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是如何看待鴉片戰(zhàn)爭的
新銳漢學家藍詩玲女士的扛鼎之作
一位當代英國學者眼中的中西誤解與沖突
謹以此書紀念鴉片戰(zhàn)爭175周年
簡·米哈爾斯基獎獲獎作品
奧威爾獎入圍作品
同時以中英兩國為大背景的鴉片戰(zhàn)爭著作
著名學者茅海建、馬勇、雷頤、王奇生、止庵、陳洪、丁帆、小寶傾情推薦
知名媒體《時代》《紐約時報》《衛(wèi)報》《獨立評論》《紐約書評》等競相報道鴉片戰(zhàn)爭是中英兩國所該共同面對的話題，而英國新銳漢學家藍詩玲女士的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視域來對此加以考察，旨在讓我們跨出地域的限制，認真反思這場世界沖突的種種罪惡和矛盾。藍詩玲充分吸收了現(xiàn)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尋更多動人的歷史細節(jié)。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學造詣，像林則徐、琦善、義律這樣的歷史人物經(jīng)她描寫，仿佛便可浮現(xiàn)于眼前。除了戰(zhàn)爭過程中的細節(jié)敘述之外，藍詩玲還往后記述了中英兩國人民對此戰(zhàn)爭的復雜的歷史記憶，尤其在中國近代國族構建中扮演的角色。
作者簡介：
藍詩玲（JuliaLovell)，現(xiàn)為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學；已出版數(shù)種與中國近代歷史相關的著作，且以英文翻譯了魯迅、張愛玲、朱文、韓少功、閻連科等中國作家的部分作品；現(xiàn)在正致力于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并重譯《西游記》（節(jié)譯本）。
譯者：劉悅斌，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教授；在各類專業(yè)期刊發(fā)表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數(shù)種，并翻譯出版《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譯）、《尋求中國民主》（合譯）等著作。
目錄：
中文版序
緒論
(一)鴉片和中國
(二)道光皇帝的決定
(三)廣州之春
(四)鴉片和石灰
(五)最初的沖突
(六)“解釋性宣戰(zhàn)”
(七)甜言蜜語和海參
(八)琦善的倒臺
(九)廣州之圍
(十)去英國化了的英國人
(十一)廈門和舟山
(十二)在蘇州的一個冬天
(十三)為清朝中國而戰(zhàn)中文版序
緒論
(一)鴉片和中國
(二)道光皇帝的決定
(三)廣州之春
(四)鴉片和石灰
(五)最初的沖突
(六)“解釋性宣戰(zhàn)”
(七)甜言蜜語和海參
(八)琦善的倒臺
(九)廣州之圍
(十)去英國化了的英國人
(十一)廈門和舟山
(十二)在蘇州的一個冬天
(十三)為清朝中國而戰(zhàn)
(十四)南京條約
(十五)和平與戰(zhàn)爭
(十六)黃禍
(十七)民族病
(十八)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鴉片戰(zhàn)爭
主要人物
近代中國歷史和鴉片戰(zhàn)爭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致謝
索引前言著名歷史學家、《天國之秋》作者裴士鋒評介藍詩玲《鴉片戰(zhàn)爭》
原文發(fā)表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8月29日）
“與中國的戰(zhàn)爭是正義的嗎？”1840年，正值鴉片戰(zhàn)爭開始之際，倫敦的一本宣傳手冊開篇便這樣問道。那位作者答復道：是的。不過，在過去170多年中戰(zhàn)爭雙方所發(fā)出的更大回響卻是否定的。這一定不該如此。
在1839年，中國制裁了在廣州的非法鴉片貿易。這些其實是由從印度走私大量毒品的英國獨立商人操控。一位帝國的欽差大臣沒收并銷毀了英國所擁有的價值數(shù)百萬的毒品。為了反擊，倫敦派出現(xiàn)代軍艦，以使未有防備的中國屈服，還在1842年戰(zhàn)爭結束之際，通過一系列條約，包括迫使中國賠償銷毀的鴉片，并放棄香港的主權。
藍詩玲，一位來自倫敦大學的歷史學家，她以其生動、易讀的《鴉片戰(zhàn)爭》帶著我們回到那個年代。她保持對場景的緊密追述，這正是對她寫作技藝的考驗。一方面，這場著名歷史學家、《天國之秋》作者裴士鋒評介藍詩玲《鴉片戰(zhàn)爭》
原文發(fā)表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8月29日）
“與中國的戰(zhàn)爭是正義的嗎？”1840年，正值鴉片戰(zhàn)爭開始之際，倫敦的一本宣傳手冊開篇便這樣問道。那位作者答復道：是的。不過，在過去170多年中戰(zhàn)爭雙方所發(fā)出的更大回響卻是否定的。這一定不該如此。
