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他都講透了。從獨特視角反思從晚清到民國這段歷史。內(nèi)容簡介
《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本書是秦暉先生近幾年寫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組編而成。2011年時逢辛亥百年，秦暉應報章之邀開了個專欄，就中國“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許多問題談了很多不一樣的看法。到了2014年“一戰(zhàn)”百年、2015年新文化運動百年，秦暉又寫了些相關文字。這期間還對太平天國與近代中日關系也發(fā)表過意見。所有這些看法其實都來自多年以來秦暉對近現(xiàn)代史的一個宏觀構(gòu)想，它們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變”何以發(fā)生？秦暉認為，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頭緒紛紜，但抓住了這一頭一尾的兩大變局——形成我們過去主要傳統(tǒng)的“周秦之變”，與歷時百余年我們至今仍身歷其中的“晚清以來之變”，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國悠久歷史的脈搏，并看到今后繼續(xù)努力的方向了。
作者簡介：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著作有：
《南非的啟示》（2013）（第十四屆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經(jīng)濟觀察報》2013年度十大好書、《錢江晚報》2013年度非虛構(gòu)白銀獎、《出版人》2013中國書業(yè)年度評選十大好書、《都市時報》2013年度十大好書）
《共同的底線》（2013）（《南方周末》文化原創(chuàng)榜2013年度非虛構(gòu)類致敬圖書、《新京報》2013年度社科好書、鳳凰網(wǎng)2013年度十大好書、新浪網(wǎng)2013年度十大好書、《中國企業(yè)家》年度好書TOP10（人文類）、《出版商務周報》第二屆（2013年）風云圖書）
《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jīng)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2012）
《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2010）
《傳統(tǒng)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2004）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南非的啟示》（2013）（第十四屆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經(jīng)濟觀察報》2013年度十大好書、《錢江晚報》2013年度非虛構(gòu)白銀獎、《出版人》2013中國書業(yè)年度評選十大好書、《都市時報》2013年度十大好書）《共同的底線》（2013）（《南方周末》文化原創(chuàng)榜2013年度非虛構(gòu)類致敬圖書、《新京報》2013年度社科好書、鳳凰網(wǎng)2013年度十大好書、新浪網(wǎng)2013年度十大好書、《中國企業(yè)家》年度好書TOP10（人文類）、《出版商務周報》第二屆（2013年）風云圖書）《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jīng)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2012）《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2010）《傳統(tǒng)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2004）《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jīng)濟社會轉(zhuǎn)軌與思想變遷》（2004）《農(nóng)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xiàn)實選擇》（2003）《問題與主義》（1999）
目錄：
第一章“演員”越來越清晰，“劇本”越來越模糊
003辛亥革命“成功”了嗎？
004“辛亥觀”的演變
007“細節(jié)化”的辛亥敘事：什么是“政黨”？
010革命還是立憲：也許是個假問題？
014“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016和平的君主立憲可能嗎？不可能僅僅因為是滿族皇帝？
019辛亥研究，如今細節(jié)是越來越清楚，而背景卻越來越模糊了
第二章“改朝換代”與君主和平立憲的可能性問題
——“封建”與帝制的比較
025假如辛亥前是漢族王朝？
030辛亥革命推翻了什么“王朝”？論此王朝并非彼“王朝”（dynasty）
