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霧霾和大風交替造訪的冬天 我們給你準備了一份關于霧霾的書單
污染本身是一種文化建構，關于污染的公眾意識背后有各種權力博弈和話語爭奪�？諝馕廴臼遣皇且环N中產(chǎn)階級的憂慮？霧霾來自工廠還是私家車？環(huán)境問題，究竟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
進入12月的你有沒有被交替造訪的霧霾和大風搞得精神分裂？晴天與霾天的循環(huán)往復似乎形成了新的城市動力學：整座城市好像一個慢性病患者，在時好時壞的身體狀況中勉強過冬。閱讀可能不是最好的解藥，但它至少能幫助我們了解病灶，了解這些納米級別的微粒將如何侵入我們的身體，如何改變城市的景觀，如何產(chǎn)生新的社會關系和階級區(qū)隔，如何匯聚成一個巨大而又曖昧不清的后現(xiàn)代隱喻，又如何深刻地改變著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存在方式。
提到霧霾，倫敦似乎是怎么也繞不過的參照系，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臭名昭著的空氣污染事件，1952年的倫敦大煙霧，在短短5天內(nèi)直接造成了5000人死亡，隨后又有上萬人間接死于呼吸系統(tǒng)疾病。就在上個月，還有國際研究機構將“北京霾”的成分與“倫敦霾”做了對比，證明“北京霾”其實是“倫敦霾”的升級版，它更小、穿透力更強、成分更復雜，對身體可能產(chǎn)生的危害也更大，但由于“北京霾”中強酸性的硫化物含量較低，因此不具備直接致人死亡的毒性。
“倫敦霾”vs“北京霾”
以下八本關于霧霾的書中有五本都是關于倫敦的，無論從環(huán)境史、觀念史、社會生活史還是文學藝術史的角度，它們都講述了一個老工業(yè)帝國一路不計代價地高歌猛進最終走入頹勢的故事，彌漫著煤煙的空氣是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最終它也與那個最輝煌的工業(yè)時代一起煙消云散。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一個新的工業(yè)帝國正在崛起，同時升起的還有一片灰色的穹頂，以及在一個機會主義國度種種的嘗試、挫敗和無所適從。希望我們可以從書中學習，更能在合上書之后思考，如何在一個變化太快以至于所有時空坐標都瀕臨失效的時代，找到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位置。
彼得·布林布爾科姆（Peter Brimblecombe）：《大霧霾：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
這本通俗的環(huán)境史著作討論了中世紀以來倫敦的空氣污染歷史，公眾對污染認識的變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艱難歷程。作者布林布爾科姆是澳大利亞著名的大氣化學家、國際權威的能源與環(huán)境專家，對倫敦的空氣污染有著多年的研究。他不僅從專業(yè)角度分析了煤煙等污染物對環(huán)境和人體健康的危害，還考察了霧霾對建筑、家居、藝術和時尚等日常生活諸多面向的影響，因此，本書不僅是一部關于倫敦的環(huán)境史，也是一部社會生活史。
倫敦從14世紀開始出現(xiàn)霧霾，到了17世紀，霧霾正式成為一個問題。然而治理空氣污染的立法，是從19世紀末才開始的，最早的《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在實施層面受到多方阻力，并沒能有效地解決問題，直到1952年年末那場5天殺死了5000人的大霧霾之后，《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才顯著地改善了倫敦的空氣質(zhì)量。
有趣的是，書中提到，《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曾是堅定的“拜火教”捍衛(wèi)者。他認為，雖然燃煤不干凈又污染環(huán)境，會帶來很多麻煩，但是與普通人的生計相比，這些麻煩簡直微不足道。奧威爾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空氣污染是不是一種中產(chǎn)階級的憂慮？對于住在城市的豪華公寓里、被幾臺空氣凈化器包圍的富人，和郊區(qū)燒煤過冬的底層而言，空氣污染在他們關心事務中的排序顯然是不同的。而那些包圍京津城市圈的化工廠、發(fā)電廠背后又涉及多少勞工的生計？環(huán)境問題，究竟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
彼得·索爾謝姆（Peter Thorsheim）：《發(fā)明污染：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煤、煙與文化》
