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陽、秦婷婷主編的《農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以田野調查和理論相結合的方式，展現(xiàn)了近年來中國城中村改造實踐的現(xiàn)狀，并對之進行理論反思。全書討論中國城中村改造的歷史背景，區(qū)分了“國家的城市化”和“農民的城市化”兩種路徑，結合空間理論、棲居理論和實踐社會學等多種資源，力圖展現(xiàn)近年來中國城中村改造實踐的現(xiàn)狀，反思城中村改造中包含的發(fā)展主義和現(xiàn)代化理念，探討拆遷征地對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以期對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城市進行思考。
本書可供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者、學生閱讀，特別適合于涉及城中村改造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城市規(guī)劃人員等參閱。
作者簡介：
朱曉陽：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先后獲得過經濟學(學士)、社會學(研究生畢業(yè)證)和社會人類學(博士)的學位或文憑。
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律人類學、人類學發(fā)展研究、工業(yè)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著有《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專著)、《象征與暗流》(合著)和中英文論文若干。
目錄：
編者序（朱曉陽）
第一章農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朱曉陽）
第一節(jié)引子
第二節(jié)“造城大躍進”——國家城市化之昆明案例
第三節(jié)農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城中村成為城市“他者”
第四節(jié)國家城市化之“城改大業(yè)”對滇池東岸的沖擊
第五節(jié)結語
參考文獻
第二章日常生活中的城市變遷——以北京市北塢村為例（王晶）
第一節(jié)引子
第二節(jié)權力交鋒——一個外部視角
第三節(jié)四季青的舊村改造歷程——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
第四節(jié)激變中的日常生活——一個內部視角
第五節(jié)“拖／耗”——個案中的融貫
第六節(jié)小結編者序（朱曉陽）
第一章 農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朱曉陽）
第一節(jié) 引子
第二節(jié) “造城大躍進”——國家城市化之昆明案例
第三節(jié) 農民城市化遭遇國家城市化：城中村成為城市“他者”
第四節(jié) 國家城市化之“城改大業(yè)”對滇池東岸的沖擊
第五節(jié) 結語
參考文獻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城市變遷——以北京市北塢村為例（王晶）
第一節(jié) 引子
第二節(jié) 權力交鋒——一個外部視角
第三節(jié) 四季青的舊村改造歷程——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
第四節(jié) 激變中的日常生活——一個內部視角
第五節(jié) “拖／耗”——個案中的融貫
第六節(jié) 小結
參考文獻
第三章 “蟻族”，畢業(yè)生的過渡期——以北京市唐家?guī)X為例（秦婷婷）
第一節(jié) 導論
第二節(jié) “蟻族”的居住狀況
第三節(jié) “蟻族”的工作狀況
第四節(jié) 小結
參考文獻
第四章 城中村的“空間生產”邏輯——以深圳涌村為例（陳哲）
第一節(jié) 作為“空間”的城中村
第二節(jié) 城中村的“空間生產實踐”
第三節(jié) “空間表象”——城中村的改造
參考文獻
第五章 城中村協(xié)管員的工作境遇研究——以深圳市塘村為例（曹江龍）
第一節(jié) 塘村、出租屋及協(xié)管員
第二節(jié) 出租屋登記：協(xié)管員的空間管理
第三節(jié) 兩次改革：從“準公務員化”向“準打雜工化”的轉變
第四節(jié) 多頭壓力下的協(xié)管員工作困境
第五節(jié) 結語
參考文獻
第六章 昆明城中村改造中的政府、資本和空間斗爭——以昆明市吳井村為例（田薏群）
第一節(jié) 引子
第二節(jié) 走進田野
第三節(jié) 釘子戶與治理術
第四節(jié) 抵抗與協(xié)作的策略選擇
第五節(jié) 尾聲
第六節(jié) 城市，作為一種剝奪性積累
參考文獻
第七章 “撤村”——作為一種過程的實踐（李楠）
第一節(jié) 引言
第二節(jié) 上訪“名村”
第三節(jié) “休克療法”
第四節(jié) 公決
第五節(jié) 作為一種過程的實踐
參考文獻是房租，一是吃飯，其他的花銷都很節(jié)約。高明說“我沒什么花錢的地方”，“需要了就去買一下”，而他顯然很“需要”一個電腦顯示屏，這是他周末的主要消遣，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所買的顯示屏的尺寸及觀感。高明和秀霞在訪談中都提到，“不怎么買衣服”，可見，購買衣服對于他們來說也屬于“需不需要”的范疇。田明特別地提到，“物質上不缺乏，做IT的物質上都沒有問題”，這種“不缺乏”和“沒問題”的標準是能夠養(yǎng)活自己，“解決吃飯問題，不至于露宿街頭”，也就是使自己有吃有住。
另外，月薪2000元可被看成是“蟻族”大學畢業(yè)生的一道心理防線，筆者在田野過程中不止一次聽到“2000元”這個數目。蟻族并不鋪張浪費，許多蟻族成為“月光族”，僅僅能夠維持收支相抵的狀況，并不是因為花得太多而是因為掙得太少。例如，胡明說“我們拿每月兩三千元的工資。工資2000多元的時候走，沒有什么負擔，因為你到哪找的工作總是有2000元嘛，隨便找”。田明在京外高校本科畢業(yè)后，瞞著家人一個人偷跑來北京，“當時來北京的時候工作也沒有找好，人生地不熟，就帶了2000元錢”。一方面月薪2000元是絕大多數“蟻族”心中能夠承受的最低月薪，另一方面也是“蟻族”在北京能夠有吃、有住的最低月消費標準。
二、“蟻族”對教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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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影響“蟻族”對工作的態(tài)度和預期，學歷水平越高，對工作回報的預期也越高。作為高中畢業(yè)的秀霞，她對月薪約2000元的工作感到非常滿足，年薪6萬元的劉明則對研究所的工作和來北京第一份需要“像工人一樣”爬高架、設電線的工作非常不滿。
秀霞：“得學會自己找平衡，比我好的人多了去了，我比別人好的人也多了去了。我得考慮到自己的能力，希望在能力范圍之內讓自己過得更開心一點，讓生活變得更好一點……包括我們公司里面的人吶，反正只有我的學歷最低，他們都是研究生。包括出納，人家都是研究生……后來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工作，我挺強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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