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人認為自己和思想與文化相對立,”霍夫施塔特寫道,“人們不會在早晨起床之后對鏡微笑,然后說:“啊,今天我要折磨一個知識分子,扼殺一種思想!’”。在我看來,對反智主義的這種描寫似乎太過寬容————不論當時還是現在,盡管無疑極少有人會把自己視為思想與文化(或是他們自己眼中的思想與文化)之敵。但人們在公共生活中對文化的所作所為要比他們對著鏡子自言自語重要得多。就連那位總發(fā)推手(Tweeter-in-Chief),也從來沒人聽過他自豪地宣告“我討厭文化”或“我討厭書籍”。相反,各個經濟和社會階層的美國人都會接受他的說法————沒有時間讀書。但相較于任何表態(tài),他在競選期間宣布的廢除國家藝術基金會和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計劃卻更能反映出他對文學文化和表演藝術的真實態(tài)度。(就算這兩個基金會在技術上依舊存在,預算的大幅削減將嚴重影響它們的正常運作。) 除了赤裸裸的審查與威脅,或經費縮減之外,絞殺思想的辦法有的是。暗示對思想、理性、邏輯、實證和準確語言的熱忱是邪惡的,甚至是“非美國”的,這便是其中一招。2004年總統選舉前夕,記者羅恩.蘇斯金德(Ron Suskind)報道過他和布什的一位高級助手之問的可怕對話,后者對蘇斯金德說,在布什政府看來,媒體人士屬于“以現實為基礎的群體”————他們“相信解決方案源于對明確現實的審慎研究”。但是,這位助手強調說:“事實上,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已經變了。我們如今是一個帝國,我們將在行動中創(chuàng)造出我們自己的現實。在你們研究現實的時候————你們想審慎就審慎————我們會再次行動,創(chuàng)造出其他新的現實,你們還可以繼續(xù)研究……我們是歷史的參與者……而你們,你們所有人,只能研究我們的行動!敝荒茏鲂┭芯康娜撕湍切v史參與者之間毫不隱晦的劃分不僅體現出了對知識分子的輕蔑,也侮辱了所有認為公共政策應該由現實證據而非權力與情緒決定的人。布什的那位助手堅持要求在蘇斯金德的文章中保持匿名,而特朗普的顧問凱莉安·康威卻毫不顧忌地果斷使用真名為老板的“另類事實”辯護,這樣的對比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fā)?低筒际驳哪俏恢炙f的是同一件事————篡改向大眾報道的事實。區(qū)別在于,十二年前,布什政府中篡改事實的人恥于與事實上的政治謊言政策掛鉤。知恥未必總是美德,但————在應該感到羞恥的時候————不知恥卻一定是惡習。 任何時代的反智主義都可以恰當地理解為多種原因帶來的復雜癥狀,而癥狀的延續(xù)有可能讓原本有望好轉的問題變成危及整個政治機體的惡疾。美國反智主義的回潮在特朗普的勝選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點出造成這種狀況的諸多原因————有老的,有新的。回首以往,我們不禁會把文化中充斥的信息娛樂和數字媒體(甚至是社交媒體)視為始于電視問世之初的必然進程。很多人堅持認為電視和社交媒體完全不同,看電視是完全被動的行為,而在社交媒體上與他人交談是主動和互動性的。我不同意。電視(和廣播)是社交媒體的早期形式,因為人們總是會和親友一同收看和收聽,會彼此交流看到和聽到的內容。顯然,區(qū)別在于他們無法和那么多相距遙遠的人交談。我的祖母有一次偶然聽到兩個女人在巴士上談起另外一個剛剛離開丈夫的女人。我永遠都忘不了祖母聽到這些話之后的笑聲!八齻兡敲瓷鷼猓艺娴囊詾槠渲幸粋會扇另外一個一巴掌,”奶奶說,“慢慢地,我發(fā)現那些名字很熟悉,她們聊的是一部肥皂劇里的離婚。我問她們怎么會對劇中角色那么生氣,其中一個說:‘我對他們比對我自己的大部分家人了解得還多。’”對于只在Facebook上聯系的友鄰,我也聽過很多人說過類似的話。(P8-9) 非常清晰……(雅各比)通過《反智時代》觸及到了所有那些和她一樣本可以用更宏遠的方式看待我們文化的人們。 ————理查德·道金斯 這并不是“我們的文化已經墮落”的又一次怒號……(雅各比)引人入勝和激情的論述為社會敲響了警鐘,值得我們認真傾聽。 ————《芝加哥論壇報》 不可或缺的書……這是一段絕不可忽視的歷史,是對2l世紀愚行方式的控訴……近年扛鼎之作。 ————《布法羅新聞》 向狼奔豕突、厚重偽裝的當代愚行發(fā)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準確攻擊……雅各比做的遠不止是重提對美國傻瓜化的無力抨擊……而是對批量生產的娛樂的隱蔽性和其中根本性的非民主力量,勇敢地運用了一種相當老派的反向思維。 ————《多倫多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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