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由陳恒、王劉純主編。顧問20多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德國埃森人文學科學研究所、美國拉特格斯大學等，編委也接近20位，來自首都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強大的編委及顧問陣容，保證了本書在內容選擇上的質量。書中文章理論與事實相結合，邏輯嚴密，同時并不枯燥，反而吸引讀者深入閱讀，發(fā)人深思。
內容簡介
《新史學.第十四輯（城市史與城市文化）》全書分為六個篇章，分別為“城市史與城市文化”、“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專題研究”、“評論”、“光啟講壇”、“文獻與史料”。內容嚴謹翔實，讀來令人深思。
作者簡介：
王劉純，編審，碩士研究生導師，新聞編輯出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任中國編輯學會理事，全國大學出版社協(xié)會常務理事等職。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出版學、中國書法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先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書法通用教程》、《出版學思錄》等書法、古典文學、出版專業(yè)的學術專著，發(fā)表學術論文20余篇。
陳恒，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1993年進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孫道天先生門下學習希臘史，從此與希臘化研究結下了緣分。
1996年畢業(yè)后到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講課之余情系希臘化研究。把碩士論文的一部分《關于希臘化時代的若干問題》投到《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發(fā)表。是為其第一篇學術論文，而且得到了認可，《新華文摘》（1997年第7期）、人大復印資料《世界史》（1997年第6期）等報刊做了全文轉載，這更加激勵其繼續(xù)研究這一課題。
1998年又到復旦大學歷史系隨張廣智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并得到了導師的諸多鼓勵與悉心指導。最終取得博士學位，不久又出版之，即《希臘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
曾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現(xiàn)任上海師范大學社科處處長。
目錄：
城市史與城市文化
歷史上的城市阿諾德·湯因比文倪凱譯
中世紀歐洲城市馬克·博納文屈伯文譯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衛(wèi)生、洗浴和街道清理
林恩·桑代克文唐詩卉、朱明譯
12至14世紀意大利公社關于城市環(huán)境的管制
弗朗切斯卡·波凱文唐詩卉、朱明譯
前工業(yè)社會中城市貧困問題淺析劉敏
電影與城市漢努·薩爾米文王芳譯
為誰保護歷史？———美國歷史保護學的演進、批判與反思李娜
歷史社會學初探孫琇
18世紀觀察者及其后歷史學家視野中的英國政治、文化與工業(yè)革命
佩內洛普·科菲爾德文葉亢譯
約旦的巴勒斯坦人———徘徊在邊緣與主流間的“少數(shù)族群”車效梅、常芳瑜
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城市史與城市文化
歷史上的城市阿諾德·湯因比文倪凱譯
中世紀歐洲城市馬克·博納文屈伯文譯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衛(wèi)生、洗浴和街道清理
林恩·桑代克文唐詩卉、朱明譯
12至14世紀意大利公社關于城市環(huán)境的管制
弗朗切斯卡·波凱文唐詩卉、朱明譯
前工業(yè)社會中城市貧困問題淺析劉敏
電影與城市漢努·薩爾米文王芳譯
為誰保護歷史？———美國歷史保護學的演進、批判與反思李娜
歷史社會學初探孫琇
18世紀觀察者及其后歷史學家視野中的英國政治、文化與工業(yè)革命
佩內洛普·科菲爾德文葉亢譯
約旦的巴勒斯坦人———徘徊在邊緣與主流間的“少數(shù)族群”車效梅、常芳瑜
史學史與史學理論
歷史書寫的歐洲傳統(tǒng)之三———作為預言的歷史
理查德·威廉姆·索森文李騰譯
康德的歷史理性思想研究倪凱
柯林武德歷史敘事理論探析張作成
馬舍雷《喬治·康吉萊姆的科學哲學：認識論和科學史》一文“引言”
阿爾都塞文吳志峰譯
專題研究
希臘化時代和文明史伯里文焦?jié)h豐譯
活力、秩序與重估：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陳素娟
國家民族主義視角下的塞浦路斯問題謝立忱、尹婧
赫魯曉夫的致命改革：黨的機關的分立及其后果（1962—1964）
赫列夫紐克文劉顯忠譯
美國信息社會形成初探石光宇
評論
2014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fā)展綜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室
作為一個社會的羅馬：《羅馬史研究入門》書評石晨葉
光啟講壇
國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趨勢與中國的非洲史研究
舒運國、包茂紅、孫紅旗、沐濤、張忠祥
治學門徑與方法———漫談外國史料與史學陳志強、陳曉律
文獻與史料
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1970年1月）阿爾都塞文吳志峰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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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巴勒斯坦的原著居民，還是遷移過來的難民，他們無不意識到，在約旦這個以氏族部落制為基礎和約旦人為絕對政權主體的主流社會，他們始終屬于“外來人”和“異族”。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兩個群體間的關系與約旦國內政治和經濟變化密不可分。由于存在巴勒斯坦人占到國家人口多數(shù)的事實，約旦政府在理論上一再宣揚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團結的思想。但是事實卻并非如此，不論是從情感還是從實際操作上，政府的天平往往偏向于本土人。而當?shù)厝艘舱J為巴勒斯坦人對金融交易的虔誠勝過對約旦政府的忠誠；他們鼓吹政府應當大規(guī)模地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到巴勒斯坦權利自治機構的管轄范圍。③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一些退休的軍政官員發(fā)表了一項聲明，勸誡國家把在１９８８年對約旦河西岸宣布斷絕來往的聲明“憲法化”；并表示約旦王國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應當放棄約旦國籍，回到巴勒斯坦。這些挑釁的言論引發(fā)了一系列的抗議，由前首相（也是情報局長）艾哈邁德·奧比達起草、數(shù)千名巴勒斯坦人和外約旦人聯(lián)名簽署了一份反對宣言，呼吁政府應當對以色列實施強硬政策，而對約旦身份認同問題上實行溫和策略。④