如果說《大霧霾》是一部環(huán)境史和社會生活史，那么本書則更像是一部觀念史，作者著重介紹了工業(yè)革命以來，英國人是如何逐漸理解煤煙是一種污染的。在工業(yè)革命之前，人們一直認為污染是腐爛的動植物尸體、垃圾和糞便釋放出的瘴氣，而煤煙中的碳和硫反而有驅(qū)逐瘴氣、消毒殺菌的作用。直到十九世紀末期，英國人才認識到污染來自煤炭燃燒。作者試圖借此說明，污染本身是一種文化建構，關于污染的公眾意識背后有各種權力博弈和話語爭奪。
其中一個著名的觀點交鋒是關于污染的主要來源究竟是工業(yè)用煤還是家庭用煤的。事實上，早期的污染主要來自工業(yè)用煤，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之后，煤煙的排放則主要來自家庭煙囪。當時有許多減排活動家出于對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的厭惡，認為工廠是制造污染的元兇，然而拒絕工業(yè)化并不能消除污染，想要根治污染，需要改變社會的大多數(shù)使用煤的方式。與此相對，企業(yè)主則認為家庭應該在污染治理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相對于私人房屋，企業(yè)的排煙量已經(jīng)受到了法律的限制，接下來該個人做出犧牲了。即便在今天，大部分城市家庭已經(jīng)不依靠燒煤做飯取暖，霧霾來自工廠還是私家車的爭論依然沒有休止，指責別人總是最容易的，但當城市居民需要為了治理霧霾付出更高昂的停車費和環(huán)保稅的時候，我們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嗎？
另一個關于污染的觀點則有些駭人聽聞，它將污染的危害與階級屬性關聯(lián)起來，認為工人階級具有天然的抗污染能力，更適應在污染中生存，甚至有人認為污染有利于人種優(yōu)化，“健康者”得以存活、繁衍，“不健康者”則自然被淘汰。從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在人類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劇變的時期，簡單粗暴的達爾文主義往往最為盛行。
克里斯汀·哥爾頓（Christine L. Corton）：《倫敦霧：一部傳記》（London Fog: The Biography)
在倫敦霧霾最嚴重的1950年代，生于倫敦的美國喜劇演員、脫口秀主持人鮑勃·霍普（Bob Hope）在訪問倫敦的時候演出遲到，他上臺后向觀眾解釋道，“對不起大家我來晚了，我在霧霾中迷路了，當我正想吹個口哨叫輛出租車的時候，我的嘴巴找不到了。”劍橋大學博士、著名出版人克里斯汀·哥爾頓在書中記錄了這一場景，并用來說明土生土長的倫敦人對霧霾的感情，在他們眼中，這一粘稠的黃綠色“豌豆湯”是“倫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狄更斯語），正如霍普所言，“洛杉磯的霧霾是剔除了維他命的霧霾”。
在這本倫敦霧的傳記中，哥爾頓追溯了它的出生、成熟和死亡，記述了這一工業(yè)時代最重要的城市景觀是如何創(chuàng)造了一個混沌、匿名的世界，構成了生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威脅。然而作者真正的興趣在于考察倫敦霧如何塑造了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想象，以及文學和視覺藝術中對它的呈現(xiàn)。
如果沒有倫敦霧，也許我們將失去19世紀一半的文學作品。從狄更斯到亨利·詹姆斯，從王爾德到艾略特，霧霾是作家重要的靈感來源。在《荒涼山莊》中，霧霾被用來象征法律的復雜和冷酷，而到了《我們共同的朋友》里，霧霾則成了貪婪拜金和道德敗壞的比喻。在關于開膛手杰克和福爾摩斯的傳說中，霧霾為倫敦的街道平添了幾分神秘和罪惡，以至于當這些文學作品被搬上銀幕時，導演只需打開煙霧機，再點上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就可以立刻將觀眾帶回19世紀的倫敦。除此之外，倫敦霧還影響了印象派的畫風，莫奈的《陽光透過霧中的倫敦議會大廈》、《威斯敏斯特下的泰晤士河》以及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的《灰色與金色的夜曲：皮卡迪里》都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期。
莫奈：《威斯敏斯特下的泰晤士河》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空氣中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
