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洛·契斯自言承襲了母親將事實與傳說糅合在一起講故事的癖好，這在《死亡百科全書》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九篇微縮紀事有意混淆了神話、文獻與想象的邊界，看似互不關聯(lián)、風格迥異，卻有著共同的主題：死亡。以虛無始，以毀滅終，古典神話中的毀滅還有著悲劇的慰藉，現(xiàn)代神話中的毀滅只剩下道德虛無的灰燼。契斯用文學回應了這個時代，他展示了仇恨與死亡的蔓延、歐洲社會的崩潰、人類歷史的災難，也表現(xiàn)了一個作家對人性的關懷。
《死亡百科全書》，講述“我”在圖書館找到了記錄1789年以來所有普通人的傳記的百科全書，它與眾不同地“描述人物關系、遭際和風景——這些構成了人生的繁復細節(jié)”，這時“我”才獲知了去世的父親的全部真相……
如果說《達維多維奇之墓》是為“大清洗”隱秘的受害者們而建的紀念碑，本書就是對該主題的延續(xù)和擴展——將歷史的受害者、無名者與消逝的過去記錄在案。正如作者所說“我需要一些證明，在我絕望的時候，證明父親的生命并非徒勞與虛空，證明終究還有人在記錄每一個生命、每一場痛苦、每一種生活，并賦予它們價值”。
作者簡介：
丹尼洛·契斯，二十世紀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契斯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蘇博蒂察市，“二戰(zhàn)”期間，他的父親在納粹集中營遇害，母親帶著他和姐姐逃難到黑山，直到戰(zhàn)爭結束才回到南斯拉夫。他在貝爾格萊德大學比較文學系畢業(yè)后開始文學生涯，作品有《花園，灰燼》《沙漏》《達維多維奇之墓》《死亡百科全書》等，曾獲得塞爾維亞NIN文學獎、美國布魯諾·舒爾茨獎等諸多文學獎項,并被授予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他的作品雖受到國際矚目，在本國出版時卻常引起奇特的騷動：《達維多維奇之墓》被誣蔑抄襲了索爾仁尼琴、喬伊斯、曼德爾施塔姆、博爾赫斯、梅德韋杰夫兄弟等作家，布羅茨基對此評論說：“一位作者若能在一本135頁的小說里模仿這么多位風格迥異的作者，那么怎樣贊美他都不為過�！彼�稱揚契斯是“一位獨具風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幾乎重新定義了悲劇”。1979年，契斯僑居巴黎。1989年，他因肺癌去世，據(jù)傳他獲得當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呼聲很高，“他的辭世中斷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學旅程”（蘇珊?桑塔格語）
目錄：
導讀：抵抗虛無/景凱旋
1.西門·馬古
2.最后的告別
3.死亡百科全書
4.睡眠者的傳說
5.預知未來的鏡子
6.大師與門徒
7.為國捐軀是光榮的
8.國王與傻瓜之書
9.有列寧肖像的紅色郵票
后記二十世紀下半葉無可爭議的偉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維護了文學的榮譽。
——蘇珊?桑塔格（美國作家）
毫不夸張地說，契斯的筆鋒近乎永恒，他對人物所做的描寫幾乎是所有已知的信條渴望對人類靈魂所做的事：擴展他們的存在，也動搖我們對死亡難以洞察的感覺�！�
——約瑟夫?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一層死亡的陰影籠罩著這本書，但這陰影是美妙的，這黑暗發(fā)著冷光。
——約瑟夫?史克沃萊茨基（捷克作家、出版人）本書中所有的故事，或多或少地顯示了我所謂的“形而上學”的主題：從吉爾伽美什史詩開始，死亡就一直是縈繞文學的題材之一。如果“詩集”這個名詞并不要求較鮮亮的色彩或更明亮的色調，那么這小說集——因為它顯而易見的反諷和潛在的戲仿——就可以用“西東詩集”作為副標題了。
