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日軍侵占淞滬，父母親攜著2歲的姐姐以及腹中臨產(chǎn)的我，匆匆逃離上海，隨著難民潮艱難地向西南撤離。由于旅途顛簸勞頓，我于1937年底(12月11日)提早出生于浙贛交界處松嶺的一座古廟中，沒有醫(yī)生和助產(chǎn)士，甚至沒處去找農(nóng)村的接生婆，只能由父親在母親的指揮下為我接生。當時，年輕父母既為家中新生的兒子高興，又感忿于國家積貧、積弱，日寇燒殺搶掠和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致使老百姓處于如此浩劫之中，遂將我取名為“抗敵”，以銘記國恨家仇，寄望于子輩“男兒當自強，抗敵保家鄉(xiāng)”。這個名字一直用到1944年我在昆明讀小學二年級時，語文老師對我說：“日本侵略者失敗已成定局，抗戰(zhàn)勝利在即，我給你改個諧音的名字好嗎?”隨即用毛筆在毛邊紙上寫下：“匡迪”，寓意“匡扶正義，迪吉平安”，我高高興興地捧回去呈給父母親看，他們都說改得好，就改用此名至今。說了一段與學術生涯毫不相干的開場白，無非是兩個目的：一是任何學術論文的作者都要署名，以示對論述及數(shù)據(jù)、結論負責，因此交待一下名字的來歷，并非離題太遠；二是我對祖國的熱愛與赤子之心，始于童提啟蒙學寫名字之時，現(xiàn)在雖已過“天命”之年，每當提筆簽名時，仍不敢忘雙親的期望與老師的教誨。
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亦算是經(jīng)歷豐富的一代。曾親歷過民族危亡的抗戰(zhàn)時期；目睹了戰(zhàn)后國民黨的腐敗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群眾運動；參加過歡天喜地、敲鑼打鼓歡迎解放軍進城的行列，并為新中國的成立而熱情歡呼；更難忘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時唱著“共青團員之歌”爭相報名參加“軍干�！钡母甙好褡寰�；當然也受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肅反、拔白旗、反右等政治運動折騰。直到“文革”時，少數(shù)人如我，被作為修正主義的“苗子”，一下子變?yōu)檫\動的“對象”，多數(shù)人則為沒完沒了的派性斗爭感到迷惑，或因“親朋好友”成為運動對象而退為觀望(時稱“逍遙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線，我們恰值中年，挑起了教學、科研承前啟后的擔子，重新沐浴著科學春天的陽光。少數(shù)幸運者如我更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幸出國進修、出國工作、出國講學，使科研方法、學術水平有了極快的提高。
我之所以能做一點學術工作，其基礎始于良好的教育。由于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對教育十分重視，回想起來，讀過的小學(聯(lián)大附小、杭州天長小學)、中學(杭州市立中學、省立杭州高級中學)都是當?shù)貁ui好的中、小學。除了師資一流、學風嚴謹，學校還有過許多名師(如杭高有過魯迅、陳望道、陳建功、夏丏尊、李叔同、豐子愷、崔東伯等)，亦出過不少名人。學校弘揚的是奮發(fā)、求實、儉樸的治學精神。1954年我報考北京鋼鐵學院，在江南水鄉(xiāng)長大的我，其實并不知鋼鐵冶煉為何物，單憑著為祖國工業(yè)化奠定物質(zhì)基礎的理想，跨進了“鋼鐵搖籃”(首屆校友贈禮刻成大理石碑，嵌在主樓大廳壁上)。五年(1954—1959)大學生活，盡管經(jīng)歷了肅反(1955年)、反右(1957年)、大煉鋼鐵(1958年)，但整個教學過程還是完整和嚴謹?shù)�，特別是1954—1957年，教學秩序十分正常，肅反和反右僅利用了暑假2～3周，到1958年大煉鋼鐵時，由于我們是diyi屆四年制改五年制(1957年改)，課程已基本上完，只占用了部分專業(yè)工藝課的教學時間。