“現(xiàn)代性就是大氣顯形的過程。”這是德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對現(xiàn)代性的定義。通過回顧20世紀歷史中的大事件，從毒氣戰(zhàn)、工業(yè)煙霧到原子彈，斯洛特戴克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空氣在20世紀從一種潛在變?yōu)轱@性，人類在氣體與輻射環(huán)境中棲居的現(xiàn)實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曾經(jīng)作為背景和潛在的空氣，成為了可再現(xiàn)、可說明、可生產(chǎn)的對象，這使得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生存境況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層面上都發(fā)生了質(zhì)變：在前現(xiàn)代時期，人類與空氣的關系是自然和諧的，人類的存在是沒有焦慮、不成問題的，這種存在方式可以被稱為“在空氣中存在”，或者在“適宜呼吸的環(huán)境中存在”；然而現(xiàn)代性帶來了“空震”（airquake），空氣、氣候和大氣狀況的顯形使得人類生存的首要介質(zhì)和基本前提都成為問題。經(jīng)歷了“空震”的人類開始為了日常棲居而焦慮，同時也陷入了現(xiàn)代性的惡性循環(huán)：當我們?yōu)榱藴p輕焦慮而努力訴諸技術的時候，技術本身又帶來了更多的焦慮。
在書中，斯洛特戴克還從環(huán)境的角度重新解讀了恐怖主義，他認為，恐怖主義攻擊的對象不僅是人本身，而且是人類賴以生存、人之為人的必要環(huán)境。在這一意義上，恐怖主義是對環(huán)境可毀滅性的探索，它制造了一種長久的恐懼，將人們置于一種隨時準備反抗、但又無力反抗的狀態(tài)中。斯洛特戴克將恐怖主義稱為“現(xiàn)代性的孩子”，因為只有在面臨暴力剝奪的時候，空氣，這一生命的首要介質(zhì)才在航天技術、法律、政治、藝術和文化研究等領域成為顯形，成為思考和監(jiān)測的對象。
劉慈欣：《贍養(yǎng)人類》
劉慈欣的短篇小說《贍養(yǎng)人類》講的并不是一個有關空氣污染的故事，但是它涉及到空氣污染和環(huán)境災難的可能后果，那就是如果清潔而適宜呼吸的空氣成為了稀有資源和私有財產(chǎn)，人類將面臨怎樣的生存考驗？
小說中的第一地球上，存在著一個科技異常發(fā)達、貧富極端不均的高級文明，也可以說，那是一個人類文明的高級階段。在那里，知識、智力、思想，甚至完美的性格和審美能力都是可以買賣的商品，而教育，作為唯一的社會上升階梯，就此被阻斷了。窮人和富人已經(jīng)分化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他們無法互相理解，也不再對彼此有同理心。這個文明靠著一個簡單粗暴的法則運行，這個法則就是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這一法則由無數(shù)個蚊子大小的執(zhí)法單元組成的社會機器維系。
在這一法則的保護下，第一星球的財富不斷向少數(shù)人集中，以至于到了最后，99%的財富都集中到了一個人手中，包括土地、海洋和空氣。剩下的20億人，全部生活在完全密閉的住宅中，這些住宅本身就是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微型生態(tài)系統(tǒng)，而如果要走出這一個個膠囊公寓，呼吸大自然的新鮮空氣，就需要先吞下一顆名為“空氣售貨機”的藥丸，它可以監(jiān)測人們吸入空氣的量，然后在他們的銀行賬戶上扣除相應的錢。
科幻小說里的故事可能只是一個思想實驗，然而生活中我們正在面對的，卻是空氣污染進一步切割人口的現(xiàn)實。當霧霾來襲，我們不再能同呼吸、共患難，各種各樣的空氣凈化設備正把我們切割分置于不同的大氣環(huán)境內(nèi)，而可穿戴的空氣凈化設備是否也在加速人類的賽博格化，使人類分化成兩個不同的種群？
威廉·海（William Delisle Hay）：《大都市的末日》（The Doom of the Great City）
在這部十九世紀的科幻小說里，作者想象了一種世界終結的方式，不是毀滅于一聲大爆炸，支氣管痙攣成了人類的終結者：整個倫敦的人口在充滿煤煙的霧霾中窒息而亡，故事的敘事者是這一災難唯一的幸存者。
這部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幻小說在當時反響平平，而在之后漫長的時間里，它幾乎已經(jīng)被遺忘干凈。然而在今天重讀它卻別有一番意味，當全球變暖和空氣污染已經(jīng)成為當代人無法忽視的現(xiàn)實，當代的讀者很可能是第一批認真對待這部小說的人。因為作者筆下的倫敦與今天的北京有著驚人的相似，例如在談到倫敦人對霧霾的態(tài)度時，他說“（他們）并不費心去調(diào)查霧霾的成因，而只想尋求一些表面的方法來減輕它”。
