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是個極特殊的年代,是個驚艷的年代,是個極端的丑陋和無比的高貴形成最為強(qiáng)烈對比的年代。 九千歲的遍地生祠和闖來則降闖、獻(xiàn)來則降獻(xiàn)、清來則降清,代表了這種亙古難見的普遍性丑陋。 橫戈原不為封侯的袁崇煥和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李香君,這兩個中華民族最可歌可泣的男性和女性代表了同樣亙古難見的無與倫比的高貴。 明末,走向世界的鐘聲已經(jīng)敲響;不走向世界,世界就會走來的時代已經(jīng)開啟。 中國沒有走向世界,世界就必然走進(jìn)中國。 明末,拉開了中華民族百年奇恥大辱,幾近亡國滅種的大幕。 袁崇煥是明末惟一一位有既能力又有條件改變歷史的人物。即便身鎖縲紲,但只要他想,袁崇煥仍然能夠改變歷史。 歷史是無情的,歷史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憤怒和遺憾。 歷史,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擦肩而過。 黃宗羲,喊出了“天下之大害者,惟君而已!”的偉大啟蒙者,只比袁崇煥晚生了不到二十年。 二十年,封殺了歷史可能的變幻! 如果從歷史中抽走這二十年,如果袁崇煥有黃宗羲的思想,那歷史又將如何書寫?請看《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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