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人在我們面前總顯得如此彬彬有禮，其背后隱藏著什么？他們是否真的如常言所說崇尚“和為貴”？如果想與中國人開展商務合作，則我們必須要注意些什么——例如在接受邀請中我們該采取怎樣的行為方式？本書原是德國知名漢學家卜松山為德語區(qū)讀者撰寫的一本中國文化導入讀本，在德文圖書市場備受讀者關注，作者應邀多次修訂并再版。在本書中，作者立足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揭示了中德民眾看待對方國家的不同，重點介紹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與價值體系（包括語言、文字及哲學思想史）、國情地貌、歷史（主要是自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及現(xiàn)代政治狀況等。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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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211前言譯者的話
德國知名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Pohl）教授的這本《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專著，原是為德語區(qū)讀者撰寫的一本中國文化入門級讀本，中文讀者初讀起來可能感覺淺顯，但由一位對中國頗有好感的歐洲人士來書寫中國，古老的東方智慧如茗茶清香般間或溢出，細細品味別有一番情趣。該書在德文圖書市場受到讀者異乎尋常的關注，作者收到大量反饋，并一再增訂出版。
跨文化對話（interkulturellerDialog）已然成為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可或缺的主題，亦為卜松山教授的研究重點之一。卜先生浸染漢學、文化、哲學界近四十年，在本書中詮釋中國問題的“跨文化視閾”（interkulturellerHorizont）獨到——身處西方而凝眸東亞，經(jīng)由傳統(tǒng)而剖析當今，出入哲學而品評生活。下列行文將對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視閾”進行簡單梳理。
“他者”與“換位”譯者的話
德國知名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Pohl）教授的這本《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專著，原是為德語區(qū)讀者撰寫的一本中國文化入門級讀本，中文讀者初讀起來可能感覺淺顯，但由一位對中國頗有好感的歐洲人士來書寫中國，古老的東方智慧如茗茶清香般間或溢出，細細品味別有一番情趣。該書在德文圖書市場受到讀者異乎尋常的關注，作者收到大量反饋，并一再增訂出版。
跨文化對話（interkulturellerDialog）已然成為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可或缺的主題，亦為卜松山教授的研究重點之一。卜先生浸染漢學、文化、哲學界近四十年，在本書中詮釋中國問題的“跨文化視閾”（interkulturellerHorizont）獨到——身處西方而凝眸東亞，經(jīng)由傳統(tǒng)而剖析當今，出入哲學而品評生活。下列行文將對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視閾”進行簡單梳理。
“他者”與“換位”
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西方人，卻為自己取了個地道的中文名字——“卜松山”，還頗有幾分道家意蘊。卜先生身居德國西南邊陲古城特里爾，胸中卻有一番“天下”丘壑。僅有十萬居民的古城特里爾與中國的淵源始于馬克思。幾個頗有意思的巧合是：卜松山（Karl-HeinzPohl）與馬克思（KarlMarx）擁有相同的德文名字“卡爾”（Karl），兩人出生地也相距不遠，且均與當今中國關系密切，不過馬克思以“主義”風行于神州，卜先生以“漢學”聞達于業(yè)界。
卜先生的“跨文化視閾”，理應是在后現(xiàn)代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橫跨西東文化、經(jīng)過長期觀察與思考而漸次形成，并逐步奠定其作為一代漢學及跨文化學者治學所力求掌握的方法與氣度，用法國著名學者于連（Fran?oisJullien）的話說就是“換位思考”（OrtswechseldesDenkens）（參見第一章：文化），落實到中國道家先哲莊子那里就是擺脫“井蛙之見”的一種相對性。
站在跨文化“彼岸”，卜先生用相對客觀而冷靜的筆觸來敘述涉及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當今世界的一些重要關聯(lián)，比如中西（主要是德國）媒體上有關“他者形象”（Fremdbild）的構建傾向及其深層根源，在西東文化邂逅中由于民族性格及文化視閾差異所帶來的理解或誤解等。因此，具備一種“跨文化”的“移情能力”（Einfühlungsverm?gen）［富布賴特（J.W.Fulbright）語］不僅成為跨文化學者，也成為跨文化精英努力追尋的方向。
