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為什么“不可說”？如何說“不可說”之道？這是《老子》注疏、詮釋與研究史上的大問題。如何突破主客對立的二元論的認(rèn)識模式，用現(xiàn)代話語將其描述清楚，提供一個既契合《老子》又能嵌入現(xiàn)代哲學(xué)話語體系的詮釋，是本書的問題意識。本書選取了三個古代的詮釋個案、三個當(dāng)代的詮釋個案，用比較的方法，檢省這些詮釋及其方法論�！独献印分杏小俺５馈迸c“非常道”之分，前者是非對象化的，后者是對象化的。“非對象化之道”是《老子》的重心，它不是絕對的不可說，而是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去說，老子本人提供了這樣的言說典范。非對象化的“常道”具有四個特點(diǎn)：動而無死、生而無名、妙而可觀、虛而可法，這正是其不可對象化地進(jìn)行言說的原因，其提醒后世在理解與解釋“常道”時既要借助語言又要超越語言。由“非對象化”之道延伸出來的規(guī)律之道、處世之道與治國之道構(gòu)成了《老子》的宇宙論、人生論與治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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