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合是19世紀發(fā)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tǒng)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出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則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
本書作者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tǒng)中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線，探討了馬克思《歷史學筆記》借以緣起的時代精神和政治—歷史—經(jīng)濟背景。通過和當時不同潮流的“世界觀”和歷史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對照，為《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tǒng)中做出了定位，同時也探討了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xù)至今的對馬克思思想體系的割裂式解讀的弊端。
作者簡介：
林國榮，男，執(zhí)教于西南政法大學，專著有《羅馬史隨想》《帕那薩斯山來信》等，以古代希臘—羅馬歷史與法律思想、近現(xiàn)代政治哲學思想等為治學旨趣。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歷史學筆記》的工作背景和條件
第一節(jié)經(jīng)濟生活
第二節(jié)心理條件
第三節(jié)辯證法的沒落和“世界觀”的崛起
第三章哲學與歷史
第一節(jié)哲學的消亡
第二節(jié)19世紀的“史前史”敘事與《歷史學筆記》的現(xiàn)身
第三節(jié)《歷史學筆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比較與闡釋
第四章結語第一章緒論——民主與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卡洛?安東尼（CarloAntonio）在評價19世紀的歐洲思想狀況時，這樣寫道：“人們把19世紀稱為‘歷史學的世紀’。……誠然，18世紀也有偉大的歷史學家，但19世紀的歷史學家與這些前輩有明顯的區(qū)別，因為他們清楚歷史的當下價值。他們不只培育出一種著述類型，而且提出了他們民族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歷史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超越了激進革命的抽象觀念，特別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幾百年的歷史遺產(chǎn)中開掘出活躍的現(xiàn)實性——不管這種現(xiàn)實性是好是壞。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從歷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進入政府。在18世紀，塑造公共輿論的是‘哲人’；在19世紀，繼承這一職責的是歷史學家，他們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書。撰寫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資格成為政府首腦，而重要的政治黨派通常又與重要的歷史學派是同一的�！怯捎跉v史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我們才稱這個世紀為歷史學的世紀�！保�1］19世紀同樣也是工業(yè)革命在全歐洲收獲廣泛成果的世紀，事實上，自法國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觀念”就已經(jīng)開始淡化為黨派性議會政治的日常憲政操作，呈現(xiàn)為一系列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喪失了傳統(tǒng)的理想主義和自然法訴求；換言之，在工業(yè)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國大革命已經(jīng)不再是困擾整個歐洲的核心問題。真正的核心關注是在切實的現(xiàn)代意義上如何推動發(fā)展，讓民族和國家同迅猛發(fā)展的經(jīng)濟、科學和技術保持一致。18世紀由哲學家們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為一種更務實的觀念所繼承，這就是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激發(fā)起來的社會進步觀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歐洲的革命浪潮，盡管帶有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成分，但也給歐洲的19世紀歷史圖景留下沉重的傷痛；同一時期的英格蘭憲章運動盡管以純粹政治權利方面的收獲而告終，但運動中提出的嚴厲而不失理由的經(jīng)濟要求，也同樣使英格蘭的開明統(tǒng)治階層蒙受著社會良心的巨大譴責。盡管發(fā)生在19世紀中葉的上述兩場大規(guī)模社會—政治運動都失敗了，但毫無疑問，以工人和農(nóng)民為主體的歐洲社會底層在質疑著19世紀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當這種質疑是基于歷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時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嚴肅的反思；而且，這種質疑有著恒久的力量。正如馬克思理論的基本思考所論斷的那樣，當形式無法再容納內(nèi)容的時候，形式本身只能被攻破。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為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基本社會結構勾勒出一副出色的總體圖景，他寫道：“從歷史上說，資本總是限制死了工黨主義所掌控的領域�！y(tǒng)治者們表面上一直采取守勢，但從19世紀后半期起他們就不再這樣做了，而是理性地整個把工人階級要么看成是一種巨大的威脅，要么看成是十分的無助。當工黨在20世紀將其基本的政治主張具體化時，國家的統(tǒng)治者們大體上對它還是持歡迎態(tài)度的，并不夠理性地認為它本質上是安全的，潛在地說還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表白的那樣。