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國學大典（50冊）是中信出版社引進自香港中華書局的一套深具國際視野、貼近當代社會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藏書。中信國學大典延聘國學泰斗饒宗頤為名譽主編，邀請海內(nèi)外知名國學家擔任經(jīng)典的選編、導讀及譯注。中信國學大典既收錄了《論語》、《老子》、《孫子兵法》、《孟子》、《莊子》等不可不讀、不可不知的中華經(jīng)典名著，也囊括了《詩經(jīng)》《楚辭》《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典作品�！冻o》和唐詩、宋詞一樣，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能使當代讀者滋生永恒不變的審美愉悅。
《楚辭》在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神話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范疇，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作者簡介：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xiàn)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領(lǐng)域包括古典詩文與文論、文學文獻學、先秦神話。著作包括《屈騷纂緒：楚辭學研究論集》、《楚辭練要》、《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從荷馬到但丁》、《尋找繆思的歌聲》等。
目錄：
《楚辭》導讀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楚辭》導讀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游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惜誓
吊屈原賦
鳥賦
招隱士
名句索引《楚辭》導讀
陳煒舜
一、引言
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說：“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楚辭》作為中國詩歌兩大源頭之一，與《詩經(jīng)》齊名�！冻o》產(chǎn)生的年代晚于《詩經(jīng)》，是先秦南方文學的代表，體現(xiàn)了獨特的審美精神。東周以降，楚國長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并將之結(jié)合本土文化，到戰(zhàn)國時代乃逐漸擺脫蠻夷之邦的形象�！冻o》，就是兩種文化成功結(jié)合后的產(chǎn)物。
不同于《詩經(jīng)》的寫實主義，《楚辭》的浪漫主義風格是由楚地廣袤富饒的山川、豪邁熱情的民風和神秘絢麗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絕艷的辭章、朗麗哀志的情調(diào)、細膩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琳瑯滿目的神話素材，令人愛不釋手�！冻o》不僅是漢賦的直系祖先，其辭采和精神更滋養(yǎng)了后世眾多的作家。從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到龔自珍，他們的創(chuàng)作無一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民國以后，雖然包括楚辭在內(nèi)的舊體詩歌不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體裁，但現(xiàn)代作家如聞一多、郭沫若諸人，依然深受《楚辭》哺育，而楚辭學也成為了“五四”以來的一門顯學。
屈原（約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辭》的主要作者，作為秦楚爭霸及國內(nèi)政治斗爭的犧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傳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為仕途失意時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他對斯土斯民的熱愛、古圣先賢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堅守正義、保持激情、擁抱理想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不以時代之更移而轉(zhuǎn)變的。其次，進入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應(yīng)運而生。在中原地區(qū)，散文逐漸取代詩歌的地位。博學多才的屈原縱然與諸子同期，卻以詩歌創(chuàng)作聞名于世。他不僅對楚辭這種文體起了奠定的作用，更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創(chuàng)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從容辭令。如果說孟、莊、荀、韓的學派皆以義理為依歸，屈原的流派則以辭章為核心，難怪歷來都有人將屈原列為諸子之一。屈原的楚辭創(chuàng)作，除有發(fā)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文學史上，他雖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詩人，卻以大量精力投入詩歌創(chuàng)作，可說以詩歌為寄托、為志業(yè)、為生命。因此，屈原有“詩人之祖”的美譽，衣被百代，暉麗千秋。
二、楚辭的名義與風格
楚辭，就是楚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這種體裁盛行于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相對于《詩經(jīng)》較晚。楚國君臣多嫻于辭令，他們對詩歌亦非常注重修辭技巧。因此，這種修辭華美的楚國詩歌就被稱為“辭”或“楚辭”。楚辭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時候楚辭甚至專指屈原的作品。作為文體的名稱，楚辭最早見于《史記．酷吏列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朱買臣、莊助皆西漢武帝時人。到了成帝即位，劉向奉旨校書，匯集屈原、宋玉、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編為十六卷，名曰《楚辭》。自此以后，楚辭成了專書之名。東漢后期，王逸根據(jù)劉向的本子著成《楚辭章句》，是現(xiàn)存最早的《楚辭》注本，對后世影響深遠。