在1839年，中國制裁了在廣州的非法鴉片貿易。這些其實是由從印度走私大量毒品的英國獨立商人操控。一位帝國的欽差大臣沒收并銷毀了英國所擁有的價值數(shù)百萬的毒品。為了反擊，倫敦派出現(xiàn)代軍艦，以使未有防備的中國屈服，還在1842年戰(zhàn)爭結束之際，通過一系列條約，包括迫使中國賠償銷毀的鴉片，并放棄香港的主權。
藍詩玲，一位來自倫敦大學的歷史學家，她以其生動、易讀的《鴉片戰(zhàn)爭》帶著我們回到那個年代。她保持對場景的緊密追述，這正是對她寫作技藝的考驗。一方面，這場戰(zhàn)爭嚴重失衡（中國至多贏得一場交戰(zhàn)，依靠你所信賴的資源，而勝利主要關乎天氣）。另一方面，即便一次地面行動可以在瞬間完成——她描述的一場戰(zhàn)役在九分鐘內得到?jīng)Q策——任何來自倫敦的回應需要一年中的大半時間來完成往返的溝通。
藍詩玲女士是中國近代文化的密切觀察者，同時追蹤了這次大戰(zhàn)的后來景象，探討了自19世紀到近當代對其產生的不同記憶。在英國一方，這場戰(zhàn)爭總充滿道德的憂慮。政治家將此作為國家榮譽和自由貿易的名義來推進，但是他們的虛偽是明顯的。有貶斥意味的英語名稱“opiumwar”并非此后的建構，卻在那時被一些評論家使用，比如《倫敦時報》（在1840年，該報否定了在中國的鴉片貿易，稱其為“非法的、當收到詛咒的貿易，并受到邪惡的、殘忍的戰(zhàn)爭的鼓舞”）。
然而，隨著在19世紀的發(fā)展，中國國內的鴉片生產漸漸比肩、最終超過從印度進口而來的鴉片總量。英國曾對強迫中國進行貿易而感愧疚，這時卻有種更少困惑的觀念，即：中國人正是自然地渴求或需要鴉片。鴉片成為了英國人頭腦中中國人種印象的核心觀念。這就好像是說，正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造了這類毒品，還可能威脅通過中國城的私密之處將其進口到倫敦。
順此直下，便生發(fā)出“黃禍”的恐慌以及在20世紀圍繞于傅滿洲博士出現(xiàn)在文藝上的某類高潮。傅在書籍、電影中被描繪成吸收鴉片的邪惡天才，他急于以種族戰(zhàn)爭來報復英國。同時作為文學翻譯的藍詩玲女士還著迷于這種帝國罪惡在文化方面的邪惡升華。這也不囿于英國。她指出杰克倫敦曾在1910年創(chuàng)作出的《前所未有的侵略》為其事業(yè)留下陰影。在其中，他想象到在未來的1976年無所中國人群落席卷全世界，唯有西方的飛艇拋下傳播瘟疫的毒藥，使得浸滿于全中國，殺死掉它的所有人民。
在中國，這場戰(zhàn)爭的記憶在今天仍很重要，因為它關系到國際外交與一般老百姓對世界事務的回應。按照教科書的慣例，鴉片戰(zhàn)爭被作為覺醒的時刻，是通向……取得偉大勝利的必然歷史進程的起始。藍詩玲觀察到，它是關于國家恥辱有力敘述的重要素材，在不同時候激發(fā)大眾團結起來，一致對抗外來的威脅……但是，她發(fā)現(xiàn)，在19世紀的中國學者更傾向于將鴉片戰(zhàn)爭的記憶來作為奔向現(xiàn)代化的刺激，尋求中國孱弱的緣由，而非一意對英國施以憤怒。一直到了1920、1930年代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執(zhí)政時期，教科書才開始將此解釋為國家恥辱的根本，也是所有民眾應合力洗雪的帝國主義恥辱。共產黨攜帶著這樣的信息向前進。
在20世紀下半葉，對于鴉片戰(zhàn)爭的結果，若在中國一方找尋污點，那便可視為異端之說。因此，在1995年，歷史學家茅海建出版了引起轟動的著作《天朝的崩潰》，在其中他通過爬梳帝國的文獻，由此來說明腐敗、無知、虛偽已經(jīng)從內部削弱了戰(zhàn)爭和外交的實力。可想而知的是，他因“思想問題”而遭到了攻擊。但他安然避開了這些批判，如今他已是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譯者按：茅已離開北大）。藍詩玲女士的記述借鑒了茅海建著作的不少成果（茅是藍詩玲熟悉的人）。毫無疑問的是，這本書的功勞之一便是她將茅的成果首次帶到了英語世界。
藍詩玲女士的敘述中的基本道德結構是為人熟知的（英國一方從未站得住腳），而侵略者積累的罪惡和反抗者無私的美德在她的考察之下都變得模糊了。這些帝國主義惡魔們最終卻不能彼此相容，還受到疑慮甚或自我譴責的折磨。如今的中國愛國者難以理解當時的情況：滿漢對立，腐敗官員互相傾軋，商人向侵略者銷售貨物，官兵的野蠻讓其老百姓對他們產生出更多恐懼，遠甚對于英國人。
在進入藍詩玲此書的眾多清晰圖景的途徑中，沒有比這件事兒更能概括這場戰(zhàn)爭的徒勞及其對無辜者的殘忍行徑：19只猴子被聚在一起，一起用來捍衛(wèi)寧波城的港口。正如一位在部隊中的年輕中國詩人解釋的，這是計劃將鞭炮系在猴子的背上，然后把他們扔到英人軍艦之上，好讓點燃軍火庫。然后，在英軍發(fā)起攻擊的時候，所有人紛紛逃跑，包括那位飼養(yǎng)員。這些猴子，唯一沒有主動逃離職位的參與者們，被遺留在此地，拴在飼養(yǎng)員的房子里，在那兒慢慢地餓死了。揭開這些民族主義者從鴉片戰(zhàn)爭中構建出的神話的面紗，留下的便是讓人悲傷的戰(zhàn)爭故事，而這是一場中國人不可能戰(zhàn)勝而英國人絕不該發(fā)起的戰(zhàn)爭。輕松易讀的敘述之外，（藍詩玲）還保持了對緊張場景的追述。這是對她寫作技能的考驗……藍詩玲女士是中國近代文化的密切觀察者，同時追蹤了這次大戰(zhàn)的后來景象，探討了自19世紀到近當代對其產生的不同記憶。
