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京乎——現(xiàn)代作家筆下的北京》(姜德明編,三聯(lián)書店,1992)的賡續(xù),《撫摸北京(當代作家筆下的北京)》(作者鄒仲之)精選收錄34位當代作家、學人言說北京的散文、隨筆42題!稉崦本(當代作家筆下的北京)》內(nèi)分七輯,或談論北京整體風貌的歷史變遷,或述說局部區(qū)域的印象感受;或感嘆胡同、寺廟等人文景觀的日漸消逝,或描摹四臺院、大雜院里的日常生活;或憑吊不堪回首的饑餓記憶與“文革”往事,或縷述旅食京華的苦辣酸甜。是憶舊念往,也是感新說世,關乎一個城市的歷史與命運,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云與滄桑。 目錄: 小引 北京乎! 撫摸北京 都市的表情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第十二座雕像 半城宮墻半城樹 九門之緣 太平湖尋夢錄 前門外 護城河與二環(huán)路 一溜河沿 薊門煙樹·土城·海棠花溪 四合院“入門兒” 大雜院小引 北京乎! 撫摸北京 都市的表情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第十二座雕像 半城宮墻半城樹 九門之緣 太平湖尋夢錄 前門外 護城河與二環(huán)路 一溜河沿 薊門煙樹·土城·海棠花溪 四合院“入門兒” 大雜院 磚塔胡同 九曲回腸 寶鈔胡同 禮士胡同的槐花飄香 大雅寶胡同甲二號安魂祭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從干面胡同逃往北師大的小紅樓 王府大街64號 東單三條33號 胡同生涯 群佛 饑餓的記憶像根金屬線 廣化寺 有關廟的回憶 天國 我從沒爬上過香爐峰 閑話北大 大樓與書桌 淘書最憶是荒唐 京門憶舊 跨過那厚厚的大紅門 東中街四十二號 錫慶門行走 住在恭王府 顫抖的城市 殘月斜照荒寒 麥子店流水賬 風吹白紙坊 在北京橡膠四廠 附錄拓展閱讀書目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三歲后住在重慶,八歲那年,跟隨父母從重慶遷到北京。由那以后,便一直定居北京,經(jīng)歷童年、少年、青年、壯年時期,直到如今漸入老年,已達半個世紀之久,所以,我雖不是“土生”于北京,卻可稱得上是“土長”在北京了。關于我自稱“定居北京半個世紀”這一點,曾引出過質(zhì)疑,比如一位海外的漢學家就問過我:你“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上山下鄉(xiāng)”嗎?沒有“下放鍛煉”過嗎?沒有去過“五七”干校嗎?他知道我出生于1942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1966年,該是二十四歲,按十九歲上大學算,如果是五年的學制,我那時應該大學快畢業(yè)而尚未能分配工作,在卷入“紅衛(wèi)兵”運動之后,應該是有一段離開北京的“上山下鄉(xiāng)”或“下放鍛煉”的經(jīng)歷,至少得一兩年;如果我在1966年以前已然分配了工作,則又難免有下放到外地“五七”干校的遭遇;因此,我的“定居北京”,怎么說也該是斷續(xù)的?墒,我的實際情況是,戶口自1950年后從未遷離過北京,1966年以前既沒有到外地上大學,也沒有被派往外地參加“四清”,1966年后也沒有上山下鄉(xiāng)或下部隊或到“五七”干校鍛煉,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雖年年都有國內(nèi)或海外之游,但最長也都不足三個月。在我八歲后的生命史上,迄今為止,沒有連續(xù)三個月雙腳不踩北京地皮的情況出現(xiàn)過。這就使得我,對北京從此刻前溯,差一點點就滿半個世紀的風云變遷,具有最充分的“現(xiàn)場感”,我的觀察體驗,身歷憬悟,一旦用文字“侃”出,也許,其“一手”的資料價值,總還不可抹殺吧。1949年以前,我父親是重慶海關的職員,我家住在長江南岸,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海關劃子”(一種小的機動船)擺渡,母親是家庭婦女,她嫌我在家淘氣,而那時附近并沒有托兒所,只有一座海關子弟小學,于是她將那所小學權當托兒所,把我送去上了一年級,那是1947年,我只有五歲。父親在國民黨的海關里,跟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過從甚密,對他們很起了些掩護作用。