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中國》作者何偉撰文《通往寫作的路徑》，寄語**期《正午故事》；阿乙、馮唐、吳曉波強力推薦★堅持原創(chuàng)的非虛構平臺，收錄《正午》創(chuàng)辦以來**的文章——《正午》擁有強大的編輯團隊和作者隊伍。每篇文章從采訪、寫作到后期編輯，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轉載成風的新媒體，正午堅持原創(chuàng)每一個故事�！飳ふ冶缓鲆暤墓适隆澜缛匀簧钤诠适庐斨�，但以遺忘、抹滅大多數故事為代價。今天中國*主要的故事，是關于財富和成功的故事，我們試著抵御這種單一。有時，我們會撿起其他媒體棄而不用的選題，它們或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夠重要”；或是“不像新聞”，但這是我們可以感知的現實。在這里，您能讀到武漢朋克、陰陽人、嗜酒者、甚至是一只狗的故事�！锿瑯拥念}材，不同的敘述——我們嘗試拋棄以往的報道寫作方式，以更開放和自由的文體，來講述現實。在“隨筆”一欄，您能讀到作家袁凌寫他的朋友，郭玉潔寫她的老師吳明益，以及李魚的《兩個烏托邦人》�！飩�人史、口述史的方式——本期正午“個人史”，來自馮遠征的《我穿墻過去》，這是正午2015年傳播率**的一個故事，長久以來，口述史的意義在媒體中是被淡化的，我們嘗試通過個人史的方式，挖掘更多人的回憶。
本書簡介：
本書收錄了正午一年來最好的文章。正午創(chuàng)辦于互聯網時代，是一家新媒體。速度、閱讀介質都已改變，但它承載的內容，絲毫不減印刷時代的優(yōu)美與專注�！墩绻适�001》是正午系列的第一本。開篇欄目是“寫給正午的話”，每期我們都會邀請一位名家，談談他所在的領域。“特寫”是正午的主打故事，我們盡力去尋找那些被忽視的人、被遺落的事。在“隨筆”欄目，我們希望添加更多的文學性，以一種更自由的敘述方式去寫作。“個人史”其實是口述史，是去挖掘那些被埋沒卻值得紀念的回憶。除了敘事之外，我們偶爾也會推出“訪談”系列，偏重思想和觀念�！耙曈X”是正午比較特別的一個欄目，我們試圖在影像和文字之間、影像與美術之間，建立一種張力。本書的最后，是正午團隊偏愛的“長故事”，它的“長”，不在于字數的多寡，而是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上述所有故事，我們都力圖打破傳統(tǒng)報道的套路，希望它們能引人入勝。在其深處，是我們對人、對生活的理解。
作者簡介：
正午的前身是“界面·長篇”，創(chuàng)建于2014年9月，隸屬于界面新聞旗下，是互聯網上的非虛構原創(chuàng)平臺。正午致力于故事的發(fā)現和實現，希望能避開熱點和頭條，尋找那些不為人知且富含意義的線索，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角落。這些暗藏于時代浮層之下的故事，將交給一群擁有才華和激情的作者去敘述和記錄，并以最合適的方式呈現給讀者。有些是文字，可長可短，有些是影像和美術、音頻或其他多媒體。我們希望每一個故事都值得流傳下去。
目錄：
前言
寫給正午的話
通往寫作的路徑
特寫
裸體朋克
最后的文學青年
兩個烏托邦人
陰陽人
隨筆
老師阿明
上海小風月
撲通撲通
個人史
馮遠征：我穿墻過去前言寫給正午的話通往寫作的路徑特寫裸體朋克最后的文學青年兩個烏托邦人陰陽人隨筆老師阿明上海小風月撲通撲通個人史馮遠征：我穿墻過去視覺平行世界訪談何偉：我總是被異鄉(xiāng)人吸引故事詩人出差嗜酒者一批杰出的作者，將他們的最好年華獻給對真實故事的講述�！⒁夜适率莻�酒瓶，裝的是好酒。——馮唐這個世界從來不缺好故事，但是從來缺乏講好故事的那管筆，互聯網吹散很多東西，但，好文字永在。我喜歡正午故事�！獏菚圆ㄕ绲脑捨膢郭玉潔正午創(chuàng)辦的時候，媒體正四處唱著哀歌。在政治、資本的意志下，紙媒關閉、緊縮，新媒體看似時髦卻總是焦慮于盈利模式，媒體人紛紛轉型，更常見的詞是，創(chuàng)業(yè)。頻繁變動的年代，人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臨時狀態(tài)：走一步，看一步。如今這種狀態(tài)更為焦灼。在這樣的氛圍中，正午存活下來，并贏得好評，實在很難說清多大程度上是讀者厭倦了喧嘩，因此辨認出了一個“執(zhí)拗的低音”？創(chuàng)辦正午的幾個編輯、記者，之所以留在媒體的逆流，除了別無所長，還因為我們都著迷于非虛構敘事這門技藝——在現實生活、作者和讀者之間，制造出一個文字的場，三者互相牽引，緊張又優(yōu)美。這一制造的過程，從發(fā)現選題、采訪、研究、寫作、編輯到面對讀者，現實感和創(chuàng)造性溶于一體，很有挑戰(zhàn)，也很有樂趣。由此產生的文體，我們簡單地稱為非虛構，而不再纏繞于此前的紛繁命名，紀實、特稿，等等。這意味著，只要沒有事實層面的虛構，只要是好的寫作，不拘任何形式。說到底，最重要的是你為讀者講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尋找到了合適的形式。而情書、墓志銘、學術散文、一次談話、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滿理解力、感受力，在寬廣層面的非虛構寫作。這種命名也解放了媒體逐漸建立起來的選題等級：官員、商人和熱點優(yōu)先，成功者的故事優(yōu)先。