——《華爾街日報》(TheWallStreetJournal)
煞費苦心地追述兩大帝國圍繞在貿易、條約、控告、反控等方面的復雜網(wǎng)絡……藍詩玲頗具匠心地將這些緊張、艱苦的沖突以及170多年后尚能感知到的結果濃縮到了一本書中。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Weekly)本書中文版自序：
中國讀者可能會好奇為什么一個英國作者寫了一本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新書，因為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已經(jīng)就這一悲劇性事件撰寫了很多優(yōu)秀、詳盡的著作。我在撰寫本書時，的確受到了這些學者們非常大的幫助和啟發(fā)，特別是茅海建引人入勝、發(fā)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潰》，該書廣泛利用了中、英文檔案資料。英文學術著作方面，我極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鴉片戰(zhàn)爭與清廷之內部斗爭》和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
但是，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本書，是基于中國普通民眾和英國普通民眾之間對這場戰(zhàn)爭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國讀者我們國家過去曾經(jīng)從事過鴉片貿易。
*
今天，大多數(shù)英國人對自己國家過去的殖民行徑感到非常尷尬，有太多令人震驚的帝國擴張活動令我們感到羞恥：奴隸貿易；用馬克沁機槍對手無寸鐵的土著居民進行的無數(shù)次大屠殺；長達幾個世紀時間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但是，與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國帝國主義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視而不見，這就是鴉片——一種令人十分容易上癮的毒品，它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給英帝國提供了滾滾財源。
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擴張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個大帝國，這使得它很是自豪，認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優(yōu)越性。不過，這個帝國，這個使英國成為富庶的世界強國的帝國，它的一大半建立在從毒品賺取的金錢上，即英國從在印度的鴉片專賣中賺取的利潤。18世紀后期英國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鴉片制造壟斷制度，強迫當?shù)赜《绒r民簽訂種植罌粟的合同。到收獲季節(jié)，鴉片汁原液在英國開辦的工廠里加工成產品，裝進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極高的利潤賣給中國。
英國不光是從事鴉片貿易賺取利潤，還為鴉片發(fā)動戰(zhàn)爭。由于中國政府拒絕使鴉片走私貿易合法化，英國于1839—1842年間和1856—1860年間發(fā)動了針對中國政府的軍事遠征（在在這過程中，英國攫取了現(xiàn)今香港版圖的大部分），卻聲稱它的主要目的是打開中國自由貿易的大門。英國在亞洲從事鴉片貿易及為之發(fā)動戰(zhàn)爭的歷史，是明顯的機會主義和偽善，因為它的政客、商人和軍人都隱瞞了他們是在文明和進步的幌子下為保護非法的毒品貿易而戰(zhàn)的事實。
從很多方面來說，鴉片對英帝國都很重要。在華南，鴉片換成白銀，白銀為英國公眾購回茶葉，因而，鴉片扭轉了英國在亞洲的貿易逆差，為英國的茶葉嗜好提供了資金；相應地，茶葉交易的稅收，又解決了皇家海軍的很多費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國出售鴉片的收入，實際上負擔了英國統(tǒng)治印度時期的大部分費用，并為英國在印度洋沿岸的貿易提供了白銀。19世紀，嚴格管理的鴉片生產還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財政收入。