經(jīng)過以后的工作檢驗，特別是80年代初去英國帝國工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和在瑞典皇家工學院任客座教授時，深感到自己在大學本科所學的基礎，不僅不比這些世界名校差，有些方面，如普通基礎課(特別是數(shù)學、力學、熱力學等)，由于做過很多題目、作業(yè)，學得比他們更扎實。我至今難忘盧興階老師講高等數(shù)學時，在180人的階梯教室中，他居然能從某個學生的游離目光中發(fā)現(xiàn)他未跟上教學進度，從而風趣委婉地重述要點，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我亦清晰地記得，力學老師王顯祖遒勁的板書和不用尺畫的力的分解圖(不但線條直，連角度都很準)，特別是他言簡語賅的講課風格，使學生不用趕著記筆記，而是在等著他的下一句話，課后再看課堂筆記，則是一篇精練的文章；物理化學是一門公認難學的課，特別是熱力學部分，但高貽善老師把它講活了，不但概念清晰嚴謹，例證與推演詳實，而且每節(jié)課講完，留下5～10分鐘進行小結，有時他還讓一位同學先小結一下，其他同學做補充，zui后由他點評。我在“文革”后期(1974—1976年)，因夫妻分居兩地，住在集體宿舍，晚上閑時甚多，當拿出大學的基礎課、專業(yè)基礎課筆記復習時，驚喜地發(fā)現(xiàn)，一學期中高老師曾三次叫我起來小結，而是日晚我都在筆記本上專門作了回憶記錄和老師的點評，可見高老師的教學在我心目中激起多大的回響和共鳴。
鋼院教學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注重實踐。當時學校除了嚴格的課堂教學外，非常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yǎng)，一年級時，每周半天金工實習，車、鉗、、銑等各種床子都獨立操作過。鑄造更要從制泥芯、砂型、配箱，一直到化鐵爐熔煉鐵水和抬包澆注都要學生獨立完成。專業(yè)方面的實習更加系統(tǒng)，二年級暑假的認識實習，要對從“原料—燒結—焦化—高爐—平爐—鑄錠—開坯—初軋—精軋”的整個生產(chǎn)流程，到煤氣廠、電廠、水廠，火車車輛調(diào)度場等輔助系統(tǒng)，都一一進行實地觀察和記錄主要參數(shù)。當時的青年學生“不知天高地厚”，人人都以“將來當總工程師時需要”為由拼命地問和記，結果實習結束后，工廠保密科把大家的筆記本都收了起來，說是其中涉及國家重大機密，不能留給學生自己。三年級生產(chǎn)實習是分專業(yè)進行的，我們冶金系是爐前工實習，從zui粗重的渣坑清理、平臺清掃、撬爐門、堵出鋼孔，一直到爐前吹氧、取樣、測溫、扒渣、合金計算、補爐等都要學會操作。當時，煉鋼的機械化、自動化程度很低，尤其是電爐，除了主要金屬料由料籃從爐頂加入外，其余各種輔料(石灰、螢石、礦石)，以及鐵合金都要從爐門外3～4米處用鐵鍬扔入。每當煉不銹鋼時，烤紅的1～2噸微碳鉻鐵要從爐門扔進去，這可是一個考驗操作工體力、技巧的“絕活”�？吹綗掍摴凖堯v虎躍的優(yōu)美動作，使我們羨慕不已。由于當時鉻鐵是進口的，價格很貴(每一鍬都超過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所以我們是沒有資格去扔的。為此，實習返校后，我們在學校宿舍外樹了一個木制的“爐門框”，并從基建處要來兩小車石塊，爐門框兩邊4米外，一邊站一人，開始了“扔鍬練習”，有的同學還學著工人師傅的各種“花式動作”，引得旁觀者叫好、嬉笑。今天看來，當時的大學生似乎傻得可笑，或問為何不搞技術革新采用機械化投料?殊不知那是一個“勞動神圣”、“知識分子必須通過艱苦的體力勞動方能脫胎換骨、改造思想”的時代。