楚辭作品獨有的地方特色，一直為人們所注意，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誦讀的方法�！稘h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彼^賦乃合騷體而言之。騷、賦共同的誦讀方法，就是純粹的朗讀，不必配上音樂旋律來唱誦。而楚辭誦讀的聲調(diào)也富于特色，西漢被公、朱買臣等皆是能以楚聲來誦讀楚辭者。除了聲調(diào)外，楚辭還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學者黃伯思便做過一番歸納：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黃氏之言可分為形式和內(nèi)容兩方面。他認為，楚辭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詞匯（楚語）和音韻（楚聲），內(nèi)容方面記錄了楚地的地理環(huán)境（楚地）和土特產(chǎn)（楚物）。黃伯思的說法雖然不錯，但尚可斟酌補充。先秦時代的楚聲早已不傳，如何根據(jù)楚辭文本來感受楚聲的悲壯頓挫？更何況楚語、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辭作品中才會出現(xiàn)。比如說楚辭的“兮”字，每在《詩經(jīng)》和賦中出現(xiàn)。而賦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辭。因此，楚辭必然還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國的文化背景。楚文化與北方的諸夏文化頗有差異，楚人信巫覡、重淫祠，雖君主亦不例外。據(jù)桓譚《新論．言體論》的記載：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wù)鬼神，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已祀上帝、禮群神，躬執(zhí)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yīng)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吳軍壓境的關(guān)頭，楚靈王卻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盡管靈王的祭祀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歷代楚王對于鬼神之事的興趣卻絲毫沒有減退�！稘h書．郊祀志》指出，屈原時代的楚懷王同樣采用過這種方式，冀圖退卻秦軍：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國巫風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斕陸離、恢詭奇絕、充滿神話色彩的楚辭作品，就是這種文化風俗影響下的產(chǎn)物�！峨x騷》、《九歌》、《天問》、《招魂》等篇章中關(guān)于宗教活動的記載，往往可見。
其次，楚辭的代表作家──屈原，對于楚辭風格的塑造，也是一個關(guān)鍵。屈原忠君愛國，卻遭讒害而被疏遠、放逐，眼見君昏國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創(chuàng)作了《離騷》等一系列的作品來諷諫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說：
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傷感事物、托于文章謂之辭。
吳訥雖然將辭、騷并列，但“傷感事物”是概言辭體，“幽憂憤悱”是專論屈作，因此將屈原的《離騷》等作品歸在辭這一類，毋庸置疑。整體而言，吳訥認為辭這種文體表達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進而言之，楚辭（以及其所淵源的楚歌）所表達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種無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項羽《垓下歌》：“騅不逝兮可奈何？”劉邦《鴻鵠歌》：“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還有《越人歌》的無奈是不為鄂君所知，《離騷》的無奈是懷王不能任賢，《大風歌》的無奈是猛士難求……這種無可奈何之感，是人類面對不如人意的世事卻又無能為力時所滋生的悲劇情愫。
《史記．屈原列傳》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司馬遷在此處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雖在辭令上祖述屈原，但他們的作品就文體而言已由辭發(fā)展為賦。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從宋玉現(xiàn)有的作品來看，除了收入《楚辭》的《九辨》為辭體外，其余《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風賦》、《大言賦》、《小言賦》等皆是賦體，可見宋玉的創(chuàng)作興趣逐漸從辭趨向于賦。吳訥指出賦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華布體”，可見辭強調(diào)感傷的情調(diào)，賦偏重鋪的手法。而明代胡應(yīng)麟《詩藪》則說：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復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為尚，賦以夸張宏巨為工。
這段文字顯示，要辨別文體的異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調(diào)。試想屈原行吟澤畔時，心煩慮亂，情思恍惚。故發(fā)而為辭，文義或許層次繁復，但傷事感物、幽憂憤悱的情調(diào)則一以貫之。至于宋玉等人身為文學侍從，作品雖也帶有諷諫的性質(zhì)，但主要還是為了娛樂楚王。如《高唐賦》對楚地山川的鋪敘、《神女賦》對神女意態(tài)的形容，皆脈絡(luò)分明，以極盡描摹為能事，而章法、情調(diào)卻與《離騷》大相徑庭。賦是從辭發(fā)展而來的，在兩漢蔚為大宗。由于楚辭哀怨的情調(diào)與西漢盛世的時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變?yōu)樵屣棾衅降馁x。與賦以及后世其他文體相比，楚辭體過早的轉(zhuǎn)化與衰落，回過頭來又烙上屈原的印記。一種文體的塑造取決于單一作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三、楚辭體的起源與形式
古代學者認為《詩經(jīng)》是《楚辭》的直系祖先，如東漢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宋代朱熹也將《楚辭》稱為“變風變雅之末流”�，F(xiàn)、當代的學者大多肯定《詩經(jīng)》與《楚辭》之間的傳承關(guān)系，但也認為楚辭體的來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頭之一�！秴问洗呵铮舫酢酚涊d：
