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納了傅斯年在詩經(jīng)、《史記》以及對于諸子百家的研究論述，重新解讀詩經(jīng)，更深層次地理解《史記》的價值，以及了解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化爭鳴現(xiàn)象的歷史根源。本書以簡體橫排的方式，方便讀者閱讀，對于晦澀難懂的部分給予讀者注釋。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傅斯年出生于名門望族，帶的名門望族。明末清初，先祖傅以漸為殿試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開國第一名狀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傅以漸以后，傅家舉人、進士輩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縣或者更有多人。傅斯年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目錄：
《春秋策》之戰(zhàn)國子家哲學乃語言之副產(chǎn)品諸子天人論導源春秋戰(zhàn)國之際為什么諸家并興戰(zhàn)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職業(yè)止有儒墨為有組織之宗派 儒為諸子之前驅，亦為諸子之后殿戰(zhàn)國諸子之地方性春秋時代之矛盾性與孔子孟子之性善論及其性命一貫之見解孟子之性一貫見解荀子之性惡論及其天道觀荀子之天道觀墨家之反儒學墨子之非命論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所謂“雜家”祥之重興與五行說之盛 梁朝與稷下齊晉兩派政論戰(zhàn)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預述周漢子家銜接之義《春秋策》之史家絕唱《史記》研究參考品類老子申韓列傳第三2十篇有錄無書說敘論太史公書之卓越論司馬子長非古史學乃今史學家手批“史記”（全文周法高輯錄）與頡剛論古史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擬目及說明敘語泛論思想和語言——一個文學界說語言和文字——所謂文言 成文的文學和不成文的文學文人的職業(yè)史料論略論伏生所傳《書》二十八篇之成分詩部類說風雅頌最早的傳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楚辭余音賈誼儒林《詩》《書》《禮》《禮記》《樂》《易》《春秋》傅斯年講國學《論語》《孝經(jīng)》五言詩之起源論五言不起于枚乘論五言詩不起于李陵論五言不起于一人我們宜注意下列幾件事詩經(jīng)講義稿敘語泛論《詩經(jīng)》學一、西漢《詩》學二 、《毛詩》三、宋代《詩》學四、明季以來的《詩》學五、我們怎樣研究《詩經(jīng)》《周頌》《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大雅》一、雅之訓恐已不能得其確義二、 《大雅》的時代三 、《大雅》之終始四 、《大雅》之類別《小雅》一、《小雅》《大雅》何以異二 、《小雅》之詞類三、 “雅者政也”四 、《雅》之文體《魯頌》《商頌》述一 、《商頌》是宋詩二 、《商頌》所稱下及宋襄公
三 、《商頌》非考父作《國風》一、“國風”一詞起來甚后二、四方之音三、“諸夏”和《國風》四、起興《國風》分敘一、周南、召南二、邶鄘衛(wèi)三、王四、鄭五、齊六、魏七、唐八、秦九、陳十、檜十一、曹十二、豳《詩》時代周詩系統(tǒng)非周詩《詩》之影響論所謂“諷”“詩三百”之文辭
春秋戰(zhàn)國之際為什么諸家并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諸子并興是不是起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近代經(jīng)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觀念大別有兩類：一類以為孔子有絕大的創(chuàng)作力，以前樸陋得很，江永、孔廣森和好些今文學家都頗這樣講；而極端例是康有為，幾乎以為孔子以前的東西都是孔子想象的話，諸子之說，皆創(chuàng)于晚周。一類以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經(jīng)極高，孔子不過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圣，諸子之說皆有很長的淵源，戴震等乾嘉間大師每如此想，而在后來代表這一說之極端者為章炳麟。假如我們不是在那里爭今古文的門戶，理當感覺到事情不能如此簡單。九流出于王官，晚周文明只等于周公制作之散失之一說，雖絕對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時代文化不高，孔老戰(zhàn)國諸子更無從憑借以生其思想。我們現(xiàn)在關于西周的事知道得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間接的材料只有《詩》《書》兩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斷定西周時的文化有幾多高，在物質的方面還可盼望后來的考古學有大成功，在社會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絕望于天地之間了。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細的社會組織，很奢侈的朝廷，很繁豐的訓典，則直接春秋時代而生之諸子學說，如《論語》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敗的文化奮抗，《莊子》之把人間世看作無可奈何，皆都若無所附麗。在春秋戰(zhàn)國間書中，無論是述說朝士典言的《國語》（《左傳》在內(nèi)），或是記載個人思想的《論語》，或是把深刻的觀察合著沉郁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只能生在一個長久發(fā)達的文化之后，周密繁豐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臘為喻，希臘固是一個新民族，在他的盛時一切思想家并起，仿佛像是前無古人者。然近代東方學發(fā)達之后，希臘人文承受于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xiàn)愈多，并非無因而光大，在現(xiàn)在已全無可疑。東周時中國之四鄰無可向之借文化者，則其先必有長期的背景，以醞釀這個東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認。只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材料，不夠供給我們知道這個背景的詳細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論語》有“述而不作”的話，莊子稱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這些話雖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總有些能為善言嘉訓，如史佚周任，歷為后人所稱道者。既把前一題疏答了，我們試猜春秋戰(zhàn)國間何以諸子并起之原因。既已書缺簡脫，則一切想象，無非求其為合理之設定而已。一、春秋戰(zhàn)國間書寫的工具大有進步。在春秋時，只政府有力作文書者，到戰(zhàn)國初年，民間學者也可著書了。西周至東周初年文籍現(xiàn)在可見者，皆是官書�！吨軙贰堆拧贰俄灐凡槐卣f，即如《國風》及《小雅》若干篇，性質全是民間者，其著于簡篇當在春秋之世�！秶Z》乃由各國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無此力量�！墩撜Z》雖全是私家記錄，但所記不過一事之細，一論之目，稍經(jīng)展轉，即不可明了。禮之寧儉，喪寧戚，或至以為非君子之言，必當時著書還甚受物質的限制，否則著書不應簡括到專生誤會的地步。然而一到戰(zhàn)國中期，一切豐長的文辭都出來了，孟子的長篇大論，鄒衍的終始五德，莊子的卮言日出，惠施的方術五車，若不是當時學者的富力變大，即是當時的書具變廉，或者兼之。這一層是戰(zhàn)國子家記言著書之必要的物質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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