033“光榮的女王”是個“亡國之君”？
037“有國王的共和國”與“半封建”帝國的憲政之路第一章“演員”越來越清晰，“劇本”越來越模糊003辛亥革命“成功”了嗎？004“辛亥觀”的演變007“細節(jié)化”的辛亥敘事：什么是“政黨”？010革命還是立憲：也許是個假問題？014“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016和平的君主立憲可能嗎？不可能僅僅因為是滿族皇帝？019辛亥研究，如今細節(jié)是越來越清楚，而背景卻越來越模糊了第二章“改朝換代”與君主和平立憲的可能性問題——“封建”與帝制的比較025假如辛亥前是漢族王朝？030辛亥革命推翻了什么“王朝”？論此王朝并非彼“王朝”（dynasty）033“光榮的女王”是個“亡國之君”？037“有國王的共和國”與“半封建”帝國的憲政之路040辛亥中國：革命為什么成為大概率事件？第三章為什么人們厭惡了帝制？047大災難的形成機制049“必然”論與“偶然”論的中國版053周期性浩劫與“亂世增長”056“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如此仇恨為哪般？060重新審視歷史上的“制度”問題第四章不仁不義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憲政——辛亥之變的價值觀基礎067向往“飛天”的傳統(tǒng)071從“陳荔秋中丞”談起075“法道互補”：“鄉(xiāng)愿”人格遮蔽“鄉(xiāng)紳”意識077從陳蘭彬想到劉錫鴻081“天下為公”，還是“天下為家”？083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第五章“宏大敘事”與“祛魅”——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的若干解析089晚清的大勢所趨093既往“宏大敘事”何以不受歡迎095“祛魅”重在已成為事實的行為，而不在追究動機097關于保路運動的“祛魅”100要害不在于是否“國有”，而在于如何“國有”103在國有、私有的“宏大敘事”背后第六章“西化”、“反西化”還是“現(xiàn)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上）107“西化”與“現(xiàn)代化”說法的由來109“文化”的“西化”與“制度”的現(xiàn)代化前言序
本書是筆者近幾年寫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組編而成。2011年時逢辛亥百年，我應報章之邀開了個專欄，就中國“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許多問題談了些管見。本來的初衷，只是想就近年來從“保守”方面批評辛亥的潮流做出回應，提出在當時的中國搞虛君憲政未必比搞共和容易、“革命與改良”之別不等于“暴力與和平”之別等幾個我考慮多年的觀點。但后來一發(fā)而不可收，又對民國時期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看法。等到這一年結(jié)束時已經(jīng)積累了十六七篇文章，有人建議結(jié)集出書，但是當時覺得還不成體系（主要是民國部分本想按民族、民權(quán)、民生這三個“主義”來理出三個線索，但只寫成了第一個線索），想補充些內(nèi)容卻又因為“百年”已過，我的關注點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其他方面，就拖了下來。
到了2014年“一戰(zhàn)”百年、2015年新文化運動百年，我又寫了些相關文字。這期間還對太平天國與近代中日關系也發(fā)表過意見。所有這些看法其實都來自多年以來我對近現(xiàn)代史的一個宏觀構(gòu)想，它們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當朋友建議我把它組編成一本專著時，我覺得可行而且有必要了。于是就有了這本書。
我本來的專業(yè)領域并不是近現(xiàn)代史而是古代史，但是這二十多年來，我對改革開放與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些現(xiàn)實問題也進行過研究并發(fā)表過見解。而近現(xiàn)代史介于古代與現(xiàn)實之序本書是筆者近幾年寫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組編而成。2011年時逢辛亥百年，我應報章之邀開了個專欄，就中國“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許多問題談了些管見。本來的初衷，只是想就近年來從“保守”方面批評辛亥的潮流做出回應，提出在當時的中國搞虛君憲政未必比搞共和容易、“革命與改良”之別不等于“暴力與和平”之別等幾個我考慮多年的觀點。但后來一發(fā)而不可收，又對民國時期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看法。等到這一年結(jié)束時已經(jīng)積累了十六七篇文章，有人建議結(jié)集出書，但是當時覺得還不成體系（主要是民國部分本想按民族、民權(quán)、民生這三個“主義”來理出三個線索，但只寫成了第一個線索），想補充些內(nèi)容卻又因為“百年”已過，我的關注點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其他方面，就拖了下來。