1949年lO月1日,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重慶還沒有解放。父親跟地下黨一起,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保存海關物資的工作——我曾以此為素材,拓展想象,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嘉陵江流進血管》——1949年年底解放軍來到后,重慶海關成立接收小組,成員除了軍代表和公開了身份的地下黨員以外,還特別吸收了我父親參加。那時,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關總署,立即調(diào)用重慶海關的原地下黨員到任,而他們又特別推薦了我父親,去擔任新海關統(tǒng)計處的副處長。于是,1950年初,父親以興奮的心情,攜母親和我的小哥、阿姐和我,先乘江輪到武漢,再乘火車抵達北京。到了北京,暫時把我們家安頓在東交民巷的海關機關的一座洋房的地下室里。我因為上學早,因此也許比同齡的孩子在感知身外世事上較為敏銳。剛到北京時,正值寒冷的冬日,待在屋子里,也仍然凍得夠戧,偶然跟著大人外出走走,只覺得街道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對比于重慶南岸四季有綠的風光,真是不喜歡。那時小哥、阿姐和我一時都未能解決轉(zhuǎn)學續(xù)讀的問題,窩在家中,一起嬉鬧時,常常故意學著父親的腔調(diào)說“北京好著呢”以為諷刺。父親和母親在重慶帶著我們奔赴北京時,的確頻頻地向我們宣諭北京的佳妙。他們雖祖籍四川,很小便隨我爺爺?shù)搅吮本,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婚后才離開北京。他們壯年時得以回來,大有重歸故里之感。我們一時卻難以共鳴。記得母親曾帶我去前門某胡同,一座大四合院里,探視某昔年的故舊,那破敗的門牖,紙制的窗簾,燒煤球用以取暖的,比我身體還胖大的“花盆爐子”,以及一節(jié)套一節(jié)彎出窗戶去的黑鐵皮煙筒,還有大磚炕上半身不遂的、戴著舊式黑絨帽、喉嚨里呼嚕呼?傆恐ぬ档呐掷咸,炕頭放著的齊我大腿跟高的、長脖細腰的黃銅痰盂,連帶著彌散在他們屋子里的羊肉茴香餡餃子的氣味,都銘心刻骨地讓我感到與之格格不入。那該是舊北京的殘存景象之一。沒過多久,海關總署為我家安排了正式宿舍,在錢糧胡同三十五號,F(xiàn)在那條胡同的外觀變化并不很大。但我們住過的那個院子,經(jīng)重新編排門牌號碼,已不是三十五號了。那是一個不僅有外院,有垂花門通進去的,院心栽有四株西府海棠的漂亮內(nèi)院,而且還有后院、側(cè)院和花園的,很大的一座宅院。據(jù)說漢奸當權的敵偽時期,那座院子一度是日本鬼子的特務機關,我家所入住的那套住房里,便留下了明顯的“和式”格局。我隨父母在那個院子里住了十年,從八歲到十八歲。這個院子不僅是我從童年、少年向青年時代過渡的生命空間,也是我心性發(fā)育的重要載體。那院子使我逐漸喜歡上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市民生活,我家門外那高大的合歡樹(即馬纓花樹),我家后窗外仲春時幾乎要把花枝伸到我床頭的西府海棠,后院那需要三四個孩子才能合抱的古槐,還有分布在好幾處,每到秋初全院孩子都會為收獲、分配其上果實而激動的棗樹、核桃樹,都扎根在了我的心靈中,永不會枯萎……住到錢糧胡同以后,我先在胡同南端的私立耀華小學插班。至少到1953年左右,那時還有很多的私營機構,從私人工廠、商店、電影院到私立學校。我家附近當時的蟾宮電影院和明星電影院,就是私營的,記得家里大人曾帶我去那里看過費穆導演的、梅蘭芳主演的彩色戲曲片《生死恨》和美國好萊塢的彩色歌舞片。雖說我上學早有早慧的可能性,但那時這樣的電影只能讓我沒看完第一本便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抗美援朝以后,美國電影被驅(qū)趕了,梅蘭芳等“四大名旦”的戲照唱,家里大人全是戲迷,帶我看了不少京劇以及評劇(那時叫“繃繃戲”),稍后又出現(xiàn)了一種從大鼓書等曲藝形式攢合而成的曲劇,我由此不僅知道了“四大名旦”,也知道了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葉盛蘭以及新鳳霞、魏喜奎……”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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