許多自由派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保留巴勒斯坦人約旦國民身份的去留及由約旦人主導政府等問題上是極為保守的。一位自由派說：“這是我們的國家，它們的國家是巴勒斯坦”。一些約旦裔民族主義者擔心議會和內閣中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將會逐步地把約旦變成巴勒斯坦人的政府，反而會使以色列人一直企圖把約旦變成巴勒斯坦人的替代國變成事實。一位官員擔心地說道：我們不能將代表的人數(shù)超出太多即使是５０％也不行，約旦人決不能容忍同巴勒斯坦人在政府部門平分秋色。如果到那時我們將喪失約旦人的國家認同。”①
在巴勒斯坦人中，對遭排斥的抱怨波及不同的階層，從貧困的難民營到安曼西區(qū)的奢華別墅。②就已經“融入、同化”到約旦社會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他們在一些領域仍遭到歧視。約旦巴勒斯坦人被邊緣化領域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政治上，巴勒斯坦人遭遇諸多限制和社會排擠。巴勒斯坦人在政府機構的話語權嚴重缺失。２００６年，有巴勒斯坦裔的約旦人占到２８位大臣中的４位。在議會中，５５名參議員中的９人和１１０名下院中的１８位成員是原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沒有巴勒斯坦人任職州長的例子。而在選舉資格上，絕大多數(shù)代表資格都分配給了非巴勒斯坦人口的選區(qū)。能否參軍和能否擔任高級軍官，是外來族群在約旦這樣一個多族群社會中是否被真正接納的一個重要評價標準。約旦從１９９２年開始實行招募志愿兵的政策，巴勒斯坦裔約旦人被排擠出軍隊，軍隊和安全機構的權力主要掌握在了外約旦人的手中。③在經濟上，巴勒斯坦人雖然在許多領域，尤其是私用領域占據(jù)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一些公有部門卻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以１９７５年安曼巴勒斯坦人（男性）在約旦從事各種職業(yè)的人員所占比例為例———教師占９．７％，商人１８．８％，工業(yè)交通４５．４％，服務業(yè)１１．２％，農漁礦業(yè)１４．５％，但是卻沒有公務員。④在教育上，許多巴勒斯坦人在公立大學的入學申請上和獎學金的發(fā)放上較之于外約旦人也時常被差別對待。
就難民而言，邊緣化狀況更為明顯。難民是在約旦社會處于弱勢地位的主體。他們既是難民又是約旦公民，同時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們又受到巴勒斯坦“民族性”和約旦“國民性”問題的雙重困擾。由于其特有的邊緣群體的身份（巴勒斯坦難民身份、約旦國民身份）從而形成新的社會問題，并促使約旦時而通過“統(tǒng)一”或是“融合”，時而又收回“公民資格”來化解這種身份認同的矛盾性。本應當受到國民待遇的一群人，卻由于這種特殊性使得他們很難享受到公民的待遇，常常令他們產生“二等公民”的心理落差。雖然同屬于被約旦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然而處于社會金字塔底層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難民營中的難民又是“邊緣中的邊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了社會權力分層之外，可以說在各個領域都處于弱勢地位。第一，他們處于社會就業(yè)體系的底端，多從事非正規(guī)職業(yè)。很難通過更換工作而實現(xiàn)向上的社會流動。第二，除了受ＵＮＲＷＡ救濟的難民，許多生活在難民營之外的巴勒斯坦難民其生活同普通底層的約旦人一樣過著窘迫的生活。有時還不得不通過遠在海外務工的親戚匯錢接濟。第三，難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嚴重不足。尤其是生活在難民營中的難民們被困在難民營，進出難民營受到多方限制，滿足生活必需已屬不易，更別提在城市中工作、學習，由于這種相對“隔離”的環(huán)境導致他們無法享受到作為約旦公民所能享受到的社會資源。而政治權利的缺失又制約著他們經濟權利的實現(xiàn)，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由于他們往往關心的是生活質量的改善，對于參與政治缺乏一種意識，加上利益訴求渠道的不通暢，就往往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來表達心中不滿，引發(fā)警民沖突導致暴力事件發(fā)生。最后，難民的身份凝固化，向上流動困難。由于難民的身份是世襲的，因而難民遭受歧視、被排斥、被邊緣的現(xiàn)狀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xù)存在，想要爬上社會金字塔頂端困難重重。①
就巴勒斯坦人中上層階級而言也存在被歧視感。困擾中產階級的是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符，盡管他們在約旦社會經濟中起著支配地位，享受著奢華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們卻無法進入到約旦的權力體系中，難以對約旦的各項政策形成決定性的影響，無法通過有限的經濟渠道來改變其社會地位②。作為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最為杰出的一個成功案例，即約旦王后拉尼亞，也時常遭到一些激進分子和盲從民眾的攻擊。一些媒體奉勸拉尼亞王后應當減少公開活動“從公眾視線中消失”，甚至引發(fā)２００９年瓦達特（ＡＬ－ＷＩＨＤＡＴ）球隊和費薩爾（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球隊球迷斗毆事件（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球隊的名字來自于哈西姆家族國王費薩爾，球隊由地位顯赫的卡邁勒·阿德萬部落掌控。瓦達特球隊則是以巴勒斯坦人最大的難民營命名，它是由商人ＴＡＲＥＱＫＮＯＵＲＹ贊助），原因就是費薩爾隊球迷要求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同他的巴勒斯坦裔妻子離婚，另取兩名約旦血統(tǒng)的妻子。③球迷間沖突折射出約旦人對政權旁落他人的極度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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