有時，我們會撿起其他媒體棄而不用的選題，它們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夠重要”，或者是“不像新聞”。盡管這是我們可以感知的現實，盡管寫作者對題材充滿感情，但是因為不“主流”，就有不被講述、進而被遺忘的危險。歷史的書寫，從來如此。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經講述自己為什么寫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母親的表弟曾經頑強地抵抗納粹突擊隊，堅持到最后一刻，失敗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眾“在行刑隊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沒有人提起，成了一個不存在的人。格拉斯決心讓他活在自己的寫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處長眠著母親心愛的表弟。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當中，以遺忘、抹滅大多數故事為代價。今天中國最主要的故事，是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萬萬個變種）。為了抵御這種單一，我們應該學習講故事。長久地凝視現實，讓被遺忘的復活，賦予普通人尊嚴，以配得上豐富、變幻的中國。本書所收錄的，就是這些嘗試的例證。項飚：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采訪、文|郭玉潔早在北京大學念書時，項飚就是一個傳奇。1992年，讀大二的他偶然聽到溫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紅門聚居，人稱“浙江村”。在一個早晨，他6點出發(fā)，倒了六趟車，到達南苑鄉(xiāng)政府，開始了第一次田野調查。這一研究持續(xù)了四年，最后形成他的碩士論文《跨越邊界的社區(qū)：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成了中國社會學界的經典作品。在這部著作里，項飆描述了這個充滿活力、不停變動的社區(qū)，他說，他們才是社會發(fā)展的真正動力。那時他才26歲。隨后，項飚被牛津大學人類學系錄取。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學系，項飆成了一個謎。由于出國前忙于研究，他無心學習英語，曾去過新東方，但他感覺像進了氣功班或其他神秘活動的講演課，落荒而逃。因此到牛津之初，他連基本的對話都無法維持，也不敢去聽課和各種討論會，同學們覺得這個來自中國的男生神秘莫測。項飚的迷惘不僅是來自語言、知識面，更是中國學人的普遍困境�，F代學術來自西方，學術標準、理論話語，都離不開西方的影響。去歐美留學，項飚看作是去西天取經。但是西方理論立基于西方的歷史傳統(tǒng)和現實問題，它和中國的現實有什么關系？同時，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國問題又絕不可能退回封閉的系統(tǒng)。項飚帶著這種迷惘、野心，穿行在知識生產的世界體系，更穿行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世界體系。他極其勤奮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yè)和印度的技術勞工》（以下簡稱《獵身》）。在這項研究里，他描述了“獵身”這一印度獨有的現象，即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勞力行”（bodyshop），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據客戶企業(yè)的項目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戶。圍繞這一現象，項飚想要分析的是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印度為全球IT產業(yè)貢獻最有價值的資產—勞動力，美國在全世界吸收現成的、高質量的人才。硅谷的輝煌，離不開印度農村里低種姓的婦女兒童，離不開印度的嫁妝制度。不同地區(qū)、不同階層的人們原本是連在一起的，而這是基于一個不平等的關系，并生產著新的不平等。這部著作獲得了人類學界的重要獎項，安東尼·利茲獎，也被視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對于中國新一代學人來說，重要的不是進入西方學術體系，而是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世界觀。項飚留在了牛津人類學系，他的下一個研究對象是中國東北在全世界的移民。他仍在苦苦思索，想要通過這一研究，寫出對于中國社會變化的創(chuàng)見。而一個好的學者，正是在思考世界的新角度，揭示別人沒有發(fā)現的奧秘，由此，他幫助人們看待世界。訪談一正午：我們從你最早對“浙江村”的研究談起吧。我讀大學的時候就聽說過這個研究，當時印象很深刻，很好奇你為什么選擇“浙江村”這樣的地方，好像有點臟亂差，一般人都不太去的。