zhàn)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科，走上漢學之路，恩師是一代宗師倉石武四郎。竹內一路追隨倉石，從京都大學到東京大學，出學部，入大學院，直到畢業(yè)后進入中國研究所。
東大時代發(fā)生的一件事，給竹內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1946年，中國作家謝冰心隨夫君、中國軍事代表團政治組組長、社會學者吳文藻訪日。因戰(zhàn)時，倉石曾把冰心的一冊兒童文學作品翻譯成日文出版，故帶竹內一起去作家夫婦落腳的有棲公園附近的公寓登門拜訪，并邀請她來東大講學。當時，即使是東大漢學系的學生，中文的聽說能力也有限。冰心講課時，便由竹內口譯。開講之前，冰心問了竹內一個什么問題，竹內說自己是邊打零工，邊讀書。冰心一聽，皺了皺眉，然后介紹了一位想學日語的中方代表團成員。多年后，竹內回憶起來仍心懷感激：“那位成員給的講課費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學院堅持讀下來是托謝先生的福�！彪S后，就聽說吳文藻先生辭去了代表團的職務，準備回大陸�！爱斎粚ξ覀儾]有那樣說，而是以得到了美國大學邀請的名目，離日赴港，從香港卻不轉美國，而是去了北京。據(jù)說在中國本土受到熱烈歡迎，皆大歡喜。這個行動給我們以很大的影響�！睆拇�，在歷史性拐點上，知識分子的選擇、命運及其與國家的關系，成了竹內觀察、思考中國問題時的一條主線。
1952年，在美國結束對日軍事占領三天后的“五一”勞動節(jié)，東京皇居外苑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示威游行，抗議國家走上再軍備道路（指組建警察預備隊，即陸上自衛(wèi)隊的前身），要求開放皇居前廣場為“人民廣場”。憤怒的人群沖破二重橋前的警戒線，與警察發(fā)生沖突，警察開槍，造成2人死亡、1500人受傷的慘劇，史稱“流血勞動節(jié)事件”。竹內實當時也在請愿人群中，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參與左翼社運。遭射殺而立仆的青年名叫高橋正夫，是東京都政府的小職員，曾參加過竹內擔任教師的夜間中文講習班的授業(yè)。事件對竹內內心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他旋即加入日共。日共黨員的身份，加上中國問題研究者的職業(yè)履歷，令他對意識形態(tài)前沿的交鋒有種“春江水暖鴨先知”式的自覺。
“流血勞動節(jié)事件”后不久，1953年夏天，竹內實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彼時，日本民間掀起了一場返還在日死亡的強制華工遺骨的運動。7月2日，載著551名中國戰(zhàn)爭殉難者遺骨的商船從神戶港起航，駛往天津新港，竹內作為隨團翻譯前往�！霸谔旖蛉チ撕T俱樂部，走在街上，感動不已。前來迎接遺骨的廖承志先生發(fā)表講演，我聽了，不僅潸然淚下�！�
在中日邦交正�；埃駜葘嵶鳛樽g員和友好人士曾數(shù)度訪華，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殊榮�？陀^上，也使他得以窺見中國社會的細部，體會到中日兩國歷史認識的偏差，賦予自己的學術研究以某種臨場感，同時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識形態(tài)先行的不靠譜。如1955年10月，竹內隨六大都市議員代表團訪華，團長是自民黨出身的東京都議長北島義彥。去沈陽的一家工廠參觀，廠長介紹廠史時說：“由于機械設備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工廠慘淡經(jīng)營……”北島當即正色道：“沒有的事，那是被蘇聯(lián)拿走的�！薄按筌S進”高潮中，以著名左派政治家風見章為團長的日中恢復邦交國民會議代表團訪華。在北京會談后，赴成都、重慶，再從長江三峽順流而下至武漢，最后經(jīng)鄭州回北京。作為重要的日程安排，參觀了被視為“大躍進”運動重要成果的土法煉鋼和人民公社。一行中，有位農學家、東京農工大學教授O先生，參觀后，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深耕、密植法�；貒�，還在左翼刊物《現(xiàn)代之眼》上撰文《人民公社與日本的農業(yè)》，不惜以“專家”立場向日本高調推介新中國的“農業(yè)革命”。
1960年6月，竹內實隨作家野間宏率領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華，團員中還有開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彼時，日本國內正值第一次“安保”斗爭的節(jié)骨眼上，“毛主義”（Maoism）甚囂塵上，連竹內自己在回憶文字中也難掩對毛澤東的“情熱”：
握手時，他的手實在太柔軟了，我的心很是一驚。因為革命家的手持槍握鎬，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卻覺得他的手很軟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種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軟很輕，放在嘴里一塊，不用嚼就化了。我握著毛澤東的手時，就正好有這種糖果的柔軟感。
……我注意到他渾身上下充滿了沉靜的氛圍，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jù)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
