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自由是個體的自由，我們說的政治自由，其實也都在于賦予并維護個人的自由。在西歐，自由是一個近代的概念，在中國則是五四時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國文學才有了新的觀念，新的主題，新的形式和風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為突出�！缎虑嗄辍肥组_“隨感錄”專欄，所載散文已大異于《論語》、朱子之類的語錄體，而帶有尼采的風味了。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實驗“娓語體”，于是有了蒙田武、培根式、蘭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動的、禮贊勞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諷刺的、憤怒的、對抗權力的文字，顯然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們在打倒偶像、個性解放的歷史罅縫間盡量地表現(xiàn)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頭十年里，就產(chǎn)生了一批個性各異的經(jīng)典性文本，創(chuàng)造力的爆發(fā)是驚人的。
創(chuàng)造是自由的創(chuàng)造。任何有創(chuàng)造力的事物，都是通過對現(xiàn)存軌范的反叛和破壞以顯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學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個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個時代的文學是均等的，雷同的，沒有沖突也沒有變化可言的話，那么，即使隊伍十分宏大，一樣可以視同無物。沒有自由的文學，禁錮的文學，其命運注定是萎頓的，凝滯的，惟見墓室般的死氣沉沉。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區(qū)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格局。但是，無庸諱言，這其中包括對政治目的性以及工農題材的至上主義的強調，相應的對語言風格的規(guī)定等等，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損害了作家的藝術個性。及至文革時期，事情有了惡性的發(fā)展，致使數(shù)億人民只有一個作家八個戲，幾乎消滅了散文。三十年過后，危機依然存在，zui大的威脅是語言的不純。散文語言是自由的，個性化的，由于來自生命的叢莽深處，帶有幾分神秘與朦朧是可能的；又因為流經(jīng)心靈，所以會形成一定的調式，有一種氣息，一種調子，一種意味涵蘊其中。即從這所謂“文學的diyi要素”而言，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義的。然而，當代散文寫作使用的語言，則普遍是宣傳的、流行的、大眾的、簡易的、乏味的語言，是多次政治運動沖蕩過后留下的，而又失去應有的人文教育和審美教育的修復的語言，是缺乏豐富個性和人性潤澤的語言，剛性的語言，布滿沙礫的語言。要建設一代散文，必先恢復精神的自由，具體一點說，必先從拯救文學化、人性化、個性化的語言開始。凈化語言，這是zui根本的工作，也是zui艱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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