這次讀《跨越邊界的社區(qū)》，回憶起當時的疑問，覺得很有意思。其實我們自己讀書、求學也是一種流動，但是很顯然，流動有階層、文化身份的區(qū)別，“浙江村”和“中關村”似乎就有高下之分。你為什么會選擇“浙江村”，當時在1990年代就有這種敏感嗎，會選擇比較邊緣的群體、階層？項飚：是有對邊緣敏感，但不是從階層的角度。我覺得對我個人也好，對中國國內的知識界、公眾也好，階層這個視角是2000年以后出現的。我當時對浙江村這么邊緣的個案感興趣，是因為中國改革從80年代以后，主導的思想就是要搞現代化，所謂中國落后了、要追趕，包括要發(fā)展市場經濟，要有理性精神，這些在當時是籠罩性的話語。在這樣的話語下，“浙江村”被當作一個問題，他們是“低素質的人口”，和規(guī)范的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是一個負擔。因此，我對“浙江村”的興趣，主要是為了對當時的主流話語進行反思和批判，想從這個邊緣群體里面，看它內在的合理性。盡管用正式的教育標準衡量，他們素質很低，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計算方法，有內在的經濟理性。所以我當時的想法里有一個悖論，一方面，我想通過處在邊緣的主體批判現代化主義、精英主義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我沒有全面地對現代化話語的根基進行批判。由于這種批判的不徹底性，導致了我的一些盲點。盲點之一就是，對“浙江村”內部的階層化不敏感。我們把“浙江村”想象成一個整體，這完全是通過戶口體制，從北京主流的城市生活來看的。但是你用今天的階層角度分析，就很難講了，“浙江村”內部很多人顯然比北京平均生活水平高很多，但同時也有很多來自江西、湖南的打工仔，情況相當不好。階層之間并沒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但經濟差異是很大的。我當時沒有批判這一點，主要是我著急批判精英主義和戶籍政策等。正午：你一直在批評這種經濟學主導的發(fā)展觀忽略了人本身。但是這種發(fā)展觀幾乎籠罩一切，你覺得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到底是什么？項飚：我覺得很難精確概括，只能說就一般的觀察，這讓大家有一種普遍的失落、恐懼。市場力量籠罩一切，生活完全市場化。社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抗，包括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都可以認為是對市場化潮流的批判。但是這些批判一般停留在人文情懷啊，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啊，我們沒有真正在理論上把問題講清楚，沒有把市場作為經濟的組織方式、我們生活的組織方式，做一個系統(tǒng)的嚴肅的分析。什么意思呢，今天要是出了什么問題，大部分人覺得還是要靠市場的繼續(xù)發(fā)展來解決。幾年前，有官員面對老百姓的抗議，說人民內部矛盾，要用人民幣解決。這個話，在國內的語境下聽起來，是比較務實的看法，不要去打壓，不要去抓人。因為人民群眾要爭的雖然有實際利益，但也要爭一個理，爭一口氣，這個是原則問題�，F在所有的事情都按實際利益擺平。只要能擺平，只要你不去北京上訪，我就給你錢。你這么做了之后，老百姓就順著這么來了。所有社會沖突，都化約為實際利益。所以就有“刁民”，只要有空隙，即使沒有理由，也要來圍攻、上訪，拿實際利益。人活著，總是要講公平、正義，總是要說“道理”的吧，這些是超越市場經濟、本來就是要對市場進行制約的，但是現在連這一塊都物質化了，用市場思維解決了，這肯定是越做越糟了。從另一個角度，現在城市里的小資，有一種個人情感、生活方式方面的抗議，但根本上還是很弱。我們還是需要建立起一套超越了唯經濟利益的公共生活的規(guī)則。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蝸居》這個電視劇有一個有意思的含義，就是說因為房子、基本的生活資料被完全市場化之后，真正純潔的愛情，只能屬于開發(fā)商，只有他們有經濟條件去感受這種所謂的浪漫。這方面我有點左派傾向。我覺得靠城市階層的生活方式、人文情懷去抗拒市場，是非常表面的。因為你要搞這些情調，不是都要靠花錢去實現的嗎？一定要跟工農結合，跟底層的生活方式、生活訴求結合起來，要做大的考慮，把整個中國的運行方式、結構想清楚。中國現在的情況，你要看底層，要看農民工，他們其實是非常市場化的，意識形態(tài)、生活追求上完全受物質利益驅動。他們沒有辦法，來城里打工，是最受剝削的勞動力。但是你問他的未來，也都是市場化的想象，比如說：“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成功。”我的意思是，不能浪漫地認為，底層的生活方式會提供一個新的未來。要把他們的生活方式想透。是怎么樣的情況把他們變成了這樣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有沒有別的辦法，使這樣的工農群體有別的方式組織他們的生活？如果他們不轉變，你只靠城市市民階層的人文情懷，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工農群眾哪一天也覺得，不用那么賺錢，自己也有比較舒適滿意的生活，這個就是今后的理想目標。