四年級是爐長實習，除了跟班勞動外，主要是學習爐長如何全面掌握及判斷爐況，指揮一爐鋼的冶煉全過程，這里主要是如何和爐長交朋友，不然的話他會討厭你老跟著他。同學們紛紛進行家訪、談心、拜師。那時的人都很真誠、率直，當工人師傅知道我們是決心學好本領、獻身鋼鐵事業(yè)時，大家就掏心掏肺地結成對子，手把手地教起我們來。那一個月的時間真叫人終生難忘，我們這群只會紙上煉鋼的大學生，在離廠前居然“獨立自主”地煉出了兩爐優(yōu)質(zhì)合金鋼。那種喜悅和興奮的心情，在以后的歲月中極少出現(xiàn)，因為那是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才學到的啊!五年級是畢業(yè)實習，做工廠設計的同學到工廠設計科或鋼鐵設計院，做科研論文的則到工廠的研究所或車間技術組，分別收集論文所需材料并進行現(xiàn)場試驗或測試，兩個月后，回校完成圖紙或論文工作。我是帶著深深的懷念和美好的感情來回憶20世紀50年代大學時所受的教育的，誠然，歲月更替，科技飛速發(fā)展，現(xiàn)在的鋼鐵冶金已經(jīng)完全機械化，并部分實現(xiàn)了信息化。在有的人看來，這些陳年舊事不值一提，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我亦時時警覺自己要與時俱進、不斷創(chuàng)新，決不可固步自封，沉溺于傳統(tǒng)的思維定式之中，但我還是認為實踐環(huán)節(jié)教育zui根本的教益，并非在學習操作(終究會用機械化、自動化代替)，而是教會了我如何做人、怎樣治學。我當然不主張今天學冶金的大學生再去花大量的時間學習現(xiàn)在已不需要的手工操作技藝，但我仍堅持我的研究生必須到現(xiàn)場去實習，不僅在爐前操作室摁按鈕，而且要走出控制室到現(xiàn)場去感受生產(chǎn)過程，那里還有許多在電腦屏幕上、各種傳感器顯示不出來的東西。因為所有控制系統(tǒng)都是滯后響應的，即發(fā)現(xiàn)某參數(shù)偏離控制范圍時，才做出調(diào)整，它們至今還不能完全代替人在實踐經(jīng)驗中形成的預警判斷，更何況探頭(傳感器)也有失誤的時候。1984年5月我在瑞典Scan?Lancer公司工作時，曾在英國BSC的Recomby廠為北海油田生產(chǎn)抗硫化氫腐蝕的厚壁鋼管，其硫含量應低于10ppm(≤0。001％)，采用噴射冶金過程處理。按合同規(guī)定，出鋼溫度應≥1650℃，但其中有一爐出鋼時，我通過煉鋼鏡(國內(nèi)帶去)判斷溫度只有1600℃左右，甚至更低，于是提出停止鋼包噴吹處理，否則可能凍包。英方煉鋼分廠廠長察看了操控室自動測溫記錄后，用了一句英國式的幽默：“但愿這次是你的眼睛不準”，并要按原計劃進行噴吹，我則堅持這一爐不列入“試驗供貨”計劃，他決心和我開個玩笑，在爐前記錄上寫下“徐教授認為這爐溫度不夠”并要我在下面簽字，我毫不猶豫地簽了，結果果然有近200噸鋼水凍在包中，造成一次較大的事故。自此以后，每試驗爐號出鋼時，他們總要我用“中國眼鏡”看一看溫度如何，大學生生活中有許多值得回憶的內(nèi)容，但作為對我專業(yè)培養(yǎng)影響zui大的，我看就是基礎課扎實和崇尚實踐精神的養(yǎng)成。這方面除了教學計劃安排以外，老師的言傳身教亦是榜樣和鞭策。朱覺教授當時是留美歸國的名教授，但仍以近60歲的高齡帶我們下廠實習，特別是他對新事物的敏感和孜孜以求的實干精神，成為我國電渣精煉技術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關玉龍教授當年風華正茂、才氣橫溢，聽他講課確實是一種享受，盡管他當時體力不如我們年輕的大學生，但他對爐前工藝的判斷和感覺，使他在學生和現(xiàn)場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工人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從1959年大學畢業(yè)，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我所從事的是專業(yè)教學工作，從帶試驗、帶實習開始，一直到主講專業(yè)課，指導畢業(yè)論文。