《西門·馬古》是對一個諾斯替教傳奇故事的演繹。雅克?拉卡里埃爾（JacquesLacarrière）曾引用《天主教神學詞典》將“泥濘派”（Borborites）定義為邪惡的異教徒：“特爾圖良斥責他們的邪惡、淫蕩以及其他該遭天譴的壞事。而仁慈的亞歷山大則說，他們‘沉迷于性欲就像公羊一樣，將他們的靈魂陷入泥沼。’‘泥沼’這個詞被用這些異教徒身上是因為他們淫蕩的習性……他們是真的沉迷于泥沼中，抑或這只是一種隱喻呢？”
有一位善意的、學識淵博的人，讓我注意到這個故事中描述的分裂教會的西門與鮑里斯?蘇瓦林（BorisSouvarine）在1938年寫下的一段文章非常相似！這段文字是這樣的：“斯大林及他的臣民們總是在說謊，只要有機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說謊，而因為他們從沒停止過，所以他們再也意識不到自己在說謊。當每個人都說謊時，就沒有人在說謊……謊言是偽蘇維埃社會的自然要件……集會、代表大會：演員、表演。無產階級專政：獨享的騙子。群眾的自發(fā)性：謹小慎微的嚴密組織。右、左：謊言。斯達漢諾夫：說謊者。‘突擊手’運動：謊言�？鞓返纳睿浩鄾龅聂[劇。新人：灰色的大猩猩。文化：非文化。杰出的領導者：愚蠢的暴君……”這則故事與引述的這段文章之間所有的相似都是巧合。
在《最后的告別》中的簡?瓦爾頓或是瓦爾廷是真有其人。在《逃出黑暗》這本大部頭著作中曾確鑿地提及這段插曲，盡管它的情節(jié)很容易讓人想起所謂的重復主題。佛蘭德斯元素則是由泰爾博赫、魯本斯和倫勃朗的油畫呈現(xiàn)出來的氣氛，對它們的闡釋，和我在1972年到漢堡一游的回憶所啟發(fā)。那令人厭惡的劍蘭是O.V.兩三天前帶來的，我就像站在畫架前畫靜物寫生似的。?
《死亡百科全書》最早發(fā)表在1981年5、6月號的《文學》（Knji?evnost）上；一年之后，在1982年6月12日，它經過亞米爾?阿爾卡萊的翻譯刊登在《紐約客》上。做這場夢的人，以及這個故事所獻給的人，有一天醒來時，不無震驚地發(fā)現(xiàn)她最熟悉的噩夢已經被刻在了石頭上，就像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大約在這場夢之后六個月，且這個故事被出版后不久，一本南斯拉夫雜志以“檔案”為標題，發(fā)表了下文：
美國猶他州的首府鹽湖城的東面，深入落基山的脈花崗巖腹地，坐落著美國最不同尋常的檔案館之一。通過四條從巖石中炸出的隧道可以抵達該檔案館，它由幾間被一條迷宮似的走道連接起來的地下室組成。只有精挑細選出來的工作人員才可以查閱儲存在這里的成千上萬的微縮膠片，每個入口都設有鐵門及其他安全措施。
這些措施并不是為了保護高度機密的信息；這些檔案既不屬于政府也不屬于軍方。它們涵蓋了一百八十億人的名字，不管是活著的還是已故的，由后期圣徒教會的宗譜學會小心翼翼地依日期錄入這一百二十五萬卷微縮膠片上。一百五十年前，約瑟夫?史密斯創(chuàng)立了這所教會，根據(jù)摩門教的文獻，它大約有三百萬美國信徒和一百萬海外信徒。
這非凡檔案中的名字遍布全世界；它們被煞費苦心地從多種多樣的記錄里復制過來，而且這項工作仍在持續(xù)進行著。這驚人事業(yè)的最終目標是將人類的全部細節(jié)都記錄到微縮膠片上──不僅包括活著的人，還包括已經前往另一個世界的逝者。
宗譜是摩門教信仰的一個基本元素。因為有這些檔案，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回到過去，追溯家族的譜系，這種追溯的過程同時也可以讓那些不幸錯過“摩門教啟示”的祖先接受摩門教的洗禮。
摩門教徒們非常嚴肅地看待這項工作。他們早在1958年就開始尋找一個可以存放這些檔案的合適場所，在三年之后真正開挖。這些微縮膠片被嚴密妥善地保管著。地下室的溫度始終維持在華氏四十度；濕度保持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間。通風系統(tǒng)保證室內空氣的流通，并且仔細地過濾空氣，以免哪怕最細小的微塵或最輕微的化學污染混入室內。
六座刷了雙層增強水泥的巨大廳堂現(xiàn)在能容納的信息，大約需要六百萬本——每本都有三千頁的書才能記完。
如果有必要，摩門教徒們十分愿意興建新的場地。每月都有五六英里長的微縮膠片從世界各地匯集而來。除了微縮膠片以外，收集來的還有一萬本直接或間接與宗譜相關的書、特定時期的文學作品和歷史著作等等。?