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睂嵤甲鳛槟弦�。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從“丂”得聲，古代大約念成“呵”音。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嘆詞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歸來的那種焦灼、煩亂而又帶期盼的心境表露無遺。在《呂氏春秋》的作者看來，南方歌謠（南音）最顯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嘆，這種特色在《詩經(jīng)》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繼承。如《周南．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漢廣》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內(nèi)容描述的江漢一帶，正在楚國境內(nèi)。此篇縱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嘆的聲韻、幽婉的情調(diào)，卻很接近楚辭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詩歌，也時時可見帶有“兮”字的句式。如《鄭風．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與《楚辭》中《橘頌》的句式幾乎一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盡相同而一樣運用“兮”字的，為數(shù)更多，茲不贅。
從現(xiàn)有的數(shù)據(jù)看來，楚康王時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較成熟的楚歌產(chǎn)生了。西漢劉向《說苑．善說》記載，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櫓的越女以越語（南方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請人翻譯成楚語，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這首《越人歌》是中國歷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譯詩，產(chǎn)生時代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興，帶出不為鄂君所知的憂愁。其結(jié)構(gòu)與情調(diào)，與《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詩被譽為“同一婉至”。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漢字記音尚保留于《說苑》，引發(fā)后代許多學者重新譯解其越語原文。漢字記音的最后五字“滲惿隨河湖”被解讀為“隱藏心里在不斷思戀”，對應(yīng)“山有木”兩句；然尚嫌質(zhì)樸，并無楚譯本的比興之義。可見《越人歌》在轉(zhuǎn)譯的過程中，必然經(jīng)過了文學加工。而這位楚譯者的造詣，也展現(xiàn)了當時楚國的文學水平。
游國恩指出，楚辭所以獨立于《詩經(jīng)》之外而成為一種新文體，全在它運用所謂“騷體”的形式。這個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個助詞——“兮”字。由于楚辭的風格以抒情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嘆，是很自然的。據(jù)明代張之象《楚范》的統(tǒng)計，《楚辭》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種，從“一兮一”式（坱兮軋）、“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應(yīng)有盡有。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與“兮”字近似。若論屈原作品中帶“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蓋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九歌型”，如《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以及《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間，形式多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這種句式主要見于《九歌》諸篇，亦偶見于《九章》。
第二種是“離騷型”。若以兩句為一個單位，“兮”字一般出現(xiàn)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
這種句式主要見于《離騷》、《九章》（《橘頌》除外）、《遠游》、《招魂》小引、《九辯》等篇章。很明顯，“離騷型”是由“九歌型”發(fā)展而來的，故張之象《楚范》仍以“離騷型”的兩句為一句。此外，還有一種句型略短的變體，如《漁父》中的《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以及《招魂》亂詞：
獻歲發(fā)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這種句式更接近四言體，似乎恰是第三種“橘頌型”的倒置形式�！堕夙灐吩疲�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除《橘頌》外，在《九章》的亂詞中也常�？吹竭@種句式，如《懷沙》亂詞云：
長瀨湍流，泝江潭兮�？耦櫮闲�，聊以娛心兮。
二《招》的招辭部分雖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fā)，萬物遽只。
這種句式與《詩經(jīng)．鄭風．野有蔓草》第一章幾乎完全相同，可見《詩經(jīng)》與《楚辭》之間的聯(lián)系。至于《楚辭》的其他作品，如《天問》以四言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漁父》的散文性頗強。這些篇章的句式雖然不是典型，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到《楚辭》在體式和內(nèi)容上的多樣性。
四、楚國文化與屈原
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古帝顓頊是一個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嘗命其子重黎絕斷了天地之間的通道，曾造《承云》之樂，死后還化為“魚婦”。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傳他獸面人身，乘坐兩龍，能夠光融天下。楚人的這些先祖，充滿了神奇的色彩，與上古宗教巫術(shù)的關(guān)系密切。周成王時，楚人的領(lǐng)袖熊繹受封為子爵，帶領(lǐng)人民在南方篳路藍縷、開發(fā)山林。從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擴，成為南方大國。由于楚國與周天子沒有血緣或姻親關(guān)系，又僻處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國家視為蠻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國保存了許多上古、夏、商時代的宗教巫術(shù)文化。屈原是楚國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職，熟悉這些宗教活動。因此，他的作品朗麗綺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鋪陳，又富于聯(lián)想，這與楚國巫風的熏浸是分不開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諸侯，發(fā)展出宗法制度來統(tǒng)治國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國，宗法觀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中，還遺留很多氏族社會的痕跡。