如果以“跨文化視閾”來解讀，則中西（主要是中德）雙方文化、歷史、哲學宗教背景等差異導致了“他者形象”的錯位。具體到德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一部歐洲五百年來跌宕起伏的中國形象史，實質上就是一部中國形象被再三誤讀的歷史。自馬可·波羅的“契丹之國”以降，到中世紀的“禮儀之爭”、20世紀初前后的“黃禍”（gelbeGefahr）以至近年的“黃色間諜”(gelbeSpione)，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幾乎都是片面或失真的。在跨文化學者卜松山眼里，這是“基于一種膚淺的認知”，歸根結底是自基督文明誕生以來逐漸占據(jù)上風的“歐洲中心主義”價值觀與文化優(yōu)越感所導致，因此，現(xiàn)在到了結束“歐洲文化獨角戲”而進行“跨文化對話”的時候。
傳統(tǒng)至現(xiàn)代
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對現(xiàn)代中國甚或對當今世界的影響，既是歷史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又有其哲學與倫理的內在邏輯。經(jīng)由卜先生的“跨文化視閾”，中國傳統(tǒng)也就穿越時空與現(xiàn)代展開了對話。
在經(jīng)卜先生提煉的中國“主流傳統(tǒng)”（參見第四章：價值體系：“主流傳統(tǒng)”）（如陰陽、五行思想、儒道佛）譜系里，尤以儒家與道家傳統(tǒng)價值散發(fā)出持久魅力。其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及個人的決定性影響自始至終未曾消減（僅在“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干擾），比如“內圣外王”的典范作用，“義優(yōu)先于利”、“社會優(yōu)先于個人”、“責任重于自由”等價值觀，“天人合一”、“和諧社會”理念以及勤勞、節(jié)儉、忍耐等儒家派生道德貫穿中國社會文化始終。“無為”、“自然”、“自由”，以及“相對性”、“看淡生死”等道家理念，與儒、禪學說融會貫通，相輔相成。卜先生視閾下的該傳統(tǒng)揭示了兩千年來中國思想文化源源不斷地進行自我修復與更新、在王朝更替進程中扮演起關鍵性的文化傳承角色，并對現(xiàn)代中國的人文精神向度與行為塑造產(chǎn)生了持久影響。
儒家價值學說在現(xiàn)代中國及當今世界的“普世性”意義，被卜先生賦予了一種重大的后現(xiàn)代特征：后儒家價值之于后基督價值。以馬克斯·韋伯的“目的理性”來看，儒家倫理可媲美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述基督教的積極社會功能。儒家價值對現(xiàn)代世界的貢獻，不僅有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過去輝煌與中國當代的經(jīng)濟活力得以印證，更一度越過亞洲疆域而對逐漸式微（比如二戰(zhàn)后）的西方價值起到“鏡鑒”甚至“拯救”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以及60～70年代的歐洲，主張“入世”的儒家曾一度被主張“出世”的道家所取代，主要是受到經(jīng)由美國傳入歐洲的中國氣功、道宗、禪宗的影響。在21世紀，儒家似乎在中國全面“復興”，孔子甚至有了完全“成圣”的可能。
哲學之于生活
德國人與中國人在哲學理性、日常生活及禮儀習俗規(guī)則方面盡管表現(xiàn)迥然不同，卻也不乏相通之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西雙方均認可的處世“黃金定律”，康德“心中的道德律”與儒家的“修身養(yǎng)性”及“內圣”理念似乎也能找到某種對接點，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中國思維具備走向世界的潛力，并逐漸獲得更為廣泛的響應。
在日常行為舉止方面，卜松山先生通過截取一些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段或場景，對普通中國人禮儀習俗與日常舉止行為（如等級、客套、面子、關系文化）（參見第五章：社會與個人，第六章：行為方式）等方面進行“跨文化”品評并予以積極理解，當然也不忘提及其消極作用（如好面子與關系文化的負面影響）；在論及《孫子兵法》在現(xiàn)代商戰(zhàn)的運用及對中德雙方商務談判技巧策略的描繪方面，有不少惟妙惟肖之處，同時也指出其在跨文化方面的“理解也是誤解”所在。
毋庸置疑，這本頗有韻味的跨文化讀物不僅為德語區(qū)讀者開啟了一扇通向遙遠東方古國的大門，也值得萬千中文讀者將其視作一冊中國哲學傳統(tǒng)刪節(jié)本閑來品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書的中文版本，或許能為中國的海外漢學研究者或愛好者拓寬“另一視閾”提供些許借鑒，也或許能為在當今快速轉型的社會背景下，普通中文讀者對深受影響卻疏于察覺的自身傳統(tǒng)文化進行梳理與佐證提供一種可能。畢竟傳統(tǒng)哲學及宗教文化與每一位現(xiàn)代人的精神指向或多或少有關，也與作為個體的自我“修身”與教育息息相關。
此外，作為一位跨文化“對話”的推手，卜先生對有些問題善意地提出忠告，譬如傳統(tǒng)的斷裂、虛無民族主義危險、道德滑坡與信仰真空、腐敗問題、環(huán)保問題、貧富差距、人口發(fā)展及關系文化的負面作用等，有些忠告是建設性的，因為作為“他者”的歐洲人能“看到我們所不見”，有些我們已經(jīng)有所認識但尚不深刻，因此仍有不少可供借鑒之處。
翻譯及其他
