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
易中天反思秦漢之后的帝國制度：“從秦滅六國到辛亥革命，中華文明70%的歷史都是惆悵，而惆悵，是因為在乎�！�
《帝國的終結(jié)》
易中天剖析帝國的自殺之路：“歷史其實是有大限的。大限一至，機會全無”
《費城風云》
易中天：“世界上首部成文的憲法--美國《聯(lián)邦憲法》究竟是怎樣產(chǎn)生的？”
易中天“帝國與共和”三部曲，是易中天系統(tǒng)論述東西方政治史的著作。《帝國的惆悵》和《帝國的終結(jié)》以中華帝國為范本分析帝國制度的興衰，《費城風云》以美國憲法的誕生來講述共和制度的崛起。2014最新增訂版。
《帝國的惆悵》是易中天對帝國制度的反思。中西歷史的進程，是一個“交相勝”的過程。有時候我們比人家好，有時候人家比我們強。麻煩僅僅在于，人家比我們強，是在近現(xiàn)代。我們的風光靚麗，卻已成明日黃花。這才讓人惆悵。惆悵，就是失落、悵惘、迷茫，即“悵然若失”，因為我們原本不該這樣。
這就必須反思秦漢以后的帝國制度，甚至反思帝國之前的邦國制度。但順藤摸瓜，由近及遠，還得從帝國說起。何況我們的成敗得失，包括漢唐盛世之輝煌，鴉片戰(zhàn)爭之慘痛，也確實跟它息息相關。事實上，一種制度能夠?qū)嵭袃汕Ф嗄曛茫志尤粫谝灰怪g轟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沒有利，就不會存在；沒有弊，就無須革命。所以，帝國必須終結(jié)，也一定會終結(jié)。終結(jié)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悵，還有教訓。
《帝國的惆悵》以人性為視角，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解讀中國傳統(tǒng)社會政治、帝國制度與人性之間的關系，反思中國傳統(tǒng)社會政治和帝國制度。
《帝國的終結(jié)》深度解讀以“制度”為核心的帝國兩千年。
“無須戲說，照樣引人入勝”的政治歷史。
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國誕生，帝國制度從此建立。
公元1911年，在治亂循環(huán)中折騰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終于下決心，革了制度的命，從此迎來歷史上最后一個帝國的終結(jié)。
《帝國的終結(jié)》（2014增訂版）是易中天最看重的作品。本書以辛辣幽默的筆調(diào)，生動詳實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再現(xiàn)了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帝國制度背后的政界博弈、權(quán)力角逐，抽絲剝繭、入木三分。讀者可以從既嚴謹又恣意的文字中，感受易中天的學者魅力，習得來自古人的智慧和謀略。
《費城風云》初版于2004年，如今卻毫無陳舊之感，反而越來越適合在“此刻”閱讀。
所謂歷史，由一系列選擇所造就；所謂政治，其實是做出選擇的智慧。
在1787年的費城會議上，美國人做出了一系列艱難的選擇，起草了《聯(lián)邦憲法》。然而美國人做選擇時的底線很簡單，只不過“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這樣幾個字。即便展開來，也不過這樣一些內(nèi)容--
·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
·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不得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愿、表達不滿和要求伸冤的權(quán)利。
如果只有獨立宣言，美國就永遠只是一個理想或理念，而不是一個國家；直到現(xiàn)在，把美國各州統(tǒng)一起來的，是《聯(lián)邦憲法》，規(guī)范著聯(lián)邦政府、美國總統(tǒng)和全體國民的，也是聯(lián)邦憲法�？梢哉f，是一部憲法締造了一個國家。這樣一部憲法的誕生過程，怎能不讓身處地球另一面的我們深深反思。
作者簡介：
易中天，1947年生于長沙，曾在新疆工作。任教于武漢大學、廈門大學�，F(xiàn)居江南某鎮(zhèn)，潛心寫作“中華史”。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易中天中華史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易中天中華史：祖先》、《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易中天中華史：奠基者》、《易中天中華史：青春志》、《易中天中華史：從春秋到戰(zhàn)國》、《易中天中華史：百家爭鳴》、《易中天中華史：秦并天下》、《易中天中華史：漢武的帝國》、《易中天中華史：兩漢兩羅馬》、《易中天中華史：三國紀》。
目錄：
《帝國的惆悵》
《帝國的終結(jié)》
《費城風云》
第一章明月何曾照渠溝
──讀《史記》、《漢書》之《晁錯傳》
一晁錯之死
晁錯是穿著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殺死在刑場的。
晁錯的這種死法，常常使讀書不細的人誤以為他死得很體面。這事要怪司馬遷。司馬遷在為晁錯作傳時用了“春秋筆法”，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似乎是皇帝給晁錯留面子，讓他穿著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斑固就沒有司馬遷那么厚道，不客氣地揭老底說“紿載行市”（其實司馬遷也說了這話，只不過是在《吳王劉濞列傳》）。紿，就是誑騙。晁錯是被騙到刑場的。奉旨前去執(zhí)行命令的首都衛(wèi)戍司令兼公安部長（中尉）陳嘉大約并沒有告訴晁錯朝廷要殺他，晁錯也以為是叫他去開會，興沖沖地穿了朝服就上車，結(jié)果稀里糊涂被拉到東市，腰斬了，連遺囑也沒來得及留。我們不知道，刑前有沒有人向他宣讀判決書。但可以肯定，晁錯之死，沒有經(jīng)過審判，也沒有給他辯護的機會。
這實在可以說是“草菅人命”，而這個被“草菅”了的晁錯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漢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個什么官呢？用現(xiàn)在的話說，相當于副總理兼監(jiān)察部長。所以晁錯的地位是很高的。一個高官不經(jīng)審判甚至還身著朝服時就被處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事情已經(jīng)到了非常緊迫的程度，二是對手痛恨此人已經(jīng)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現(xiàn)在看來，晁錯的死，兩種情況都存在。