不過，在我看來，英國一直竭盡全力忘記它與中國打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事實，在英國中學和大學的歷史課上碰不到鴉片戰(zhàn)爭的內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國對于這兩次戰(zhàn)爭的健忘癥早就開始了。還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國歷史教科書在談到香港和英帝國在東方的管轄范圍時，就不再提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而是委婉地寫道，他們在1842年“得到了”那個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香港成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歷史逐漸被抹去了。1841年英國靠炮艦建立香港的歷史，在1991年150周年時悄無聲息地就過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時英國高官的告別演說，也對鴉片和為鴉片打的那兩場戰(zhàn)爭避而不談，只字不提。
英國從事毒品貿易的那些歷史痕跡在倫敦也被有意忽視了。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倫敦東部那些巨大的碼頭上卸載了英帝國各地運來的奇珍異寶：香料、靛藍、絲、波斯地毯、煙草、咖啡。東印度公司碼頭（TheEastIndiaDocks）——倫敦卸載中國茶葉的碼頭——是印度、中國和大不列顛最為重要的牟利貿易三角（由茶、鴉片、絲構成）匯聚點之一。然而，在今天，原東印度公司碼頭在其19世紀如日中天的時候，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都有上百艘商船匯集在這些碼頭，很多船上裝滿用印度鴉片換來的中國茶葉，如今已經(jīng)荒廢破敗，靜靜地橫臥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鳥占領，或被重新改造為漂亮的玻璃和鋼鐵建筑的公寓式街區(qū)。
但是，這是一段對全球政治依然能產生強烈共鳴的歷史。如果英國——不論是故意地還是只因為太懶——已經(jīng)忘記其鴉片貿易的歷史，那么，在大陸中國，對鴉片貿易和鴉片戰(zhàn)爭的記憶卻大不相同。在中國，小學生可以從課本、博物館、紀念儀式和電影中了解到，鴉片戰(zhàn)爭標志著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開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毀滅中國的開始，開啟了恃強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國的災難世紀，也開啟了中國為成為現(xiàn)代強國而奮斗的世紀。要理解今天中國與西方麻煩不斷的關系——這是當今地緣政治中最為重要的外交關系之一——西方讀者就必須要明白中國是怎樣記憶鴉片戰(zhàn)爭的，要明白英國在雙方?jīng)_突中的作用。
*
不過，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資料和二手資料研究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中，我也發(fā)現(xiàn)這段歷史中有讓我吃驚的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與我所熟悉的歷史大不相同。撰寫一部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著作，幾乎改變了我對于中國的每一個偏見。很久以來，鴉片戰(zhàn)爭被明確看作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即擴張主義、自由貿易的英國與頑固排外、閉關鎖國的中國之間的沖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認為，自遠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認同于一套單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1839年中國與英國開始進行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情形卻并非如此。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躁動不安的衰敗中的帝國，到處是對帝國中央政府沒有忠誠感的心懷不滿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財產受到威脅，他們就會與英國人作戰(zhàn)。但是，也有很多人把這場戰(zhàn)爭看作是從英國人那里掙錢的機會，他們向英國人出售補給品，為英國人導航領路，甚至為英國人提供情報。所以，中國在據(jù)稱與英國作戰(zhàn)的同時，也在與自己作戰(zhàn)。在廣州被圍困期間，城里的中國軍隊卻在忙于搶劫、殺人乃至（在極端情況下）互相獵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敵愾，共同對敵作戰(zhàn)。
