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專業(yè)是軍事，他在日本讀書時所學的內(nèi)容與畢生所成就的事業(yè)都與軍事有密切的關系。不過，他絕非一介武夫，而是對于讀書有非常濃厚的興趣，甚至可說是具有“文武合一”的人生理想。從他的傳記資料可見，蔣介石一輩子都醉心于讀書，他自幼即在顧清廉的教導下閱讀“經(jīng)子史傳、許氏說文及宋儒理學”。
成年之后，他一直有閱讀的習慣，不但在家中讀書，也喜歡在旅行時讀書。例如：他曾在車上、軍艦上讀《史記》與《明儒學案》，在車上看《新土耳其史》；1942年訪問印度時，讀《宋元學案》（1942.2.9）；1943年去埃及參加開羅會議時讀的則是梁啟超的作品（1943.11.28）。最有趣的是1927年11月，他到日本有馬（溫泉名勝）旅行，竟然連續(xù)幾日皆醉心于日本史的閱讀�；貒�，“十一月十日，自日本回到上海，連日布置與宋美齡女士結(jié)婚事。二十六日，親至商務印書館，購買書籍，以供度蜜月期間共讀�！庇纱丝梢姡瑢λ麃碚f，情人之間在最浪漫的時間所做的最浪漫的事竟然是“共讀”。
蔣介石多次提及“開卷有益”（1932.2.19），擔憂“不看書，不勤勉，禍將及身”（1928.6.8）；“今日未看書，何以革命也”（1928.9.3）；“無暇讀書最可畏”（1929.9.10）。北伐期間發(fā)生濟南慘案，因軍事緊急而無暇讀書，對此他深感悔恨，而發(fā)誓之后每天至少都要讀十頁書：
五月九日，公自督師北伐，軍事緊急，及濟南慘案發(fā)生，尤益忙逼，無暇看書，至是思研究學問，實為雪恥要道，乃自誓曰：以后每日必看書十頁；如或間斷，是忘仇無恥之人矣！（1928.5.9）
而因病不能讀書，則是他深感怨恨的。1935年6月3日，他說：“近日以目疾，不能看書，恨甚！”
蔣介石那么迫切地想要讀書是出于一種對讀書價值的特殊看法。對他來說，讀書可以促進“智德進步”（1933.5.14），可以養(yǎng)心、收放心、雪恥、革命，與了解人情物理等。對他而言，學問是事業(yè)的根本，甚至可以說是影響“生死成敗”的關鍵因素。這一種以讀書來追求道德的提升與知識的開拓，是一種植根于傳統(tǒng)的看法，即是傳統(tǒng)思想中所討論的“尊德行”與“道問學”。在這方面，梁啟超也有完全相同的觀點。就此而言，蔣介石具有一種源于傳統(tǒng)文人或讀書人的自我認同。
不過由于他同時也是一個軍人，因此也非常鼓勵軍人應多讀書。1926年1月14日，他告誡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yè)生：“各位畢業(yè)以后，要知學問無窮，除隨時研究典范令教程等書外，又須注重政治學、經(jīng)濟學，不精政治學、經(jīng)濟學，軍事學雖好，終究為他人機械！現(xiàn)時代之人，要知現(xiàn)時代道理，否則，就是過死之人，與死人何異？”在檢閱軍隊時，他說：“軍人第一宜多讀書，始能了解三民主義，為黨國服務；否則，一無所知，與從前腐化之軍隊何異？”（1928.9.3）
蔣介石本身即以身作則，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他發(fā)現(xiàn)讀書常會“隨看隨忘”，這時只有持之以恒（1942.10.31）方能對治。為了加強閱讀的效果，蔣介石讀書時有做筆記的習慣，他會將書中精華的句子摘錄下來。在這方面他深受曾國藩影響，1924年5月，他告誡蔣緯國（1916-1997），“寫字宜清楚，不可潦草糊涂，用墨不可有過澇、過淡之�。〕瓕懳恼�，須先讀過了解，然后著手抄寫，才有益處！曾文正所謂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五者齊來，方能做好�！币虼耍沼泴κY介石來說，其中的一個功能就是謄錄、整理讀書筆記，而且他會將以往的日記取出閱讀，用以溫故知新、加強記憶。1933年4月15日，他說“近來連日看往年日記，頗覺有益”。
他所閱讀的內(nèi)容相當廣泛，包括語文以及中西學術(shù)。在語文方面，他學過日文、德文、俄文與英文。其中，尤其強調(diào)英文的重要性，曾鼓勵其子蔣經(jīng)國與蔣緯國在英文方面應勤習精通、隨時熟習、多記名詞，以為作文秘訣。