以弗所人的七個睡眠者故事顯然出自《古蘭經》，但是最早的紀錄則可追溯到六世紀由敘利亞作家雅克布斯?薩格尼斯（JacobusSarguensis）。圖爾的格里高利（逝世于公元594年）也認同雅克布斯，認為“蘇醒就意味著耶穌復活的一個證據(jù)”�！端镜�?密西拿》中出現(xiàn)了死者復活這一主題的另一種變化。這里的睡眠者在七十年后才醒過來。這個傳說也被阿拉伯作家陶菲克?阿爾?哈基姆化用在劇作《洞穴》中。如果我沒有記錯，正是阿爾?哈基姆首先使人們熟悉了普黎斯加——德西烏斯皇帝的女兒的形象。三百年之后另一位普黎斯加，也是一個皇帝的女兒，被當做是那位同名人物的轉世。在杰?波托奇《薩拉戈薩手稿》的注釋中提到：“這七個睡眠者是七個高貴的以弗所年輕人，他們就如傳說中描述的，為了躲避德西烏斯的迫害（當時是公元250年），躲進了賽勒斯山的洞穴中。二百三十年之后──根據(jù)其他算法，三百零九年之后──他們從睡眠中蘇醒過來，但是不久就死了。他們的尸體被放在一口巨大的石棺中帶到馬賽，目前仍存放在圣維克多教堂（EgliseSaint-Victor）。他們的名字分別是康士坦丁、狄奧尼修斯、約翰、馬克西米利安、馬勒古、馬蒂尼安和賽拉皮翁�！�
我的這篇故事的題詞來自《古蘭經》第十八章，名為“山洞”：“有人將說：／他們是三個人，第四個是他們的狗。／有人將說：／他們是五個人，第六個是他們的狗。／還有人將說：希望能洞悉這個謎：／他們是七個人，第八個是他們的狗�！本腿缥覀兯吹降�，睡眠者的數(shù)字并不是這個傳說唯一的秘密。丹妮斯?馬松（DeniseMasson）參考穆罕穆德?哈米杜拉（MuhammadHamidullah）的說法，對這幾行句子這樣解釋：“增加九年是為了平衡陽歷與陰歷。”
對于《預知未來的鏡子》必須注意的是，通靈者們──包括卡斯特蘭夫人（MadameCastellan）自己──都認為這事實是可信的。著名的天文學家卡米爾?弗拉馬里翁（CamilleFlammarion，1842—1925）——他是同樣著名的《多元化的人類居住世界》及《未知的自然力量》的作者——曾引用過類似的案例。在他的著作《未知與精神問題》（L'Inconnuetlesproblèmespsychiques）中，談到某位貝拉爾的案例。他是一位前地方法官，也是國民議會的成員，一次出行時被迫在“茂密的森林地帶”的一家骯臟旅館中過夜。在那夜夢中，貝瑞德先生目睹了一起謀殺案的詳細過程，三年以后，正是在他睡了正義一覺的這間房間，發(fā)生了謀殺案。受害者是一位名叫維克多?阿爾諾德的律師。多虧了貝拉爾仍在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夢，兇手才被繩之以法。退休警務督察蓋容（Garon）的第二卷回憶錄也提到這一事件，他的客觀及缺乏想象力都是毋庸置疑的。?
《大師與門徒的故事》最早發(fā)表在1976年夏天的《文學世界》（Knji?evnare?）上。它表達的觀點頗有遠見，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完全可以預測：門徒會導致“一場漫長又殘酷的反抗他（大師）的戰(zhàn)斗，‘利用流言蜚語及誹謗為手段來顯示他并非完全沒有才能’”。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故事流失的寓意越來越多，它的重心轉移到現(xiàn)實主義甚至紀實的方向。
《為國捐軀是光榮的》是對一個逝去的資產階級傳說的改寫，這個傳說是歷史作家的最愛和無數(shù)改編的對象——最近出現(xiàn)在某位弗里德里克?I-吉爾寫的關于黑手黨的書里——它們都以奧地利的資料為基礎，其中不乏偏袒、繁冗和感情用事之處。
《國王與傻瓜之書》最初的構思是以散文的形式，現(xiàn)在仍然清晰可見原來的脈絡。我的目的是要概述真實又荒誕的──“不可思議的荒誕”──關于《錫安長老議定書》如何誕生的故事，并記錄下該作品對世代讀者的荒唐影響及其災難性的后果。作為一則關于邪惡的寓言，它已令我著迷多年（我的小說《沙漏》中的某些段落能證明這一點）。我想運用歷史上有記載的、人們多少有些熟悉的案例，來置疑被普遍接受的“書籍都只產生好的作用”這一觀點。就事實而言，圣書和被視為神圣的偉大思想家的著作，都像是蛇的毒液：它們是高尚與邪惡、恩與罪的根源。“有許多書并不危險，危險的是只有一本書�！�
這篇原意以議定書為主題的文章瓦解于以下時刻：我試圖以想象補充該書至今隱秘難解、也許永遠無法厘清的那部分歷史；也就是說，當我萌生了“巴洛克式的對智力的需求，將它填滿每一處空虛”（科薩塔爾），并決定賦予那些原只是隱藏在暗處的人物生命的時候——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是神秘的俄羅斯流亡者，他在故事中叫做別洛戈爾采夫，還有更為神秘的Ｘ，就如讀者看到的，在拆解議定書之謎時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當我明白了，在研究的范圍與事實的層面上已經不會再有任何進展，于是開始想象這些可能曾發(fā)生的事件的時候，這篇文章失去了其隨筆體裁的風格。就在那時，出于清醒的認識，我將那本書的名字“議定書”改為“謀反”。從事實的外圍開始述說──從頭到尾不曾完全泄露出來──在資料不足、真相不明的時候，在對象蒙上陰影、輪廓難辨的模糊地帶，故事依照其自身的方向發(fā)展著。
如同博爾赫斯所說，為了賦予故事一些戲劇性，我省略了某些細節(jié)而添加了一些別的。“如果一位作家將其作品稱做羅曼史，”納撒尼爾?霍桑曾寫道，“那么很顯然，他希望能在處理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辈挥谜f，這個說明也非常適用于這個短篇故事。
我相信，見多識廣的讀者一定能毫無困難地在《謀反》中分辨出著名的《議定書》，而且很容易就認出隱藏在“謀叛者”、“撒旦的教派”這些名號之后的人物。在關于《議定書》頗多的二手文獻中（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對同一素材的不同重述，有微小的變動與增補，卻有不同的同情），必須特別提到由諾曼?科恩（NormanCohn）?與德列夫斯基（Ju.Delevsky）所做的研究，以及亨利?羅林（HenriRollin）所著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啟示》（L'Apocalypsedenotretemps）一書，它不僅是基礎的研究工具，而且是這篇故事道德或邏輯上的補充說明：如同《謀反》的又一個犧牲者，它被巴黎的德國占領軍焚毀。機警的讀者自會發(fā)現(xiàn)，在別洛戈爾采夫的書單上有一些書也與這個論題相關。
讀者可能會對故事結尾出現(xiàn)的“不幸的庫特?格斯坦”感興趣。這位“德國反抗者的悲劇英雄”勇敢地決定加入黨衛(wèi)軍，以便從內部破壞其滅絕政策�！坝捎诟袼固沟募夹g專長，他被委派到武裝黨衛(wèi)軍衛(wèi)生部門；該部門的任務是改良那些名義上是消毒劑的毒氣。1942年夏天，格斯坦為公務前往貝爾澤克集中營……后來他試圖激起世界性的公共輿論，成功與瑞典外交官馮?奧特男爵取得聯(lián)系……他還努力獲得駐柏林的羅馬教宗大使接見的機會，但是他的請求遭到了拒絕……”他的結局既荒誕又悲涼，“1945年5月，格斯坦被法國軍隊俘虜，監(jiān)禁在謝爾什-米迪監(jiān)獄，孤苦無助，同年6月自殺身亡�！备袼固诡A先用法語寫下他的證詞，當然也是因為沃斯隊長已經使他厭惡自己的母語。
《有列寧肖像的紅色郵票》這篇故事雖有大量的引用，但是它純屬虛構，盡管……盡管納博科夫曾說：“我從未明白，杜撰書籍、編造那些并未以任何方式真正發(fā)生過的事情有何益處。”
這個故事提到“唯物論者狄德羅”，毫無疑問地是由于下面這一封信，多虧了伊麗莎白?菲特那（ElisabethdeFontenay）夫人我才能發(fā)現(xiàn)它：“那些生前相愛并要求死后葬在一起的人們，也許并非像我們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瘋狂。也許他們的骨骸緊抱在一起，已與對方融為一體……我又能知道什么呢？也許他們沒有喪失原來的所有感覺與記憶；也許一點殘余的溫暖與生命仍然在他們體內燃燒。噢！蘇菲，當我們死去，我仍然企望可以觸摸你，感覺你，與你結合，與你合而為一，如果我們的組成部分之間依循著吸引力法則，如果我們注定要構成一個生命，如果在世紀的火車中，我注定要與你為偶，如果你那腐朽了的愛人的分子能夠四處游走、找尋你散布在自然中的分子！留給我這個瘋狂的幻想吧；它對我是如此珍貴，它許給我永恒——在你之中，與你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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