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會的觀念來看問題。如屈原對于伍子胥的態(tài)度，就是一個極佳的證明。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來，這種行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為楚王宗親，卻高度贊揚伍子胥，還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導致吳國入侵、楚國破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舉雖出于個人恩怨，但卻向國人昭示國家民族與君主的地位孰輕孰重。屈原這種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也是他始終不愿離開楚國的思想基礎(chǔ)。其實，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時，考慮過前往他國追求理想：
“思九州島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離騷》）
縱然如此，他至死都沒有背棄自己所眷戀的楚國。戰(zhàn)國時期，與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國謀職的人并不罕見。如商鞅是衛(wèi)國公子，韓非是韓國公子，卻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對楚國獨有的文化缺乏認識，的確會覺得屈原不愿去國的決定在當時是個異數(shù)。然而，了解屈原這種置國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識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留在楚國、以身殉國是必然之事。
抑有進者，楚國在文化上雖然視周為落后，卻能不斷地學習中原文化。故此，楚國文化既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備了廣博的襟懷。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禮儀、歷史掌故。如在《天問》篇中，屈原歷數(shù)唐、虞、夏、商、周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過楚國史事，可見他不僅了解，而且認同中原的歷史文化。這正是楚國文化開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氣象的體現(xiàn)。
屈原，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與楚王同宗。屈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帝顓頊高陽氏，顓頊的后裔季連相傳為楚人的始祖。季連之后鬻熊，曾經(jīng)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為氏�，F(xiàn)存有關(guān)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較可信的只有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和劉向《新序．節(jié)士》兩處。我們依據(jù)這些材料，參酌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況。
屈原大約出生于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在位）時代的一個寅年寅月寅日，去世于頃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時期，而主要活動時期則在懷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貴族，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故而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屈原早年深受懷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僅次于令尹（令尹相當于北方諸國的宰相之職）。他輔佐懷王改革內(nèi)政，主張聯(lián)齊抗秦，力求楚國在七雄間取得領(lǐng)導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內(nèi)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階層的不滿。懷王使屈原擬定憲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后意欲奪去，遭到屈原拒絕，于是向懷王進讒。一怒之下，懷王疏遠了屈原，屈原于是來到了漢北。其后，屈原轉(zhuǎn)任三閭大夫之職，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wù)，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即位之初，頗思變法圖強，曾經(jīng)擔任“合縱長”，聯(lián)合魏、趙、韓、燕攻秦。為了除去楚國的威脅，秦惠王于懷王十五年（前三○四）命張儀至楚，買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懷王面前毀謗屈原。懷王中計，屈原被逐出郢都，來到漢北。張儀趁機誘騙懷王與齊國斷交，并允諾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作為報酬。等到楚、齊絕交后，張儀卻反口說當初允諾的只有六里。懷王受騙后大怒，先后兩度舉發(fā)兵攻秦（史稱丹陽、藍田之戰(zhàn)），卻皆敗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這時，懷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齊國尋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沒有結(jié)果。不久，親秦派勢力再次抬頭。懷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于黃棘，約為婚姻，懷王還一度遣太子入質(zhì)秦國。懷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約懷王于武關(guān)相會。屈原極力勸阻，而公子蘭等人卻不愿絕秦之歡，力主懷王入秦。懷王最終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國。
懷王入秦后，長子頃襄王接位，以公子蘭為令尹。頃襄王七年，與秦結(jié)為婚姻，以求茍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長江、夏水向東南走，經(jīng)過洞庭湖和夏浦，到達陵陽（在今安徽境內(nèi)）。頃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楚國遷都至陳。這時，屈原心系故都，又循原路西還，經(jīng)鄂渚，穿洞庭，入沅江，來到了辰陽、溆浦一帶。次年，秦國攻占了楚國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憤莫名，遂自沉于汨羅江。相傳屈原自盡的日子為農(nóng)歷五月初五，后來人們在這一天包粽子、賽龍舟，就是為了紀念屈原。