在西學方面，蔣介石非常熱心地吸收新知。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他便立刻閱讀了《新潮》、《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等啟蒙報刊。此外，這一年他所閱讀的書還包括：“《政治學大綱》、《軍事常識》、《日本軍事學》、《俄國革命記》、孟舍路著《經(jīng)濟學原論》、津村秀松著《國民經(jīng)濟學原論》、《新村記》、《易卜生記》、《鄂爾斯泰人生觀》、《歐洲地圖》、《大演習戰(zhàn)況地圖》”。如果將以上書目仔細地加以分類的話，蔣介石所讀的西學方面的書籍包括：軍事科學（如情報學、碉堡學）、社會科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馬克思學說）、哲學與宗教（如黑格爾哲學、《圣經(jīng)》）、西方史地、以及文學作品（如福爾摩斯偵探案）。
其中，有關宗教與哲學的書刊，對認識蔣介石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例如1941年1月12日，他曾記載：“反省去年對于真我之根源，與太極之內(nèi)容，自覺略有領會。而人生對于宗教信仰之關系，使我內(nèi)心漸能升華，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義》、魯一士所著之《黑格爾學述》二書，實助我宗教與哲學之研究，其功其大也�！鄙鲜鰞杀緯⒁粸楦凰镜希℉arry Emerson Fosdick）所撰《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一為魯一士（Josiah Royce）著、賀麟所譯的一本有關黑格爾思想的論文集。
從上述對于西學的廣泛涉獵，可見蔣介石絕對可以算是一個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新青年”。不過蔣介石與許多“新青年”有不同之處有二，一方面他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則是他對傳統(tǒng)典籍與儒家價值有著很深的摯愛。換言之，他并不接受在五四青年之間頗為流行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和反傳統(tǒng)思想。同時，他對馬克思學說的興趣也不那么濃厚。1923年他開始接觸到馬克思學說時，即感覺到“看其上半部，頗厭倦欲中輟”。他也不喜歡列寧，而比較欣賞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蔣用的譯名是太戈兒）。1925年11月11日，看《列寧叢書》，12日，看《太戈兒傳》，蔣介石感到：“太戈兒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而列寧則以權(quán)力與斗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學言，則吾重精神也�！笔Y介石后來在民主、科學之外提出倫理，強調(diào)精神面、反唯物論，又堅持反共，從他早期讀書的內(nèi)容中即可看出其端倪。
在中學方面，蔣介石閱讀的范圍更為廣闊，包括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之學，其中儒家經(jīng)典四書、五經(jīng)均深受蔣介石所喜愛。先秦典籍中他特別喜歡《大學》、《中庸》、《孟子》、《孝經(jīng)》；其中《孝經(jīng)》尤為重要。他在1934年5月13日里寫道：“晚誦《孝經(jīng)》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6月14日，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寫《孝經(jīng)》開宗明義章，曰：“甚思遺留后人，使其孝弟立業(yè)，以補吾過也。”1937年2月11日，在溫讀《孝經(jīng)》之后，他記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1943年7月4日，“本周誦讀《孝經(jīng)》，更有心得，可見經(jīng)書在晚年誦讀，更能領會圣人作書之要旨也�！笔Y介石對孝悌等傳統(tǒng)德行的強調(diào)，顯示他與批判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五四知識分子在思想傾向上有顯著的不同。
