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評論叢書”是加拿大維真學院主辦的系列叢書，刊錄漢語學界基督教研究前沿，是漢語基督教學界進行學術交流的國際化平臺。本輯包含文章22篇，分為“神學歷史研究”、“《圣經(jīng)》研究與文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國宗教研究”“書評”五個主題。
“神學歷史研究”的8篇文章，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分別討論了愛比克泰德的神意論，尼撒貴格利的救贖觀，奧古斯丁的時間觀和“為惡而惡”的觀念，阿奎那的本體論，馬丁路德的家庭倫理觀，紐曼的歷史神學以及東正教的圣徒崇敬。文章基本都能深入到神學思想史的內(nèi)里，探討非常細致。
“《圣經(jīng)》研究”收錄了4篇文章，涉及神權和王權問題，參孫形象問題，樹意象問題，以及《圣經(jīng)》在西方文學中的反映等。
“宗教文化研究”中的3篇文章，則從西梅爾、�？�、普蘭丁格的理論出發(fā)，討論現(xiàn)代生活中宗教與社會的互動。
“中國宗教研究”也包括3篇文章，既有文學的角度，也有神學概念的角度，還包括人物研究的角度，多方面呈現(xiàn)基督教在中國相關問題。
本稿還收錄書評4篇。
作者簡介：
許志偉，哲學博士,醫(yī)學博士,北京大學應用倫理中心學術委員、研究員與生命醫(yī)學倫理研究組組長。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及香港大學兼職教授。著有《沖突與互補：基督教哲學在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導論》等，后者榮獲2003年“道風學術獎”之“徐光啟獎”。
目錄：
〖神學歷史研究〗
愛比克泰德論“神意”
神的旨意與人的自由：尼撒貴格利的救贖觀
論奧古斯丁的“為惡而惡”的觀念
奧古斯丁與莫爾特曼的時間觀比較
阿奎那論“從無創(chuàng)有”（二）：自然神學的本體論基礎
圣徒崇敬的神學基礎初探
屬靈的操練：馬�。返碌幕橐黾彝惱碛^
紐曼的歷史神學
〖《圣經(jīng)》與文學研究〗
論《圣經(jīng)》中的權力觀——神賦予、收回、制約王權
不一樣的參孫形象闡釋
《摩西五經(jīng)》中的樹意象與《金枝》中的樹神崇拜之比較
西方文學想像與《圣經(jīng)》敘事的平行研究〖神學歷史研究〗
愛比克泰德論“神意”
神的旨意與人的自由：尼撒貴格利的救贖觀
論奧古斯丁的“為惡而惡”的觀念
奧古斯丁與莫爾特曼的時間觀比較
阿奎那論“從無創(chuàng)有”（二）：自然神學的本體論基礎
圣徒崇敬的神學基礎初探
屬靈的操練：馬�。返碌幕橐黾彝惱碛^
紐曼的歷史神學
〖《圣經(jīng)》與文學研究〗
論《圣經(jīng)》中的權力觀——神賦予、收回、制約王權
不一樣的參孫形象闡釋
《摩西五經(jīng)》中的樹意象與《金枝》中的樹神崇拜之比較
西方文學想像與《圣經(jīng)》敘事的平行研究
〖宗教文化研究〗
文化的危機及其在宗教領域中的表現(xiàn)——西梅爾的文化理論管窺
“彩虹之喻”與“彩虹之約”——論希克宗教多元論與基督教教義的不可通約
“多元”與“排他”：生存視角下宗教對話的可能性問題
〖中國宗教研究〗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與缺失及其啟示
從經(jīng)驗和情感兩種賦義方式來看“漢語神學”的概念爭議
投桃報李？——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的中英關系研究
〖書評〗
加爾文的敬虔觀——讀《基督教要義》中文版
加爾文神學語境下“認識”的雙重內(nèi)涵——《基督教要義》中文版簡評
良心自由：公民社會的“靈性資本”——《良心的自由——從清教徒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評介
當自我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評《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觀念》
《哲學的慰藉》翻譯史及研究述評本期（第18期）《基督教思想評論》的內(nèi)容，分屬五個欄目，共24篇文章。文章都屬于基督教學術研究，內(nèi)容翔實，論題范圍廣泛，從西方傳統(tǒng)歷史的基督教神學研究到宗教文化的研究，從圣經(jīng)與西方文學研究到學術書評，較好反映了新一代基督教研究學者的研究水平和視野，學術上研究扎實，在政治上的把握也較成熟。——孫向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教授）投桃報李？
——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的中英關系研究
王興
國家圖書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博士后。
摘要：在中西交通，尤其是中英關系研究方面，英國著名傳教士漢學家、牛津大學第三任漢學教授蘇慧廉曾以一名在華近30年的見證人的視域詳細考察了中國與英國的歷史交往、相互影響與現(xiàn)狀。通過對其中英關系爭議問題研究的典型分析，本文指出，一方面，蘇慧廉的研究已然撇棄了當時傳統(tǒng)漢學的關注重點，而將研究對象聚焦在西方?jīng)_擊下中國的回應，特別是近代中國在外交、貿(mào)易、經(jīng)濟、財政、文化與政治等方面的變革，可算是西方近代中國研究的萌芽；另一方面，盡管蘇慧廉宣稱中英歷史交往在給中國帶來諸多變革的同時也造福了英國，因此中英兩國理應成為互不可缺的友邦，從而實現(xiàn)“投桃報李”，但事實上，這一觀點背后多少隱藏著某種白人的優(yōu)越感或“白人的負擔”。