辯證地看，從跨文化的視角來“坐而論道”的學者，無論身處“此岸”或“彼岸”，無論自身想多么“超脫”，都難免會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卜先生所說的“區(qū)域主義局限”。這或許與學者自身的母語文化背景、跨文化經(jīng)歷及學術研究動因有關。正如東方知識分子難以完全走出“東方中心主義”窠臼一樣，西方學者與精英也容易流于“西方中心主義”論調；何況現(xiàn)代“文明病”既濫觴于西方，也蔓延至社會巨變的中國，且不排除解構“他者”是以重構“自我”為目標，因而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視閾”也同樣會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視閾”的影響，有的甚至會因其對中國的過度好感而產(chǎn)生另一種跨文化“誤讀”。
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其實“翻譯本身并不可為”，因為翻譯是一個層疊與丟失信息的過程，何況要經(jīng)歷從語言到文字、從德文到中文，部分篇章從古文到今文的多重譯介過程，如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所言，“翻譯包括兩個層面：跨越時間的翻譯與跨越空間的翻譯”。譯者唯有盡量接近原著、客觀呈現(xiàn)，但仍難免有時會步入莊子所說“得意忘言”的尷尬境地。譯文中保留了西方學者原名并截取了部分重要的德文或英文語匯；為與篇章整體行文風格保持一致，譯者對德文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使用了通俗譯法，同時附注了原始典籍來源（用李澤厚的說法是“回到原典”），以便古文愛好者對照閱讀。古文今譯與校注也同樣是一項細致繁瑣卻極為重要的工作。
在此書翻譯過程中，卜松山教授、喬偉教授、梁鏞教授、劉慧儒博士、BenedictMarko與DanielKuenstler先生等學者給予了我不同程度的指導與幫助，特別是劉秋平女士對翻譯工作貢獻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謝！由于案頭資料未盡詳實，加上時間較為倉促、翻譯經(jīng)驗不足，本書翻譯難免有所疏漏，望請讀者諒解。
張偉
初稿寫于2010年2月8日，德國特里爾
修改于2015年10月，武漢
中文版序
當初撰寫這本書時，未曾想到要將這一德文版本翻譯給中文讀者，它只是純粹面向那些對中國傳統(tǒng)感興趣的德語目標讀者所寫的入門級概況，因為不無遺憾的是，中國文化（包括文學與哲學）在德國一直不曾為人所知。盡管中國是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展覽會的主賓國，但其結果令人失望，公眾對主賓國的認知并未因此改觀，相反卻繼續(xù)表現(xiàn)出愚昧無知、誤解且缺乏溝通。即使只是出于這樣一種原因，也值得我為德國公眾撰寫此類圖書。
迄今為止，這本書在德國已經(jīng)出版了五次。特別是最近三次的增訂出版，不僅在每次出版時多有適時更新，而且其內容也備受讀者關注。此書的德文寫作大約始于十數(shù)年前，起初是為德國商務人士與關注中國的人所撰寫的一本中國簡略指南，以此介紹一些在西方仍普遍感到陌生的中國文化。當時版本的主體部分是關于文化背景下的社會結構與行為方式，但為幫助讀者理解相關文化術語，也做了些簡短的導入式解釋；同時用較短篇幅來介紹中國的語言與文字，一些篇幅論及歷史（主要是自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與現(xiàn)代政治狀況，在最后還概略闡述了中國哲學史（陰陽思想、儒道佛）。自第三次修訂出版以來，該書內容重點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早先版本中的哲學簡史部分在新版本中得到極大擴充，并成為該書最為重要的內容。因此，此書不再是一本首先面向商界人士的指南（盡管我也總是從這些人士那里得到頗為正面的反饋，這給我以極大鼓勵），而是一本描述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史書籍，并因此引發(fā)思考：其悠久的文化印記在當今世界怎樣得以體現(xiàn)？在何處得以體現(xiàn)？此外，新增的重點部分也反映了我的研究興趣所在（即內容廣博且令人神往的中國哲學史）。因此，現(xiàn)今該書的德文版本還有一個副標題——“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神往的世界”。
拙作即將用中文出版，作為作者的我當然很高興，但也頗感不安，因為對中國讀者來說，這本書也許顯得非常淺顯，也許對中國的描寫顯得較為片面。如果說這本書在中國出版有什么積極意義的話，那也最多是對中國做了一種全景式的描述；甚至，其會使中國讀者感覺新鮮有趣，換句話說，看西方的高鼻子民族如何理解中國。另外，寫這本書的初衷，不僅是出于本人近四十年來從事中國研究的這一學術經(jīng)歷，而且也是由于多次赴中國考察以及與中國朋友無數(shù)次會晤交流所致。就此而言，盡管這本即將在中國出版的書中可能會出現(xiàn)謬誤、短視與片面，但也許仍存在我可用來請求諒解的唯一理由：出于對中國的盎然興趣與諸多好感而寫就。
在此尤其要感謝本書譯者張偉先生，他為此付出了極大心血，將我難懂拗口的德語翻譯成文筆優(yōu)美的中文。
卜松山（Karl-HeinzPohl）
2009年2月
于馬克思故鄉(xiāng)特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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