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楊奎松教授**力作。繼“革命”之后，楊奎松教授將研究重心轉(zhuǎn)向“建國史”，他的關(guān)注點首先放在了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命運變遷上，試圖解釋和理解他們對時代巨變的認識，以及采取的應變行為。2、對知識分子“集體轉(zhuǎn)向”的再思考。楊奎松教授力圖從歷史大環(huán)境和周圍小環(huán)境中追索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史有宏觀認識，也能細致分析當時知識分子在國家力量、個人性格和社會環(huán)境中左支右絀的困境和苦衷。3、完整修訂，新增三萬余字。楊奎松教授全面查核引用材料，除部分檔案外，均按學術(shù)標準做了全面修訂。此外，還新增三萬余字的“余論”，從三位人物身上延伸開去，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知識分子與政治”這個話題的觀點。對于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個最大的歷史悲劇就是，他們是最早投身于救國救民的一群人，自認為最了解政治大勢，最后卻在政治場中最不知所措、動輒得咎、受人輕視。
本書討論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張東蓀，長期浸淫于政治活動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務院委員；一位是報人王蕓生，擅長政治評論，多年擔任《大公報》主筆；一位是清華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對政治外行卻一樣曾積極想要為中國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經(jīng)在不同領域有過出色表現(xiàn)，1949年以后卻先后遭遇滑鐵盧，人生事業(yè)從此一蹶不振。
楊奎松教授不滿足于像過去一樣籠統(tǒng)地發(fā)出質(zhì)問：為什么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當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zhuǎn)向？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私人記錄以及各種報刊、檔案文獻披露出來，他發(fā)現(xiàn)，事情并非那樣簡單。
作者簡介：
楊奎松，歷史學家，主要從事中外關(guān)系史、中國近現(xiàn)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目錄：
前言
第一章張東蓀“叛國”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為何重視張東蓀？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國人
六、“勾結(jié)”美國案發(fā)經(jīng)過
七、張東蓀案的暴露與坐實
八、政治高壓下的示弱與屈服
九、從“擠牙膏”到“徹底坦白”
十、“叛國”案的嚴重后果
十一、對張東蓀涉案原因的簡單討論
前言
第一章張東蓀“叛國”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為何重視張東蓀？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國人
六、“勾結(jié)”美國案發(fā)經(jīng)過
七、張東蓀案的暴露與坐實
八、政治高壓下的示弱與屈服
九、從“擠牙膏”到“徹底坦白”
十、“叛國”案的嚴重后果
十一、對張東蓀涉案原因的簡單討論
第二章王蕓生與199年以后的《大公報》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報》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獲
四、報紙新聞性的初步喪失
五、新制度下的艱難掙扎
六、沖上階級斗爭第一線
七、思想改造再獲“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獲
九、誓以余力辦《大公報》的決心
十、北遷合并后的內(nèi)部危機
十一、整風運動中坦露心聲
十二、報社內(nèi)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澤東保護下沒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報》
第三章潘光旦的“思想”與“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
�。ㄒ唬┝T考風波與加入“大江會”
�。ǘ﹥�(yōu)生救國與精英主義
�。ㄈ┤藱�(quán)論戰(zhàn)中的“外行”
（四）主編《華年》的涉政言論
�。ㄎ澹┥硐荨耙�?二九”風波
（六）對學潮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
�。ㄆ撸┘南Ｍ谥醒胝�
（八）自由理想與蘇俄陰影
�。ň牛耙欢�?一”慘案時的矛盾心理
（十）李聞案的刺激與影響
三、建國后的適應與改變
（一）新政權(quán)區(qū)別對待的策略
�。ǘ翱咕芨脑臁钡牡湫停�
�。ㄈ霸敢越套x終老”的無奈
（四）為了跟上新時代
四、說不清的“歷史問題”
�。ㄒ唬胺钦f不可了”！
�。ǘ⿲W周恩來做自我檢討
�。ㄈ俺姓J的就承認，不接受的就堅持”
（四）不能把進步說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檢查
�。斑B盟員的資格都不夠”？
�。ㄆ撸┞潆y之際的師生之情
�。ò耍皬臉O落后的深淵中爬出來”
五、“跟黨走”的尷尬
�。ㄒ唬橥良易鍫幟堑�
�。ǘ椤傲_隆基小集團”陪綁
�。ㄈ┵M孝通反黨活動“發(fā)明人”？
�。ㄋ模┟弊印按鳌币踩菀住罢币踩菀�
（五）“改造標兵”奈何命運已定
六、結(jié)語
余論
征引文獻要目
后記（一）
多年前，當我還不曾涉足共和國史研究的時候，就讀到過歷史學家周一良寫的一份很簡單的自傳。周先生的自傳用了一個在我看來十分貼切的標題：《畢竟是書生》。自傳出來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評。批評者大都不喜歡周先生用的這個標題，認為周這是把自己當年加入“梁效”寫作組并在其中努力幫忙的原因，歸結(jié)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書生”氣，實際上表現(xiàn)出他對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錯誤的一種逃避，沒有能做出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深刻反省。
我是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圍繞著周一良先生自傳所引起的這番批評，讓我馬上聯(lián)想到改革開放以來惹起過更大范圍爭論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話》。瞿秋白留下的這篇并非“多余的話”，中心之點講的其實也是同一個話題：畢竟是書生。
今天，歷史早已邁過了革命年代，甚至連革命兩個字都開始不為今人所喜歡。我們的評價系統(tǒng)嚴格說來也已經(jīng)不像過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對立了。但是，留給瞿秋白，同樣也是留給周一良這些知識分子的空間，依舊是那么狹窄。不要說周一良強調(diào)自己的書生氣會惹來批評，就連瞿秋白反復解釋的自己因書生、文人的溫良個性不適宜從事政治斗爭與階級革命的說法，也還是會被潛伏在多數(shù)人血液中的革命的價值觀所排斥。愛他的人寧愿把他供上神壇，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樣，混跡于“隨便一個小市鎮(zhèn)”里，變成滿足于“求得一口飽飯”，“在余暇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的逍遙自在的小教員。
這對瞿秋白，同樣對周一良這些歷經(jīng)挫折、苦難和種種錯誤之后，終于明白了自己的愛好、定位以及生命價值之所在，悔都悔不過來的知識分子們，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二）
政治，無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好壞優(yōu)劣，總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運行法則。政治的本質(zhì)就是應對并處理公眾事務的過程和行為。知識分子作為公眾中最容易關(guān)心公眾利益的成員，他們通常很難不和政治扯上關(guān)系。但是，就像我們已經(jīng)從瞿秋白和周一良的個案中所看到的那樣，并不是所有的知識人都適合于參與政治，更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注定會變成“政治動物”的。何況一旦真的被動地變成“政治動物”，被這個黨或那個黨擰在永遠不停地向前運轉(zhuǎn)的革命機器的某個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樣，被擰在了最核心的發(fā)動機上，日復一日地碰撞廝殺，一個充滿了人文情懷和書生氣的讀書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憊”和“乏味”呢？
坦率地說，政治理應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熱衷于用權(quán)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書生，放著自己喜歡的學問或擅長的文學不做，放著自己愛的人不能去愛，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讀早期中國革命黨人的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幾乎共同的規(guī)律，那就是，19世紀末，特別是20世紀這一百年，中國和世界上的變化太大了。像古代社會讀書人那樣，躲在鄉(xiāng)間傳道授業(yè)，品酒吟詩，含飴弄孫，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讀書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會受到各種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沖擊，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異族的欺侮和侵奪而刺激。
但是，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從一開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開其帷幕的。進入20世紀更直接變成了一場奪取政權(quán)的暴力革命。因此，槍桿子，而不是筆桿子，就成為了決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爭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知識與激情竟逐漸變得可有可無，甚至會讓信奉“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的政治家們感到討嫌了。中國各派政治力量最終所以會只剩下國共兩黨鼎足而立，國共兩黨中原本居于主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骨干所以會紛紛讓位于黨內(nèi)實際上最有能力的軍事領導人，幾乎不可避免。