到了2014年“一戰(zhàn)”百年、2015年新文化運動百年，我又寫了些相關文字。這期間還對太平天國與近代中日關系也發(fā)表過意見。所有這些看法其實都來自多年以來我對近現(xiàn)代史的一個宏觀構(gòu)想，它們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當朋友建議我把它組編成一本專著時，我覺得可行而且有必要了。于是就有了這本書。我本來的專業(yè)領域并不是近現(xiàn)代史而是古代史，但是這二十多年來，我對改革開放與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些現(xiàn)實問題也進行過研究并發(fā)表過見解。而近現(xiàn)代史介于古代與現(xiàn)實之間，有時候是繞不過去的。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誰還可以把做一個高水平的“百科全書式學者”當作目標，但我同時也相信，對人文學科中任何微觀問題想要進行有水平的研究，都離不開宏觀的視野。如果你對某個問題要有深入的認識，只是就事論事而不去對相關知識領域進行擴展性的了解，對其因果鏈的所及進行延伸性的探究，那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就不能太為過窄的學科畛域所限。反過來講，“跨界”的研究也常常可以開啟思路，發(fā)現(xiàn)一些囿于“饾饤之學”者所不能看到的奧秘。李鴻章等人對晚清以來的中國都說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類的話，怎么理解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以前“三千年未變”的這個“局”究竟是什么？這個延續(xù)如此之久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造成這個局面的過程是否要算是幾千年前另一次“大變局”？延續(xù)這么久的“局”為什么到晚清就延續(xù)不下去了？難道僅僅是因為外國人打了進來？顯然，不了解這些，就不可能真正弄懂清末民初這個“大變局”。而恰恰在這方面，我覺得研究過古代史的學者是具備有利條件的。過去我們的史學界和思想界對此是有一套說辭的，那就是所謂“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到了晚清已經(jīng)千瘡百孔，這時與西方一碰撞，自然就“破局”了。但是這些年，這個說法已經(jīng)面臨嚴重困境。這主要還不在于“封建”這個概念現(xiàn)在普遍被認為誤用（筆者也認為是誤用，所以本書中已經(jīng)不用“封建”來描述“大變局”之前的清代社會，而按這個詞在古漢語中的本意，用以描述中國的先秦時代），而在于因為中國現(xiàn)狀的改善，人們對中國既往（無論稱為什么）狀態(tài)的評價也發(fā)生了變化。過去的“破四舊”如今已經(jīng)變成“通三統(tǒng)”，過去言必稱“萬惡的舊社會”，現(xiàn)在常說的是“幾千年優(yōu)秀傳統(tǒng)”。有人說鴉片戰(zhàn)爭前清代經(jīng)濟產(chǎn)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愛式的管理”，倫理道德更不用說是全球獨步。但這個樣樣都好的狀態(tài)怎么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了呢？于是有人說，千不該萬不該我們在19世紀被人打敗了，結(jié)果失去自信，盲目認為“挨打證明落后”，于是禮崩樂壞，鼓搗出了這么個“大變局”。真是這樣嗎？“三千年”來天朝從來沒有被人打敗過？禮崩樂壞只是在19世紀與洋人接觸后才發(fā)生的？這就要追究到近代以前的歷史，乃至原來那個未變之“局”的由來了。過去的“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說的確很陳舊了，許多說法已經(jīng)站不住腳。但反過來說那個局一切都好，我們就沒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變”何以發(fā)生。研究古代史幾十年，我自認為還是有不少心得的，在這基礎上來琢磨這“大變局”，我想是可以有些獨特的視角，可以與近代史方家及廣大讀者交流的。“三千年（套用前語大略言之）”前開始的“周秦之變”經(jīng)過數(shù)百年滄桑成了個“局”，此后盡管歷朝迭經(jīng)演進而積重難返，直到清代仍然大體格局不變，這個局就是秦制，或曰帝制。到了近代在中西碰撞的激發(fā)下，國人終于開始了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過程，即“三千年未有之變”。我覺得，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頭緒紛紜，但抓住了這一頭一尾的兩大變局—形成我們過去主要傳統(tǒng)的“周秦之變”，與歷時百余年我們至今仍身歷其中的“晚清以來之變”，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國悠久歷史的脈搏，并看到今后繼續(xù)努力的方向了。