教學工作對我思維邏輯性、表達條理化，以及不斷查閱文獻資料的習慣大有裨益。期間，亦參加過國家組織的航空用不銹鋼管、軍用軸承鋼質(zhì)量提高，以及薄壁氧氣瓶鋼的研制與生產(chǎn)，前兩項還得了國家獎。但當時是三結合的聯(lián)合攻關組(軍隊、工廠、院校)，人人皆不署名，發(fā)表的文章亦自然是以攻關組名義，故不能收入論文集。
這里要提一下的是1978年，我和同事倪德麟在冶金部鋼鐵司的主持下，舉辦了為期一月的“超高功率電爐與爐外精煉”高級研修班。參加者都為各特鋼廠的技術骨干，在這個研修班上所總結、介紹的是國外主要特鋼廠采用這兩項zui新技術的情況，并編譯了一百多篇國外文獻的閱讀材料，使當時久閉國門的鋼廠技術人員耳目一新，約有一半?yún)⒓诱吆髞沓蔀楣S的總工、技術副廠長及廠長。稍后，我又應上海金屬學會之邀，在上�？萍紩门e辦鋼鐵冶金過程的物理化學系列講座，每周半天。斯時，國外已有鋼鐵冶金過程的物理模型和數(shù)學模型以適應計算機過程控制的建模需要，而“文革”前、“文革”中我國高校冶金教材中基礎理論與工藝技術嚴重脫節(jié)，理論只能用來解釋工藝的緣由而不能定量、定時的指導工藝。這一個系列講座是以國外的理論模型成果為例，分析了整個冶金過程各種反應的熱力?book_contents=新幾何模型與SELF?SReM模型的關系
eva luationofComponentActivitiesinC?Mn?Fe?SiwithModelSELF?SReM4
高溫拉曼光譜技術及其在硅酸鹽中的應用
熔渣鍵結構模型初探
SELF?SReM4模型的新發(fā)展及其在C?Mn?Fe?Si四元系中的應用
不銹鋼母液鐵浴熔融還原過程中的鉻回收率及母液的氧化脫磷
CaO?SiO2熔渣鍵合結構的分子動力學研究
ASub?regularSolutionModelforMnO?SiO2?Al2O3?CaOMoltenSlagandItsApplications
In?SituCompositeConductorofHighStrengthAnisotropyofElectricConductivityinSingleystal
鋼包精煉渣成分的zui優(yōu)化
高階亞正規(guī)溶液模型及其在MnO?SiO2?Al2O3?CaO爐渣中組元活度的計算
Mn?Si?CSat合金熔體活度的計算
SELF?SReM4模型在C?Cr?Fe?P四元系組元活度解析中的應用
鐵基合金組元活度的計算
氮氣加壓熔煉高氮鋼若干理論問題探討
15噸鐵浴熔融還原工業(yè)性試驗
金屬中氧化物及氮化物分量的測定
含碳團塊鐵浴二步法熔融還原冶煉碳素鉻鐵和不銹鋼母液
SomeAdvancesontheTheoreticalResearchofSlag
TheKineticsofReductionofMnOinMoltenSlagwithCarbonSaturatedLiquidIron
C?Fe?X(X=Mn,Si,Cr,Ni)熔體中組元活度的解析
碳飽和鐵液還原渣中MnO的動力學
TheEquilibriumofNitrogenbetweenGasandSlagorSlagandMetal
渣鋼持續(xù)接觸時脫硫反應的動力學研究
氮在CaO?SiO2?Al2O3渣中的熱力學研究
含碳錳礦團塊及鉻礦團塊還原過程的檢測和研究方法
含碳鉻礦團塊和錳礦團塊還原過程的催化
AKineticStudyonNitrogenPick?upofCaO?SiO2?Al2O3SystemfromFurnaceAtmosphere
ADiscussiononBasicityofCaO?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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