五、屈原的思想與《楚辭》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學術(shù)思想空前自由發(fā)達的時代，諸子百家，競起爭鳴。屈原生活于戰(zhàn)國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莊子，而比荀子、韓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于北方諸夏文化的經(jīng)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內(nèi)容融入自己的詩篇。如《離騷》“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與《尚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九歌．東君》“援北斗兮酌桂漿”與《詩經(jīng)．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與《詩經(jīng)．商頌．玄鳥》“禹敷下土方”，內(nèi)容文字都兩兩相近。非僅如此，從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各家學說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張的仁義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種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繼承：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齊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ā断铡罚�
他在早年助懷王變法，可謂繼軌吳起的法治觀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離憤懣的放逐之際，屈原的思想一度傾向于道家，希望能夠拋開俗世，超然高舉：
悲時俗之迫阨兮，愿輕舉而遠游。質(zhì)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遠游》）
綜而觀之，屈原對諸子的思想，無疑是有足夠的認知、理解和接納，但與各家的主張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說，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從未提及，這與儒家經(jīng)典如《孟子》、《荀子》等頗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實，也證明他不像商鞅、吳起等法家中人擁有高明的干君之術(shù)。至于《漁父》一篇，更說明屈原的思想與道家有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詹安泰說得好：“一個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絕緣的，在某一個時代里，各種意識形態(tài)都是該時代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種思想都可能起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作用�！备骷业乃枷雽W說，對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響。然而屈原畢竟是詩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強把他劃入某一學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實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離騷》中，最后兩句是這樣的：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據(jù)王逸《楚辭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國實現(xiàn)，理想破滅之故。何謂“美政”？王逸的解釋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內(nèi)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賢臣之治。
儒家主張“君為臣綱”，認為一位國君的道德操守應(yīng)該是臣下效法的榜樣。國君只有學習堯、舜、文、武這樣的有德先王，施政才會有成效。屈原繼承了儒家這種思想，他的作品對于先王的稱揚，重點就在于他們的德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只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王逸說：“耿，光也。介，大也�！庇衷疲骸耙鬁�、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佑也�！惫饷髡蟆⑽诽炀促t，就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對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則毫不留情地加以貶責：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離騷》）
夏啟自縱、后羿淫游、寒浞陰狠、夏桀違道、商紂誅殺忠臣，他們的作為不僅導致家國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惡名。這些沉重的歷史教訓，屈原也念茲在茲。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憲章祖述的圣王外，還有齊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體而言，屈原政治抱負的基礎(chǔ)還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舉例來說，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看來，禪讓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時代存在過，而堯舜禹的傳說卻無疑經(jīng)過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戰(zhàn)國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們逐漸懷疑堯舜禪讓的真實性。如《莊子．盜跖》云：“堯不慈，舜不孝�！薄吨駮o年》則謂堯晚年德衰而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對于這些意見，屈原持反對的態(tài)度：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堯、舜圣賢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換言之，法家權(quán)謀是因時制宜、作為儒家德政之補充的一種舉措。