關鍵詞：蘇慧廉；中英關系；中國研究；投桃報李；白人的負擔
曾有西方學者感慨：“如果沒有鴉片，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歷史將會截然不同。”的確，身處康乾盛世的中國人不會料到，一個“古不通中國，至天啟間始有聞，又未來華，故不見《明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來互市的歐羅巴洲強國、人稱“紅毛”的“英吉利”，會是日后導致滿清“國禍民殃”的鴉片的最大輸入者，以及利用炮艦外交和不平等條約將老邁的中國強行拖入“現(xiàn)代”世界的始作俑者。而在今天的普通中國人看來，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施害者之一，英國——這個19世紀盛極一時的“日不落帝國”，帶給中國的一度盡是慘痛的記憶：從鴉片的輸入、侵略戰(zhàn)爭的發(fā)起、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割地賠款的強加、“國中之國”租界的設立，到政治的干涉凌辱、經(jīng)濟的剝削掠奪、文化的滲透流毒……其于中國的罪行和傷害，幾乎可以算得上罄竹難書。
不過，身為施害一方的國民，某些英國人眼中的近代中英關系卻呈現(xiàn)出另外一番面貌與性質(zhì)。在其晚年的學術生涯中，曾經(jīng)旅居中國近30年的英國著名傳教士漢學家、牛津大學第三任漢學教授蘇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1861—1935）就向西方系統(tǒng)地通報了他所認識的中英關系嬗變，并對中英關系中的一系列爭議與熱點問題進行了所謂的廓清，進而提出“投桃報李”式的基調(diào)概括與政策建議。
一、貿(mào)易、鴉片與戰(zhàn)爭
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出發(fā)，近代中英關系是一場典型的叢林法則下的“弱肉強食”。而在現(xiàn)代國際關系理論視域里，19世紀中期中國、日本的大門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強行打開之時，也就是一個單一的、完全的、全球性的國際體系正式形成之時。這是一個以歐洲為主導的軍事—政治體系，其前奏可上溯至16世紀晚期全球性貿(mào)易體系的形成。近代中英關系也正是始于貿(mào)易（互市），它的發(fā)生發(fā)展可謂是全球規(guī)模的國際體系塑造過程中局部卻相當重要的一段。
蘇慧廉顯然深深明了貿(mào)易對于中英關系的意義。在他看來，“貿(mào)易是國際交往的始因，毫無疑問，貿(mào)易也是歷史上人類交往的主要動機之一�！倍嗄昵爸袣W交往的發(fā)端就是源于中國絲綢和鐵制品的西輸。這也是中英關系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線索。在隨后1000多年的時間內(nèi)，尤其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日益壯大的英國商業(yè)勢力屢屢向中國發(fā)出試探，并于1637年首次出現(xiàn)在中國沿海。盡管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和葡萄牙人的阻撓，中英直接貿(mào)易遲至1699年才得以實現(xiàn)，但英國人200年來的努力終于換來了其商業(yè)代理人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合法入駐。然而，有限的通商機會和清廷上下對外商的盤剝、歧視實在難以滿足英國商人同中國這個“熱衷于討價還價、極優(yōu)秀的貿(mào)易民族”自由貿(mào)易的需求。實際上，英商本無索取任何排他性特權的意圖，也沒有將任何商品，更不用說鴉片強賣給中國人的惡意，其惟一的訴求也就是相對自由地與自愿方交換商品。從經(jīng)濟學的基本規(guī)律來看，“貿(mào)易必須互惠，否則貿(mào)易終止”，但清廷的恐外和倨傲心理卻使中英貿(mào)易一開始就受到嚴厲的控制。蘇慧廉相信，面對貿(mào)易的阻礙和不公平的“西夷”待遇，在訴諸武力、順應當前專橫形勢，以及取消貿(mào)易的三條道路面前，英國政府最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選擇了順應，并且堅定不移地采取了忍耐和妥協(xié)的政策。
當然，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那么美好和諧。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商業(yè)職能被剝奪后，英國政府不得不承擔起在越來越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直接插手其亞洲事務的職責。蘇慧廉認為，由于“受到自身所負國際義務所迫”，英國政府轉(zhuǎn)而決定對在遠東的英商和其他英國僑民進行政府管控。隨著英國政府特派的商務官員來到中國，本應清晰簡單的商人之間的交涉遂變?yōu)閮蓢g的交涉，最終引爆了中英間的第一次正面沖突——鴉片戰(zhàn)爭。