有趣的是，作者在小說里似乎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污染可以同時是物質(zhì)性和道德性的嗎？他筆下的倫敦“污穢和腐爛到了內(nèi)核，充斥著各種類型的罪惡”。他列舉了各種城市里的惡行：浪費、腐敗、貪婪、虛榮，對他而言，倫敦就像是亞特蘭蒂斯或者巴比倫，對即將來毀滅它的憤怒的神明視而不見。在這里，霧霾不僅是煤煙、灰塵和化學品的混合物，他也是一個腐朽墮落的社會的隱喻，正如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所說，污染永遠都是都是與社會秩序的維系相關。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煙云·阿根廷螞蟻》
霧霾、光污染、核污染，一向充滿奇思妙想的卡爾維諾在面臨二十世紀中期因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帶來的城市病時，也展現(xiàn)出了過人的才華。首次發(fā)表于1958年的《煙云》，講的是一個關于霧霾的故事。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剛到某個城市工作的、對一切漠不關心的職員，在一個名叫《凈化》的雜志做編輯。這本雜志所隸屬的協(xié)會負責人，其實是一個工廠主，他一邊看著工廠外的滾滾濃煙，一邊企圖用這樣的雜志欺騙自己和公眾�！拔摇钡耐�，是成千上萬上班族的一員，信奉的準則是城市已經(jīng)無可救藥，在城市中打拼一周只是為了周末能逃離城市�！拔摇痹诔３９忸櫟牟宛^遇到的巴薩魯奇，則是一個心懷希望的改革者，認為煙塵的問題一定可以解決�？柧S諾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勾畫出面對霧霾時人們幾種不同的態(tài)度。
《煙云》最特別的地方在于對霧霾的具象化描寫。那些微小的顆�；旌显谖覀兾氲拿恳豢诳諝庵�，難以察覺。但是卡爾維諾卻通過語言讓它們顯形，將不可見變?yōu)榭梢�，并且變得浪漫。他描寫灰塵在家里不斷堆積的場景，描寫像有潔癖癥一樣不停洗手的“我”，描寫工廠煙囪排放的鐵砂微塵“在室外黑暗的背景中閃閃發(fā)光，宛如銀河系中的群星”。但最精彩的莫過于把“我”對克勞迪婭的愛慕通過煙塵傳遞出來： “我望著她那嬌嫩的胸膛，粉紅的乳頭，擔心書上的塵土會落在她身上，于是伸手去擦掉可能落到她乳房上的灰塵，可我這一動作又好像是在撫愛她�！�
相比于前兩本小說或嚴肅或沉重的表達方式，《煙云》跟它本身的主題一樣，是一個霧蒙蒙的故事，有點曖昧不清。里面沒有名字的主人公可以是漂浮于任何一個被現(xiàn)代性浸染的大都市中的任何一人。“我”是1950年代歐洲大城市中的民眾，也是2016年生活在中國的我們，像空氣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灰塵。
蒂莫西·蔡（Timothy Choy）：《比較的生態(tài)學》（Ecologies of Comparison）
人類學家Tim Choy在香港進行田野調(diào)查期間，并沒有將空氣污染問題列入他的研究范圍，根據(jù)他的設想，本書將是一部關于回歸前的香港的民族志，因為在他看來，普通的香港民眾根本不把空氣污染當回事，尤其是戶外作業(yè)的底層，他們發(fā)展出了一種“養(yǎng)成的漠不關心”（cultivated indifference）。直到他的搭檔因為空氣污染而患上肺病，他才感到事情的嚴重性，于是將書中的最后一章，留給了香港的空氣，命名為“空氣的實體化”（Air’s Substantiation）。
當我們談論空氣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這是Tim Choy提出的問題。“空氣”其實是很多不同物質(zhì)的集合，包括塵土、氧氣、二氧化物、微粒、氣味、濕度、熱量等等。它既是一種日常物質(zhì)，又是一個象征場域。本書的最后一章試圖從四個角度書寫與空氣有關的經(jīng)驗：作為一種地方性和全球性健康威脅的空氣，日常實踐和話語中的空氣，制造了階級和地域差異的空氣，以及作為一種跨國比較指數(shù)的空氣。
如果像大衛(wèi)·哈維所說，身體是不同規(guī)模的空間實踐最終交匯的場所，那么空氣則將不同規(guī)模的空間本身——從個人的身體，到區(qū)域，再到全球——連接起來，它是貫通的、流動的，幾乎無所不包的：小到個人健康，大到全球環(huán)境政治，都與空氣息息相關。因此空氣——不管是清潔的還是污染的——都在同時建構著也侵越著大大小小、有形無形的邊界：一方面，空氣污染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公，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污染氣體的排放者、攜帶者（風）和呼吸者都并非原地不動，更何況還有車輛、船舶這樣的移動污染源。
因此當我們思考空氣的時候，我們同時獲得了思考更大問題的入口。思考空氣可以幫助我們在全球性與本土性、普世性與特殊性這樣的二元框架之外，去理解人、空間和事物之間的關系和互動，從而有助于創(chuàng)造一種不落入二元論窠臼的新的政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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