毛給竹內的第一印象，“與其說是革命家，毋寧說更是一個讀書人”。談到在請愿活動中犧牲的東大女生樺美智子時，毛不止一次說她是“民族英雄”。他還問了每個人的年齡，然后說：
要在世界上有所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有四個條件。一是年輕，一是地位低，另一個是沒有錢，再一個是沒有名，這樣四個條件。
野間在一旁打趣說：“大江、開高已經(jīng)有了名，錢也有了一些，怕不夠條件了。”眾人笑了起來。
竹內當然也注意到了毛身邊周恩來的存在：
比較他們倆人，毛澤東主席顯得更堅定、威嚴些�？吹贸鰜�，周是非常尊敬毛的。二人雖都是中央委員，可身份畢竟不同，在禮儀方面分得很清楚，幾乎總是毛在講話。
竹內對周恩來的印象在日人中很有代表性。日人在單獨與周接觸時，一般會覺得周“威儀棣棣”，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但毛、周在一起的場合，毛的氣場則壓倒一切，令人覺得毛才是“巨人政治家”。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人都曾留下過類似的回憶。
毛的接見是一個契機。竹內實后來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澤東專家，著有三種毛的傳記，是毛語錄和毛詩詞的權威翻譯、闡釋者。他主編的蒼蒼社版（初期為北望社）20卷本《毛澤東集》曾紙貴東洋，是西方漢學界的“必攜”書�！拔覀儓�(zhí)筆是在1964年夏天。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在日本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而我，決定主要理解作為文學家的毛澤東，不加政治性的評論”，力求通過文本解讀，還原一個最小“失真”的毛澤東像：
后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不只是震撼了中國，也震動了全世界。在追蹤其動向的過程中，我覺得其現(xiàn)實與外界的評說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調查一下過去的主要文獻，即毛澤東的文章在最初發(fā)表時，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通過調查，我發(fā)現(xiàn)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經(jīng)過了不少修改和訂補。注意那些修改與訂補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來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時，我們在那些修改、訂補的地方都加了標注。
果然，“這套書出版后，產生了意外的反響”。可竹內實萬萬沒想到，自己的一番索隱“歷史的先聲”的努力，其實是“犯忌的”——“此事在當時中國，屬于禁區(qū)，我（我們）顯然邁入了禁止涉足的領域”，而且還招致周恩來的不悅，甚至“叫�！保�
……在周總理接見的代表團中，有認識我的人，他回國后立即來找我，勸告我停止出版。這勸告當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反復思考，并沒有停下來。
與此同時，竹內的學術觸角開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魯迅研究、鄧小平研究、中日關系史等，視野所及，幾乎涵蓋了中國學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當深度的開掘。
1964年，因參加志賀（義雄）的“結構改革派”，竹內遭日共除名。一方面是這次黨內挫折的緣故，另一方面，他看到日共與中共“分道揚鑣”后，日共對中共的批判，與其所詬病的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轍（“日共雖然也在批判中共，但卻用中共的方式，先從知識分子開刀”），內心滋生了一種對70年代校園斗爭的倦怠感，遂辭掉了東京都立大學副教授的教職。這件事，反映了竹內實對政治超然的一面。
1973年，竹內再度殺回京都，并終老于吉田山下。歷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長和立命館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同時兼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所中國大學的客座教授。竹內長期主導的“人文研”，歷來是“京都學派”的“牙城”。盡管“京都學派”基本上是一個戰(zhàn)前的概念，但竹內對注重實證研究、崇尚學術自由、全無“學閥”味道的京都學術氛圍仍充滿了溫情，并深受濡染。用他自己的話說：“根據(jù)文獻來說話，離不開文獻，便是‘京都學派’”。在竹內經(jīng)年的苦心經(jīng)營下，京大等幾個漢學研究機構的學術資料、歷史文獻增量多多，科研實力在日本國內無出其右。如在京都產業(yè)大學的圖書館里，可以看到《人民文學》和《文藝報》從創(chuàng)刊號到“文革”中休刊號為止的全套出版物；“文革”期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兩種中共機關報，每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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