我們一般認為戰(zhàn)爭會帶來一些異于尋常的結果，如慘無人道的殺戮、勇敢頑強的精神和愛國主義的情懷。不過人們在單調乏味的和平時期常犯的錯誤在戰(zhàn)爭中也普遍存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迫在眉睫的人員傷亡和物資耗費并沒能阻止悲劇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為發(fā)生。在人民被殺戮、城鎮(zhèn)被攻陷的時候，中國負責指揮這場戰(zhàn)爭的有關人員卻藏匿或丟失了英國關于戰(zhàn)爭要求的文件副本；他們厚顏無恥地向皇帝撒謊，把事實上的一敗涂地說成是大獲全勝；一個將領在本該指揮一場戰(zhàn)斗的時候卻因鴉片煙癮發(fā)作而頭昏腦脹不能指揮作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打了兩年半時間，花費了數(shù)千萬兩銀子，犧牲了幾千人的生命，皇帝卻在給他一個前線大臣的華麗麗的諭旨中詢問，他想知道，英國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其一，我希望將英國讀者從他們對我國充滿鴉片的歷史的健忘癥中喚醒。其二，我還想描述這場戰(zhàn)爭紛繁復雜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資料是由維多利亞時代參與這場戰(zhàn)爭的英國軍人撰寫的，他們是把它純粹當成一場軍事行動來記述的。但是戰(zhàn)爭從來不是這么簡單的：戰(zhàn)爭充滿了傷害、機會主義、錯誤、謊言和喧囂。對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會給我們多方面的啟迪：關于中國和英國的歷史，關于個人的痛苦經(jīng)歷和文化沖突，關于政府和社會的功能或機能失調，關于人們在絕望狀態(tài)下產生的折中妥協(xié)、措置失宜、欺瞞哄騙及悲劇結局。
藍詩玲（JuliaLovell）
第一章鴉片和中國讓我們看一幅中華帝國晚期鴉片吸食者的照片。在這張有代表性的照片中，兩個男子斜靠在一張長榻上，身上裹著有襯里的提花絲織長袍。其中一個男子把手臂搭在一個年輕女子的肩上，這個年輕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來有點兒不自然——或許是有吸食者在盯著她看，或許是因為正在照相的緣故）。兩個男子頭靠著床頭板，眼神向下越過長榻盯著照相機，眼睛半瞇著，面無表情。（還碰巧其中一個吸食者手中令人費解地抓著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鴉片制劑使得鴉片看起來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Brassa，本名Gyula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攝影大師�！g者）拍攝巴黎先鋒派把鴉片重新包裝為放蕩不羈的高雅之物幾十年之后，這一景象依然讓人感到有些不適，比一對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讓人感到不舒服，盡管這兩個吸食鴉片的人顯然生活優(yōu)裕，看起來也不是有太大的鴉片煙癮。也許，從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躺著吸食毒品顯得非常頹廢墮落，仰臥的姿勢十分猥瑣齷齪。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陰沉眼神（我們這樣想象）平視著我們，好像在向我們示威：“我們是故意而且高興地吸食鴉片來毀滅自己，你們想怎么樣？”
不管我們的政治多么自由，我們仍然會對鴉片抱持成見，這種成見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學的因素，它是從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國）開始形成的，這種成見把吸食鴉片看作是社會渣滓或專干壞事的人所樂意干的惡行。不過，除了對于吸食鴉片進行譴責外，還要看到，吸食鴉片是個更為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這就是19世紀的廣泛爭論，先是西方傳教士和醫(yī)學界的觀點，然后是中國政府決定譴責中國存在的吸食鴉片的風習，把它看作是病態(tài)的、不正常的——是中國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人們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紀40年代初，中英兩個國家進行了一場以鴉片為名的戰(zhàn)爭，鴉片扮演了改變兩個國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中國，鴉片一開始都只是一種外來的藥品（在英國是土耳其藥品，在中國是印度藥品），先是在19世紀引種，然后在該世紀末又作為外來毒品被堅決拒之門外。