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譯注（簡體本套裝共10冊）》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九年）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八歲隨父從軍，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余年。二十八歲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別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養(yǎng)民。根據(jù)《新唐書》記載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jīng)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群書治要譯注（簡體本套裝共10冊）》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經(jīng)、史、諸子百家中，有關(guān)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余萬言。書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說，實(shí)為一部”用之當(dāng)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
唐太宗在讀《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xué)業(yè)，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繕寫《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jié)閱讀《治要》的感受說：“手不釋卷，知風(fēng)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見《貞觀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將《治要》作為創(chuàng)建貞觀“盛世”依據(jù)的道理了。
如此珍貴的一部典籍，然因當(dāng)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fā)達(dá)，此書至宋初已失傳。所幸者，此書經(jīng)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xué)習(xí)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jīng)典。據(jù)日本尾張國校督臣細(xì)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書治要》時寫的考例中記敘，早在公元13世紀(jì)日本鐮倉幕府第五代武將軍北條實(shí)時（亦稱金澤實(shí)時），因其“好居書籍”，故在發(fā)現(xiàn)《群書治要》后，請中秘書寫“以藏其金澤文庫”，《群書治要》因此得以傳世。后來，此書歸德川家康，他在得到這個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時的《群書治要》已經(jīng)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殘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書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冊。不幸的是，此時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張、紀(jì)伊兩家藩主。事實(shí)上等于沒有公開發(fā)行，所以流傳在外間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有感于《群書治要》未能流布，便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金澤文庫”藏僧人抄本《群書治要》，重新�？�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于世的天明本《群書治要》。
本書根據(jù)天明本《群書治要》、元和本《群書治要》整理校勘，并對字詞進(jìn)行詳細(xì)注解、對原文和注文都進(jìn)行了白話翻譯。
作者介紹：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xué)家。河北巨鹿人。貞觀元年（627年），升任尚書左丞。貞觀二年（628年），魏征被授秘書監(jiān)，并參掌朝政，在此期間，受命編撰《群書治要》，于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貞觀七年（633年），魏征代王珪為侍中。貞觀十年（636年），魏征奉命主持編寫《隋書》、《周書》、《梁書》、《陜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zhí)政初到當(dāng)前為政態(tài)度的十個變化。貞觀十六年（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吊唁，痛哭失聲，并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虞世南（558年－638年），字伯施，余姚人,唐初政治家，書法家，文學(xué)家。隋煬帝時官起居舍人，唐時歷任秘書監(jiān)、弘文館學(xué)士等。唐太宗稱他德行、忠直、博學(xué)、文詞、書翰為五絕 “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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