事實上，中英間自從有了直接貿(mào)易以來，得力于嚴格的貿(mào)易控制，中國一直是雙邊貿(mào)易中的順差方，清政府也樂于享受這種全球化貿(mào)易體系所帶來的白銀流入。不過，鴉片的輸入改變了這種態(tài)勢。按照蘇慧廉的說法，阿拉伯人最早向中國輸入鴉片，鴉片作為一種藥物其使用在中國本有著近千年的傳統(tǒng)，但中國人吸食鴉片的歷史卻不到300年。在此過程中，葡萄牙人才是近代中國鴉片之患的元兇，此后其他國家爭相效仿。而在清政府發(fā)出鴉片吸食、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禁令之后，代表英國東方利益的東印度公司一度遵從了禁令并取消鴉片貿(mào)易，但來自英國本土和其他歐美國家商船的鴉片輸入迅速填補了這一空白。另一方面，在驚人暴利的誘惑驅(qū)使下，中國商人和官員視朝廷禁令如廢紙，狼狽為奸，合謀肆意走私鴉片。中國的鴉片進口量也從1729年的200箱激增到18世紀末的4000箱、1828年的9708箱，乃至1839年的13000多箱。中國在全球貿(mào)易體系中的盈余逐步喪失，白銀外流一度加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858年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以后，這一單宗商品交易就給英屬印度提供了10%或15%的財政收入。
英印政府在長達100年的時間內(nèi)制造和向中國銷售鴉片的行為，曾被有正義心的人們斷定為“近代史上持續(xù)時間最久的國際罪行之一”。在中國一方看來，1839年的虎門銷煙實是滿清經(jīng)濟瀕臨崩潰、人民健康受到嚴重摧殘危機下的自救之舉，英國借此發(fā)動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完全是侵略性質(zhì)的。而對于大英帝國來說，一旦其資本最重要的來源——那個可以將任何其他商品轉(zhuǎn)化為真金白銀的物事——被褫奪去之后，它便無以為繼。盡管蘇慧廉不否認鴉片的毒害和鴉片貿(mào)易的不道德，但在他的心目中，戰(zhàn)爭更多地起源于代表滿清這個高傲政權之目空一切的“叩頭”禮，不是鴉片，也不是中國人的仇恨。并且，英國政府也只是到了英國臣民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才無奈地放棄其一貫堅守卻徒勞無益的和平協(xié)商政策。同樣的，蘇慧廉將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歸咎于清政府的無知、地方高官的頑固愚昧，以及列強的忍無可忍。對于英國在這一事件上的再次站在前列，蘇慧廉判斷這是政府在抽身克里米亞戰(zhàn)爭之后對卷入東方事務挑戰(zhàn)的決定之舉。盡管此次戰(zhàn)爭的導火索“亞羅號事件”事出“偶然”，但蘇慧廉相信對于此時的英國人來說，除非《南京條約》的后續(xù)問題得到解決，否則整個國際關系體系就會迅速陷入混亂，從而殃及各方。
關于兩次鴉片戰(zhàn)爭給中國帶來的創(chuàng)傷，以及隨后引發(fā)的不平等條約與列強瓜分中國問題，蘇慧廉基本采取避重就輕的認知策略。比如說，中英間的《南京條約》開創(chuàng)了近代中國被迫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但蘇慧廉只是簡單提及了該條約的內(nèi)容，并認為該條約議定了明確體現(xiàn)中英平等和各自主權的簽約模式。至于英國強租威海衛(wèi)的動機，蘇慧廉竟然將這種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辯解為“同意租賃”，稱其目的是為了阻止俄國或德國在此地的特權主張。同樣，對于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后又強加給中國的巨額賠款，在聲明這些賠款是對聯(lián)軍征伐的補償之余，蘇慧廉也不忘提醒人們英國在索取賠款時進行了嚴格的核查。
骯臟而罪惡的中英間鴉片貿(mào)易最終在中華民國成立后完全取締，中英關系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篇章也畫上了句號。雖然字里行間處處可見無力的辯白，但蘇慧廉還是對于中英鴉片貿(mào)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坦承道：盡管其他國家的商人也向中國輸入鴉片，盡管中國的商人和官吏是其人民真正的敗壞者，盡管本土種植的鴉片是中國人主要的誘惑，這些都不能解除英國在允許印度長時間從事此項卑劣貿(mào)易上的罪責。從現(xiàn)代國際體系產(chǎn)生的角度來看，排除鴉片貿(mào)易本身的不道德性，這一特殊商品之需求與供應在東西方的長距離直接實現(xiàn)，一方面體現(xiàn)了全球互動能力的變革，另一方面也證明了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在建立新的軍事—政治國際體系初期對資本擴張、市場開拓和利益攫取不擇手段的追逐，它預示并參與形成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沖突——西方的擴張勢力與中國傳統(tǒng)秩序迎頭相撞。至于英國主導的兩次鴉片戰(zhàn)爭，實質(zhì)上也就是英國借工業(yè)革命所積累起來的物質(zhì)、技術、制度、社會上的全面優(yōu)勢，大肆進行軍事—政治擴張的必然結果。可以說，它的不義性和侵略性，無論蘇慧廉如何爭辯都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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