在中國近世的作品方面，他則愛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當然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王陽明、王夫之、曾國藩、胡林翼，與孫中山等人的作品。在這方面的閱讀經(jīng)驗與他接觸梁啟超著作的關系很密切。在政法書籍方面，蔣介石喜讀《孫子》、《管子》。前者幫助他思索如何在軍事上對付“赤匪”、“倭俄”；后者則是他了解政治學的重要泉源。他至少從1924年就開始讀《管子》，1932年4月又讀此書；他說此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1934.2.17）、“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見其能有成也”（1934.2.17）。饒富意義的是1934年，他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這一年他從2月12日起看《管子》，而且連續(xù)兩個多月至4月30日，幾乎每一天都在看這本書，甚至在3月9日完成《管子新詁》一書。兩天之后，他在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演講“愿人人力行新生活”，強調(diào)“禮義廉恥”。4月9日他又有《禮義廉恥的精義》一文，全面闡述他對此一口號的看法。許多學者指出，新生活運動的概念與蔣介石的儒家背景、日本留學經(jīng)驗、基督教信仰與法西斯主義有關，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禮義廉恥”的口號乃直接源自于《管子》。新生活運動與管子思想之關聯(lián)性，值得進一步探究。
蔣介石也喜讀傳統(tǒng)人物的傳記與文集。1930年代時他最愛讀《王荊公集》、《張居正評傳》，與魏源記敘清朝開國以來平定邊疆動亂軍事史的《圣武記》。1935年5月的反省錄之中，他表示，“看《張居正詳傳》完，得益無窮�？础锻跚G公集》完，益思改革社會、經(jīng)濟、軍事之急迫也。”王安石與張居正是宋明時代兩位推行大規(guī)模改革措施的政治家。關于王安石，他說：“荊公之征工制，應防制，可世（疑為試）參考也”（1935.5.14）；“青苗、均輸、市易、募役、農(nóng)田水利、方田均稅，是皆余今日所欲求行者，恨不早讀荊公之書”（1935.5.15），又說：“預定令各省主席廳長，研究荊公新法之利弊”，“荊公截（疑為裁）兵之計畫與決心，誠可佩也！”（1935.5.16）這些都反映出蔣介石有心效法王安石，具有推行全面改革之氣魄。對于晚明推行“一條鞭法”之賦稅改革的張居正，他更是深有所感，覺得兩人有類似的命運。他說：看《張江陵詳傳》“甚有所感也”，“張居正云：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痛”（1935.4.27）；“看《張江陵詳傳》，江陵之氣節(jié)才情與時遇，不禁有古今同轍之慨也”；“張居正云：‘綜核名實，披剔隱奸，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保�1935.4.28）1935年4月29日，則記曰：“張居正云：‘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1936年2月4日，“本日開行政會議時，勸各部長，讀《張居正詳傳》”。1939年1月7日，他亦指定干部看《王安石集》與《張居正集》。
如果說對于王安石與張居正的推崇透露出蔣介石政經(jīng)改革之企望，那么《圣武記》則表現(xiàn)出蔣介石希冀平定內(nèi)亂、開拓邊疆，捍衛(wèi)國土的志向。1928年8月21日讀《圣武記》；11月他又連續(xù)幾日閱讀該書，并記下：“11月10日，自蚌埠往徐州，車中看《圣武記》，自是連日看之”。13日，在海州車站，看至第一冊完，曰：“余心甚有感也�！�15日，往兗州，車中看至吳三桂敗亡，曰：“可笑！尤若恥也！”16日，在兗州，看至第二冊完，曰：“前清對于藩鎮(zhèn)與封建制，似較歷朝為勝。觀于此，可知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足為鑒哉！”同年12月29日、1929年1月24日、5月27、30日、6月7日與1935年6月21日，他又再次閱讀《圣武記》。蔣介石不但對《圣武記》感興趣，對于清代開國制度、政治與外交史等方面，也有很強的求知欲。1930年一月初，蔣介石列出今年應讀書籍，其中有東北大學教授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一書，該年十二月底，他連續(xù)好幾天都在閱讀《清代通史》（1930.12.20-24）。1934年5月21日，他進一步地請蕭一山為他規(guī)劃一個十五天的清史課程，來增加對此一方面的認識。
摘自黃克武《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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