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府曾比較認真地執(zhí)行均田制，限制了漢魏六朝以來門閥貴族勢力的發(fā)展，但唐末五代的戰(zhàn)亂，卻在掃蕩了舊貴族的同時，也將均田制破壞無余，加上中央政府統(tǒng)治力的軟弱，以及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各地自然地出現(xiàn)了新興的地主、富民。如果新的統(tǒng)一王朝——北宋政府直接任用這批地主、富民，那么他們一旦跟政治權力結合起來，就會又一次形成豪強門閥的階層。所幸北宋政府另有主意，就是大力發(fā)展科舉考試制度，以年均百余人的速度錄取進士，讓他們成為文官，來管理國家。這批進士文官，雖然事實上也可能來自地主、富民，但至少在理念上，他們從“天子門生”到“朝廷命官”，其力量完全來自對國家權力的分有，而并不依靠家族勢力。長此以往，形成了一個作為國家權力分有者的士大夫階層，與此身份相適應的觀念也隨之出現(xiàn)，比如一個清正的官員只靠俸祿養(yǎng)家，不置私產(chǎn)，一個公平的執(zhí)法者不應當顧慮私人關系，國法面前應該六親不認，等等。奇妙的是，不置私產(chǎn)、六親不認，差不多已符合佛教的戒律，理想型的士大夫，生存狀態(tài)將與僧人相去無幾。而就佛教方面來說，北宋時代確立了通過試經(jīng)獲取出家資格，以及政府任命寺院住持，定期輪換的制度，則僧人也差不多成為一種特殊的進士文官了。兩者之間實在擁有太多的共同點，互相親近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事實上，這種親近感完全足以突破儒教和佛教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立。如果談論教化治術還有些隔閡的話，那么談論詩詞就頗多共同語言了。本書采錄的兩部宋人詩話——《玉壺清話》和《滄浪詩話》——都與佛教關系密切，前者為僧人所著，但記錄的卻大多是士大夫的詩文軼事，后者則以“以禪喻詩”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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