因為，這種天性恭順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種真正的獨立精神。因此，最終鑄就了今天這種類型的社會和國家的改革，也極少是它主動爭取的結果。最典型的是，這些改革或者是某個折中方案，即特權階級之所以接受這些改革，是因為它們保證了作出妥協(xié)抑或是從該階級開出的條件中作出了選擇；或者是某種防御性措施，即代表特權階級的政黨已經(jīng)調過味道的或者出于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顯然，在這種看似凝固的社會狀態(tài)之下，有著難以盡數(shù)的暗流在涌動。歷史學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蘭克（LeopoldevonRanke）、麥考萊（ThomasBabington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PierreGuillaumeGuizot）早年通過其作品而表現(xiàn)出的那種樂觀和自信，并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轉，盡管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這一逆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紀中晚期突然間大量涌現(xiàn)出以長時段為主題的史學作品，這些作品要么關注一個特定民族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規(guī)律，要么關注非政治性的主題，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經(jīng)濟—社會史以及基于循環(huán)論的形態(tài)史學吸引了絕大部分第一流史學頭腦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蘭克所開創(chuàng)的政治史學則因為其對短時段和具體事件的特殊關注，而在19世紀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這個過程之迅速著實令人吃驚和困惑�？�?安東尼提供了一種解釋，他認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統(tǒng)一后，在歷史中尋找行動動力的任務已不再那么緊迫了”。［3］這無疑是出自一個意大利人的本能的應激性解釋，但這種解釋勢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統(tǒng)一確實是馬基雅維利以來意大利史學的中心議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如此，就史學自身而論，民族統(tǒng)一顯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問題，有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凡是涉及人類自身在時間當中的命運的問題，皆在史學的重大主題范圍之內(nèi)，而民族統(tǒng)一不過是一個特殊的19世紀問題。馬克思無論是作為《資本論》和《共產(chǎn)黨宣言》的作者，還是作為參與這一過程并為這一過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報刊編輯或者記者，都與這一過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歷史哲學首先被人們稱為歷史唯物主義，人們也往往將他視為一派教義的首領，仿佛馬克思本人對歷史進程的參與不過是人們所理解的某種教義在行動上的反映。但人們卻一直未能注意到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在《共產(chǎn)黨宣言》身上表現(xiàn)得已經(jīng)非常集中和明顯，而他的一系列為現(xiàn)實斗爭而作的新聞性質的評論則更是突出了一個史學天才的多樣性頭腦�！稓v史學筆記》是馬克思留給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馬克思在這部作品中也展現(xiàn)出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的現(xiàn)實感和看待問題的透徹度，而非一個歷史哲學家的思辨性和教條性。《歷史學筆記》出現(xiàn)在19世紀中晚期這樣一個時刻，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這是因為這部作品始終展現(xiàn)的是對短時段和個體性的政治—軍事事件的全心關注。此種敘史方法與蘭克的史學傳統(tǒng)存在表面上的類似，但顯然馬克思并沒有蘭克那樣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會抱有任何天定和諧的樂觀精神。嚴格地說，作為《歷史學筆記》的作者的馬克思在這部作品中呈現(xiàn)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xiàn)實、老辣同時又不乏滄桑感和反諷氣質的歷史事件旁觀者、參與者以及創(chuàng)造者；換言之，《歷史學筆記》中的馬克思顯然是馬基雅維利、伏爾泰和蘭克的綜合體，而完全沒有了《資本論》和《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那種理想主義精神和熱情。這一切都使得衡量《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總體圖景中的地位成為一個特別吸引人的問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致使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發(fā)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變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馬克思寫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純史學作品《歷史學筆記》呢？本文嘗試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為軸線，對上述問題提出一種具有內(nèi)在合理性的解釋，而不是那種盡管帶有善意但卻是純形式化的解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本文作者否認后一種解釋方法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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