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融合經學史研究與政治局勢、社會變遷等宏觀視野，深入考察北朝經學史上學者群體的命運際遇、地緣背景和社會階層的流動途徑，從而在一種“圖景”式的敘述中，揭示亂世中不為后人所知的“沉默”學術活動，梳理經學風貌的變遷特征及主導因素，凸顯傳經之人的個人命運，展示動蕩時期政治事件和個人命運相互激蕩的諸多學術光影。
作者簡介：
潘忠偉，初習經濟學，繼治歷史學，后拜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王葆玹先生門下，主攻儒家經學，以論文《〈周易正義〉研究》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副教授，執(zhí)教于四川師范大學杏壇。涉獵廣博，視野開闊，各種學術背景相互激蕩，見解獨到，尤擅經學。
目錄：
小引／1
引論／3
一、“以吏為師”及其對漢代經學的影響／3
二、東漢儒學名門的興衰與今文經學的命運／16
三、士族遷徙與古文經學的興起／33
四、魏晉時期儒學新世族的崛起及其風貌／45
五、君權政治背景下鄭玄經學的演變／51
第一章十六國時期的漢化及其經學傳承／73
一、漢魏時期的夷夏秩序與“五胡亂華”的前因／74
二、“永嘉之亂”后的士族遷徙／92
三、中原少數部族政權的漢化與經學的延續(xù)／108
第二章北魏前期的政治局勢與經學延續(xù)／121小 引／1
引 論／3
一、“以吏為師”及其對漢代經學的影響／3
二、東漢儒學名門的興衰與今文經學的命運／16
三、士族遷徙與古文經學的興起／33
四、魏晉時期儒學新世族的崛起及其風貌／45
五、君權政治背景下鄭玄經學的演變／51
第一章十六國時期的漢化及其經學傳承／73
一、漢魏時期的夷夏秩序與“五胡亂華”的前因／74
二、“永嘉之亂”后的士族遷徙／92
三、中原少數部族政權的漢化與經學的延續(xù)／108
第二章北魏前期的政治局勢與經學延續(xù)／121
一、平城時期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關聯／122
二、“河北經學”的風貌及其結局／141
三、士族共同體的延續(xù)與經學傳承／153
第三章北魏中晚期漢化改革中的經學問題／170
一、經學視野下漢化改革的相關問題／171
二、從王肅北仕的際遇看南北學術的地緣沖突／186
三、祭天之禮與鄭、王二學／197
四、拓跋氏宗廟禘祫制度與鄭、王二學／211
五、正始時期明堂制度的爭論及其經學史意義／228
第四章地緣和階層視野下的北學復興／244
一、學、仕分離的北魏官學系統(tǒng)／245
二、地域文化與北朝私學的興起／254
三、南風北漸、門第偏見與山東士庶學者的坎坷境遇／266
四、北周：河西、關中學者與流亡名族學者的聚集／274
五、隋末唐初學術主導權的巨變與孔穎達學派的崛起／287
第五章北朝經學流衍的內在若干問題／298
一、北朝注疏之學的演進與漢魏經注之學的關聯／299
二、南北學術格局的消長和北學對南學的融合／311
三、從《經典釋文》與《五經正義》看南北義疏的異同／321
余論《周禮》傳統(tǒng)與北朝文化精神／330
參考文獻／336
關于北朝經學的研究專著，迄今不多，此書之問世，或可使這一領域的研究進一大步，使關心經學歷史的學人增加了一部新穎的、高水準的、較完善的參考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葆玹
北魏晚期官學與“河陰之變”
元宏是北魏諸帝中對儒學教育最為熱心的君主，特別是其遷都洛陽后，不僅新建國學和太學，而且還增設四門小學。不過，仔細考察這一時期中央官學的具體情形，我們不難看出北魏洛陽時代中央官學的衰微頹敗甚至名存實亡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在元宏時期，曾擔任國子祭酒的鄭道昭在奏議中提到：“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币饧催w都洛陽之后，雖然新建了國學房舍，但并沒有履行教化之責，所以聽不到誦讀弦歌之聲。在元恪即位之初，鄭道昭再次上表，請求頒布學令，但未獲允準。從這一奏議中，我們可側見元宏遷都洛陽之后的整個官學體系，實際上已徒有虛名。其文如下：
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后生，遺本而逐末。
鄭道昭所描述的情形，主要是針對元宏遷都洛陽將近十二年后的官學現狀，從中不難看出其時北魏中央官學處于“學官凋落”、“四術寢廢”的名存實亡狀態(tài)。更為嚴重的是，平城時期尚能維持形式的國子學機構，也沒有任何生源。根據《魏書儒林傳》的記載，自此之后，北魏在正光二年（公元521年）、永熙（公元532—534年）時期曾兩次分別置立國子生三十六人和七十二人，但這些都只是曇花一現的點綴而已。
當然，北魏晚期官學的頹敗，對于以詩禮傳家的世族名門而言，并不是致命性的，它只是表明北魏官方并不掌握學術傳承的主導權而已。而真正導致北朝經學傳承主體發(fā)生巨變的，是魏末“河陰之變”這一巨禍，這從根本上使得名族經學所依賴的社會基礎變得脆弱不堪，因此，我們有必要簡單說明一下“河陰之變”的基本情形。
遷都洛陽后，拓跋氏統(tǒng)治的重心便逐漸由黃河以北的草原地域向黃河以南的農業(yè)區(qū)域轉移。特別是拓跋氏本身在遷都洛陽之后的迅速漢化，更使得左右北方政局的主導力量無形中又轉移至還保留有部族強大武裝的北方少數民族之手。北魏末年，原本為了防范北方少數部族入侵而設置的六個兵鎮(zhèn)，便首先以鎮(zhèn)兵暴亂的形式昭示了這種主導權轉移序幕的拉開。動蕩時代來臨之后，部落酋帥出身的軍事貴族爾朱榮便儼然成為問鼎中原的新霸主，或許是為了全面控制北魏洛陽朝政，他在河陰屠殺了當時在朝的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這就是發(fā)生于武泰元年（公元528年）的“河陰之變”。我們可以想象，這對于北方那些詩禮傳家的名門世族的打擊，當是極為沉重的。
在“河陰之變”后不久，北魏官方仍舉行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儒學講經盛會，即永熙（公元532—534年）時期在顯陽殿詔令祭酒劉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記夏小正》篇。上述諸人，劉出自彭城劉氏之后，是名儒劉芳之子；李郁出于趙郡李氏，是北魏名臣李孝伯之孫；盧景宣則是出自北朝一流名族范陽盧氏的杰出學者。這些名族學者在“河陰之變”后的講經活動，與其說表明名族儒學并未受到河陰巨禍和兵災的滅絕性摧毀，倒不如說是名族儒學在退出歷史主流舞臺之前的最后一次集體出場，因為北魏中晚期“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的情形，表明文化傳統(tǒng)深厚之地的士庶學者已經成了經學傳承的主體。此種轉折，往往歷時漫長而不為人留意，但其深遠的影響，不能不特別加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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