對于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個最大的歷史悲劇就是，他們是最早投身于救國救民，自認為最了解政治大勢的一群；最后，他們卻成了政治場中最不知所措、動輒得咎、受人輕視的一群。不錯，從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識分子確有性格懦弱且書生氣太濃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適合于從事政治。但是，他們卻毫無選擇的權(quán)利。忍不住的“關(guān)懷”——活著沒有權(quán)利選擇也就罷了，在革命的思維邏輯下，死后也別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三）
對于我來說，研究知識分子個人歷史，只是研究中共建國史方方面面問題中的一方面嘗試。因此，我的研究和討論，既不在為人立傳，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無意對我的討論對象做蓋棺之論。我只是把他們放到1949年以后整個中國大環(huán)境以及他們周遭小環(huán)境變化的背景中，意圖考察并理解他們對這世道之變從個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認識、去適應，以及他們?yōu)槭裁磿@樣或那樣大相徑庭的適應方法及其不同的結(jié)果。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私人記錄以及各種報刊、檔案文獻披露出來，我們已經(jīng)不再能滿足于像過去人一樣籠統(tǒng)地發(fā)出質(zhì)問：為什么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當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zhuǎn)向？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發(fā)現(xiàn)，事情并非那樣簡單。至少，老派知識分子中有陳寅恪、吳宓，中年知識分子中有董時進、周鯨文，共產(chǎn)黨知識分子中有顧準，青年知識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
當然，本書考察的人物都算不上是上面那樣的另類知識分子。張東蓀、潘光旦、王蕓生理當屬于1949年以后留在中國大陸的主流知識分子中人。但是，這并不等于說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都是同樣的。即使在絕大多數(shù)政治上認同新政權(quán)的知識分子當中，思想認同的原因、過程和程度，其實也是千差萬別的。比如，王蕓生就屬于政治上、思想上認同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認同則不很順利，思想認同更費了不少力氣，但認同以后卻未再動搖；張東蓀政治上認同應該最早，而思想上的認同在三人中卻最表現(xiàn)得最為困難，且被迫的成分遠多于主動的成分，故其至死與共產(chǎn)黨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合拍。
值得注意的是，對共產(chǎn)黨新政權(quán)的認同，尤其是思想認同的早晚及程度，對他們個人在1949年以后的際遇和命運影響十分明顯且重大。
十幾年前，許紀霖曾經(jīng)針對海外較為流行的1949年以后大陸知識分子是因強制洗腦被迫政治轉(zhuǎn)向的說法，依據(jù)史實指出了相當多知識分子其實是自覺要改造思想的情況。他認為，像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金岳霖等人自主轉(zhuǎn)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民族、國家的由衷的熱愛。因為不滿舊中國的屈辱與舊政權(quán)的無能，他們張開雙臂擁抱了作為民族、國家的解放者降臨的共產(chǎn)黨和它所帶來的一切新思想、新觀念�？梢钥隙ǎ@種歷史解讀至今仍舊適用于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
但是，其他許多知識分子呢？比如這種解釋顯然不適用于大批流亡海外或轉(zhuǎn)去臺灣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錢穆等。同樣，它也不適用于留在大陸，內(nèi)心里始終不認同新政權(quán)的陳寅恪、吳宓等。甚至，即使在著名的歷史學家中，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許多人的考慮并不像搞形式邏輯的金岳霖那樣單純，比如鄧之誠、顧頡剛等。而且，縱使愛國的心相通，也不等于能夠與共產(chǎn)黨合得來，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與束星北就是兩個各走極端的例子。
本書無法回答這樣宏大的問題，但讓我們來具體考察一下張東蓀、潘光旦和王蕓生吧，看看他們1949年前后的思想轉(zhuǎn)變具體是如何發(fā)生和怎樣發(fā)生的吧。多一些個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會讓我們多明白一些因為人這樣或那樣不同而存在的差異。我們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由許多許多不同的個人所組成的，即使它在某時某刻會變成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大兵營或奧威爾筆下的那種動物家園，這種不同其實也還是消滅不了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別，既然沒有哪個人會和另一個人長得分毫不差，我們又如何能要求人人都一樣思想和行為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