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談藝論學書簡》中，傅雷和自己的兒子傅聰談論了藝術的真諦與精神的修養(yǎng)，同時又與朋友談學論道。書中所包含的智慧，不只是從學問的研究中來，更是從生活的體驗中拳。《傅雷談藝論學書簡》不僅包含了《傅雷家書》最重要的內容，還有著家書之外的才情與學識。
序
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健忘是沒有前途的。人類歷史，只能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中前行。誠然，沒有幻想或暢想，也就沒有未來；但是，多彩的幻想或高遠的暢想，也只能建立在豐富的歷史實踐及其成果的基礎上面。其他部門的運作是這樣，文學藝術領域亦不能例外。這正是我們選編本書的原因之一。
在這里談藝論文且論學者傅雷先生(1908—1966)，字怒安，上海市浦東人，是我國現(xiàn)當代杰出的文學翻譯家。其所譯巴爾扎克、梅里美、丹納、伏爾泰、羅曼·羅蘭等法國著作家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享有崇高的聲譽，數(shù)十年來流傳不衰。傅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藝理論家和藝術鑒賞家。他除了撰有專著《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和《論張愛玲的小說》《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等眾多文藝評論文章，還在大量的家書和寫給友人及晚輩的信函中，經常即興而精彩地表達著對文學藝術問題和如何做學問的見解。——他的論學又常常是和談文論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真可謂是信手拈來，皆成真諦。但或許是由于傅雷先生在譯著上的聲望遠播廣大，其在藝術理論和鑒賞方面的成就，卻在長時間中被人們所忽略了。而這也正是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編選其書簡的另一個原因。
在以往的百多年中，談文論藝者之眾，猶如過江之鯽，其文章之多，亦可謂連篇累牘，難以勝計。然真能切中肯綮者，又有幾人？就多數(shù)論者而言，不是失之就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論事，缺乏思辨性的生發(fā)，便是空談玄論，于事無補。而在近二十多年間，文藝觀念好似有了較大的變化，不能說這于創(chuàng)作實踐一無益處，但冷靜分析下來，除了時遭“名詞大轟炸”、“販賣洋概念”之譏，充其量只是將原來就應堅持的東西重加申述而已；在這過程當中，還往往將原本明白清楚的道理，反而喧囂得模糊恍惚起來。在這種情形下，站在新世紀之初回眸望去，在我國現(xiàn)當代作家理論家中，傅雷先生則可堪稱為數(shù)不多的真正懂得藝術奧秘者之一。從本書選錄的書簡中，不僅能使廣大讀者領略到傅先生在文學藝術上的高深造詣，以開啟品鑒作品的悟性與靈氣，同時也可為作家、藝術家和理論家們，提供一種如何契悟文心藝理的參照。
傅先生何以能在文學藝術上具備那樣高深的造詣和精湛的鑒賞力呢？在進入本書正文之前，建議讀者們留意以下三點。
一點是，傅先生所具有的“歷史觀念”與“世界眼光”。
傅先生在1962年寫給青年文藝愛好者周宗琦的信中說：“人類歷史如此之久，世界如此之大，豈蝸居局處所能想象！”“吾人”欲步入藝術之途，“首當培養(yǎng)歷史觀念、世界眼光”。這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一生從文事藝并獲得巨大成就的經驗之談。
在一般人的思維方式中，往往將“歷史觀念”和“世界眼光”割裂開來，誤認為：有了前者，就會有認識上的縱深度；具備了后者，也就有了認識上的寬廣度。殊不知如此簡單化的結果，只能是對歷史和世間事物的羅列雜陳、浮光掠影。而傅雷，在探索文學藝術規(guī)律的實踐過程中，他的“歷史觀念”是世界性的“歷史觀念”，在他的“歷史觀念”中，即有“世界眼光”在；或者說，他的“歷史觀念”，并非局限于一般人所理解的，僅僅是對某一特定地域所作的縱向聯(lián)系，而是以“世界眼光”觀察判斷全部人類文化藝術史的表現(xiàn)。他的“世界眼光”，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僅僅是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所作的橫向比照，而是從全部人類文化藝術史的背景上，考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藝術特征，以及每一個作家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的方法。惟其如此，他對文學藝術的種種見解，才能與一般的普通觀念和流行的通病區(qū)別開來；他也才能在宏觀地把握文學藝術普遍規(guī)律的基礎上，準確地找到每一種具體文藝形態(tài)的獨特性；反之，則能以后者去豐富與充實前者。
再一點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全面而深湛的修養(yǎng)。
作為文學家和翻譯家，傅雷之精通中外文學不必說了，但他的修養(yǎng)與視野并不僅止于此。從《傅雷家書》《傅雷書信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與傅聰談音樂》以及收入《傅雷全集》等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文、史、哲(包括宗教)三方面，均有深切的理解。他雖不是美術家和音樂家，但以其穎異的悟性和長期的欣賞實踐，對美術與音樂的鑒賞，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更可貴的是，他能將自己掌握的哲學、文化、藝術知識和人生體悟交融互會、滲透一體，并概括提升為與藝術活動(創(chuàng)作、演出、鑒賞等)規(guī)律有關的方法論，以表達他心目中的“理想的藝術境界”。
確實，傅先生穎異的悟性，我們是望塵莫及的，因為他的悟性之高，很大程度上來自其天賦的才能；但從他的家書和寫給友人的書信來看，亦與其勤奮好學和持續(xù)不斷的藝術鑒賞活動有關。試想，如果傅雷不在盧浮宮、梵蒂岡宮等諸多藝術宮殿中反復觀賞過大量原作，單靠攻讀文藝理論和藝術史課程，他能對自文藝復興初期至19世紀末年五百多年間數(shù)十位大師的創(chuàng)作做出那樣精辟的剖析嗎？同樣，如果傅雷不是在藝術博物館和展覽會以及友人的收藏中，觀賞過大量歷代中國畫的名作，更反復地品賞過黃賓虹的大部分精品(他自己收藏黃的精品就有五六十件之多)，他能從史的高度，對黃的整體創(chuàng)作做出那般不同于常人見解的結論嗎？不只對美術作品，在音樂領域中，傅先生也是非常重視鑒賞實踐的�？梢哉f，是不斷的鑒賞實踐，激活與提高了他的藝術悟性。而一般藝術理論家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傅先生這種堅持不懈的藝術鑒賞活動，因而也只能說些大而無當或千篇一律的話語了。
還有一點，就是傅先生所強調的，面對古今中外的文化藝術，要有能“通”能“化”的為學方式。
他在1954年的家書中這樣說過：“我個人認為中國有史以來，《人間詞話》1是最好的文學批評。開發(fā)性靈，此書等于一把金鑰匙。一個人沒有性靈，光談理論，其不成為現(xiàn)代學究、當世腐儒、八股專家也鮮矣！為學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養(yǎng)氣節(jié)、胸襟、目光；‘通’才能成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觀天的危險�！薄巴ā闭撸跁炌ㄒ�，舉一反三也；“化”者，消化吸收也，提純升華也；概而言之，“通”者“化”者，亦即悟性之表現(xiàn)也，性靈之發(fā)揚也。不通、不化，膠滯一點，固守一隅，難有傅先生似的博大精深、新見迭出的境界。在傅先生所有談藝論學文章中，到處都貫穿著這“通”、“化”二字。我們在接受他所留下的遺產時，也當采取同樣的方式，才能從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金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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