先說事情的緊迫。
晁錯被殺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錯是一有機會就要向漢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為他的極力主張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終下了削藩的決心。什么是“削藩”呢？簡單的說，就是削減藩國的轄地。所謂“藩國”，就是西漢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國。這些王國的國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漢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無疑是要剝奪他們的權(quán)力，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鳳子龍孫豈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強大的兩個王國──吳國和楚國就跳了起來。吳王劉濞和楚王劉戊聯(lián)合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起兵造翻，組成七國聯(lián)軍，浩浩蕩蕩殺向京師，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七國興亂，朝野震驚，輿論嘩然。景帝君臣一面調(diào)兵遣將，一面商量對策。這時，一個名叫袁盎的人就給景帝出了個主意。袁盎說，吳楚兩國，其實是沒有能力造翻的。他們財大氣粗不假，人多勢眾也不假，但他們高價收買的，不過是一些見利忘義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氣候？之所以貿(mào)然造翻，只因為晁錯慫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殺了晁錯，退還削去的領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亂。袁盎是做過吳國丞相的，說話的分量就比較重一點。何況這時景帝大約也方寸已亂，聽了袁盎的建議，就起了丟卒保車的心思。
不能說袁盎的主意沒有道理，因為吳楚叛亂確實是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cè)”為借口的。打出的旗號，則是“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什么叫“清君側(cè)”呢？就是說皇帝身邊有小人，要清理掉。這個“小人”，具體的說就是晁錯。那好，你們不就是要“清君側(cè)”嗎？如果晁錯已誅，君側(cè)已清，你們還反什么反？
事實證明，袁盎的這個主意并不靈。晁錯被殺以后，七國并未退兵，作為漢使的袁盎反倒被吳王扣了起來。袁盎給漢景帝出了誅殺晁錯的主意后，被任命為“太�！保ㄖ鞴茏趶R禮儀和教育的部長），出使吳國。袁盎滿心以為吳王的目的既已達到，應該見好就收的。誰知道這家伙的胃口已經(jīng)吊起來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連面都不見，還丟下一句話：要么投降，要么去死。這下子袁盎可就啞巴吃黃連了。雖然后來他總算從吳營中逃了出來，卻也從此背上了一個惡名：挑撥離間，公報私仇，讒言誤國，冤殺功臣。
實際上當時就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對袁盎不以為然。晁錯被殺以后，有一個名叫“鄧公”的人從前方回京，向漢景帝匯報軍情。鄧公的官職是“謁者仆射”（宮廷衛(wèi)隊長郎中令的屬官），級別“比千石”，此刻被任命為校尉（比將軍低一級的武官），將兵平叛。漢景帝問鄧公：晁錯已經(jīng)殺了，吳國和楚國應該退兵了吧？鄧公卻回答說，怎么會退？吳王圖謀造翻，準備了幾十年，所謂“誅晁錯，清君側(cè)”，不過是個借口罷了，“其意非在錯也”（他們的意圖并非在誅殺晁錯）。所以，吳國和楚國是不會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卻恐怕會閉起來，不敢再說話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景帝問他為什么。鄧公說，晁錯為什么要主張削藩？是因為擔心諸侯過于強盛，尾大不掉，威脅中央政權(quán)，這才提出要削減藩國轄地，以提高京師地位。這是我們漢家社稷的千秋大業(yè)和萬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計劃才剛剛開始實行，自己卻被冤殺于東市，這不是“內(nèi)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做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景帝聽了以后，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澳涣季谩�，才嘆了一口氣說，你說得對，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實，把錯殺晁錯的責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為袁盎當時的身份，只不過一個被罷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過一項“個人建議”。然而處決晁錯卻是正式打了報告的。打報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顏師古注歐音區(qū)）。當時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長官，相當于總理或行政院長；太尉是最高軍事長官，相當于三軍總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監(jiān)察長官，相當于副總理兼監(jiān)察部長。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來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個，不是一個。