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不論是在一般大眾眼里，還是在醫(yī)藥專家眼里，鴉片除了能緩解疼痛之外，大家對它并沒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處是大還是��？它會使使用者變得粗野沒人性嗎？它會使人的肺變黑、會像吃了鴉片的蛆蟲那樣爬嗎？沒有人能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半S著煙毒流入內地，煙禍遍及各地沉湎于鴉片者是在浪擲生命”，清末一個名叫張昌甲的鴉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頁篇幅對吸食鴉片進行評論前悲嘆道：“鴉片實為世間不可少之物�！兵f片吸食者給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對許多人［包括托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ey），他在鴉片酊的支撐下，夜里在倫敦的街頭游走。］來說，鴉片是興奮劑。中國的勞苦大眾靠著在中午休息時抽幾口鴉片，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去從事繁重的勞動。19世紀末，一個牧師注意到，這些人“簡直就是靠鴉片活著，鴉片就是他們的酒肉�！本S多利亞沼澤（VictorianFens）中的情形與此沒有什么不同：“一個要做苦工的男人開始工作前先服用（鴉片）丸子�！�19世紀中葉的一個觀察者寫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點兒鴉片，要不他們決不喝啤酒�！标P于鴉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間在中國的英國軍隊指揮官注意到，清軍士兵經(jīng)常在準備作戰(zhàn)時先要飽吸一通鴉片，結果，鴉片使一些士兵鎮(zhèn)靜下來，使一些士兵為即將到來的戰(zhàn)斗興奮起來，還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個多世紀的現(xiàn)代醫(yī)學發(fā)展之后，鴉片對人類體質的影響還有許多未知之處。不論是采用吃的方式、飲的方式還是吸的方式，鴉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樣的：它令人產生幻覺的成分是嗎啡，這是一種脂溶性生物堿，它被血液吸收，（根據(jù)準備的力度、服用的途徑和個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幾秒鐘或幾分鐘內）撳動細胞中的開關——類鴉片活性肽受體。一旦撳動，其中的一個開關——μ受體——就會減緩掌管疼痛感的神經(jīng)末梢的化學傳感器的釋放。嗎啡產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許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能在幾分鐘內解除巨大的痛苦。鴉片遠遠不是僅能夠使痛感消失，因為它進入血液，到達腸道，減慢腸道的蠕動，止住腹瀉和痢疾。它通過抑制咳嗽中樞，產生鎮(zhèn)咳作用�；蛟S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進多巴胺的釋放，多巴胺是使大腦產生愉悅情緒的荷爾蒙。簡而言之，鴉片能使我們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樣，鴉片也有其不受歡迎的消極作用。它的一個缺點是它會引起反胃惡心（這是在40%服用嗎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應）。如果服用它是為了緩解痛苦而不是治療腹瀉，它會導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點，是它會減慢甚至是停止大腦中控制呼吸的中樞，因此，使用過量的話，它會令人窒息而死。由于過量服用鴉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靜，很久以來，鴉片是缺乏勇氣的人自殺時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殺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強滿足感，也能增強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悅的感覺。它能加強、放大對恐懼和危險的感知，因而也是導致妄想狂、猜疑癥和精神分裂癥的藥劑——德昆西的幻覺癥就是這樣產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鴉片，出版有《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懺悔》，書中描述的東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覺�！g者）