這個可能是歐洲和我們最大的差別之一。他們的工人階級，對幸福的追求確實是比較多元的，也有很強的自主性，不像中國，生活的意義完全是單一的，沒有錢就是沒有一切。正午：但是歐洲工人階級的現狀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也經歷了漫長的工人運動？項飚：這個比較復雜，但是有一點：它意識形態(tài)上的多樣化，是值得關注的。比方說英國，它的宗教勢力，有非常黑暗、非常壓迫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反市場的因素在里頭，所以宗教勢力防止了市場力量的完全一體化。第二，也許對我們國內讀者來說更有意思的，其實是“冷戰(zhàn)”時期，東西方的競爭，對促進歐洲的社會進步很重要。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要證明自己不比共產主義差，很多歐洲知識分子又不斷引用社會主義的各種實驗來批判自己的社會，社會主義思潮是比較深入人心的，這樣就形成了對市場和國家權力、對資本主義模式的批判。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制度。像倫敦，為什么藝術那么發(fā)達？就是因為六七十年代之后，很多人靠著國家福利，不用去工作了。我有很多大學同事，現在年紀很大了，就是當時那種Yuppie（雅皮），反社會的，寫小說啊，搞薩特啊，他們的物質基礎全部來自國家福利制度�，F在福利制度削減，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像英國他們積累很多，歷史的根基還在，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還有，不過會不會出現像七八十年代那種現代藝術大的發(fā)展，這個很難講。當時80年代像BBC，Channel4（第四頻道），發(fā)展得很好，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非商業(yè)性的，完全沒有廣告，操作上又是獨立的；第二就是知識分子不斷用東方的思想批判自己社會的生活方式。也有一批人批判蘇聯，對社會主義進行反思，再加上宗教的影響，當時社會心態(tài)上、思想上，一直是多元化，不使某一種力量太強大。今天的情況，歐洲也很令人關注。我一直有個觀點，“冷戰(zhàn)”時期，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的世界想象，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視野，但是“冷戰(zhàn)”結束之后，柏林墻倒塌之后，出現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缺乏了實際生活的源泉和參照。最后講到中國，為什么變成了今天這么一個格局，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沒有多元化。任何一種思想意識，都是在跟別的形態(tài)的交鋒之中，不斷豐富，對新的現實情況做出應對的。否則的話，沒有一個對立面，沒有參照系，那你就僵化了。現在歐美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僵化，也是因為這樣，它也沒有參照系了。中國也是這樣，缺乏討論，缺乏多樣意識形態(tài)的交鋒，導致了思想空虛和精神空虛，然后才會出現最近引起不少關注的新一代網絡“紅人”。新“紅人”新在三個地方。一是年輕，80后；二是真誠，語言活潑生動，和老式的照本宣科的宣傳很不一樣；三是極端，有的選擇了幾乎是法西斯化的政治話語。這些都不矛盾。人在全面思想空虛之后，需要一種宗教式的皈依。絕對化的權力就可以滿足這樣的需要。他們的真誠是確實的，正因為真誠，所以特別值得討論。所以你可以看出我的顏色。第一在核心價值上，比較社會主義；第二在務實的層面，如何發(fā)展社會主義，在這方面我比較自由主義。我覺得一定要讓社會主義跟別的主義競爭，在競爭中發(fā)展，不能僅僅靠推動。正午：所以你認為學者、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是增加意識形態(tài)的多樣化和思考。項飚：對的，所謂獨立思考，當然在中國語境下有特定的含義，是有價值的。但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獨立思考，獨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別人各種想法和實踐的合理性。我覺得人類學的精神很重要，人類學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人類歷史很長，人類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認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的活法、想法，理解它，然后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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