部長則有九個，叫“九卿”。陳嘉擔任的中尉，張歐擔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時軍警不分，尉可能是軍官，也可能是警官，還可能是軍官兼警官，職責取決于“尉”前面的那個字。比方說，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中，是“宮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師”，和外地的“外”相對應。中尉的職責，是負責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衛(wèi)戍司令兼公安部長。廷，則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職責，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一個政府總理，一個公安部長，一個司法部長，三個人聯(lián)名彈劾晁錯，分量是很重的。
擬定的罪名也很嚴重，是“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申請的處分，則是“錯（晁錯）當要斬（腰斬），父母妻子同產(chǎn)無少長皆棄市”，也就是沒分家的親人無論老幼統(tǒng)統(tǒng)砍頭（棄市是景帝時確定的一種死刑，意謂“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對這個彈劾，漢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陳嘉把晁錯找到，立即執(zhí)行，連招呼都沒打一個。
所以，晁錯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慘，還死得很窩囊。
不過，正如“請誅晁錯，以清君側(cè)”只是吳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也不是晁錯被殺原因。真正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錯該不該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二削藩其事
我們知道，秦漢，是中國國家制度發(fā)生重大變化的重要轉(zhuǎn)折時期。秦始皇的兼并六國，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因為它徹底顛覆了舊制度，建立了一種新制度。這個舊制度，就是“邦國制”，歷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給諸侯，建立各自為政的“邦國”。這個新制度，就是“帝國制”，歷史上叫“郡縣制”，也就是把原來的“許多國家”變成“一個國家”，把原來各自為政的“邦國”變成中央統(tǒng)一管理的“郡縣”。這也是秦漢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實行著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壞制度》一文中有介紹。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郡縣制”，很多人主張繼續(xù)實行“封建制”，還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歸結(jié)為沒有“封建”（分封諸侯）。迫于無奈，劉邦在建國初期，只好實行“一個王朝，兩種制度”的方針：京畿地區(qū)，實行“郡縣制”，由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導；外圍地區(qū)，實行“封建制”，封了許多王國，由王國的國王自行治理。當時的意思，是要讓他們充當中央政權(quán)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籬笆的意思（藩籬）。所以這些國家就叫“藩國”，這些國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們到自己的封地去則叫“之國”或“歸藩”。這樣一種郡縣與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國制”。
不過，劉邦在實行“一朝兩制”時，也留了一手，即只準同姓封王，不準異姓封王。為此，還殺了一匹白馬來做盟誓，叫“白馬之盟”。后來，呂后破壞這個規(guī)矩，封姓呂的做王，就被視為“亂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諸呂的功臣，就是后來平定七國之亂的將領──太尉周亞夫的父親周勃。
其實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這回帶頭造翻的吳王劉濞，就靠不住。劉濞是劉邦他哥劉仲的兒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劉邦出身平民，家里沒什么文化，就用這“伯仲叔季”來做名字。劉邦叫劉季，其實就是“劉小”。他哥劉仲則其實就是“劉二”。劉二是個沒有用的，他兒子劉濞卻能干，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那時劉邦正發(fā)愁吳越一帶沒有一個得力的王侯去鎮(zhèn)守，就封劉濞做吳王。不過劉邦馬上就后悔了，因為他覺得劉濞的樣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無戲言，覆水難收，封都封了（已拜受�。牟贿^來，只好摸著劉濞的背說：五十年以后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萬別造翻。劉濞立馬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說侄臣哪敢呀！
這當然只能作為故事來聽。劉濞造翻并不因為他身上有“反骨”，晁錯削藩也并不因為劉濞要造翻。晁錯大講特講削藩時，劉濞還沒造翻吶！事實上，削藩不是針對哪一個諸侯的，而是針對“郡國制”的。按照這種制度，藩王們是有實權(quán)的。他們有自己的領土、政府、軍隊和財政收入，儼然“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便很可能超過中央政府，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富饒之國，魚米之鄉(xiāng)。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權(quán)的心腹之患。這就要鉗制，要打擊，要削弱其勢力。這就是“削藩”──先裁減其領地再說。