鴉片的最后一個缺點（像許多由多巴胺產生的反應，即被由它產生的愉悅感所控制一樣），是它誘使人渴望從頭開始重新體驗整個過程。如果沒有外界物質如鴉片的刺激，類鴉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體就會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狀態(tài)安靜地存在于我們的體內。然而，一旦一個受體受到刺激，這個受體就會變得不再敏感，就會失去平衡，就會要求經(jīng)常性的、或許還是持續(xù)增加的那個刺激物的供應。如果體內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平衡和化學平衡要依靠體外的藥物來維持，供應的突然中斷將會帶來不良反應癥狀——發(fā)抖、疲憊、發(fā)熱、起雞皮疙瘩［goose-pimples，這是“coldturky”（突然戒毒法）這個說法的來源］、惡心、腹瀉、失眠——這些癥狀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緩解。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中，鴉片的歷史形象幾乎與它的化學作用一樣多姿多樣。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從17世紀初開始買賣鴉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條通往中國市場的道路（“鴉片交易看起來有鴉片的特性，”一個金盆洗手的鴉片販子回憶說，“它們傳達了一種平和的心境，出售鴉片時付百分之三的傭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潤，沒有壞賬！”）；其次，它又賦予了把中國從吸食鴉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來的道德正當性（“所有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強，”1842年后一個英國傳教士解釋說，“這正像你在任何一個不信上帝的國家中期望發(fā)現(xiàn)的情形一樣。不過，對于吸食鴉片的人，情況就更糟�！保４蟾旁�1870年前后，西方反對中國吸食鴉片的風習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舊偏見，形成了“黃禍”論（YellowPeril）。按照“黃禍”論的邏輯，不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喜歡鴉片，摧毀了他們身上正常的人體反應的任何可能：這是“一種癖好”，一個“潛在的巫師”，使他們成為高深莫測的沒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軍，用來對西方進行報復。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鴉片帶給了他們吸食上癮的危險，但也帶給了他們很多好處：包括利潤，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獲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覺、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紀末，即使是鴉片的形象已經(jīng)徹底變成為只是被詭計多端的帝國主義者強加給中國的外來毒品之后，對鴉片的這種看法也并沒有維持多久。對西方的憤恨很容易就退而變成對自己的厭惡：民族主義道德恐慌的潛臺詞是，英國人是給我們帶來了鴉片，但這是我們自己吸食上癮的。1839年，在導致了與英國的戰(zhàn)爭的禁煙運動前夕，中國主張嚴禁鴉片的人——包括態(tài)度堅決的林則徐——以肯定的語氣譴責煙毒，說“鴉片之為害，甚于洪水猛獸”、“鴉片戕害生命，將使我中華之人盡淪為蟲豸犬豕”。但愿事情是如此簡單。