春秋以來，隨權(quán)臣執(zhí)政（如晉六卿、齊田氏等）、諸侯兼并，貴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沒落貴族將王官的知識帶入民間，而平民因有機會學習知識而得以晉身士大夫階層。戰(zhàn)國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燕昭王、趙武靈王等先后變法成功，稱雄一方。南方的楚國雖早在楚悼王時就任用吳起變法，但卻功虧一簣。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國獨有的文化傳統(tǒng)。很早開始，楚國的軍政大權(quán)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內(nèi)的貴族宗室所把持。雖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國的政治舞臺（如孫叔敖以布衣而為令尹），但為數(shù)極少。吳起的變法削減了貴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強烈的反對。屈原雖身為貴族，卻欲踵武吳起，繼續(xù)變法。而變法初期是頗有成效的（參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這些貴族中的賢能之士，但他更強調(diào)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屈原看重傅說、呂望、寧戚這些平民賢才，無疑就是希望在楚國建設(shè)北方那種“處士橫議”的政治生態(tài)。進而言之，對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認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
正如明人錢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親。雜字著眼，惟雜而后可以得純粹也。”無論亢直還是芳馥可親的賢士，屈原對于他們的基本要求乃是一個“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貞”、“忠誠”、“忠信”等詞語每每可見，而屈原自己就是一個忠臣的典范�？偠^之，屈原的賢臣觀念與楚國傳統(tǒng)貴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奪取屈原的改革憲令文稿，不但出于個人的忌妒，更是為了保障傳統(tǒng)貴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國后，隨神權(quán)思想的消退，以周公為首的政治家們都反復強調(diào)民本思想。如《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薄蹲髠鳌吩唬骸胺蛎�，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終極目的乃是在于民生。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離騷》）
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
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zhèn)。（《抽思》）
在屈原看來，為人君、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樂業(yè)，就能成其圣、成其賢。
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負雖然遠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jié)與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關(guān)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輕易令懷王疏遠屈原，除了貴族勢力影響、懷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應(yīng)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劇不在于其個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與實際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之間存在著難以協(xié)調(diào)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記．屈原列傳》提到《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五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著錄是“二十五篇”，但卻未有詳言這二十五篇的篇目。王逸《楚辭章句》認為《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為宋玉所作，《大招》則謂：“屈原之所作也�；蛟痪安睿刹荒苊饕病�。宋代朱熹亦以《招魂》為宋玉所作，又將《大招》的著作權(quán)歸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數(shù)。自此以后，明清兩代對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認知，每有爭議。如周用認為《九歌》中的《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各自應(yīng)合成一篇，而焦竑認為《九辯》為屈原所作，陳深、黃文煥、林云銘認為二“招”皆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則有人懷疑《九章》中《橘頌》、《惜往日》、《悲回風》等作品乃后人偽造。不過，當今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是屈原手筆的作品包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招魂》、《大招》。至于《遠游》、《卜居》、《漁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則爭議較大。
班固《漢書．地理志》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倍瑫端囄闹荆娰x略》著錄“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賦之屬”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由于漢人辭、賦名稱混用，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辭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據(jù)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收錄的篇章看來，今日仍有作品流傳的楚辭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九位。本書所選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僅涉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四家。
六、《楚辭》要籍簡介
黃伯思《校訂楚詞序》以詩歌作品但凡“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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