但是這有風險。因為沒有哪個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奪了去，就連阿貓阿狗都不會愿意，何況鳳子龍孫財大氣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們狗急跳墻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擔心，我們削藩，他們會不會造翻？晁錯卻不以為然。晁錯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也就是說，削藩，他們造翻；不削藩，他們也會造翻�，F(xiàn)在削藩，他們馬上就反，但是為害尚小。暫不削藩，他們反得遲一些，但是后患無窮。因為那時他們已羽翼豐滿，存心造翻，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為強”。
可見，削藩，是建立在藩國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jù)都沒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shù)十年矣”的話。吳王自己，也說他“節(jié)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繼日，三十余年矣”。但這也只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后說的。事實上，吳王造翻，事前并無證據(jù)�！捌邍畞y”平定后，政府軍在他們那里也沒找到什么“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fā)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fā)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翻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wèi)”或“防衛(wèi)過當”。至于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jiān)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份內(nèi)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于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cè)”。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來的事，我們不能據(jù)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翻的。但諸侯坐大，對于皇權(quán)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翻的事就遲早會要發(fā)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jù)當日的觀念，造翻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jù)，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shù)�！保ā逗者d河畔談中國歷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著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攏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翻又是什么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fā)展鑄銅和煮鹽產(chǎn)業(yè)（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翻（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fā)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只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徹底的“郡縣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并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xié)的結(jié)果，是漢代統(tǒng)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quán)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tǒng)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翻，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里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quán)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xiàn)出它的優(yōu)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歷史證明，郡縣制是有利于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么“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沖。只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逼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范。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么冤不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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