我一直有心把這古代、近代兩大變局，以及兩大變局的社會變遷和觀念變遷兩大層面套在一起，寫一本《世道與心路：從諸子爭鳴到新文化運動》的書，但那并非短期可就�，F(xiàn)在這些文字，只是在晚清以來“走出帝制”的范圍內(nèi)做些探討。其毛坯一部分原來是報刊上的專欄文章，無法多加注釋，一部分則是學術(shù)論文體，體裁不盡一致，但論述邏輯還是前后一貫的。還要說明的是，近幾十年來近代史研究在各方面進展很大，尤其是史料發(fā)現(xiàn)和史實考證方面，近現(xiàn)代史的進展與古代史不是一個數(shù)量級。但是識者也指出，在積累了如此多的具體新知的基礎上人們應該有深入的思考和邏輯分析，從而給出一個描述、理解和解釋這百年宏觀進程的更新版本。而在這方面的現(xiàn)狀是不盡如人意的。作為非近代史專業(yè)科班出身的筆者，在這本書中不會提供什么獨家秘檔或珍稀秘籍，但希望能在盡量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常見史料和延伸背景知識，能夠貢獻一得之愚，為上述目標提供一些推動力。感謝鼓勵我出這本書的朋友們，他們的鞭策使我這個懶人得以擺脫懈怠。感謝編輯、出版本書的群言出版社諸位同仁以及近年來首先發(fā)表其中一些章節(jié)的《南方周末》等報刊，我常常感到他們的使命感非常了不起，他們對文化事業(yè)的貢獻不在書齋中學者之下。秦暉2015年6月于北京藍旗營民國歷史的第二面相：亂世中的現(xiàn)代化步伐民國時期的兵荒馬亂既是歷代王朝周期的亂世景象，當然就不能說那是辛亥革命帶來的“多災多難”。像清朝遺老那樣認為如果沒有“孫文亂黨”大清就能萬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譜的。如果僅僅如此就把辛亥革命罵得狗血淋頭固然不對，但這個革命也沒什么可肯定的。充其量它不過完成了太平天國的未竟之功（反清），并為下一個新王朝鋪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國之不同于過去的亂世，就在于它在亂世中取得的進步，這就是民國史的第二個面相了。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臺灣地區(qū)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新文化可謂風起云涌，同時傳統(tǒng)國學也是云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lián)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如果僅止于此，肯定辛亥的意義也不大。因為如下所言，民國政治總的來說還是走向“黨國”，而非走向憲政。而講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層面，民國時期大眾的“文化水平”（注意這里的“文化”與民族性無關，就是指讀書寫字的能力）還是很低的。筆者當年在農(nóng)村9年，深知在那些統(tǒng)計數(shù)字背后，改革前絕大多數(shù)國人即農(nóng)民的實際“文化程度”如何：那時我們這些“初中69屆”（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課，實際上就是66屆小學生）在“廣闊天地”里居然成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是“民辦教師”，甚至只讀了6年小學的這些“知識青年”被派去教“中學”（那時農(nóng)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當?shù)氐膲炎鍕D女很少會講漢話（壯族深受漢文化影響，過去的土司家譜都自稱漢族，由于古代方塊壯字與20世紀50年代蘇聯(lián)專家搞的拉丁壯文都行不通，那里實際只有漢語文教育。不會講漢話，意味著實際沒上過學），男子也很少認字，因此當時大隊（相當或大于今天的行政村）都設有文書一職，與支書、大隊長同為領補貼的三大“干部”之列，往往還是三人中唯一能讀寫的。所以對于今天有些人極言那時農(nóng)村的教育衛(wèi)生如何好，我只有無言！不過平心而論，這種狀況不能只怨改革前體制。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把一個文盲社會成功掃盲是可能的，而把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戰(zhàn)后德、日、蘇與我國改朝換代的歷史都表明，戰(zhàn)亂和天災可能死人無數(shù)，經(jīng)濟崩潰，但通常都很難消滅文化—除非發(fā)生異族征服之類的文化災變�！拔母铩彪m然被稱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壞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頓與混亂損失很大，但要說這就會使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當?shù)氐倪@種狀況基本上也就是民國時的狀況，進步不大，退步也談不上。改革前體制與民國都要對此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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