鴉片最初是從邊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臘、古羅馬、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進中華帝國的舶來品，中國文獻（一本醫(yī)學手冊）對鴉片的最早記載在8世紀上半葉。它可吃可飲，有多種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與生姜、人參、甘草、醋、烏梅、米粉、冬蟲夏草混合使用），可用來緩解各種病痛（腹瀉和痢疾、關節(jié)炎、糖尿病、瘧疾、慢性咳嗽、體質虛弱）。到11世紀，人們認識到它不僅能治病，還能給人帶來愉悅�！氨憧诶�，調肺養(yǎng)胃�！币粋�心滿意足的鴉片吸食者注意到鴉片的作用，“飲之一杯，失笑欣然�！贝蠹s四百年后的一本宮廷編年史著作中詳細說明道：“鴉片狀若沒藥（又名“末藥”，是橄欖科植物地丁樹或哈地丁樹的干燥樹脂，可作藥用�！g者）而深黃，柔韌若牛膠焉，味辛，大熱，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其價與黃金等�！兵f片被認為能控制射精，據(jù)性學理論說，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補腦。在中國明代（1368—1644），添加了鴉片的壯陽藥風行一時——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總共十六個皇帝中，十一個皇帝沒有活過他們的四十歲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為徹底根除中國毒品最后沖刺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產黨政府發(fā)掘了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患憂郁癥的萬歷皇帝（盡管他活得很長）的陵墓，發(fā)現(xiàn)他的骨殖中含有嗎啡。大膽的明宮廚子甚至嘗試著用旺火炒嗎啡，把罌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來代替豆腐。鴉片是明朝靈丹妙藥“大金丹”（用于治療牙痛、跌打損傷和房事不舉）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這味藥中，鴉片與牛黃、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兒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藥材合在一起用，這些藥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據(jù)藥學手冊，一次服用一丸。）
還有另外一種舶來品——從新大陸引進的煙草——也導致了吸食鴉片。煙草是在1573—1627年間的某一時間點上引進中國的（與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時），到17世紀中葉，吸煙之風已經(jīng)蔓延到全帝國。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煙作為“其罪甚于箭術之荒疏”而予以嚴禁：吸煙者和賣煙者會被罰款、鞭笞以至砍頭。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煙當做是壞事，因為京城外已經(jīng)遍植煙草了。18世紀早期，一個新奇的發(fā)現(xiàn)通過來往于中國和爪哇的商船從爪哇傳到中國，這就是：如果先把煙草在鴉片的漿汁（主要是葡萄牙貨）中浸泡過，吸起來感覺會更好。這個新發(fā)現(xiàn)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臺灣，然后從臺灣傳到大陸沿海，再傳到內地。
正是吸煙的方法教會中國消費者吸食鴉片的方法。吸煙是社交性的，講究技術，有很高的鑒賞性（要用玉、象牙和龜殼為材料并飾以雕刻、鑲嵌以珠寶的煙具，用銀制燈具加熱調制鴉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紅檀木長榻上）。比起吃鴉片和喝鴉片來，吸鴉片對人的生命威脅也�。捍蠹s80%—90%的嗎啡通過煙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煙散發(fā)掉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國形成了自己的鴉片文化：它成了飯后的時髦享受，（妓女）賣唱生意場上的主要潤滑劑，所有有臉面的人待客時的必備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減輕壓力時最喜歡用的東西。鴉片煙館可能會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華奢侈的地方，遠不是狄更斯筆下那種老套的“罪惡之窩”（den-of-vice，指妓院）（像驚詫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國鴉片毒患最嚴重的時候——說的那樣，鴉片煙館像是個“溫馨的啤酒館”），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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